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实验主义与“五四”哲学论辩

顾红亮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1)

【摘 要】 在“五四”时期，一些现代中国思想家用“实验主义”或“试验主义”称呼杜威的哲学理论。在访华期间，杜威的实验主义在认识论、方法论、人生观、社会哲学上展现其多重内涵，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多个哲学论辩，使实验主义巧妙进入了现代中国哲学话语体系。杜威实验主义参与哲学论辩的文本生成是一个合作实验的过程，这些文本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再创作的作品，不能简单看作是对杜威已有英文文本的重版，而是包含了中国思想元素的杜威哲学文本。在知行关系之争中，杜威通过与孙中山的讨论，引介詹姆士的真理论，以实验释行动，提出实验的认识论；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杜威的实验方法被应用于社会问题的讨论；在科玄论战之前，杜威展示实验主义人生观的内涵，比丁文江更早举起了科学人生观的旗帜，有力支援了科玄论战中科学派的立场；在社会改造的论战中，杜威构想出一套实验主义社会哲学体系，主张改良渐进的社会改造路径。在“五四”时期的哲学论辩中，实验(实践)成为一个关键词，成为现代中国哲学的主要话语之一。

【关键词】 实验主义 知行关系 实验方法 科学人生观 社会哲学

杜威访华一百年来，杜威与中国之间关系的研究越来越成为学术热点，学术界已经出版多部研究著作。(1) 研究杜威与中国之间关系的一些著作有：Barry Keenan, The Dewey Experiment in China :Educational Reform and Political Power in the Early Republic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Jessica Ching-Sze Wang, John Dewey in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7)；元青：《杜威与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等等。《杜威全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中文版的正式出版进一步提升了杜威研究的热度。相对而言，综合讨论杜威对现代中国哲学的影响的研究成果较多，(2) 例如，杨寿堪、王成兵：《实用主义的中国之旅》，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顾红亮：《实用主义的误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深入的专题式讨论的成果较少，从哲学论辩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较少。本文以实验(或试验)观念为核心，揭示杜威实验主义以何种方式参与现代中国哲学的论辩，如何进入现代中国哲学话语体系，进而探讨杜威对“五四”时期中国哲学界的贡献。

为什么选择实验或试验观念？现在我们习惯于用“实用主义”来标识杜威一派的哲学思想。但是，在“五四”时期，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用“实验主义”或“试验主义”来称呼杜威的哲学理论。从字面意思看，“实验主义”这个名称直接刻画出实验方法这一层含义。胡适在翻译、介绍杜威哲学的时候，喜欢用“实验主义”这个名词。杜威在中国的演讲中使用过《试验主义》、《试验论理学》等标题。1921年1月1日，毛泽东出席新民学会会员新年大会，提出：“规定研究的对象，宜提出几种主义(如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等)定期逐一加以研究，较之随便泛泛看书，有益得多。”(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19)修订本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76页。 这里，毛泽东使用“实验主义”而不是“实用主义”概念。瞿秋白在《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1924年)一文中批评胡适和杜威的哲学理论，也使用“实验主义”概念。可见，在“五四”时期，用“实验主义”称呼杜威哲学理论有一定的共识。(4) 参见顾红亮：《胡适对pragmatism的翻译及其意蕴》，《江淮论坛》2005年第3期。 因此，用实验或试验作为关键词，以此观察杜威如何阐述“实验主义”、“五四”时期的中国哲学界如何吸收杜威的“实验主义”，是有历史基础的。但在现有的研究文献中，“实验主义”的观察视角常常被“实用主义”的研究者遮蔽掉。

简言之，杜威以独特的方式参与知行关系之争、“问题与主义”的论战、科玄论战、社会改造的论战等哲学论辩，给现代中国哲学界贡献了实验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人生观和社会哲学的话语体系，使实验(实践)成为现代中国哲学的主要话语之一。

一、 以实验释行动和知行关系之争

在中国近现代哲学史上，知行关系是一个主要话题。魏源讲“及之而后知”，批评生而知之的观点，肯定行而后知。章太炎早期提出“竞争生智慧，革命开民智”的观点，竞争和革命都是行动的不同类型，智慧和民智都是知识的不同称谓，章太炎的观点包含着知有赖于行的立场。孙中山提出知难行易说，肯定行先于知。魏源、章太炎、孙中山等哲学家对知行关系的讨论，构成了杜威来华讨论知行关系的思想背景。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确立，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全新的航向。改革开放的征程没有穷期。中国共产党人和亿万中国人民，高举旗帜，走在不断前进的道路上。

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胡适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命题，这个命题背后的理论依据是杜威的实验方法论。实验方法论的第一步是确定疑难所在，明确社会问题性质，针对问题，提出假定的解决办法，寻找治疗方案，找到一种理论上有效的方案，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实验方法论围绕着发现问题、诊断问题、解决问题而展开。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的观点是对杜威实验方法的通俗化表达。李大钊在论战中批评了胡适的观点，提出研究问题与宣传主义可以“交相为用”、“并行不悖”。(18) 《李大钊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05、310、305页。 研究问题要分主次，要善于抓住根本问题，作根本解决。“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19) 《李大钊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05、310、305页。 他对胡适的批评可以看作是对杜威的批评，但在批评的同时，他对实验方法的合理性予以认可，认为谈主义的人“也须求一个实验”。(20) 《李大钊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05、310、305页。

在知行之辩上，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并非没有反对之音。“五四”后，胡适提出批评，阐发“知难，行亦不易”的观点。与胡适稍有不同，杜威明确表示赞同孙中山对知易行难说的批评，主张行动优先于知识，未经行动，无法验证假设的合理性，得不出正确的结论。在中国的演讲中，杜威不是宽泛议论知行关系，也不是宽泛议论行先知后，而是把知行关系的讨论引向实验主义，把实验或试验看作是行动的主要类型。在《教育哲学》的演讲中，杜威说：“我闻中国古代有‘知之非艰，行之维艰’的话。试验的方法，却与之相反。这是只有行然后可以知，没有动作便没有真的知识。有了动作，然后可以发现新的光明，有条理的事实，以及从前未发挥的知识。故曰：没有行，决不能有真的知。”(7) 杜威：《杜威五大讲演》，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38、311页。 这话是对孙中山的知行关系讨论的一个回应，不仅挑明行先知后的观点，而且提出实验观，认为这和知易行难说相反。杜威和孙中山都不赞成中国古代的知易行难说，认为其祸害不浅。在如何回应知易行难说上，杜威和孙中山出现不同的立场，孙中山用知难行易说来回应，杜威则用实验主义予以回应。在重视行动的维度上，杜威和孙中山是一致的，鼓励人们多采取行动，获取经验。杜威在《伦理讲演纪略》中，再次提到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评论说：“这话实在很对。我们虽然不能逆料成败，却不能不冒险去行，多行一次，就多一番经验，多一番经验，就增一度智识。”(8) 杜威：《杜威五大讲演》，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38、311页。 差别在于，杜威把行动更多理解为科学实验，孙中山更多理解为革命活动。

在《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演讲中，杜威用实验主义的思路来研究社会行动话题。他指出：“人类的责任，是在某种时间、某种环境，去寻出某种解决方法来，就是随时随地去找出具体的方法来应付具体的问题。这便是第三者的哲学。”(30) 杜威：《杜威五大讲演》，第310、5～6、23、28页。 “第三者的哲学”是实验主义的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杜威运用实验方法分析和解决社会行动问题，即查找问题、提出假设、进行验证，确定哪些假设能够解决实际的社会行动问题。杜威在演讲中具体分析了三类问题，即社会经济问题、政治法律问题、知识思想界的问题。

杜威通过介绍詹姆士的实验主义哲学来支持其实验主义认识论。在《现代的三个哲学家》这篇演讲中，杜威分别介绍詹姆士、柏格森、罗素的哲学思想，把詹姆士称作实验主义的“创始者”。(10) 杜威：《杜威五大讲演》，第237、249、299、236页。 杜威说：“詹姆士的学说，简单说，就是以‘试验主义’(experimentalism)代替传下来的绝对真理的哲学系统。他主张随时长进、增加，随时试验、证实。”(11) 杜威：《杜威五大讲演》，第237、249、299、236页。 实验主义和试验主义被看作是同义词。詹姆士在真理论上发挥实验主义，用实验、应用效果来诠释真理。杜威在介绍詹姆士的实验主义真理论时说：“詹姆士把两说一起打破，以为意象、观念、学理的真否，在乎看它含义的效果，能否适用到应用的地方。本身的含义能够发生应用的效果的，是真的，否则是假的。这是实验主义真理论的大意。”(12) 杜威：《杜威五大讲演》，第237、249、299、236页。 应用的效果通过实验得以体现，实验所得的结果，验证假设的真理性，引导人们追求真知。

杜威通过与孙中山的讨论，引介詹姆士的真理论，以实验释行动，参与到现代中国的知行关系之争当中，推动实验主义进入现代中国哲学话语体系，使其在现代中国思想界影响深远。很多中国思想家在文章中使用实验概念。实验不仅是科学术语，更是哲学术语。蔡元培在把孔子的学说和杜威的哲学进行比较时指出，“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多见阙殆，慎行其余”这句话有试验的含义，(13) 参见《蔡元培全集》第3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716页。 这和杜威的实验主义有相通之处。在某种意义上，蔡元培是在用杜威的实验主义重新诠释孔子儒学的主要观念，由此可见杜威实验主义在现代中国哲学界的影响力。

二、 实验方法论和“问题与主义”论战

在演讲和论辩中，杜威善于使用科学的语言，把实验主义打造成科学的理论，使之成为人们的行动指导。很多精英知识分子倡导实验行为，拥抱实验方法，不少青年学生追求实验主义人生观，一批有识之士尝试把社会改造和教育改革方案付诸实验。这些行动一方面和杜威实验主义参与哲学论辩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立场。

胡适介绍杜威的实验方法论最得力。在《实验主义》中，胡适概括杜威的方法论为五步法，即发现疑难的境地、指出疑难之点、假定解决疑难的办法、推论每个假设的结果、验证假设的效果。(14) 参见《胡适文存》第一集，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第235页。 杜威在《试验论理学》的演讲中，也把实验方法包括为五个阶段，即困难、臆想、比较、决断、实行。(15) 参见袁刚、孙家祥、任丙强编：《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第322～323页。 这个说法和胡适的概括一致。在《思想之派别》的演讲中，杜威把实验方法压缩为三步，即观察、推论和实行。“实行把推论实地实验一下，使知观察推论是不是正确。没有这一层，只可算是假设，不能说是真理、真知识。”(16) 杜威：《杜威五大讲演》，第237、249、299、236页。 尽管这些概括有不同的表述，但是都表达实验方法的内涵，即用假设来解决疑难问题，用实验来验证假设的可靠性。胡适不仅广泛传播杜威的实验方法，而且对这个方法的理解最有心得。他结合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发挥杜威的实验方法，演化出他自己的学术方法，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可以看作是用杜威的实验主义诠释乾嘉学派的学术方法的结果。(17) 参见顾红亮：《实用主义的误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0～111页。

杜威在中国参与知行关系之争，和孙中山的会见直接相关。杜威到中国后不久，就在上海和孙中山会面，蒋梦麟、罗志希等陪同。杜威、孙中山和蒋梦麟都对此次会面有记录。(5) 关于杜威与孙中山的知行观的比较，参见顾红亮：《杜威与孙中山的知行观》，俞吾金主编：《杜威、实用主义与现代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38～249页。 1919年5月13日，杜威在家信中说：“昨晚，当我与中国前任总统孙中山先生同桌晚餐时，我发现他竟是位哲学家。他目前已写好一本书，即将付印。内容是说明中国之积弱完全是由于将中国古代一位哲人的思想——‘知易行难’——根植于心的缘故。结果必然的是，他们不喜欢做任何实际的工作，而只希望求得理论上的通盘了解。……中国人却凡事都深怕自己的行动会导致什么错误的结果，所以他写了一本书来向他的国人证明‘知难行易’的事实。”(6) 杜威夫妇著，王运如译：《中国书简》，台北：台北地平线出版社，1970年，第11页。 和孙中山会见的第二天，杜威就在信里记录会谈内容。信里复述的都是孙中山的观点，陈述知易行难说的危害，论证知难行易说的合理性。这个记录显示杜威对于知行关系讨论有浓厚兴趣。

胡适通过“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推广应用了杜威的实验方法，形成“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杜威虽然没有直接介入这个论战，但他在教育领域上开辟另一个战场，应用实验方法，研究教育问题，推行实验教育和实验学校。杜威在《教育哲学》的演讲中说：“学校应有试验的计划；办学的，作教师的，都随时随地试验，随时随地修正，复以各地试验的结果互相报告，彼此交换意见，彼此纠正。集合大家试验的结果，成为有弹性的教育精神。这不是形式上的统一，是精神上的统一。”(21) 杜威：《杜威五大讲演》，第142、236、132、134、310页。 1919年10月12日下午，杜威为全国教育联合会会员讲演《教育上试验的态度》。经亨颐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杜威先生今日讲题为《教育上试验的态度》，其精义在革除我国述而不作之弊。”(22) 《经亨颐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55页。 杜威的实验教育倡议得到了经亨颐、陶行知、陈鹤琴等一大批中国教育家的支持。把实验精神贯彻到教育实践中，教师可以参照实验精神来教授学生，校长可以参照实验精神来管理学校。晓庄乡村师范学校是典型的实验学校。梁漱溟在乡村建设中创设乡农学校，可以说是一种非典型的实验学校。从晓庄学校到乡农学校，杜威的实验教育影响力在现代中国不断拓展。杜威对实验教育的推行，可以说是在教育领域呼应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支持了论战中胡适的实验方法论。

三、 实验主义人生观和科玄论战

如果说杜威的实验主义参与知行关系之争和“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是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推动实验主义进入现代中国哲学话语体系，那么，它以特有的方式参与科玄论战，则使其在人生观上进入现代中国哲学话语体系。

治疗前后237例使用万古霉素且行血药浓度监测的患者的肾功能指标（Scr、BUN、胱抑素C）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2。

杜威的实验主义不仅体现在认识论上以实验释行动、以行求知，意味着以实验求知；而且体现在方法论上，提出实验方法；更体现在人生观上，展示实验主义人生观的内涵。如何理解实验方法对于人生所起的作用？杜威在《思想之派别》的演讲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实验方法“使人生的行为格外根据有意识的行为，受知识的支配，不要作无意识的盲从”。(23) 杜威：《杜威五大讲演》，第142、236、132、134、310页。 换言之，行动受知识的指导，同理，人生受科学的指导。这就引出如何处理科学与人生观之间关系的话题。这是1923年发生的科玄论战的主题。杜威在1919年的公开演讲中已经讨论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在现代中国哲学界埋下了科玄论战的“导火线”。

实验方法的广泛应用、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对于物质生活和道德生活都产生影响。科学技术对于物质生活上的影响，可以从汽车、铁路、电话、电报等新式发明中感知到。那么，如何评估科学技术对于道德生活的影响？杜威在《教育哲学》的演讲中指出了科学进步对于人生道德带来两个影响：“第一，发生新的希望，新的勇敢。”(24) 杜威：《杜威五大讲演》，第142、236、132、134、310页。 人们运用科学的实验方法，不再畏惧面临的各种困难，总可以找到解题的思路和对策，信心、希望和勇气倍增。“第二，发生新的‘诚实’。”(25) 杜威：《杜威五大讲演》，第142、236、132、134、310页。 人们掌握了实验方法的精髓，增强了克服困难和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坦然面对事实，诚实应对各种责难。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实验的精神不仅对于道德生活产生积极影响，而且可以创造出新的人生观。人们不仅应该看到科学技术的实用性给人们日常生活带来的便利，还应该看到科学实验有精神、理想的因素，例如，科学家有求真之心，愿意追求真理而作出牺牲，甘于寂寞，善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这些精神元素都可以成为新的实验主义人生观的内在因素。

从实验主义的人生观观之，人生行动不能离开人的理智和感情。理智和感情在行动中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如果两者能做到相辅相成，那么，实现知行合一就不是难事。“情绪能帮助智理，鼓动智理，不至流于空虚，或知行不一。智理能启导情绪，坚固情绪，不至流于盲目妄动，或虎头蛇尾。”(26) 杜威：《杜威五大讲演》，第142、236、132、134、310页。 情绪(感情)激发人的行动，理智规范人的行动，两者互相配合，形成合情合理的人生行动。在《伦理讲演纪略》中，杜威举五四运动的例子加以说明：“五四运动以来，我想学生比前当更热心求学。他们因外交问题，激动爱国心，所以有新动机、新兴趣，对于学问，自然更亲切有味了。爱国的动机又大，欲救同胞之心又切，对于进德修业，自然欲罢不能了。”(27) 杜威：《杜威五大讲演》，第310、5～6、23、28页。 “五四”时期的学生运动，在情感上激发人们的爱国心，这种爱国情感转化为行动的原动力，促进学生更加自觉地投身于学习，提升报国救国能力。

在“五四”时期，杜威比丁文江、胡适更早举起了科学人生观的旗帜。他的科学人生观在1923年有力地支援了科玄论战中科学派的观点。胡适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提出，科玄论战中许多学者都犯了一个错误，即抽象地争论科学能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却很少有人阐释科学的人生观到底是什么样的。(28) 参见张君励等：《科学与人生观》，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页。 他力图解决这个问题，提出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内容。在科玄论战爆发前，杜威的实验主义人生观已经为胡适的科学人生观作好了理论的铺垫，以特殊的在场的方式参与科玄论战，让科学人生观进入现代中国哲学话语体系。

四、 实验主义社会哲学和社会改造论战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思想界爆发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东西文化论战等，它们都涉及如何改造中国社会的话题，这些论战可以统称为社会改造的论战。杜威以构建实验主义社会哲学的方式隐晦地参与了社会改造的论战，在社会哲学层面推动实验主义进入现代中国哲学话语体系。

一百年来，杜威来华讲学已经成为中国近现代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的重要事件。杜威的实验主义在认识论、方法论、人生观、社会哲学上展现其多重内涵，以论辩的方式参与知行关系之争、“问题与主义”的论战、科玄论战、社会改造的论战，为现代中国哲学发展注入实验主义元素。下面从参与哲学论辩的方式、程度、文本、意义几个角度作一个小结。

杜威在中国的公开演讲中不断传播他的实验主义。1920年6月22日上午，杜威在无锡第三师范学校讲演“试验主义”，提出：“所谓‘试验主义’就是把‘科学精神’应用到社会上去，和事情上去。”“‘试验主义’，必以科学精神上的方法行之。”(9) 袁刚、孙家祥、任丙强编：《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73～274页。 试验是科学名词，蕴含科学精神，被视为实验室的活动。实验室的英文是laboratory，这个英文词的词根是labor，它有工作、劳作的意思。从英文的角度看，实验室的科学实验与劳作、行动有关。实验是典型的科学活动，充满行动精神。杜威把科学实验扩展到社会领域，视其为社会行动的主要模式。在行动中探求新知，意味着在实验中验证假设；在行动中获取经验，意味着在实验中获得生长。

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丘吉尔独具慧眼，倡导成立了海军陆地战舰委员会。他还慷慨解囊，拿出海军的资金研究开发新式战车。在海军的及时帮助下，这种“陆路战舰”很快问世。为保密起见，人们命名它为“坦克”。

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中，张东荪等学者主张优先发展实业，反对社会主义，陈独秀则为社会主义辩护，主张中国有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在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中，区声白等学者反对一切政治，主张绝对自由，陈独秀则为无产阶级专政辩护，主张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在论战中，杜威既不赞成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也不赞成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而主张实验主义。杜威的实验主义社会哲学反对激进派和保守派的观点，主张改良渐进的社会改造路径。他在演讲中提出的共同生活的观念体现了社会改良的思路。“共同生活便是自由交际，互相往还，交换感情，交换种种有价值的东西。”(31) 杜威：《杜威五大讲演》，第310、5～6、23、28页。 基于共同生活，形成自由交往的共同体(社会)。“这种社会一定使各分子有自由发展、自由交换、互相帮助、互相利益、互通感情、互换思想知识的机会；社会的基础是由各分子各以能力自由加入贡献的。”(32) 杜威：《杜威五大讲演》，第310、5～6、23、28页。 理想的共同体成员是自由个体，但他们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有交往能力、沟通意识、愿意与人分享的个体。通过这些社会成员的点滴努力，共同体的改造就成为一个逐步改善的过程。在后期著作《公众及其问题》中，杜威分析公众、伟大的共同体等观念，多少是对《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演讲中共同生活、共同体等观念的发挥，显示实验主义社会哲学的后续发展与完善。

杜威对实验主义社会哲学的构思，夹杂着他对中国社会改造问题的省察。他在中国访问期间撰写了大量的英文文章，主题涉及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中国文化、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美国的远东政策等。(33) 参见杜威著，顾红亮编：《中国心灵的转化——杜威论中国》，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这些议论时政的文章，一方面，可以看作是杜威应用实验主义社会哲学观察、思考中国社会现象所得的结果；另一方面，可以看作是其受中国社会改造运动、中国文化影响的结果。正如杜威自己坦承：“我在中国的逗留印象最深刻的一点是：我看到了一种开明进步的民意确实而迅速地发展。”(34) 杜威著，顾红亮编：《中国心灵的转化——杜威论中国》，第220页。 “开明进步的民意”在某种程度上“拓宽”了杜威建构实验主义社会哲学的思路。

五、 实验(实践)是现代中国哲学主要话语之一

杜威的《教育哲学》、《思想之派别》等演讲内容，大多采自他已有的英文著述，而《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是在胡适的建议下所作的演讲，其内容是全新的。胡适看到，在杜威的哲学架构里，还没有发展出一套实验主义的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1919年，在北京大学开设的《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系列讲演“是杜威先生第一次正式发表他的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29) 胡适：《〈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引言》，张宝明、王中江主编：《回眸〈新青年〉·哲学思潮卷》，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60页。 ，体现了杜威对于社会哲学问题的最新思考。他是在中国社会改造的语境里构思实验主义社会哲学的。

第一，杜威通过演讲、论文、书信等方式参与现代中国哲学论辩，其中公开演讲是主要参与方式。

杜威在中国的演讲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他总是根据中国社会的需求、听众的期待调整演讲内容。杜威的很多演讲是在和中国听众、专家学者对话，是在作论辩。他所作的演讲很多时候不是直接参与哲学论辩，而是以间接、隐晦的方式参与论辩。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科玄论战、社会改造的论战中，杜威的实验主义常常以胡适等代言人出场，或贡献理论观点等方式参与论辩。

凡其光明正大，疏畅洞达，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为威而雨露之为泽，如龙虎之为猛而麟凤之为祥，磊磊落落，无纤芥可疑者，必君子也。 ……既定于内，则其形于外者……于汉得丞相诸葛忠武侯，于唐得工部杜先生、尚书颜文忠公、侍郎韩文公，于本朝得故参知政事范文正公。 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所谓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 其见于功业文章，下至字画之微，盖可以望之而得其为人。[6]3641

如果说杜威参与和孙中山的知行关系之争，把实验观念纳入知行关系，开始在认识论上推动实验主义进入现代中国哲学话语体系，那么，杜威的实验主义参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则在方法论上使其进入现代中国哲学话语体系。杜威本人没有直接参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胡适带着实验主义方法论挑起了论战，把杜威的实验方法应用于社会问题的讨论。

公司存在大股东会大幅度减轻第一类代理冲突，也就是外部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大股东的存在可以缓解第一类代理冲突，因为拥有大资产鼓励大股东积极收集信息并监督管理。但是，大股东的存在也可能使委托代理矛盾更加冲突。而且，大股东可能对公司加以控制，从而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

考虑S-N曲线的存活率及提升系统的安全性，参考文献[14]引入16Mn的p-S-N曲线，p-S-N曲线表示不同存活率下的应力-寿命曲线，与S-N曲线相比具有更广泛的应用。绘制不同存活率下16Mn的S-N曲线，如图14所示。在设计中应根据可靠性和经济性要求来选择具体曲线。一般规定：若试样经107次循环仍不失效，则认为它能够承受无限次循环载荷的作用。

第二，杜威的实验主义全面而深入地参与了现代中国的哲学论辩。

所谓全面指的是杜威的实验主义参与了“五四”时期主要的几场哲学论辩。所谓深入指的是在参与论辩的过程中，实验主义得到合理的辩护，在认识论、方法论、人生观、社会哲学等多个领域形成话语权。在知行关系之争中，杜威提出实验的认识论。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杜威的实验方法得到应用。在科玄论战中，实验主义人生观有力支援了科学派的立场。在社会改造的论战中，杜威构想出一套实验主义社会哲学体系。在这些哲学论辩中，实验(实践)成为现代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关键词之一。在毛泽东的《实践论》中，实验被视为人类实践的基本形式之一，这说明实验观念在现代中国哲学发展中占据重要位置。

试验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有效率为77.08%，对照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有效率为46.1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第三，实验主义参与哲学论辩的文本生成是一个合作实验的过程。

“五四”时期，杜威访问中国，参与哲学论辩，留下大量中文演讲文本。现在研究杜威与中国思想的关系，引述的材料大量来自这些演讲文本。如何看待杜威在中国的演讲文本？这些演讲文本是杜威哲学文本的组成部分，但又不能简单等同于英文的杜威哲学文本。为什么这么说？这需要回顾杜威演讲文本的生产过程。这个生产过程体现为两种论辩的结合。

西达里亚油田属于碎屑岩油藏。2005年以前，油田开发主力层位集中在上、中、下油组。2005年至2011年，技术人员发现新的油藏层系阿4段，但由于当时认识不到位，该层系仅用来采取零星补孔及合采措施。

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存在大量程序性、事务性工作，以往考勤、工资制单、员工信息统计等基础性工作都是由人力资源从业者手工进行，不仅浪费大量时间，准确性也很难保证。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借助信息技术的优势，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快速给出统计结果，同时可以自动生成相关的报表，极大节约工作时间的同时，确保了工作的准确性。系统中还具备员工自助功能，通过授权员工进行自助服务以及相关的服务共享等功能，可以使员工动态更新自己的相关信息，节省了收集员工资料投入的大量物力财力，确保公司实时掌握第一手员工资料。

首先，体现演讲者、口译者和记录员之间的论辩。关于这三者之间的工作关系，胡适作过描述：“杜威当时总是用他自己的打字机事先把每一篇讲演的提纲打出来，把副张交给他的口译者，让他在演讲和翻译以前研究这些提纲并且想出合适的中国词句。杜威在北京每次讲演以后都把提纲交给那些经过挑选的记录人员，以便他们能够在付印以前核对他们的报道内容。”(35) 胡适：《杜威在中国》，简·杜威著，单中惠编译：《杜威传》，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11页。 杜威的中文演讲文本是由演讲者杜威，胡适、郑晓沧、陶行知等口译者，伏庐、绍虞等记录员共同生产、合作实验的结果。其间包含着翻译者和记录者的贡献。

其次，体现演讲者、听众、论战者之间的论辩。杜威的演讲不是自说自话的结果，而是与听众互动、与论战双方(潜在的和实存的)对话的结果。其间包含着他对于中国文化的评价，包含着他对于学生运动、教育政策的批评，包含着他对于中西方思想的比较。

杜威在华演讲文本生产过程说明，这些文本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再创作的作品，是合作生产的实验产品。这些演讲文本不能简单看作是对杜威已有英文文本的一个复述或者重版，不等于他起草的英文演讲稿或演讲提纲，而是新的、独立的、论辩性的杜威哲学文本，是包含了中国思想元素的杜威哲学文本，是他参与现代中国哲学论辩的文本。

联立式(1)、式(2)，并考虑断面Ⅱ—Ⅱ处变径的局部阻力损失和断面Ⅰ—Ⅰ、Ⅱ—Ⅱ间的摩擦阻力损失，推导出式(3)，即断面Ⅱ—Ⅱ处的风速为

第四，杜威的实验主义参与现代中国哲学论辩是一次有效的试验。

尽管受到李大钊、瞿秋白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批评，杜威的实验主义的理念仍然得到很多“五四”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认可。“五四”时期的中国学界并不是没有批评之声。当时就有作者提出批评。“他不是中国人，断不能知道中国社会的内容；他所谈的，只就他接近的一部分谈谈，他就据以为真，遂放言高论起来。”“你自己讲‘试验主义’，而实际不能自己去试验……”(36) 希平：《对于杜威“试验主义”的感想》，《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7月27日。 此文批评杜威纸面上谈实验，实际上没有在中国践行实验方法，没有把准中国社会问题的实质。此批评依据的一个理由是他接触的人群范围有限，所掌握的情况有限。这个批评有合理的地方。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批评并不十分准确。杜威参与哲学论辩就是一次实验，而且，他的实验主义鼓励了很多中国人去实验，去为解决中国问题开药方，陶行知的晓庄学校就是一个例证。

总之，“五四”时期，杜威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多个哲学论辩，使实验主义巧妙进入现代中国哲学话语体系，使实验(实践)成为现代中国哲学的主要话语之一。

John Dewey’s Experimentalism and Philosophical Debates during the Period of May Fourth Movement

Gu Honglia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China )

Abstract : During the period of May Fourth Movement in 1919, some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called John Dewey’s philosophical theory “experimentalism.” During his visit to China, Dewey’s experimentalism showed its multiple connotations in the field of epistemology, methodology, outlook on life and social philosophy, and participated in various philosophical arguments in a direct or indirect way, so that experimentalism entered the modern Chines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system cleverly. Dewey’s Experimentalism texts generation in modern China is a cooperative experiment. To some extent, these texts are a re-creation of works, cannot simply be regarded as a reprint of Dewey’s existing English texts, but are the Dewey philosophical texts that contains the elements of Chinese thought. In the disput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and practice, John Dewey, through the discussion with Sun Yat-sen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William James’s truth theory, put forward the experimentalism epistemology which claims experiment as main form of action. In the debate of “problems and doctrine,” Dewey’s experimental method is applied to the discussion of social problems. Before the debate between science and metaphysics, Dewey showed the connotation of experimentalism views of life, raised the banner of scientific outlook on life before Ding Wenjiang, and strongly supported the position of the scientology in the debate between science and metaphysic.

Keywords : experimentalism;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and practice; experimental method; scientific outlook on life; social philosophy

[作者简介] 顾红亮，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杜威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美国所藏的贺麟档案研究新心学关键问题”(项目批准号：16BZX058)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晓 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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