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刚毅[1]2001年在《近代广西民族间的对外经济交往与融合》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族经济融合，简而言之，即民族间在交往过程中实现经济上的互补和趋同。民族经济融合在民族发展史上意义重大。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各民族间经济发展颇不平衡，各少数民族在身处地理环境的制约下，生产资源及生产水平都较为落后，在与先进汉族地区的经济交往中与相互融合中，更多地表现为受先进地区的经济辐射和影响，其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在先进地区的经济需求和技术供给下进行的，民族经济融合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民族经济发展过程。由此看来，民族经济融合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动力，它是实现民族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和可行的方式之一。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史学界对这一课题似乎重视不够，相关论文和专着寥寥无几，民族经济融合己成为民族史、经济史学界研究和探讨的新领域。 广西地处南疆，境内分布有汉、壮、瑶、侗、苗等12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桂西红水河、左右江流域及桂中柳江流域，而桂东则是汉族占据绝对比例。历史上广西民族经济融合现象较为普遍和典型，由于其内容十分丰富，非一文以论述清楚，故本文仅选取近代时期广西民族间手工业的对外经济交往与融合为切入点，试图通过探讨广西民族间手工业的对外经济交往与融合进程，以反映近代广西民族经济融合的一些规律。 本文认为，民族地区间基于地理环境不同、以及生产力水平、资源状况、历史文化传承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形成彼此间相互区别而又联系密切的经济区，这种区际间的联系和交往是民族间形成经济交往与相互融合的基础。就近代广两民族间经济交往格局来说，可以分为桂中、桂西北、桂西南壮族经济区，桂东北、桂东、桂东南汉族经济区域，湘赣及粤东沿海手工业发达地区，国际市场等四个经济区域。而政府力量、移民力量、市场力量等促进民族间经济融合的动力因素是基于经济区域间差异和需求派生出来的。广西民族间手工业经济融合与手工业的发展是互动的，一方面，广西民族间手工业经济融合促进手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手工业的发展推进手工业经济融合向纵深发展。广西民族间手工业经济融合还推动民族地区农业、工业、商业的相应发展，在广西民族经济现代化进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当然，广西民族间手工业经济融合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交往与融合过程中，广西一些手工业部门出现衰败化，我们既要做到实事求是的给予评价，又要找出其内在原因。总体来看，近代广西手工业融合现象较为普遍，但在许多边远和落后地区，由于缺乏外界刺激，经济融合进程十分缓慢。 由于近代广西民族经济史料较为缺乏，实际写作难度较人。鉴于此，本文选取了一系列能体现手工业融合的载体，通过这些载体的研究反映手工业融合的表现、特点、作用等方面，这些载体包括圩镇、农业结构、工业结构、商业空间等等。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以实证分析为主，借助大量的县志、民国广西报刊资料、少数民族调查资料及文史资抖，尽量通过计量分析，对比分析等方法进行研究，以期得到较为令人信服的结论。 总之，民族经济融合课题在民族史、经济史学界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本文算是对这一领域作一初步研究，错漏之处，恳请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卢敏生[2]2006年在《近代桂东北农民与市场关系研究》文中提出导言部分。桂东北地区独特的地理条件使得它的经济文化都较为发达,对这个地区的农民与市场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和现实启示意义;对有关这个领域的研究动态的简单回顾;文章的框架、创新之处。第一部分,时代背景及桂东北近代市场的两个影响因素。时代背景与所研究对象的哲学辨证关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它一方面破坏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另一方面,又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梯度发展理论与近代广西社会经济的落后、滞后性;近代广西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对桂东北近代市场产生影响的两个因素:开埠通商使得桂东北地区越来越成为西方工商业产品的销售市场,以及世界市场的货源供应地,桂东北农村经济与国内外市场更加紧密的连接起来,桂东北经济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交通是社会生产力系统的动脉和神经,它使得物流畅通,更推动了新的信息、思想与观念的传播,商品意识深入人心,推动了近代市场体系的发育成熟,农民和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起来。第二部分,桂东北农民生产领域的考察。桂东北地区拥有比较优越的农业生产条件,如较为优越的自然条件、农业移民的开发、政府重农等,通过桂东北地区在人口密度、人均耕地面积、年种植苗数、亩产量等数据、表格的对比分析,说明桂东北粮食生产能力在整个广西来说水平还是相当高的。农产品的商品化部分主要考察桂东北的谷米运销、经济林木的种植、手工业发展及其商业化趋势、肉禽肉畜养殖业,桂东北谷米运销涉及理论上的市场分类及其功能,运销数量及其流向,粮食的商品化如何促进农业科技的发展,并进一步指出粮食商品化程度的提高是建立在农民口粮缩减的基础之上的,这是一种虚假的市场繁荣;经济林木种植是一项重要的农家产业,在国际市场需求影响下油桐种植风起云涌,桂东北地区桐油产量及其销路,从整体上看,桂东北的经济林木种植中,除了少数垦殖公司的经营管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绝大多数农家都是粗放型经营,总体水平还是比较低的;手工业是近代桂东北农民重要的生产方式,通过对织布业、麻布业、造纸业的数据化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手工业商业化趋势加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出现;肉禽肉畜养殖业的状况。农村社会的变迁:农民职业角色的多元化,在从业上出现“过度兼业化”现象,导致生产水平恶性的低循环;桂东北地区圩镇有所发展,主要表现在时间、空间上。第叁部分,桂东北农民生活领域的考察,主要在饮食、衣着上考察。饮食分肉食、饭食,具体详列猪肉、牛肉的人均食用量,以及饭食的粥饭比例,通过量化对比说明桂东北地区农民的生活状况处于绝对的贫困状态之中,并进一步指出绝对之中的相对性。衣着上,农民也越来越依赖市场。总的来说,在生活消费领域,桂东北农民与市场的联系,远没有他们在生产领域与市场的联系那么活跃。圩市虚假繁荣的背后,掩盖着农民生活贫困化的真相。第四部分,结论。一方面,在生产领域,农民的生产越来越商品化社会化,另一方面,在生活领
任云英[3]2005年在《近代西安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研究（1840-1949）》文中认为西安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中心城市，在近代百余年间(1840-1949)经历了由传统向现代的遽变，即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发展。近代西安因深居内陆，依托传统农业社会经济基础，游离于西方殖民主义直接控制的势力范围之外，但城市功能和空间结构仍在时代风潮的浸润下逐渐注入了工业文明的丰富内涵，因而导致了城市空间结构演变。其关键性因素是地缘政治结构变化，所以成为内陆城市近代化的典型实例。本文运用历史地理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以城市近代化为主线，从宏观、中观、微观二个层面，对与城市空间结构相关的各要素及其作用进行了综合分析和研究，揭示了西安城市空间结构的近代化过程，探究了两安作为内陆城市其城市空间结构近代化的演变及其机理。属个案城市的实证研究。 本文绪论(第一章)确立了研究的总体思路，在此基础上，主体部分以晚清与民国时期两安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为核心展开论述。主要内容及结论分述如下： 论文的主体分叁个层次，共用了六章篇幅论述了近代西安城市空间结构演变。 第一层次，从宏观、中观、微观对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进行研究。 从宏观区域的视野论述了近代西安城市发育的地理基础与历史脉络(第二章)。近代西安城基于历史以米都城选址的地理区位优势，凭借其农业自然条件、水利条件以及城市交通和军事防御等条件，在相当长时期内仍然保持着农耕文明时期的空间特征。辛亥革命后，城市建置发生了变化、近代工业化发展以及顺应国家、地方政治因素而得以发展，其空间结构发展以辛亥革命为分水岭呈现出晚清时期萌动发展与其后民国时期转型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从中观的自然地理空间界定要素和交通技术条件的相互关系，论述了城市地域结构的演变(第二章)。在晚清时期马车时代的交通运输条件下，城市南部的“出山码头”和北部的“水旱码头”承担了城市对外交通转运的职能，城市功能在地域的延伸呈分散布局的结构特征，出现了府城、关城和外围码头之间的功能与空间分层。民国时期汽车交通和铁路交通导致了外围码头交通功能的衰落，城市地域结构的演变呈城市空间要素向心性的趋集，城市功能的地域分层逐渐被尔关的繁荣和东西轴向的发展取代。 从微观的城市内部功能要素以及功能空间演变的层面过程论述了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演变及其成因。分两章即第四、五章。第四章论述晚清时期西安城服从政治、军事功能需求，以满城为核心仍保持着非均衡性的“城中城”格局，体现军事防御性的内向封闭的空间特征。光绪二十七年(1901)推行新政后，城市内部孕育了空间的封闭性与发展的开放性、新的城
农圣[4]2010年在《一个广西圩镇的兴起发展与族群关系研究》文中提出圩镇是广西一个非常普遍的经济和社会实体,有着固定的常驻人口和配套的各种设施,由于每一个圩镇兴起、存在和发展的道路各不相同,所以广西的圩镇发展是很不平衡的。在广西境内有大圩、黄姚、戎圩等一些交通相对发达、商品经济繁荣的圩镇,但更多的是默默无闻、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农村圩镇,这一类型的圩镇在繁荣程度和影响力方面也许是远远无法与前者相比的,但是作为广西圩镇中的大多数,这些普通的农村圩镇更能反映出广西圩镇所共有的普遍特点,所以也更合适作为研究和探索广西圩镇的基点。所以本文试图通过考察一个普通的广西圩镇——广西大新县榄圩,探寻圩镇作为一个经济实体存在和发生变化时候,她所承担的职责和功能,以及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对当地族群关系所产生的影响。本文主要以广西大新县榄圩乡为研究点,考察榄圩的农业、商业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情况,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思考和分析。本文分为以下几个章节,第一章为前言,主要陈述现在可接触到的涉及广西圩镇的研究成果,以及研究的起源与意义;第二章是对榄圩生态和人文环境进行简介,回顾榄圩的历史轨迹;第叁章主要考察榄圩的农业、商业发展,以及这两方面发展对当地族群关系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第四章着重考察榄圩风俗和文化的变迁和发展,并对风俗文化变迁给族群关系带来的影响进行探讨;结语部分最后指出圩镇作为一个经济实体出现和存在的时候,她所承担的职责和功能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的范畴,作为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经济和社会构架,她利用自己在历史上形成的特殊地位,在不断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不断地将现代社会元素带给了在这个平台上实现互动的各个族群,影响了当地的族群关系不断变化与发展,并最终使当地的族群关系达到趋同与和谐。
黄潇凯[5]2007年在《20世纪30年代广西农民生活水平研究》文中指出生活水平涉及人们的生存与发展,因而成为生活中最根本的问题。考察一定时期人们的生活水平,可以更加深入、直观地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揭示历史发展的趋势。20世纪30年代的广西农村处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经济形态处在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占广西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年收入低微,在丰年尚可勉强维持生存,一遇到灾荒年便走向破产,有限的收入注定了普通农民只能维持基本的生存消费。概言之,这一时期广西农民整体上生活比较困苦。从消费状况看,农民仅能维持温饱,食物以粗粮杂粮为主,细粮极少;衣服多用家织粗布或买来的洋线、洋布并由妇女自制;住房多是草房、土屋,瓦房很少。除去维持基本生存需要的物质消费,农民基本无余顾及其他,精神消费呈现出贫乏的状况,业余娱乐只有旧式的舞龙灯、舞狮子等而已。另一方面,婚姻丧葬的铺张却使农民背负上了沉重的负担。因为农民连最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所以接受教育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一旦生病,惟靠巫婆神汉,无钱求医。仔细分析20世纪30年代广西农民的生活水平,可以看出其整体生活水平之低下,主要表现是收入低,生活质量差;城乡、乡村、阶层、民族以及男女之间的差距明显;另外,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又给农民生活打上不公平的时代烙印。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导致农民生活水平低下的原因主要有:土地瘠薄、频繁严重的自然灾害是其自然因素;田权的分配不均以及沉重的地租、苛捐杂税、高利贷泛滥、农村的生产力水平较低,加上不良生活、消费习俗的影响,这些人为因素窒息农村社会生产力;而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所带来的商品倾销、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以及20世纪上半期广西严重的兵匪之乱等都加剧了农村社会生产环境的恶化,又成为重要的外因。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造成了20世纪30年代广西农民生活水平的低下。20世纪30年代的广西,是整个中国的缩影。像其它各省农村一样,广西农村在帝国主义和残余封建势力的双重束缚之下日渐萎缩,成为没落中的半封建和半殖民地农业社会。低下的生活水平以及动荡的社会环境难使农村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广大农村迫切需要一场根本的变革。
参考文献：
[1]. 近代广西民族间的对外经济交往与融合[D]. 梁刚毅. 广西师范大学. 2001
[2]. 近代桂东北农民与市场关系研究[D]. 卢敏生. 广西师范大学. 2006
[3]. 近代西安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研究（1840-1949）[D]. 任云英. 陕西师范大学. 2005
[4]. 一个广西圩镇的兴起发展与族群关系研究[D]. 农圣. 广西师范大学. 2010
[5]. 20世纪30年代广西农民生活水平研究[D]. 黄潇凯. 广西师范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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