义符的句法倾向性及对形声字词类判断的影响
张积家， 王 斌， 刘红艳
【摘 要】 义符的句法倾向性是指义符在句法上的倾向性水平。通过三项研究，探讨义符的句法倾向性及其对形声字词类判断的影响。研究1统计2 500个常用汉字中的形声字，考察有不同义符汉字的词类分布。结果表明，大多数义符有明显的句法倾向性。在161个义符中，129个有明显的表词类功能，占80.12%。研究2要求汉语母语者对161个义符的句法倾向性赋值，考察主观评定结果与客观统计结果的一致性程度。结果表明，汉语母语者对义符的表词类功能评定与对2 500个常用字中形声字的统计结果相关显著，说明义符的句法倾向性具有心理现实性。研究3操纵义符的句法倾向性水平，发现义符的句法倾向性影响汉语母语者对汉语动词与名词的分类，有高句法倾向性义符的词被更快地确定为动词或名词，表明义符的句法倾向性影响对汉字词句法意义的提取。
【关键词】 义符 句法倾向性 形声字 词类判断
一、引 言
汉字是意音文字，具有见形知义的特点。形声字是汉字的主体。在《现代汉语词典》的7 000常用字中，形声字占81%。[1]形声字由一个表义部件和一个表音部件组合而成，表义部件叫做“义符”或“形符、意符”，又称为“形旁”，是与被构字有语义联系的部件；表音部件叫做“声符”或“音符”，又称为“声旁”，是与被构字有语音联系的部件。从部件功能角度划分，形声字的两个部件分别被称为“义符”和“声符”；从部件构形角度划分，这两个部件分别被称为“形旁”和“声旁”。形声字自产生之日起，数量就不断增加，汉字也在不断地向着形声结合方向发展。这是因为形声造字法简捷，识读有规律可循，认知理据性强，能够增强形似字与音同字的区分度，便于学习者理解和识记，也便于集中学习(如按形旁集中识字或按声旁集中识字)。因此，研究汉字，不能不研究形声字；研究汉字认知，应该将形声字认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形声字认知，重点是研究义符的表意功能和声旁的表音功能，这是形声字的认知理据和结构规律所在。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形声字的认知研究大都集中在这两方面。由于大部分声符是独体字，在数量上也比义符更有优势，使得研究者对声符研究较多，结果也较为充分和一致。[2—5]而多数义符并非是独体字，研究相对困难，所以研究较少，研究结果的争议也较大。[6—8]
义符作为表义部件是汉字独特性的体现，也是探讨汉字认知的切入点。在语言学领域，对义符表意功能的量化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缺乏严格的分析标准。研究者采用不同的分析标准来考察义符的表义度，得出的义符表义程度也不尽相同。费锦昌和孙曼均采用赋值方式来考察义符对整字的表义度，发现义符只提供笼统、粗疏的语义，但在汉字学习和使用中仍然具有重要作用。[9]李燕、康加深、魏迈和张书岩将义符义与整字义的关系按照联系程度高低分为三级，计算出义符的表义度为43.4%。[10]另一些学者统计出的义符表义度相对较高，如张翔系统考察现代汉语7 000通用字中的形声字，得出义符有表义功能的占全部形声字的89%。[11]李蕊分析《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大纲·汉字表》，得出义符表义的字占所有形声字的62.3%。[12]Williams和Bever统计显示，通过义符来推测整字语义，正确率可以达到60%—80%。[8]可见，采用不同的材料和分类标准来考察义符的表义度，结果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者开始探讨义符在汉字词认知中的作用，义符的语义功能是关注重点。张积家、张厚粲和彭聃龄发现，义符对形声字的语义提取有重要作用：当义符与词的上属一致时，促进对汉字词类别语义的提取；反之，干扰对汉字词类别语义的提取。[13,14]这一结果也得到Williams和Bever的研究[8]验证，在以汉语为第二语言的外籍学习者身上也得到验证。[7]研究还发现，义符在汉字的特征语义提取[15]、动作动词意义认知[16]、类别归纳推理[17,18]方面均具有表语义功能，在汉字加工中存在义符的语义激活。[19—26]比较发现，义符在形声字识别中的作用比声符更大。[7,8,27,28]
在先生看来，翻译包含译材和译法，其中译法是关键，而译法又分为译笔和译名，其中译名格外重要。先生认为这里的名指一切词品，不限于名、静、动词，这实际上已将译名扩展为词语翻译。接下来，先生一一分析了五种译名的方法。音义分译始于佛经翻译，但佛经里这类译名很少，试而未效；音义兼译于译者两全其美，实则吃力不讨好；造译更加少见且极费力、不方便，此三者都不是译名的通行译法。剩下的音译与义译是主要译法,占译名的绝大多数,也是近年译名辩论的焦点。因此先生也重点考察了音译与义译及其关系。
义符除了具有表义功能外，还有一定的表句法功能。汉字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很多字在语法上兼类，如“花”既是名词(指植物的一部分)，也是动词(花钱、花时间等)。英文词具有明显的语法标记，如“-tion，-sion，-ment，-er，-or，-ness”等是名词后缀，“-ed，-ate”等是动词后缀，汉字却没有语法标记。虽然汉字词没有明显的语法标记而且语法兼类，却具有一定的句法倾向性，要么在大部分情况下表示名词，要么在大部分情况下表示动词。中文的名词和动词也具有一定的结构规律。中文名词大多用义符来标记事物属于某一类别(belongs to something)，如表示与草有关的词大多从“艹”(苗、芽等)，表示与土地有关的词大多从“土”(地、坡等)；或者用义符来表示事物的物质组成(be made from something，or be made of something)，如表征由金属组成的事物大多从“钅”(铁、铜等)，表征由木头组成的事物大多从“木”(板、柜等)，表征由水组成的事物大多从“氵”(江、海等)。中文动词大多用义符来表示完成动作的器官或工具，如表征用脚完成动作的动词大多从“足”或从“辶”(跑、逃等)；表征用嘴完成动作的动词大多从“口”(吃、叼等)；表征用手完成动作的动词大多从“扌”或“手”(打、挠、拿、擎等)；表征用刀完成动作的动词大多用从“刂”或“刀”(划、刺、切、剪等)。因此，义符不仅揭示汉字词的语义，也蕴含汉字词的句法信息，使读者能够“见字知类”，不仅知语义的类，也知语法的类。
目前，有关义符表示句法信息功能的实证研究较少。张积家、方燕红和陈新葵初步研究了义符的句法功能。他们从2 500个常用汉字中统计部分频率较高的义符及构成汉字的句法信息，并将由标明事物物质组成的义符(如“氵、木、钅”)构成的名词形声字定义为义符与词类一致的名词，将由标明动作器官或动作工具的义符(如“扌、口、刂”)构成的动词形声字定义为义符与词类一致的动词，采用词类判断任务考察义符在中文名词和动词分类中的作用，发现义符在中文名词和动词分类中具有重要作用：当义符与词类一致时，促进对词的句法意义的认知；当义符与词类相反时，干扰对词的句法意义的认知。义符对动词句法分类的影响大于对名词，对低频词句法分类的影响大于对高频词。[29]这表明，义符不仅提供了汉字的语义信息，也提供了汉字的句法信息。但这一研究只涉及小部分频率较高的义符，这些义符所具有的功能并不能够被简单地推广到其他义符上。李思齐采用词类判断任务考察义符对名词和动词加工的影响，发现在有义符条件下反应时更短，错误率更低。ERPs结果显示，在汉字单独呈现的条件下，无义符条件比有义符条件诱发了更大的N400波幅，说明这一阶段义符的特征信息和概念信息都处于激活阶段，义符对词汇的语法分类起到了促进作用。[30]
事实上，不仅中文词在语法上兼类，义符在语法上也兼类。由同一义符构成汉字的词类不明确，很多义符既可以表征动词，也可以表征名词。例如，义符“亻”表征“人”，既可以形成名词，如“仆、仙”，也可以形成动词，如“依、作”，还可以形成量词，如“位、件”，以至于形成数词，如“俩、仨”；“扌”表示用手发出的动作，既可以形成动词，如“打、扑”，也可以形成名词，如“技、拇”，还可以形成数词，如“捌、拾”。但仔细研究发现，有一些义符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示名词，较少表示动词、形容词、副词或其他词类，如“艹、女、木、土”；有一些义符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示动词，较少表示名词、形容词、副词或其他词类，如“扌、辶、忄、目”。也就是说，不同义符的句法倾向性不同。义符的句法倾向性是否影响中文名词和动词的分类？这是义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只有初步的研究，[29]这主要是因为很难确定义符兼类的操作性定义以及每一义符的兼类程度。在本研究中，把义符的兼类情况定义为义符句法倾向性水平，如果由义符构成的汉字主要属于某一词类，较少属于其他词类，就说明该义符的句法倾向性高；如果由某一义符构成的汉字在不同词类上的分布没有差异或者差异不大，就说明该义符的句法倾向性低。拟通过三项研究来考察义符的句法倾向性及对形声字词类判断的影响。研究1统计《现代汉语常用字表》中2 500个常用字中形声字的义符的句法倾向性；研究2通过问卷调查义符句法倾向性的心理现实性；研究3通过实验考察义符的句法倾向性水平对中文动词和名词分类的影响。
二、研究1 2 500个常用字中形声字义符句法倾向性统计
句法倾向性高的名词性义符包括衤、土、木、月、艹，句法倾向性高的动词性义符包括讠、辶、扌、忄、目，句法倾向性低的名词性义符包括页、日、纟、疒、阝(左)，句法倾向性低的动词性义符包括亻、氵、马、车、衣。每一义符下有3个汉字，组成的名词和动词各占一半。平衡四组形声字的字频、笔画数、具体性和语义透明度。字频信息参考《现代汉语频率词典》，[32]字频为每百万字中出现该字的次数。具体性和语义透明度分别由37名大学生和31名大学生采用5点量表评定得出。统计表明，四组材料的平均笔画数差异不显著，F (3，56)=0.80，p >0.05；平均字频差异不显著，F (3，76)=0.02，p >0.05；平均具体性差异不显著，F (3，56)=1.39，p >0.05；平均语义透明度差异不显著，F (3，56)=1.20，p >0.05。61名汉族大学生采用5点量表评定每组形声字的义符的主观熟悉性，31名大学生对每组材料的义符的可独立性和可称说性进行是否判断(1表示是，0表示否)。结果表明，义符的主观熟悉性差异不显著，F (3，56)=1.98，p >0.05；义符可成字性差异不显著，F (3，56)=2.33，p >0.05；义符可称说性差异不显著，F (3，56)=1.28，p >0.05。
综合表1、表2和表3，将按照严格标准划分的名词性义符和动词性义符的句法倾向性确定为一级水平，将按照次严格标准划分的名词性义符与动词性义符的句法倾向性确定为二级水平，将按照温和标准划分的名词性义符与动词性义符的句法倾向性水平确定为三级水平，结果如表4所示。
选取2017年7月～2018年7月我院收治的萎缩性阴道炎患者60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治疗方式的不同将其分为观察组（雌激素联合甲硝唑）和对照组（甲硝唑），各30例。其中，观察组年龄58～75岁，平均年龄（60.2±3.4）岁，绝经时间3～10年，平均（7.3±2.4）年；对照组年龄59～76岁，平均年龄（64.2±3.1）岁，绝经时间2～12年，平均（7.9±2.6）年。对比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为了解汉字义符的句法倾向性，笔者统计了2 500个常用字中形声字的义符的句法倾向性。具体步骤如下。
1.根据在线新华字典统计《现代汉语常用字表》[31]中2 500个常用字的字源信息。其中，象形字211个，指事字37个，会意字452个，另有“肾”和“亮”两个汉字的字源信息不明确，其余1 798个字均为形声字(兼形声字的也纳入其中)。
2.根据在线新华字典列出1 798个形声字的义符，统计义符的个数，共涉及161个义符。
3.根据在线新华字典，将1 798个形声字以句法功能为标准，分为11类：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数量词、连词、介词、助词、象声词、语气词和代词。考虑到汉字的句法兼类，对句法兼类的字，采用加权法。当一个汉字表示多种词类时，最重要词类排第一，是它的最基本、最常用词类，其解释条目多于其他词类，解释条目少的词类是较少使用的词类。将一个字表征句法倾向(词类)的能力赋值为1。如果一个字只表示一种词类，就给这个词类赋值为1。如果一个字表示两种词类，则根据词类的重要性，分别赋予不同的值：如果一个词类的解释条目多于另一词类，前者赋值为0.67，后者赋值为0.33；如果两者的解释条目相当，均赋值为0.50。如果一个字表示三种词类，对较重要、解释条目较多的词类赋值为0.50，其他两个词类分别赋值0.25。如果一个字表示四种词类，对较重要、解释条目较多的词类仍然赋值为0.50，对后三者分别赋值为0.1667。一般来说，一个字最多兼四种词类。如果一个字多音，分别统计每一字音的情况，再将每个字音的统计结果相加，求平均数。例如，“澡”在在线新华字典中只有动词一种词类，就在动词上赋值为1，其他词类均赋值为0。再如，“训”在在线新华字典中有动词和名词两种词类，动词词义有9种解释，名词词义有3种解释，给动词赋值0.67，名词赋值0.33。据此方法，查出1 798个常用形声字中每一汉字在每一词类上的赋值，输入Excel表格。在Excel 表中，计算出由每一义符构成的字在每一词类上赋值的平均数。
(二)结果与分析
根据统计结果确定义符的句法倾向性，具体步骤如下。
1.确定分类标准。由于在2 500常用字的形声字中名词和动词所占比例最高，确定义符句法倾向性时划分为三类：(1)名词性义符。包含该类义符的汉字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名词。(2)动词性义符。包含该类义符的汉字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动词。(3)句法倾向性不明显的义符。由该类义符构成的汉字兼类程度明显，词类倾向不明显。
移民后期扶持资金的使用情况，关乎大中型水库移民工作的成效，在移民后期扶持资金使用和管理过程中，采取科学有效的资金管控制度与管理方式，是保证移民资金利用率和水库移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条件。县级报账制是目前县级财政工作中，运用较为广泛的管理办法之一，将其有效地应用到山西省中大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管理工作中，能够结合地区实际情况优化移民资金的使用，促进资金使用和管理效率的提升。
2.由于大多数义符兼类，因此，认为义符的句法倾向性不是“全或无”的类别变量，而是具有量的差异的连续变量，差异程度决定义符的句法倾向性。为此，采用不同划分标准来观察义符的句法倾向性。
土壤酸碱度是土壤形成过程和熟化培肥过程的一个指标，不仅仅影响土壤中养分存在的形态和有效性，而且对土壤的理化性质、微生物活动以及植物生长发育也有很大的影响。据有关研究资料指出，土壤pH值是估计植物营养元素相对有效性的指标，土壤对植物生长所必需的大多营养元素，而且pH值在6～7范围内有效度最高[15]。
(1)严格标准：如果某一义符在某一词类上的赋值平均数高于在其他词类上的赋值平均数0.30以上，定义这一义符具有表征这一词类的作用；如果某一义符在不同词类上的赋值平均数之间差值小于0.30，定义该义符的句法倾向性不明显。例如，“厂”在名词上的平均赋值为0.651 8，明显高于在动词(0.226 3)和形容词(0.121 8)上的平均赋值(差值大于0.30)，“厂”就被确定为句法倾向性高的名词性义符；“方”在名词、动词、形容词上的平均赋值分别为0.333 3、0.223 3和0.333 3，在任意两个词类的赋值平均数之间差值均小于0.30，“方”就被确定为句法倾向性不明显的义符。根据统计结果，所确定的名词性义符、动词性义符和句法倾向不明显的义符如表1所示。
表 1义符的句法倾向性分类表(严格标准， n = 161)
由表1可见，根据严格标准，句法倾向性高的名词性义符有58个，占36.02%；句法倾向性高的动词性义符有40个，占24.84%。二者合计，句法倾向性高的义符总共有98个，占60.87%；句法倾向性低的义符有63个，占39.13%。
(2)次严格标准：如果某一义符在某一词类上的赋值平均数高于在其他词类上的赋值平均数0.20以上，定义这一义符具有表征这一词类的作用；如果某一义符在不同词类上的赋值平均数之间差值小于0.20，定义该义符的句法倾向不明显。根据统计结果，所确定的名词性义符、动词性义符和句法倾向不明显的义符如表2所示。
城市道路桥梁的施工中，影响工程质量的因素比较多，其中施工材料就是比较突出的。这就要求施工前以及施工中的材料质量管理控制工作要做好，保障施工材料的有效应用。施工前的材料购置的环节，就要派遣专业的采购人员，结合道路桥梁施工中对材料的规格以及数量和类型加以明确，按照实际的需求进行采购，做好货比三家，在保障材料质量的基础上，将成本降到最低。材料的现场管理工作也是比较关键的，对此就要有专业的管理人员，对材料分类管理，按照材料的管理要求加以执行。材料使用前要进行检查，保障材料的质量符合标准才能进场使用。
表 2义符的句法倾向性分类表(次严格标准， n = 161)
由表2可见，根据次严格标准，句法倾向性高的名词性义符有66个，占40.99%；句法倾向性高的动词性义符有52个，占32.30%。二者合计，句法倾向明显的义符总共有118个，占73.29%；句法倾向不明显的义符有43个，占26.71%。与表1比较，名词性义符增加了8个：彳、饣、宀、田、白、丘、虫、糸，动词性义符增加了12个：巳、刀、力、口、贝、壬、长、疋、耳、走、舍、喜。新增加的20个义符的句法倾向性较高。相应地，句法倾向不明显的义符总共减少了20个。
(3)温和标准：如果某一义符在某一词类上的赋值平均数高于在其他词类上的赋值平均数0.10以上，定义这一义符具有表征这一词类的作用；如果某一义符在不同词类上的赋值平均数的差值小于0.10，定义为该义符的句法倾向不明显。根据统计结果，所确定的名词性义符、动词性义符和句法倾向不明显的义符如表3所示。
表 3义符的句法倾向性分类表(温和标准， n = 161)
由表3可见，根据温和标准，句法倾向性高的名词性义符有71个，占44.10%；句法倾向性高的动词性义符有58个，占36.02%。二者合计，句法倾向明显的义符总共有129个，占80.12%；句法倾向不明显的义符有32个，占19.88%。与表2比较，名词性义符增加了5个：门、弓、见、石、立，动词性义符增加了6个：力、尸、火、灬、穴、酉。这11个新增加的义符的句法倾向又要弱一些。相应地，句法倾向性不明显的义符减少了11个。
苏轼被排挤出京城以后，并没有停止抵制王安石变法，他用自己亲眼看到的事实向朝廷反映变法后的真实情况，申述自己的观点。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苏轼外放到杭州任通判时，亲眼看到王安石变法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再次《上神宗皇帝书》，他说:“天下莫危于人主也。聚则为君民，散则为仇雠，聚散之间，不容毫厘。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人主失人心则亡。”苏轼认为，民心的得失是国家兴亡的头等大事，得人心者为“王”，失人心者为“独夫”。
表 4义符的句法类型与句法倾向性( n = 161)
三、研究2 汉字义符句法倾向性的心理现实性考察
从对2 500个常用字中1 798个形声字的义符的句法倾向性统计结果可见，义符有明显的句法倾向性。在161个义符中，只有32个义符没有明显的句法倾向性(词类之间赋值平均数一样或差异小，不足0.10)，只占总数的19.88%。然而，在实际的识字和阅读中，人们是否利用了义符的这一特点？换言之，义符的句法倾向是否具有心理现实性？如果具有心理现实性，汉语母语者对这些义符的句法倾向性评定就应该与对2 500个常用字中形声字的义符的句法倾向性的统计结果相关显著。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研究2进行了问卷测量。
4.毕业前夕的岗前培训。顶岗实习开始前，对学生开展一周时间的顶岗实习岗前培训，请优秀小学教师上观摩课，做岗前指导，组织毕业生开展教学技能展示活动，听取典型教学案例分析等。
(一)被试
86名大学本科生，母语为汉语，男生44名，女生42名，平均年龄为20.3±0.76岁。
(二)材料
超过半数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对自己的创新能力评价不高，其中，60%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如何提高创新能力有所思考，但实际行动中对创新的发现、应用及推广能力不足。
将161个义符编成一个问卷，让被试思考问卷左边的义符可以表示右边哪一词类或哪些词类，并且根据表示程度进行0—5分的赋值。例如，如果认为“瓦”总是用来表示名词，就在名词处写上5；“厂”有时用来表示名词，较少用来表示动词，可以在名词下写3，在动词下写2。每个义符的总分是5分。总共发出86份问卷，回收86份问卷，有效率为100%。
(三)施测
Case 3.当G=M3(1,1,1)时,元素(aibjck)3=(aibj)3=a3ib3j[b,a]3ij=1,幂图可平面化.
发放问卷给被试，单独施测，时间不限。
采用E-Prime系统编程。60个刺激随机呈现，每一被试接受所有实验材料。实验前，被试通过练习熟悉实验程序。被试端坐在计算机前，左手食指放在F键上，右手食指放在J键上，要求被试既迅速又准确地判断屏幕上呈现的词是动词还是名词。对一半被试，如果认为是名词，按下F键；如果认为是动词，按下J键。对另一半被试要求相反。正式实验时，首先在计算机屏幕中央呈现“
”注视点500ms，空屏500ms，然后在注视点位置呈现刺激。计算机自动记录从刺激呈现到被试做出反应的时间间隔以及正确率。计时单位为ms，误差为±1ms。被试共需要做60次判断。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经过移植的苗木，高生长量减少，而直径生长量增加，根量也增加，侧、须根较发达、而主根较短。留床苗因为营养面积小，光照不足，通风不良，地上部分枝叶少，苗干虽高但细弱，侧、须根不发达，地下根量小，而主根过长。
把每一义符在所有词类的赋值叠加，计算出对每一义符赋值的平均数并换算成以1分为总分的相对值。然后，将赋值结果和统计结果做相关分析。由于汉语的主要词类是名词和动词，其他词类所占比例小，因此只分析两份量表中名词和动词的相关。数据采用SPSS20.0分析(下同)。
通过建设卫生厕所所产生的生活污水经过化粪池预处理后排入沿着村庄主路布置的排水管网，最终在排水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统一处理，处理达到一级B标准后排至沟渠。
(五)结果与分析
研究2表明，义符的句法倾向性具有心理现实性。然而，被试对义符的句法倾向性评定属于显性评价。在实际汉字词认知中，义符的句法倾向性及其水平是否真的有影响？具体说，在对中文词做词类判断时，汉语母语者是否会潜意识地使用义符的句法倾向性表征？张积家等人的研究[29]只是证实义符的句法倾向性与整词词类的一致性对中文名词与动词分类的影响，并未实际地操作义符的句法倾向性水平。因此，研究3操纵义符的句法倾向性水平，考察被试在进行词的句法分类时是否受句法倾向性水平影响。
表 5 161个义符的句法倾向性的词典统计值与评定值的相关分析
注：*代表p <0.05，**代表p <0.01。
皮尔逊相关分析表明，大学生对161个义符的名词赋值和词典统计值的相关为r =0.732，p <0.01，非常显著；对161个义符的动词赋值与词典统计值的相关为r =0.764，p <0.01，也非常显著。这说明，在汉语母语者的头脑中，确实存在着义符的句法倾向性的心理表征。
四、研究3 义符的句法倾向性对汉字词词类判断的影响
评定结果及与词典统计结果的相关如表5所示。
(一)被试
60名本科生，母语为汉语，平均年龄为19.4±0.76岁，男生32名，女生28名，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二)设计及材料
2(义符的句法倾向性水平：高/低)×2(词类：名词/动词)被试内设计。根据对2 500个常用字中形声字义符的句法倾向的统计结果，将“义符的句法倾向性水平高”定义为义符在某一词类上的赋值显著高于在其他词类上的赋值(差值大于0.30)，即表4中句法倾向性高的一级水平义符。将“义符的句法倾向性水平低”定义为义符在某一词类上的赋值与在另一词类上的赋值相差不大(差值小于0.10)，即表4中句法倾向性不明显的义符。因变量为被试对汉字词词类判断的反应时和正确率。在每一水平下有15个汉字，共有60个汉字。实验材料的统计信息如表6所示。
表 6实验材料信息
(一)方法
(三)程序和仪器
(四)数据处理
(四)结果与分析
反应时分析时删除M ±2.5SD 之外的数据(2.9%)及低于300ms和高于2 000ms的数据(6.4%)。被试对各种类型汉字词类判断的反应时和错误率如表7所示。
表 7被试做词类判断的平均反应时( ms)和平均错误率(%)
反应时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表明，义符句法倾向性水平的主效应显著：
均数比较表明，由句法倾向性高的义符构成的汉字的反应时显著短于由句法倾向性低的义符构成的汉字的反应时，p <0.001。词类的主效应显著：F 1(1，58)=37.27，p <0.001，
CI1=[26.49，132.63]。均数比较表明，对动词判断的反应时显著短于对名词判断的反应时，p <0.001。义符句法倾向性水平与词类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 1(1，58)=0.01，p >0.05；F 2(1，56)=0.001，p >0.05。错误率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表明，各种主效应与交互作用均不显著，ps >0.05。
因此，研究3表明，由句法倾向性水平高的义符构成的汉字的反应时显著短于由句法倾向性水平低的义符构成的汉字的反应时，表现出明显的反应优势。同时，对动词判断也比对名词判断表现出明显的反应优势。
道路交通事故深度调查，作为地方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一项法定职责，正在被推向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它将有力地改变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主体责任难以落实的现状，改变公安机关作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主体孤军奋战的局面，创建全社会依法管理交通、参与交通的良好局面。道路交通事故深度调查，作为一项公安交通安全管理的新型实用技术，目前尚不成熟，迫切需要多方面的专家参与进来，共同探究相关理论与方法。道路交通事故深度调查的研究前景不可限量。
五、讨 论
通过三个研究，探讨了汉字义符的句法倾向性及其对形声字词类判断的影响。研究1统计了2 500个常用字中形声字的义符的句法倾向性，发现句法倾向明显的义符所占比例高；研究2通过问卷调查了义符句法倾向性的心理现实性，发现通过词典统计的义符的句法倾向性与通过被试评定的义符的句法倾向性相关较高而且显著，说明义符的句法倾向性具有心理现实性；研究3通过实验发现，由句法倾向性高的义符构成的汉字的词类判断反应时显著短于由句法倾向性低的义符构成的汉字，证实义符的句法倾向性影响汉字的词类判断时间，而且还发现了动词加工比名词加工的反应优势。下面就对研究结果做一些讨论。
(一)关于2 500个常用字的义符句法倾向的统计结果
对2 500个常用字的形声字统计发现，有一些义符倾向于表示名词，如表征类别或表征物质的义符，“艹、土、巾、女”等；有一些义符倾向于表示动词，如表征人体器官或工具的义符，“扌、足、辶、刂”等。在161个义符中，句法倾向性高的名词性义符(词类赋值差值大于0.30)有58个，占36.02%，句法倾向性高的动词性义符有40个，占24.84 %；句法倾向性较高(词类赋值差值介于0.10—0.30)的名词性义符有13个，占8.07%，句法倾向性较高的动词性义符有18个，占11.18%；句法倾向性不明显(词类赋值差值小于0.10)的义符有32个，占19.88%。总体来看，句法倾向性较高及以上的义符总共有129个，占80.12%，即约占4/5。可见，大部分义符均具有较明显的句法倾向性，说明义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示汉字的语法种类。
义符之所以具有明显的句法倾向性，与义符的来源有关。李国英对72个高频义符做过义类分析，72个高频义符被分为人和物两大类：人又分为人自身(人、尸、女、疒)和人体，人体包括手(手)、足(足、彳、走)和其他器官(骨、肉、心、力、歹)；物又分为自然物与人造物，自然物包括动物(马、牛、羊、犬、鹿、鸟、虫、鱼、羽、角)、植物(艹、木、竹、禾)、矿物(金、石)、天象(日、雨)、地文(山、田、土、阜、水)，人造物包括衣(衣、巾、糸)、食(食、米、酉)、住(邑、厂、广、宀、穴、门)、行(车)、用(示、刀、弓、贝、革、瓦、网、火、黑)。[33]由此可见，义符主要由名词构成，反映具体的事物及其类别，只有少量的义符源于动词，如走、死、喜等。然而，事物不仅具有属性，还具有功能。于是，一些可以用作动作器官和动作工具的事物名称便具有了表示动作的功能，进而转化为动词性义符，如人体器官名称(手、口、目、心、耳等)、某些矿物名称(金等)、某些自然物名称(贝、火、风等)、某些人造物名称(戈、刂、刀等)。那些不可能成为动作器官和动作工具的人体或物体名称自然就更多地保留了表征事物属性及类别的功能，成为名词性义符。这就是义符句法倾向性的来源。因此，义符在中文名词和动词的分类中也就有了重要作用。
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我国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元素，针对数据处理方面的网站也较为广泛，数据演化的形式也随着不同领域的特点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化，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种。
义符之所以具有句法倾向性，也与汉语的性质和汉民族的思维方式有关。有学者认为，汉语具有空间特质，汉民族对世界的认知是空间重于时间。因此，汉语非常注重能够体现事物空间信息的名词，汉语的大多数动词衍生于名词。汉语也常常借用体现空间的名物来表达具有时间性的行为或动作。在汉语中，许多动词也由名词义延伸而来。汉字起源于象形文字。由于事物比行为更容易用图画来表示，所以最初的象形文字也大都表达名物。甲骨文大都刻画太阳、月亮、星星、人、动物等事物，这些后来都演化成名词。现代汉语仍然以名词为中心，很多动词源于名词，甚至与名词词形相同。[34—37]汉族人的思维也具有具象性、关联性与整体性的特点。[38]名与物联系在一起。因此，同一汉语词汇，在表达事物的属性或类别时就成为名词，如“黑”作为名词时表示一种颜色；在表达事物的功能和作用时就成为动词，如“黑”作为动词时可以表示变暗的过程，人们表达天色变暗时常说“天黑了”。汉语的这一特点不仅在词汇水平上是如此，在亚词汇(如义符)水平上也是如此。
(二)关于动词相对名词的优势
本研究表明，被试对不同词类的分类反应时存在着显著差异，被试对动词的词类判断显著快于对名词的词类判断。这与张积家等人关于义符在汉字语义分类中的作用的研究结果一致。[29]李思齐也用脑电实验证实了这一结果，[30]发现在词类判断中动词比名词引发了更大的P600波幅，说明在晚期的语法整合过程中，义符体现出标示词类的作用。动词性义符的句法倾向性更明确，与所构形声字的词性一致程度更高，更容易反映句法功能。之所以如此，与义符的数量有关。在汉语中，标示动词的义符比标示名词的义符数量少。根据研究1对2 500个常用字中的形声字的统计结果，名词性义符的数量是动词性义符的1.22倍(名词性义符有71个，动词性义符有58个)。同时，名词性义符构成的汉字比动词性义符构成的汉字数量多(名词性义符构成的汉字有812个，动词性义符构成的汉字有676个，平均为1：0.83)。因此，当判断词性时，被试就能够更容易、更快地从心理词典中提取出关于动词的信息。相反，由于名词性义符数量多，被试获取相应信息的时间就更长。这种现象在其他语言中也存在。例如，在希伯来语中，也是名词词根多，动词词根少。Deutsch等人研究希伯来语名词和动词的词根与词形模式在词汇通达中的作用，发现动词词根比名词词根更容易通达。[39]
(三)关于由句法倾向性水平高的义符构成汉字的反应优势
目前，研究者对义符的语义功能研究得较为充分，对义符的句法功能的探究较少。张积家等人发现，义符在中文名词和动词分类中有重要作用：当义符与整词词类一致时，能够促进对词的句法意义的认知；当义符与整词词类相反时，会干扰对词的句法意义的认知。[29]这说明，义符作为汉字结构的一部分，是汉字加工的一个层次，义符提供了重要的语法种类信息。研究3发现，在词类判断中，由句法倾向性水平高的义符构成的汉字比由句法倾向性水平低的义符构成的汉字的反应时短，这不仅进一步证实了义符具有一定的句法意义，也说明义符具有句法倾向性水平的差异，这种差异影响汉语母语者对形声字的词类判断，即影响对形声字的句法信息加工。
张积家等人在Collins和Loftus的“两个网络系统”理论[40]的基础上，适当地吸收了“平行分布加工模型”中“平行激活扩散”的思想，[41]提出了汉字形声字加工的“两个网络系统模型”。[15]该模型认为，汉字词加工涉及两个网络系统：词汇网络系统和语义网络系统。词汇网络系统贮存词的笔画、部件、词素和整词等词形结构特征，语义网络系统贮存词的语义，包括概念结点、类别结点和语法结点。在两个网络系统之间，存在着以义符为中介的联结。汉字词呈现引起的义符激活可以沿着网络间的联结通路到达语义网络，激活义符所代表类别结点、概念结点和语法结点。当词汇识别之后再做语义判断或词类判断时，由于相关的结点已经处于激活状态，此时只需要较少的激活就可以打通联结通路，从而较快地做出判断。[15,42]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加工机制，与人们的汉语阅读经验有关。人们在长期的识别汉字的过程中，形成了关于义符的内隐知识，内隐地掌握了义符的各种意义，从而影响对汉字词的反应。张积家等人认为，正是通过内隐学习，汉语使用者掌握了义符的语法意义，使义符不仅能够表征事物的类别、定义特征、物质组成，又能够表征动作的动作器官和动作工具，因而也能够表征词的语法种类。义符便成为汉字认知的“块”，这种“块”不仅是结构的“块”，也是语义的“块”，还是语法的“块”。这也是中文区别于拼音文字的重要特点之一。[29]英文词具有表示名词和动词的后缀，汉字词则有表明句法种类的义符。英文与中文这两种语言的结构形式不同，在句法加工中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综合地看，在“两个网络系统模型”中，由于包含汉字的外部特征信息和语义信息，可以解释义符的语义功能和部分语法功能。但是，这一模型未考虑义符的句法倾向性及其水平，不能够合理地解释义符的句法倾向性水平对形声字词类判断的影响。因此，在两个网络系统模型基础上，笔者提出针对义符句法倾向性在汉字词类判断中作用的“三个网络系统模型”，如图1所示。
图 1三个网络系统模型
“三个网络模型”认为，在汉语讲话者的头脑中，存在着三个网络系统：词汇网络、语义网络和句法网络。句法网络贮存词的句法属性。由词汇呈现引起的激活进入词汇网络以后，依次激活词汇网络中的笔画、部件、词素和整词结点，到达语义网络和与之并行的句法网络。在词汇网络与语义网络、句法网络之间，均存在着以义符为中介的联结。由汉字词呈现引起的义符激活可以沿着网络间的联结通路到达语义网络和句法网络，在语义网络激活与义符有关的类别结点和概念结点，从而影响词汇的语义决定；在句法网络激活与义符有关的句法类别结点和词汇句法结点，从而影响词类判断。由于由句法倾向性高的名词性义符构成的汉字大多是名词，由句法倾向性高的动词性义符构成的汉字大多是动词，名词性义符和动词性义符便与句法网络中的句法类别结点建立了较强的联系。因此，当句法倾向性高的义符激活从词汇网络平行扩散到句法网络时，就能够容易地激活义符的句法类别结点，进而激活具有该义符的词汇句法结点。当词汇句法结点被来自词汇网络的整字激活流激活以后，句法网络中义符的句法类别结点、词汇句法结点均已经处于激活状态，此时只需要少量的激活就可以打通句法通路，所以反应时短；句法倾向性低的义符未与特定的句法类别结点建立起联结或者建立的联结较弱，义符激活平行扩散到句法网络时，不能够较快地激活义符的句法类别结点，或者激活了众多的句法类别结点，而这些句法类别结点之间的激活程度差异不显著，此时需要在词汇网络实现整词通达以后再激活句法网络中的词汇句法结点和句法类别结点才能够进行判断，反应时因而便延长了。
总之，义符的句法倾向性水平对形声字词类判断的影响表明，义符作为汉字的重要“一半”，不仅是汉字词语义加工的层次单元，也是汉字词句法加工的层次单元。揭示这种加工单元的存在及其作用，对汉字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汉字词的学习与运用也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六、结 论
(一)对2 500个常用字中形声字义符句法倾向性的统计表明，大多数义符具有明显的句法倾向性，或者更多地构成名词，或者更多地构成动词。
(二)对汉语使用者而言，对义符的表词类功能评定与对2 500个常用字中形声字的统计结果相关显著，说明义符的句法倾向性具有明显的心理现实性。
(三)义符的句法倾向性高低影响对形声字的词类判断时间，义符的句法倾向性水平高，由它们所构成的词汇的词类判断时间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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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重点项目“少数民族学生双语学习认知规律研究”(2017- GMA-004)
【收稿日期】 2019-06-21
【中图分类号】 B8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455( 2019) 05-0080-12
(作者简介:: 张积家，山东蓬莱人，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教授；王斌，江苏淮安人，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博士研究生；刘红艳，湖南邵阳人，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王建平；助理编辑：杨孟葳；责任校对：杨孟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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