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关系中的中西空白美学——从“春秋笔法”、“微言大义”与本文空白理论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微言大义论文,空白论文,美学论文,中西论文,本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0X(2012)03－0086－05
本文空白理论是文学接受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空白理论从本文内部寻找立论的依据，从根本上解决了本文与读者双向交互作用中的不对等问题，使接受理论走向动态的交流与对话，为接受理论的发展开拓了新的方向。但是这一理论成果在中国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也缺乏富有价值的应用和实践。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本文空白理论与中国的理论与艺术实践之间缺乏明显的对应关系，因而造成共同接受语境的缺失，阻碍了这一理论的有效应用与发展。
本文试图从中国古代文学美学资源中撷取“春秋笔法”与“微言大义”两个代表性概念，揭示其中的空白美学蕴义，并且在与西方本文空白理论的对话与交流中，进一步丰富空白美学的内蕴，拓展其理论空间。
本文空白理论认为本文空白导致了本文的未定性，使文学作品拥有了更加丰富多彩的可能性，激发起读者更强烈的探究欲与更丰富的想象力。因此，文学本文中的空白不是一种不足，而是“形成语境、赋予本文以连贯性、赋予连贯性以意义的唯一途径。”[1](P222)本文空白实质上是一种缺损美学，缺损、省略、隐藏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手法，也是文学作品的重要美学特征。这是由文学语言追求含蓄、多义的特殊性决定的。中国古代文学美学在这方面有非常丰富的遗产。其中“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两个概念。
一
作为史学笔法而产生影响并最后成为文学创作方法与文学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与产生于西方20世纪70年代的本文空白理论之间的一致性与共通性，体现了人类共同的美学追求。
第一，空白与含蓄是中西空白美学的共同精神。“有”和“无”既是现实社会中处处可见的一对矛盾体，也是中外哲学关注的对象。相对“无”而言，“有”意味着存在、可见、可感，因此“有”更常被人们所感知和重视。尤其是西方几千年的思想史，以“有”为本，可以说是“有”的历史。就此而言，伊瑟尔提出的空白理论具有开拓性的价值。以亚里士多德模仿论为开端的西方文学理论认为文学就是对现实的模仿，强调逼真性、生动性和完整性，其文学理论术语就是环境、人物、性格、情节等等实在可感的东西。浪漫主义开始倡导情感的抒发、理想的描绘及对自然的赞美，这仍然是对“有”的表现。到了现代主义文学时期，作家才开始有意识地运用空白、省略、含混等艺术手段，以追求一种特殊的美学效果。以前的文学样式并非不存在空白美学，比如悬念的设置、详略的安排等等都是对“无”和“空白”的有效运用，只是自觉的、有意识的、大量的空白美学的运用出现在现代文学史上。理论上，20世纪三四十年代，布拉格学派穆卡洛夫斯基提出过“空白”概念。此后，英伽登提出了文学作品中的“未定点”概念。而真正将之提上美学新高度并进行详尽阐述则要归功于伊瑟尔。伊瑟尔不仅肯定了“空白”在文学作品中的客观存在，而且高度评价了“空白”在促进读者与文学本文的交流、实现本文意义的生成与建构方面的重要价值。它向人们展现了长期不被重视的、处于遮蔽状态的文学美学的另一面。
与西方思想观念相反，中国古代哲人很早就认识到“无”和“有”的辩证关系。尤其是老庄道家哲学，其精髓就是“无”。在老子看来，天地万物都产生自“无”，“无”是天地的开始。魏晋禅宗更加提倡空灵、虚无之美。道家“无”的思想对中国人的思维机制与审美意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的文学、绘画、书法、音乐、园林、建筑都非常讲究虚与实的搭配和互补，既要“超以象外”，又要“得其环中”。这就导致中国艺术对意境、神韵的追求，对言外之意的关注。对于虚实、有无、言意关系的论述在中国古典文学与艺术理论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中国古代伟大的文艺理论家如刘勰、严羽、司空图、王士祯等人，都极为推崇艺术作品的空白之美与含蓄之美。“春秋笔法”追求“微言大义”，从史学的角度讲，是以无胜有，以少胜多，以取得特殊的政治伦理效果；从文学艺术角度讲，则倡导了一种精简、含蓄的美学品格，使文学作品更加引人入胜、余味无穷。“春秋笔法”也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形式因素产生影响，中国古代文论一般都语言简练而内涵丰沛，和西方文论深入细致的论证分析不同。
文学语言是和科学语言、日常生活语言不同的语言系统。科学语言的功能在于描述现象、界定概念、论证道理，追求语言的准确性和逻辑性；日常生活语言的主要目的是交流，因此要明白易懂，简练直接；而文学语言以审美为目的，要求语言含蓄蕴籍。俄国形式主义提出文学语言的“陌生化”特点，就是要改变日常语言的陈腐性，拉开文学和生活的距离，延长审美感受的过程。“陌生化”就是通过暗示、隐喻、借喻等艺术手法造成语言的新奇之感。这和“春秋笔法”的艺术技巧是相通的。本文空白理论即强调这一未直接呈现之处及本文结构上看不见的连接之处。本文空白是文学语言本身特点决定的，也是作者有意追求的一种表现技巧。“春秋笔法”与“微言大义”的实现同样少不了省略与空白。孔子修春秋是“笔则笔，削则削”(司马迁)，“削”的手法以一字而寓褒贬，给读者留下无尽的回味余地和阐释空间。这直接影响了后世的史书撰写和文学艺术创作。
第二，本文召唤结构与读者参与活动是空白美学的实现动力。本文空白与“微言大义”都强调对“空白”的填补与对“大义”的阐发，这就一方面要求本文具有潜在的意义空间与结构上的召唤系统，另一方面也要求读者积极主动的参与，只有这两方面的合力才能最终实现本文意义的建构与读者审美经验的完成。“春秋笔法”和本文空白一样是本文和读者相互作用的一个基本因素。“春秋笔法”的存在意味着潜在意义即“大义”的存在，读者要动用自己的知识储备与判断力、想象力，充分发掘“微言”后面的“大义”，否则解读活动将会是无意义的，或者说是不成功的。
伊瑟尔对空白的功能作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空白作为一个空无的位置，它们自身一无所有，但正是这个“空无”才使它们成为交流过程中活跃的动力。空白能够组织一个相互投射的参照域，在本文中建立起“可联系性”，引起读者的想象活动，从而实现对意味的控制。同时，籍由主题—视野间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反作用，“空白将动态观点的参照系转化为自我调节结构。”伊瑟尔紧接着表示：“这实际上是本文与读者相互作用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它防止了本文各部分间的任意转化。”[1](P242)“春秋笔法”与“微言大义”正是通过简约笔法在本文中恰当地留下空白，使其成为刺激读者阅读活动的召唤系统，为读者的读解活动带来异常丰富的意义空间，同时又借助与其它部分的关联性而形成有效的制约机制，避免任意的曲解。
第三，空白美学功能结构的中西汇通。正如文学作品无论如何创新也不可能完全摆脱传统的影响一样，本文空白同样与本文中的保留剧目、本文策略紧密相关。人们讨论“春秋笔法”时不可避免地要谈到其中的“常例”、“变例”，这里涉及的是同一个问题。接受理论赋予读者解读本文的权力，但接受理论家一般不会承认读者在解读本文时拥有完全的自主权，即读者不可能完全脱离本文而任意想象与发挥。虽然至今仍未提出一个能被普遍接受的解读标准，但本文中存在着交流活动的制约因素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根据言语活动的理论，双向交流活动中由于表达的言不尽意，总会存在未定因素，这些未定因素不得超出惯例、成规、原则之外，但却是交流活动的先决条件与基本构成因素。文学语言与此相似，只是在功能上有所不同。在讨论小说本文的功能主义范型时，伊瑟尔提出两个重要概念——“保留剧目”和“策略”。他将“由环境建立的必要的惯例”[1](P84)称作保留剧目，它们以早期作品、社会和历史规范或本文产生的整个文化为参照。叙述技巧称为本文的策略，策略和言语活动的成规相对应，但它不等于成规，“本文的策略将使读者逐步固定化的期待或从一开始就固定化的期待不断受挫。”[1](P75)策略的功能在于挑战熟悉规范的有效性，将熟悉的变得陌生化，以激发读者的想象。在此意义上，“策略”可与“春秋笔法”中的“笔法”相对应，而“保留剧目”则可和“春秋笔法”中的“常例”相对应。常例又被称为通体、基本笔法，就是根据事实真相直接书写，遵从写作的规范和惯例。不按常例而记便称为变例。
如果说变例及由变例造成的空白作为召唤读者能动性的范式结构，在组织读者参与、平衡交流活动、呈现审美对象方面功不可没，那么保留剧目和常例则具有“重构熟悉的图式，形成交流的背景，并提供一个普遍的框架，使信息或本文的意义得以组织化”[1](P98)的双重功能。保留剧目与常例、空白与变例、策略与笔法，就是明确与暗隐、展现与隐伏的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它们共同形成辩证的、互补互动的动力机制，作为本文与读者交流关系的基本条件，促成了本文与读者的双向交互作用，保证了本文审美价值的充分的现实化。
二
本文空白理论与“春秋笔法”的共通性反映了文学本文及本文与读者互动关系的基本特点与普遍规律，它们共同张扬空白与含蓄美学，同时关注本文对读者的召唤机制与读者的参与作用，它们还强调常规与非常规之间的辩证关系及它们在本文与读者交流活动中的重要性。但是，作为不同文化机制的产物，本文空白理论与“春秋笔法”、“微言大义”之间的差异也是异常显豁的，无视这种差异及差异背后深刻的文化根源，则中西文论的对话就会走向浅度的比附甚至攀附，必将导致各自独特性的泯灭。对异质性的叩问恰恰是张扬个性、互渗互补的契机。
第一，思想渊源。伊瑟尔的思想渊源来自于现象学美学，他直接承接了现象学理论家英伽登的思想成果，他的空白理论就是直接从英伽登的“未定性”、“空白”等概念发展而来。现象学的核心在于“回到事实本身”，就文学理论而言，就是回到本文。伊瑟尔的本文空白理论悬置了社会和历史内容，单纯关注本文—读者关系，是一种纯粹的文学本文理论。这种纯粹的文学本文理论有它思想上的根源。西方理性思维传统使各门学科之间确立了清晰的界限，这为文学理论的独立性提供了保障，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的盛行都离不开这一传统。姚斯的接受理论是对作品中心主义的反拨，他对文学作品的社会与历史因素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而伊瑟尔的英国文学研究背景及新批评、现象学思想基础决定了他对文学本文及本文与读者关系的专注，他的理论常被称为“阅读现象学”。由于读者因素的引入，本文空白理论完全可以向社会历史现实的维度敞开，这也是他努力要做到的，但他的思想基础限制了他理论的拓展，使其理论构架只能局限于本文—读者的有限视野。
在这一点上，《春秋》的“微言大义”正好与本文空白理论形成鲜明的对比。“微言大义”的“义”有特指意义，指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政治伦理与道德学说。《孟子》指出孔子作《春秋》的背景及影响：“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2](P2714)司马迁进一步指出，《春秋》的“微言大义”可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3](P3297)“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3](P3297)这就把“微言大义”提高到关乎“王事”、“王道”的高度。事实上，封建社会几千年的经学史与统治史都将这种“大义”发挥到了极至。文学方面“文以载道”的传统与史学上对“微言大义”的追求是密不可分的。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源头就是史传传统，自古以来“文史不分家”，史学、经学、文学往往拥有相同的思想传统与价值诉求。所以，“春秋笔法”不是单纯的史学范畴也不是单纯的写作学概念，它是与政治、道德、伦理、儒家哲学等紧密关涉的综合性概念。这与空白理论的纯文学性大异其趣。当今的学术研究正在从单一走向综合，新近正在流行的文化研究就是这种包括哲学、社会学、文学等不同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显示了人类认识世界由混杂到单纯又到混杂的趋势。
第二，理论指涉。伊瑟尔的“空白”是就本文结构而言，指本文“整体系统中的空白之处”，是“看不见的接头之处”[1](P220)。空白的作用在于引出一个完整的、可能的联系之网，赋予每一部分或每一画面以确定的意义。读者的阅读活动就是填补本文整体系统中缺失的环节，将各图式结合为统一的格式塔，实现本文的连贯性与完整性。“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则是指向叙事学和修辞学意义，表征着如何以言传意、言外之意及言意是否相称的问题。“春秋笔法”就是要借助直书、讳书、不书等特定的书写方法赋予平常的词句以不平常的意义，在看似平常的表达中蕴含不平常的内容。正像叶燮所说的“言在此而意在彼”。如何传达言外之意，做到言有尽而意无穷，取得言近旨远的审美效果，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极为关注的话题，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重要范畴如“意象”、“意境”、“神韵”等都是这种观念的产物。誉满中外的唐诗宋词等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无不是这一观念在实践中的成果。以“微言”而能传“大义”实际上也是所有文学活动追求的目标，是文学的审美特征。
文学作品除了结构上存在伊瑟尔所说的空白之外，本文内部也存在着言而未尽之处，这一点不管是英伽登还是伊瑟尔都未能给予足够的注意。英伽登的“不定点”指的是“再现客体没有被本文特别确定的方面或成份”[4](P50)，他的例子包括莎士比亚戏剧中凯撒的身体特征没有得到确定的描绘。由这个定义和例子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模仿论的痕迹。伊瑟尔的“空白”也主要就情节结构上的关联而言。时至今日，他们仍然把文学作品看作是对现实的简单再现，那些没有被描绘出来的部分就被称为“未定点”或“空白”，这种机械的模仿论传统大大影响了他们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使他们无视文学语言的特有韵味，这种韵味亦即言外之意同样是本文召唤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需要读者积极主动的参与和建构。如果对此视而不见，那么对一种理论的合理性、完整性与普泛性必将造成难以估量的损伤。
第三，影响范围。本文空白理论和“春秋笔法”的影响深广度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本文空白理论作为文学接受理论的一个部分，它的影响因接受理论而得以传播，因读者视角的引入而受到关注。其价值在于通过对读者阅读中审美反应活动的现象学分析，详细地剖析了本文—读者间的互动关系。本文空白理论展示了一个被遮蔽的生动、阔大、丰富的艺术世界，为读者的阅读活动找到了内在的动力机制，它在文学意义的生成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深刻地反映了文学接受的审美活动的内在规律。但是它的影响一般仅限于文学范围之内，最多延及其他艺术形式。
《春秋》追求“微言大义”，是儒家话语权力的确立。曹顺庆先生曾指出：“中国的史学发达兴盛，与史书的‘资治’密切相关。而这‘资治’的传统，正起因于《春秋》‘善善恶恶’、‘拔乱世，反之正’的‘微言大义’之话语模式。”[5]对史学的影响是“春秋笔法”的最直接的影响。《春秋》“三传”中除《左传》较注重史实的钩沉而外，《公羊传》、《谷梁传》都注重对“微言大义”的阐发，以致朱熹将《公羊》、《谷梁》二传称为经学，足见“微言大义”的影响力之大。后世的史书编撰无不受到春秋笔法的直接影响，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司马迁的《史记》了。“春秋笔法”对经学的影响同样是深入而持久的。有人指出：“儒学史就是经典的诠释史，儒家的学问在很大程度上便是诠释的学问。”[6](P53)儒家重视经典的诠释，就是要探究经典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这是一个一以贯之的传统。对文学艺术的影响更是有目共睹。此外，《春秋》“微言大义”的意义建构与话语解读模式还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语言表达习惯。比如中国人行为处世的含蓄委婉，说话时的弦外之音常常让西方人摸不着头脑。这成为一种中国式的智慧。由此可见，“春秋笔法”和“微言大义”在中国的影响是全面、深入和持久的，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能仅限于史学或文学的领域，而应具有更为宏观的综合性视野。
收稿日期：2012－0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