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五行说对道教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教论文,阴阳论文,说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阴阳五行学说本是先秦时代的一个哲学流派，是人们关于宇宙万物发展变化的朴素的哲学概括，进入战国时期，经过阴阳家和众多方士、儒生的着意加工之后，却带有了扑朔迷离的神学性格，成为神的意志的体现，是人和宇宙万物的行为指南。这些思想全盘为道教所吸收，并且构成了道教理论和神仙方术的哲学基础。
阴阳和五行本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阴阳观念早在西周时期就产生了，《周易》就是以阴阳观念为基础的。《周易》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构成，和关于对卦辞、爻辞的解释，其最后定型肯定在春秋时代，即在孔子整理《周易》之后。但其最原始的八卦所体现的四个对立关系，至少形成于西周初年。八卦之构成是对八种自然现象概括的结果：天与地、雷与风、水与火、山与泽，阴阳则又是这八种自然现象的进一步概括，进而成为宇宙间的根本对立关系。自然界的一切变化发展，都是这种基本对立的体现。这时的阴阳没有任何神秘的意义，更没有任何人或神的意志力。直到《老子》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四十二章），依然没有神的性格。这儿的阴阳不过是阴阳二气，道不过是比阴阳二气更高的抽象而已。五行观念的产生晚于阴阳，是对现实自然界的五种物质概括。《尚书·洪范》所述的“洪范九畴”第一就是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这是对人们日常生活中不能稍离的五种物质及其特征的描摹，全无神秘的特征。《洪范》篇相传是殷人箕子所作，但实际上是经过长期的增添之后成文的，故其所述的五行观念要晚于阴阳。据研究，水、火、木、金、土五行观念的形成是春秋时代的事情，《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云：“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性为五色，章为五声。”昭公三十二年又云：“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国语·鲁语上》云：“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可见五行之名，为人常用。这时的五行虽然和人事有合一的趋势，但依然是朴素的五种自然物质的意义居多，神秘成份较少。
战国时期思想解放，诸子百家在探讨现实问题的同时，一些学者试图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试图用一个基本的观点来解释天道、地道、人道的古今变化之理。最早进行这个尝试的是《老子》，用“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来说明宇宙万物的构成。因过于简单，过于抽象，尚不能解答古今巨变特别是朝代变迁的原因。故战国的学者们把阴阳和五行结合起来，用以解释自然和社会的变迁之理，赋予阴阳五行以神的功能。系统地进行这一理论创造的是齐人驺衍、邹忌。《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
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
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然其要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得如下几个要点：一是邹衍系统地把“阴阳消息”附会人事。二是创造了符瑞说，也就是“祥度制”。三是创造了“五德转移”说，也就是五德终始说。四是创立此说的目的是干预人主，利用神的力量，要人主改变“益淫侈，不能尚德”的行为，使之“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据司马迁所记，邹衍生于孟子后，其著述有十余万字，是当时的一部大书，在社会上是有着广泛影响的。惜乎其书不传，其阴阳五行的理论仅在其他文献中有片断保留，难见其详。《管子·四时》说：“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刑德者，四时之合也。刑德合于时则生福，诡则生祸。”又说：“东方曰星，其时曰春，其气曰风。风生木与骨。”“南方曰日，其时曰夏，其气曰阳，阳生火与气。”“中央曰土，土德实辅四时入出，以风雨节土益力。”“西方曰辰，其时曰秋，其气曰阴，阴生金与甲。”“北方曰月，其时曰冬，其气曰寒，寒生水与血。”这里把阴阳、五行、五方、四时、人事刑政配合起来了。这虽然不一定是邹衍的原话，但都属于阴阳五行学派是没有问题的，多少反映了邹衍之学的一些内容。四时运转、人君执政都要按阴阳五行的要求进行，否则，上天就要示警，命其改正，自然界的一切不正常现象概因于此。同篇的结论说：“是故春凋，秋荣，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气之贼也。刑德易节失次，则贼气速至。贼气速至，则国多灾殃，是故圣王务时而寄政焉，作教而寄武焉，作祀而寄德焉。此三者圣王所以合于天地之行也。”这大约是天人感应的最早说教，均源于邹衍之徒。
五德转移或五德终始说是用土、木、金、火、水的逆向相克的顺序解说人类历史变迁的。《文选·魏都赋》李善注引《七略》说：“邹（《史记》作驺）子有终始五德，从所不胜：土德后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邹衍认为从远古时代的黄帝起到周代为止，共经历了土、木、金、火四德，代周者为水德，每一德各有其治国方略，也就是德刑之政。遗憾的是邹衍所说的以往历代的德刑政治，因其书不传，我们无从知晓。每一德将兴时，天帝都要降瑞人间，告诫人君，以示所兴之德。对此，《吕氏春秋·应同篇》有比较详细的说明：
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
这段话虽不敢肯定是邹衍的原话，但可以肯定是邹衍的学说，是《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说的“五德转移，符应若兹”的具体化。《吕氏春秋》的十二纪，还根据五行配五方的原理，构造了一个结构完整的神话世界主宰人间，东西南北中，分别以五帝主之。人在一年四季之中，都要按照主神的意志行事，不得有违。这五帝及其主要属神的分配是：黄帝居中，具土德；太昊居东方，主春，具木德，其神句芒（木官之神）；炎帝居南方，主夏，又称赤帝，具火德，其神祝融（火官之神）；少昊居西方，主秋，具金德，又称白帝，其神蓐收（主金之神）；颛顼居北方，主冬，具水德，又称黑帝，其神玄冥（主水之神）。”从司马迁对邹子之说的记载，看不出这是邹子的安排。司马迁仅记述了邹衍关于古代传说的推衍过程及解释，和对赤县神州的想像，没有把古代帝王都视为神。十二纪的这个安排应当是邹子后学所为。《史记·封禅书》说：“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其后学是极其发达的。
五德终始之说和国家政治运转结合，作为国家政治运转的指导理论，始于秦始皇。《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秦始皇所行“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之政，大约就是水德的政治内容。尽管是按照水德的要求指导国家政治，并没有保证秦祚永存，相反促成了秦朝的二世而亡。
西汉立国，将相公卿多是布衣出身，疏于文德。在各项制度继承秦朝的同时，也宣布继承秦朝的水德，以标榜应天而立。在治国过程中则抛弃了“水主阴，阴主杀”的秦政方针，而改用黄老无为之学。直到文帝时，才有儒士贾谊、公孙弘主张汉得土德，要求改正朔，易服色，但未被采纳。然而这透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即当时的儒生们正在沿着五德终始说的路子继续走下去，并进一步使之神秘化。系统地完成这一学说的是董仲舒。
董仲舒用阴阳五行改造儒学，比附人事，对阴阳五行学说进行了系统化的发挥，并进一步地神学化，极大地扩大了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他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五行的关系是“比相生而间相胜”（《春秋繁露·五行相生》），并对五行顺序重新作了安排：“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春秋繁露·五行之义》）。这是顺相生。间相胜是金胜木、水胜火、木胜土、火胜金、土胜水（《春秋繁露·五行相胜》）。这就是相生相克论。天以五行配五方，各有神主之：“木居东方而主秋气，水居北方而主冬气。”（《春秋繁露·五行之义》）五方之官各有其职，应效法古人：“东方者木，农之本，司农尚仁，进经术之士……召公是也。亲入南亩之中，观民垦草发淄，耕种五谷……”“南方者，火也。本朝司马尚智，进贤圣之士……周公是也。成王幼弱，周公相，诛管叔蔡叔以定天下……”“中央者土，君官也，司营尚信……太公是也，应天因时之化，威武强御以成……”“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司徒尚义……子胥是也，伐有罪，讨不义，是以百姓亲附，边境安宁……”“北方者水，执法司寇也，司寇尚礼……孔子是也，为鲁司寇，断狱屯屯，与众共之……”（《春秋繁露·五行相生》）如此一来，五行和历史现实都联系起来了。因为阴阳五行之间的尊卑、相生相胜关系是不可移易的，如同父子关系之不可逆转，人事也就要按他所说的那样，必须按五行之德去做，否则有违天道，必遭天谴。
董仲舒发展了邹衍的符瑞说，系统地提出了天人合一论、天瑞天谴说，开汉代造神运动的先河。他认为“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人身的一切构造都是天的副本，“是故人之身，首
（坌）圆，像天容也；发，像星辰也；耳目戾戾，像日月也；鼻口呼吸，像风气也；胸中达知，像神明也；腹胞实虚，像百物也。百物者最近地，故腰以下地也。天地之象，以腰为带，颈以上者，精神尊严，明天类之状也；颈以下者，丰厚卑辱，土壤之比也；足布而方，地形之象也。”（《春秋繁露·人副天数》）这是人的形体。人的性情精神亦是上天所予，由天决定：“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晴；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容，春秋冬夏之类也……人之性情由天者矣。”（《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人既然是天所造，一切都像天，一切也就要按天意行事。人的一切行为均在上天心中，违背天意，天就生灾异以谴告之，使人改正。他说：“王者与臣无礼貌，不肃敬，则木不曲直，而夏多暴风”；“言不从，则金不从革，而秋多霹雳”；“视不明，则火不炎上，而秋多电”，“听不聪，则水不润下，而春夏多暴雨”；“心不能容，则稼穑不成，而秋多雷。”（《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及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春秋繁露·必仁且智》）因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天晓人事，故天亦能满足人的请求，如求雨、止雨，均可得到满足。《春秋繁露》有《求雨》、《止雨》专篇，专述求雨、止雨之术，仪式十分繁复，而且旷日持久，为后来道教的斋醮祈祷仪式所全盘接收。董仲舒本人不仅设计了这套繁杂的仪式（此仪式不一定是董氏发明，可能久已流传民间，但在董氏手中确实是凝固化了），而且身体力行。《汉书·董仲舒传》说，他在为江都王国相时，“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这儿的“未尝不得所欲”，显系讹传夸张词，偶尔得其所愿而已。董仲舒自己都说：“幸而得雨，不过侥幸而已，远非祷而必雨。”在这里，董仲舒从一个思想家完全蜕变为一个巫师。章太炎先生曾指出：“及燕齐怪迂之士兴于东海，说经者多以巫道相糅。故《洪范》旧志之一耳，犹相与抵掌树颊，广为抽绎。伏生开其源，仲舒衍其流。是时适用少君、文成、五利之徒，而仲舒亦难以推验火灾救旱止雨，与之校胜；以经典为巫师豫记之流，而更曲傅《春秋》，云为汉氏制法，以媚人主而棼政纪。错主不达，以为孔子果玄帝之子，真人尸解之伦。谶纬蜂起，怪说布彰……则仲舒为之前导也……夫仲舒之托于孔子，犹宫崇、张道陵之托于老聃。”（《章氏丛书·太炎文录二》）这段分析是很确当的。
董仲舒以阴阳五行说改造儒学，迎合了汉武帝加强君主集权的需要，其阴阳化了的儒学被立为官学，其以阴阳五行为宗的神学目的论因此而大兴，弥漫于整个思想界。其突出表征，一是神仙方术大肆流行，二是天人感应、天瑞天谴直接干预国家政治，三是谶纬迷信和学术合一，儒生和方士合一，出现了许多造神高手。上至国家政治运作，下至民间宗教信仰，无不打上阴阳五行的烙印。汉武帝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喜好神仙长生之术的帝王，留下了种种传说。后世好事之徒据此编出了许多故事，如《汉武帝外传》，就是叙述其求仙之书，虽不可信，却可见在后世道徒心中的地位。关于阴阳五行和汉代政治关系的密切程度，仅举二例即可说明：一是自汉武帝之后到汉灭亡，阴阳灾异成为察举科目之一，阴阳术士挤进了官僚队伍之中。这在两汉书中俯拾即是，不烦摘引。二是国家兴亡和五行运转合一之说深入西汉君臣内心，真的以为汉代之兴是上应天命，每有灾异都会导致一片议论。故在西汉统治已近于“鱼烂而亡”之时，便寄中兴之望于“更受命”之说。成帝时，社会动荡，危机四伏，灾异屡见，君臣上下处于振兴无术的绝望之中。甘忠可趁机造作《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说“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崇尚古文经的中垒校尉刘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众”，结果将其“下狱治服，未断病死。”甘忠可虽死，其弟子夏贺良仍传其书。至哀帝初立，夏贺良再次奏上。哀帝为了挽救汉室，乃接受此说，下诏：“惟汉兴至今二百载，历纪开元，皇天降非材之右，汉国再获受命之符……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汉书·李寻传》）此闹剧虽仅一月余就结束了，夏贺良等被诛，但其时朝臣依然寄希望于再受命，希望天降圣人挽救大厦于将倾，夏贺良之被杀不过是权力之争而已。正由于此，王莽得以借助符瑞最终实现了由汉向新的和平过渡。之所以如此，原因固然多样，阴阳五行的神学之力实不可忽视。
董仲舒以后的儒生和方士在很大程度上难以分言，习儒者莫不习阴阳五行之术，无论是今文经还是古文经，概莫能外。东汉章帝时，由班固编纂的白虎观会议的讨论记录《白虎通德论》（即《白虎通义》、《白虎通》）一书，实际是董仲舒的阴阳五行化的儒学的发展。儒生们为发挥阴阳五行之学以媚人主，一方面制造符瑞图谶以献上，另一方面则制造大量的纬书，用阴阳五行之学发挥儒经，因而谶纬之学大盛。所谓谶是一种宗教隐语，用隐语暗示未来吉凶，因配有图，故云图谶。图谶有的单独行世，有的就载于纬书。纬书就是方士和儒生们所造的解释儒经的书。二者的精神和功能一致，故合称谶纬。谶纬之学在董仲舒之后即产生，到西汉后期成、哀、平帝期间大盛。王莽统治时期，农民起义不断。王莽为了欺骗人民，也为了自欺，继续玩弄篡权时使用的手段，制造符命，以为受命于天，自有天佑。但各路反莽英雄也同样以图谶相号召，终于推翻了王莽统治。刘秀对图谶使用得最成功，最后扫平群雄，建立了东汉王朝。嗣后他对图谶大加宠信，颁布图谶于天下，凡儒经章句，要以图谶释之；儒生欲以学干禄，都必须学谶。桓谭因不习谶，上言顶撞了刘秀，几被杀头。从此，谶纬之学再也没有遭到抨击，而走向鼎盛，大量的纬书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仅据《后汉书·樊英传》注所载的纬书，就有六十种之多：《易》纬有《稽览图》、《乾凿度》、《坤灵图》、《通卦验》、《是类谋》、《辨终备》。《书》纬有《璇机钤》、《考灵曜》、《刑德放》、《帝命验》、《运期授》。《诗》纬有《推度灾》、《汜历枢》、《含神雾》。《礼》纬有《含文嘉》、《稽命征》、《斗威仪》。《乐》纬有《动声仪》、《稽耀嘉》、《汁图征》。《孝经》纬有《援神契》、《钩命诀》。《春秋》纬有《演孔图》、《元命包》、《文耀钩》、《运斗枢》、《感精符》、《合诚图》、《考异邮》、《保乾图》、《汉含孳》、《佐助期》《握诚图》、《潜潭巴》、《说题辞》等。有文字、有图录，均托名孔子所传的上帝天神之书。在他们的眼里，先贤圣人均是神在人间的化身，世间一切莫不有神性，一切儒经都是上帝传给刘氏治国治民用的，因为孔子是神不是人，故由孔子传于人间。《春秋纬·春秋演孔图》说，孔子是其母与黑帝交配而生，是黑帝之子，“生于邱桑之中，故曰元圣”，“首类尼邱，故名丘。”“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孔子死时，“天下血书鲁端门……子夏明日往视之，血书飞为赤鸟，化为白书，署曰演孔图，中有作图制法之状。”《孝经·右契》说，孔子制作《春秋》，“道备，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而磬折，使曾子抱《河》《洛》书北向。孔子簪缥笔，衣绛单衣，向星而拜，告备于天曰：‘《孝经》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谨已备。’天乃郁起白雾摩地，赤虹自上下，化为黄玉，长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读之，曰：‘宝文出，刘季握，卯金刀，在轸北，字禾子，服天下。’”在这里，孔子成为通天教主，是上帝和人君的联系人。
董仲舒以前的阴阳五行说虽附言自然人事，但还没有具体化到现实世界的一切都含阴阳五行之性。董仲舒之后，谶纬兴起，则把阴阳五行的神意具体到一切现实事物之中，纬书中对现实事物的解释，均以阴阳五行立意。如“天之为言颠也，居高理下，为人经也。群阳精也，合为太一，分为殊名，故字一大为天。”（《春秋说题词》）“地之为言媲也，承天行其义也。居下以山为位，道之经也。山陵之大，非地不制，含功以牧生，故其立字，土力于一者为地。”“山之为言宣也。含泽布气，调五神也。”“河之为言荷也，荷精分布，怀阴引度也。”（同上）“水之为言演也，阴化淖濡，流施潜行也。故其立字，两人交一，以中出者为水。一者数之始，两人比男女，言阴阳交物，以一起也。”“木之为言触也，气动跃也。其立字八推十为木。八者阴合，十者阳数。”（《春秋元命苞》）“火之为言委随也，故其立字，人散二者为火。”“土之为言吐也，言子成父道，吐也精气以辅也。阳立于三故成生，其立字，十夹一为土。”（同上）对日常生活中的动植物也以阴阳五行释之。如：“地精为马，十二月而生，应阴纪阳以合功，故人驾马，任重致远，以利天下。月度疾，故马善走。”“粟五变，以阳化生为苗，秀为禾，三变而发，谓之粟，四变入臼米出甲，五变而蒸饭可食。”（《春秋说题词》）这些解释当然属于妄说，但从中可见阴阳五行思想的弥漫状况。对于天地万物之间的变化生死流动不息的关系，谶纬家则以象数释之。《周易·系辞上》有“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之说，即天为奇数，地为偶数，天地数字之和为五十五。天主阳，地主阴，万物由阴阳生成，则万物变化均以这天地奇偶之数字变化为据。汉代谶纬家们对此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上举谶纬家们对名物的解释已有这种思想。所谓“立字八推十为木，八者阴合，十者阳数”，“阴成于三，物以化，故麻之变，缕布加也”，即为其例。此外，还造作了许多专言天地万物变化及其关系的象数之书，如《河图》《洛书》即其代表。还有《乾凿度》，亦为重要的象数之书，均充满着神秘的含义，令历代学者为之费心劳力。所有这些，均为道教提供了丰厚的哲学基础，后世道教各家经典的哲学理论大都从此取其养料。
谶纬之学兴盛的同时，造神运动也迅速发展起来。神仙思想兴起于战国时代的燕齐地区，邹衍之徒已开始按五行方位安排各方主神。到西汉又有新的发展，在先秦时代五方之神的基础上增了五星之神，并予以具体的描绘。《淮南子·天文训》在沿用《吕氏春秋》十二纪中的五方五神的同时，增加了五方星宿，并各有其动物代表：东方之神是太昊，“其神为岁星（木星），其兽苍龙”。南方炎帝主之，“其神荧惑（火星），其兽朱鸟”。中央黄帝主之，“其神为镇星（土星），其兽黄龙”。西方少昊主之，“其神为太白（金星），其兽白虎”。北方颛顼主之，“其神为辰星（水星），其兽玄武”。这青龙、白虎、朱鸟（朱雀）、玄武，就成为汉代的四神。《河图》对五方之神作了神怪式的描绘：“东方苍帝，体为苍龙，其人长头面大，角骨起眉，背牛博，顺金受火。南方赤帝，体为朱鸟，其人尖头画面，方颐长目，小上广下，须髯偃胸，顺木授土。中央黄帝，体为轩辕，其人面方广颡，总颐缓唇，背丰厚，顺木授金。西方白帝，体为白虎，其人方颡直面，总口大鼻小角，顺火授水。北方黑帝，体为玄武，其人夹面，总头深目厚耳，重腹反羽，顺土授木。”至此，这五方神灵从形到神算是最终形成了，原来的传说人物正式列入了神仙谱系之中。这仅举一例，说明阴阳五行说的影响，后世道士们的造神活动，不过沿汉代遗绪而已。
中国本来是个多神崇拜的国家，从殷周时代起，万物有灵似已深入人心。到了汉代，阴阳五行说的流行，谶纬的发达，使得鬼神世界日益清晰。先秦时代人们崇拜神鬼而不知神鬼为何物，更不知其像貌体态。汉代神鬼的像貌体态不仅清晰可辨，而且其所居的世界也触手可及，过着和人间一样的生活，只是比人间更逍遥自在，使人们坚信和人世并行的还有一个神鬼世界。于是达官显贵们希求在神鬼世界中依然荣华富贵，贫苦百姓则希望在另一个世界里能比现实生活得好一些。于是上至公卿王侯，下至匹夫匹妇，无不祈求神灵保佑自己能得其所愿，故而迷信风气空前兴盛。在汉墓中出土的数量众多的画像石、画像砖，其内容有的是对神仙生活的描摹，有的是现实豪华奢侈生活的记录，有的是对农民耕织活动的刻画，无不反映了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对阴间生活的希望。这些画像砖、画像石都是东汉之物（只有极少数是西汉末年之物），其原因就在于东汉时代谶纬迷信比西汉流行。这为道教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宗教土壤。道教之所以在民间悄然形成和传播，能够吸引民众，并不是因为有多少高深的理论，而是其宣传的内容符合民众的愿望。信教的直接结果，既能解决教民现实生活中的某些困难（如五斗米道之义仓即为解决贫民生活问题），又能满足贫民对未来生活的追求。当现实的黑暗统治迫使他们无法生活时，他们就要团结起来设法推翻。这是那些阴阳五行家们和热衷于求仙不死的帝王所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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