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广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41年5月30日广州三元里人民自发抗英斗争的胜利在近代史上明确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不可征服的显著特点。但今天我们只能从当时的文人留下的诗文和稍后的绅耆发布的揭帖公启中窥测其梗概。1841年6月6日以后，清政府别有用心地倡建团练社学，士绅们便喧宾夺主地争邀战功。史学家们可能被“间距化”的文字史料所迷惑，轻率地作出与事实相左的结论。例如，苏乾编著的《三元里平英团旧址》一书便说：“三元里抗英战斗的消息传到各乡，各乡的社学、书院立即响应，士绅、团民、义勇迅速‘柬传’四方。爱国士绅恩洲社学、升平社学首事梁廷栋、赵启祥即‘通传城北十二社学，调农民执田器往救护’；怀清社学首事、肖冈举人何玉成也‘传东北南海、番禺、增减，联络诸村，各备丁壮出护’。很快建立起一支有一百零三乡数万群众参加，包括社学、书院成员在内的平英团队伍。在著名的牛栏冈战斗中，社学会后各路抗英队伍，并肩作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尔后，以反侵略为主要目标的社学、书院，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广泛开展抗英斗争，组织团练、乡勇，它们在广州人民火烧洋馆、反租地、反进城等一系列反侵略斗争中，实际上起到了组织与指挥的作用。”①其实，三元里农民的抗英斗争与社学无关，农民队伍以乡社为单位，不是以社学为单位，更不是由各社学会后组织领导的。
1840年6月21日，英国东方远征军4000余人乘坐40余艘船舰陆续开进广州湾，鸦片战争正式爆发。8月11日，英军舰队进抵天津，要挟清政府满足其侵略要求。1841年1月20日，满清钦差大臣琦善与英国全权代表义律签订割地赔款的“川鼻草约”。1月26日，英军占领香港。私割香港引起满清朝野的强烈抗议，道光帝转而主张抗战。2月，宗室大臣奕山、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奉命赴粤剿办。2月26日，英军乘满清外省援军未至，攻下虎门，广州门户洞开。4月14日，杨芳、奕山、隆文先后抵达广州，外省援军约两三万人也陆续到达战区。加上原有驻防军一万多人，这时广州约集结了四、五万清军。②
5月18日，英国舰队主力由香港出发，驶进距省城仅8哩的珠江水面。英军兵力包括皇家海军第一营、第二营、皇家海军陆战队，皇家陆军第26步兵团、第49步兵团、爱尔兰联队第18团、马德拉斯步兵第37团、马德拉斯炮兵队、孟加拉志愿军队、工兵地雷队；以“复仇神”为首的战舰10余艘，火炮17门，兵员共2393人。军队司令为卧乌古，舰队司令为弗莱明。③5月21日，义律通告英商撤离广州，英舰开近沙面，准备攻占广州。
以四、五万人的清军抵御2393人的英军，即使英军船坚炮利，在陆战中是完全可以取胜的。但是，奕山、隆文、杨芳等却毫无御敌决心，一味贪污享乐，纵兵杀掠。如撰人佚名的《粤东纪事》说：“奕将军到省后诸事不问，先买洋货；隆参赞到省收字画古董，以致行辕中出入无忌，贸易如市，……杨侯初来，呈报胜仗，终日惟购钟表为事，夜则买俏童取乐。甚至姚巡捕等将女子剃发，装跟班送进。带来兵弁，漫无约束，日夜在街滋事，强赊硬买，奸淫妇女。”④又如夏燮的《中西纪事》说：“及到省，兵不见将，将不见兵，纷扰喧呶，全无纪律，……往往互斗，放手杀人，教场中死尸不知凡几，……或劫其财帛，肩挑担负，遂有无数千百成群竟行遁去者。”⑤
5月21日至22日，奕山企图侥幸成功，用200多只沙船、快船及火筏袭英舰，但惨遭失败。所备堵江木料和火攻油薪船60余艘尽为英军所焚。5月24日，英舰借口庆贺维多利亚女王诞辰，连续炮轰沿江各炮台及城内外民房，造成多处起火。清兵大部龟缩城内，省城四门紧闭。24日下午7时，英军第49团选择防备松懈的城西北缯步村登陆。25日，英军由增兵向城北各炮台推进，守台清军溃逃。英军迅速占领拱极、保极、永康（四方）、耆定等炮台。英军炮火猛烈轰击山下的城墙及清军营地，英舰又炮轰奕山等要员所在的贡院。城内军民一片混乱，尽暴露在城北高地上的英军眼前。26日，奕山命广州知府余保纯向义律求和，天降大雨也阻碍了英军炮队的进攻。27日，余保纯与义律签订投降停战协定：一、6天内奕山、隆文、杨芳率外省援军撤离广州60里；二、7天内广州向英军交付战费600万元；三、英军驻守原地，待外省援军全部撤出和赔款全部付清后，英军最后撤至虎门以外，并交还沿江炮台，但清军不得重新设防。⑥27日12时，义律来到北郊阵地，参与双方军事将领的停战会议。⑦英军原计划登陆后一两天内即可攻占广州，现在义律命令他们驻守原地，并“采取步骤，尽量使他们舒服。”⑧19世纪的殖民战争实行“以战养战”的后勤政策。28日，部分英军开始下山侵占北郊最好的民房，抢劫村民的粮食牲口，挖掘奇异的墓葬，搜索华丽的祠堂寺庙，下水洗澡，奸淫妇女，无恶不作。⑨从28日开始，忍无可忍的农民便拿起锄头、长矛等器械开始抗击英军的骚扰。29日，杨芳率领7500余人偃旗息鼓撤出广州。英军第37团的士兵姿意蹂躏三元里一带村庄，“闯入各乡奸淫妇女，辱污而死及被劫去者共计一百数十人，掳去民财逼民搬运，如有违拗即被杀。”⑩据传说，三元里农民韦绍光等人曾奋起击毙英军散兵数人。30日清晨，英军司令卧乌古少将和军需长毕霞少校率26团、37团和49团的三个连队以及孟加拉志愿兵队共500余人下山到三元里对农民进行报复。村民鸣锣告警，附近乡村闻风而动。“父不知子去，子不知父去。”大约12000至25000农民挥舞着黑旗，举起长矛、长剑和火绳枪，占据了一个又一个的山头，将英军团团围住。下午2时，雷电交加大雨倾盆而下。英军洋枪失效，农民们用矛剑肉搏。英军官兵在汪洋中落荒而逃。当时参战的英军官员说：“很难描述这次退却的情况。”(11)“中国人在这里进行肉搏。”(12)司令官卧乌古和他的参谋长临阵逃脱，英人佯说他与军队失去联络。军需长毕霞被击毙，英人说他中暑身亡。当晚，英军第37团第三连的60名官兵，被5000至7000农民围困于牛栏冈。执旗官伯克莱中尉被杀，30名士兵受重伤，连长赫德斐尔德中尉靠印度兵的刺刀方阵护卫才得以苟全性命。前去搜寻救援第三连的两支水兵分遣队，虽然携带了不怕雨淋的雷管枪，也遭到3000余农民的围攻。37团团长达夫上尉头部受重伤，后死于澳门医院，英人却说他在阵地受脑膜炎感染。这些被中国农民武装分割包围的英国团队、连队经农民群众数小时追逐、包围和刺杀后，伤亡过半，深夜才逃回山头阵地。这就是三元里农民抗英斗争的雄伟场面。(13)
虽然赔款尚未全部付清，外省援军也未如期全部撤出广州，卧乌古却不敢在广州北郊再呆下去了。英国人自我安慰地称：“这时中国已经付给我们500万元，又交付了余款的抵押物，一万四千五百名士兵已经开出城外，三千名士兵已经由水路离开了城。我们的军队于6月1日从高地上撤退。”(14)在这次广州战役中，英军伤亡惨重。根据英国人自己的统计，战后有1100多名官兵被送进澳门医院，不少人不久又被送进坟墓，其中包括舰队司令弗莱明·辛好士。有的团队只剩下寥寥数人。马德拉斯步兵第37团的560人只剩下60名持枪手。康威号战舰已变成一座海上医院。摩底士号和前锋号战舰只剩下15名水手。许多官兵在澳门医院康复后也被免除兵役，显然是伤残到不堪使用了。(15)中国史学家应该记下这次英军在北美、在印度都未曾遭遇过的惨败。然而，迄今为止中国史学家又是如何描绘三元里人民的斗争呢？
1956年1月广东文史研究馆编写的《广东人民在三元里抗英斗争简史》一书写道：“二十五、六是各乡人民领袖在牛栏冈举行会议，作出全面出击的计划。梁信芳诗：‘十三乡人皆不平，牛栏冈边愤义盟，计不旋踵不返顾，连络一心忘死生。’会中，群众歃血为盟，推举了军事领袖，布置了作战计划。会后，分头进行，首先，三元里里民韦绍光愤于英军的暴行，四处宣传号召乡民，奋起抵抗。何玉成柬传东北南海、番禺、增城一带社学团民。王绍光、高梁材、钟占琪等号召东北六社客民。梁廷栋、赵启祥等通传城北十二社学。江本真、梁彩瑛、薛高遇、陈棠、张声扬等率义勇准备参加作战。林福祥率水勇，当时驻扎在石井桥，他说：‘初六、七日，予与城内信息不通而谣言四起，有谓和议已定者，有谓大宪已殉节者。然逆夷在三元里一带恣其淫掠，人人为之发指，予与扬汝正连日劝谕数十乡，激以忠义，怵以利害，于是乡民怦怦欲战。初九日（29日）予与各乡约，每乡设大旗一面，上书乡名，大锣数面，倘有缓急，一乡鸣锣，众乡皆出，予仍以水勇当头阵。’一切都准备好了，林福祥还把这件事密告祁顷。但出击的日期，还没有决定。”
1956年10月陈锡祺教授著的《广东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一书也声称：“5月29日下午，各乡代表、各社学的领导人，纷纷来到了牛栏冈，曾和英国侵略军战斗了几日的林福祥、杨汝正也从石井赶来。这里有农民、水勇、士绅。因此牛栏冈之会是常有广泛性的代表大会。会上，三元里农民报告他们和敌人战斗的情形，林福祥也叙述了他和英国侵略军作战的经过，并对到会的人“激以忠义，怵以利害’，说得大家‘怦怦欲战’。最后议定：（一）各乡自成一单位，各备大旗一面，自举领队一人，指挥作战：（二）各乡准备大锣数面，一有警报，‘一乡鸣锣，众乡皆出’；（三）各乡15岁以上50岁以下男子一律出动；（四）和敌人作战不采取正面进攻的方式，而要用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包围战术；（五）以牛栏冈为决战地点。于是广州东北103乡群众就在三元里农民的号召和爱国绅士的参加下，团结成一支强大的反侵略联合战线。散会以后，各乡代表回到本村，连夜动员，准备来日大战。”
在上引两书中，“牛栏冈会盟”被描绘成歃血为盟的群众誓师大会，或作出战斗决策的群众代表大会。绅士们被认为是三元里战斗的鼓舞者、组织者和领导者，战斗的情节却付阚如。问题在于是否确有“牛栏冈会盟”一事？只有深入辨析当时的官私记载，才能得出符合历史真相的正确结论。
梁信芳的《牛栏冈》一诗云：“北门罢战坚不开，客兵塌翼咸归来。野狐遁哭山鬼哀，震瓦动地声如雷。红旗闪闪何神速，盘据山头扰山麓。拖牛捕豕贪不足，掠人妻女赭人屋。村人避面不敢怨，碧眼深情非我族。扶男携幼老倚少，越涧扪崖但闻哭。十三乡人皆不平，牛拦冈边愤义盟。”(16)澡诗明明将外省援军溃败入城、英军占据城北高地后下山淫掠烧杀的罪行写在前面，而将“十三乡人皆不平，牛栏冈边愤义盟”写在后面，可见，“牛栏冈边愤义盟”决不会发生在25日或26日，只能发生在28日英兵大肆下山进行劫掠活动以后。
林福祥的《三元里打仗日记》说：“逆夷在三元里一带恣其淫掠，人人为之发指。予连日与杨汝正劝谕数十乡，……初九日（5月29日）予与各乡约，……约成，予即间谍密禀官保，而举事犹无定期也。初十日（30日），逆夷由三元里过牛栏冈抢劫，予闻锣声不绝，即带水勇应之。”(17)从时间、体例和语气可以看出，林福祥的《三元里打仗日记》并不是逐日记载军情的战地日记，只是事后为邀功请赏而作的补记。即使是这样的补记也无法掩盖群众抗英斗争的自发性。林福祥说：“逆夷在三元里一带恣其淫掠，人人为之发指”。这就有力地证明：“乡民怦怦欲战”并不是由于士绅们的劝谕，而是因为英军的淫掠暴行激起了农民的万丈怒火。况且林福祥只是说：“予连日劝谕数十乡……初九日，予与各乡约”，根本没有提到召开“牛栏冈会盟”之事。如果召开过这样一次群众誓师大会或群众代表大会，他本人又在会上作了“报告”，参与过战斗的决策，他怎么会在自己的‘日记”中只字不提呢？林福祥还说：“初十日，逆夷由三元里过牛栏冈抢劫，予闻锣声不绝，即带水勇应之。”这又有力地证明：“在三元里东北的牛栏冈只发生过一场大规模的战斗，时间是初十日（30日）。牛栏冈并不是预先选定决战的一个山岗，牛栏冈是墟市，英军是来牛栏冈抢劫的。战斗并不是预先“部署”的，而是群众为抵抗英军抢劫自发进行的，林福祥最多只是响应而已。
梁廷楠的《夷氛闻记》说：“其据守耆定台者兵千余，款成尚迁延不遽退，……自台下闻至泥城、西村、肖冈诸村落，大肆淫掠，奸及老妇，村民大哗。……附郭西北三元里九十余乡，率先齐出拒堵。对岸之三山等村，亦闻风而起。老弱馈食，丁壮赴战，一时义愤同赴，不呼而集者数万人。……”梁廷楠的历史著作也没有“牛栏冈会盟”一事的点滴叙述。至此，我们可以断言：诗人梁信芳所吟的“十三乡人皆不平，牛栏冈边愤义盟”，就是历史家梁廷楠所说的“一时义愤同赴，不呼而集者数万人。”诗有诗的特点，决不能根据其中一个“盟”字，就牵强附会为“歃血为盟”，或主观臆造为什么“群众誓师大会”或“代表大会”。
三元里抗英是广州北郊农民反抗英军侵略暴行的武装自卫斗争。这一斗争的自发性还可以由以下的史料充分显示出来：
一、何玉成的《团练乡勇驻扎四方炮台等处纪事》诗原注：“英夷占据城北炮台，骚扰附近村庄。初十日，各社学团民与之打仗，中午，陡下大雨，歼毙夷人数百人。十一日，不约而来者，意至数万人。”(19)
二、夏燮的《中西纪事》：“方抚事之定也，粤东士民，以大府无谋，官兵示怯，一时谤议沸腾。适英人以赂故，撤去四方炮台之兵，肆掠予城外。初十日，将入佛山镇，取路泥城，过肖冈、三元里。里人因其淫掠起愤，
然争逐之。于是，一时鸣金，揭竿而起者，联络一百有三乡。不戒而集，顷刻间，男妇数千人。”(20)
三、道光二十年七月十四日梁章钷的奏摺：“此次广州省城幸保无虞者，实籍乡民之力。乡民熟覩官兵之不可恃，激于义愤，竭力抵御，一呼四起，遂令英夷胆落魄飞，骤解囫囵。”(21)
许多史料说明，农民的抗英队伍，并不是以社学为单位，而是以乡社或联社为单位。如《太和市联升社学序》云：“联升社义旗先竖于四方炮台。”(22)又如《全粤义士义民公檄》曰：“英逆寇粤，自据四方炮台，遂尔肆行奸掠，若非北路乡社义士杀其兵头，歼其鬼卒，势必毫无忌惮。”(23)乡社和联社是广东人民历来应付水旱风灾和海盗侵扰的有力保障，也是广州人民150年前团结抗英的强大后盾。
“左宗右社”，宗族和社是中国人群体意识的根源。“结宗会社”，团结互助是中国人的传统。长期以来，“社”是中国城乡的民间公益机构。早先，社只有社坛、社庙，并无社学。社学之设始于明初，作为官督民办的地方文教机构。清朝乾嘉年间至道光初年，广东的商品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在广州郊区，除了一些古市如石井、石龙、竹料墟、钟落潭等市，许多新的墟市陆续兴起。确切可考的有：牛栏冈墟，嘉庆元年(1796)建；西湖市，道光五年(1825)建；太和市，道光十七年(1837)建(24)新的墟市是联乡合建的，往往是先设立联社，然后再集资建立联社的社学。但联社的社学不再是单纯的民办文教机构，而且是联社的办事处，还要负责市场的管理和治安，即所谓“联守望，备非常，……使农工商旅，出无所虑，入无所防，地方斯能安靖。”(25)战后团练社学的建立更使社学完全偏离了最初的办学方向。
三元里农民抗英斗争取得伟大胜利以后，满清政府一方面企图籍乡民之力对付外夷，以便增加向侵略者讨价还价的筹码；另一方又企图建立一支堪以调用的民团，以便维护地方秩序。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初八日（1841年6月6日）两广总督祁
发布告示：“照得设兵以卫民，然兵之卫民，不如民之自卫。……为此再行剀切晓谕各乡绅士转告远近大少乡民耆老知悉：已团练者，益加勉励；未团练者，务速举行。保身家即以固疆圉，除凶暴得以乐升平。”(26)稍后，道光也明确表态：“逆夷反覆无常，必应随时设备，该省现练有水陆义勇三万六千余名，并将各乡丁壮分成团练，着派委员弁管束，认真训练，”(27)由于政府的提倡，士绅们便趋之若鹜地积极举办团练。道光二十二年(1842)夏，“举人李芳等连名呈请于石井地方捐建升平社学，连约各乡认真团练。在籍内阁何有书等，复请于江村地方设立升平公所，以为丁壮聚集之处。……各乡绅民现仍陆续捐赀，统计各乡团练共有数人，就中勇健堪以调用者不下万余人。”(28)同年冬天，绅士高梁材、王韶光等，仿升平事例，在东北六社的基础上，新建东平公社一所。此外，还有隆平、南平、成厢等社学相继成立。
战后团练社学的建立，仍以乡社为基础，规模更为扩大，有地主和群众的捐资。但社学不复为社学，其主持文教公益事务的职能完全转变为培训地方民兵的职能，因而应名副其实地改称地方“团练局”。它完全受清政府的控制，由地方绅士把持，参加团练的丁壮也只限于群众的一小部分。这些团练社学虽然在以后广州人民火烧洋馆、反租地、反进城的斗争中曾起过一定的号召作用，但与三元里103乡农民群众（非团练，因而在史学上不能称之为“平英团”）的大规模抗英斗争相比，则不免逊色多了。战后送到这些团练社学的牌匾如“有勇知方”、“戮力歼魁”、“北门保障”等，实际上都是嘉奖103乡的农民群众，并非赞扬这些团练社学的。
当民族斗争稍有缓和，阶级矛盾更趋尖锐的时候，这些团练社学便开始瓦解。道光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八（1845年8月1日）户科给事中黄中汉奏称：“盖自二十一年英夷滋事，该省乡勇三万六千余名，其中良莠不齐，一时未能选择，凡应募者多系无业游民，并有积年土匪，……后因人多饷绌，乡勇散而无归，其积年土匪，仍以劫掠为生，其无业游民相率而为资贼，彼此结党聚会。”(29)此后，广东地区便有天地会的兴起。咸丰四年六月十一日（1854年7月5日）又爆发了陈开、李文茂领导的红巾军起义。起义军曾烧毁了一些社学，如太和市的联升社学。其重修碑序云；“红匪构祸，焚毁无存。”(30)可见，起义者对绅士们把持团练社学并无好感。
注释：
①苏乾：《三元里平英团旧址》，文物出版社，北京，1987、PP18-19.
②⑧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宾汉是当时入侵广州的摩底士号舰的海军上尉，后被提升为皇家海军司令。参见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以下简称《鸦》）上海人民出版社，卷5，pp235-6，241-2。
③⑤⑩ (12)(13)(14)(15)(17)(18)(20)(23)《鸦》卷5，PP215-6；卷4，P.26；卷5，P533；P227；卷6，P43；PP.230-1；卷4，P.600；卷4，P.26；卷3， P.353；
④《粤东纪事》，选入《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以下简称《三》），中华书局，1959年，P.164.
⑥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商务，1960，卷二，第十章第二十四节。
⑨麦华生：《在华二年记》，《三》，PP.241-2。
⑦《卧乌古向印度总督奥克兰的报告》，见《三》，P.283。
(11)(16)(19)(22)(25)(26)(28)(30)《三》P.227；P.193；P.197；P.353；P.161；P134；P134-5P.162.
(21)(27)《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二）中华书局，1964，P.1139.P.2270
(24)《南海县志·社学条》
(29)《道光朝留中密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