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高校与国家科研机构合作创新模式研究_协同创新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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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协同创新是整合创新资源、实现创新效率的有效途径，已成为当今世界科技创新活动的新趋势。在我国，随着胡锦涛2011年“推动协同创新”的讲话，中国高校协同创新在政界和学术界受到广泛重视。教育部也推出有关协同创新的“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谷歌CNKI“协同创新”学术关注度由2011年148篇收录量大幅上升至2012年的792篇、2013年的1296篇。在德国，科研协同创新则被作为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概念加以运用，并被视为国家有效创新体系的根基。高校与经济界之间的科研协同程度，以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互补性结合，更被视为衡量国家创新能力的主要标准[1]。德国科学界和经济界之间的协同创新使2010年德国经济强劲复苏，率先在欧洲走出危机，GDP增长率高达3.6％，超过政府原先预计的3.4％，为两德统一以来最快增速[2]。德国协同创新的成功经验值得研究和借鉴。

       国内学者对德国协同创新的经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朱佳妮，朱军文，刘念才(2013)从德国创新体系中高校、校外科研机构和企业三大主体的协同进行了分析[3]。许艳华(2013)从德国政产学研用科技创新体系的协同创新进行了分析[4]。周小丁，黄群(2013)从德国高校与企业项目合作、人员交流、基于战略的协同创新模式对高校与企业的协同创新进行了分析[5]。郑英姿，周辉(2013)以德国亥姆霍兹联合会为例，对研究机构与大学协同研究方式进行了分析[6]。从以上学者的研究看，德国协同创新的成功在于有高校、校外科研机构和企业三大主体构成的创新体系，高校与企业、高校与校外科研机构、三大支柱科研机构的协同创新对德国创新能力的提升均有重要贡献。但是对大学与国立研究机构两大公共研究机构之间的协同关系还待归纳。本文以德国高校与国立研究机构(以下简称校研机构)协同创新模式为研究问题，分析校研机构协同创新模式的政策与制度、总结德国校研机构协同创新模式以及对中国校研体系协同的启示。

       2 德国校研机构协同创新制度基础

       2.1 协同创新制度的由来

       德国科学系统内部开展机构间协同创新活动始于20世纪80年代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此后，联邦政府提出多种建设性建议并发起多项区域性创新活动计划促进高校、国立研究机构、企业之间开展协同创新，以打破条块分割、避免重复投入而紧缩科研经费。加强校研协同源于1998年到2000年国际专家委员会对德国国立研究机构进行的系统评估。系统评估发现德国两大创新支柱高校与校外研究机构间条块分割明显，各自进行大而全的建设，两大科研体系缺乏明显的特色优势。为此德国科学委员会建议，“在不放弃各自研究特色的前提下，消除德国研究系统内的分工差异”；促进高校与高校外研究机构间的合作，实施战略性研究与创新研究的促进举措，注重高校科研领域的区别等；尤其强调高校应与高校外科研机构开展更多的“实质性”合作。

       2.2 法律制度缘由

       按德国法律规定，只有综合性大学享有博士学位的授予权，大学外研究机构的科研人员既不能直接带博士生，也不能拥有教授头衔。因此各大研究机构的很多科学家只能选择在大学任教或者拥有大学教授头衔并承担指导博士生的任务。高校通常也支持高校外研究机构的教授到高校研究所从事“兼职”研发，以加强高校的学术、尤其是技术竞争能力。基于人才培养的法律制度，科学家之间保持了悠久的密切合作，为校研协同、沟通奠定了坚实的合作基础。

       2.3 政策制度基础

       从2000年国际专家委员会对德国四大国立研究系统评估后，联邦政府不断出台相关的政策制度以强化校研两大机构间的协同。最典型的是2006年联邦－州政府从国家战略高度推出“三大公约”，即“高校公约”、“研究与创新公约”以及“精英计划”，均鼓励校研机构之间联网和协同实现更多的创新目标。在高校发起的“精英计划”明显扩大了高校和大学外科研机构间的协同规模，并使之达到前所未有的密度与强度[7]。

       “三大公约”还从制度上促进校研协同创新各主体任务分工，研究内容各有侧重，形成各自固有特色的局面。“高校公约”改变大学过去发展单一，研究内容雷同现象，强化大学基础人才培养的特征；“精英计划”重在以建设国际顶级大学为目标，加强大学基础研究，培养青年科技人才的特色。“研究与创新公约”则通过每年递增3％(2010年起每年递增为5％)的研究经费促进各大研究机构在竞争中形成各自杰出的实力和开拓具有远见卓识的新战略研究领域。如马普学会主要侧重于以知识为导向的前瞻性和边缘性基础研究；弗朗霍夫协会专注于以工业应用为导向、以技术创新和研究成果转化为特征的应用研究；亥姆霍兹联合会建设大型研究基础设施并以解决科学、社会与经济发展的紧迫任务，承担政府导向的预防性战略研究计划；莱布尼茨联合会研究领域广泛，促进科学研究的多元化发展。高校与各机构相异的研究特色形成资源配置的差异化，利于校研机构基于人才、科研设备、学科优势等形成资源互补关系而推动校研协同创新。

       2.4 体制保障

       德国政府通过体制改革保证德国校研机构协同创新的战略取向。1994年德国首次将研究技术部与教育科学部合并组建教育科学研究部；1995年由科学界、经济界、政界代表组成“研究技术与创新委员会”，标志最高层领导直接参与科技发展决策。2006年5月，德国设立新的“创新与增长委员会”，以“激活德国的创新潜力”。2006年联邦教研部由9个司精简为8个司，其中第四司定为高等院校与研究机构司，注重高校与研究机构两大研究支柱的建设与整合。联邦政府职能部门的设立与管理直接促使校研协同实现紧密融合。

       3 德国校研机构协同创新模式

       在政策和体制的双重作用下，校研机构协同创新从传统科学家个人合作的模式形成机构间协同创新的共性模式。

       3.1 战略创新平台模式

       该模式依托“精英计划”，通过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申报、共建“精英计划”中科研和人才领域平台，增强高校的国际竞争力、科研的国际显示度。德国评论家指出：“精英计划”不仅开辟了校研合作的新篇章，且催生出校研合作的新模式[8]。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根据国立研究机构各自的战略定位和研究特色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杰出集群型模式、研究生院模式、精英大学型模式。2010年统计表明四大国立科研机构参与了89％的“杰出集群”和87％的大学联合研究生院(中心)，而精英大学建设的参与度则接近90％。(见表1)。战略创新平台模式加强了校研机构长期协同创新的融合。

      

       3.2 联合研究项目模式

       该模式是德国校研机构协同创新普及形式。校研机构为一个共同研究目标，通过资源、能力、利益的互补性结合以协同实现共同研究目标。校研机构共同研究目标分布于基础研究(约80％)，应用研究(约70％)和方法研制(约55％)以及技术开发(约35％)[9]。校研机构之间通过研究中心、科学家小组等推动跨机构的协同，共同完成研究项目。德国科学联席会议2010年公布的有关德国科学基金会资助计划和精英计划的数据，从侧面反映校研机构联合研究项目的实施情况(见表2)。2008年到2009年四大国立研究机构参与了80％以上的重点项目、研究中心项目参与度则接近70％，此外国立研究机构还参与了50％以上的特别研究领域项目及40％左右的科学家小组项目。通过联合研究项目推行校研机构之间合作的普及，带动资源的共享与交流。

      

       3.3 联合聘任大学教授模式

       该模式是校研机构强化双方科研协同迈出的第一步。作为联合聘任的教席既承担指导高校研究生的课程，参与博士人才的培养，又承担研究机构的科研任务。截止到2008年，高校与亥姆霍茨联合会、莱布尼茨联合会和弗朗霍夫协会联合聘任的大学教授(W2级和W3级)分别为255名、247名和120名。而马普学会在高校的兼职教授(W3级)从2009年的233人增加到2011年的257人；莱布尼茨联合会的联合聘任机制非常出色，联合聘任人数最高时近达300名，取得大学教授职位的科学家人数从2001年的117人增加到2010年的250人[10]。大学与大学外研究机构联合聘任的教授，2005年至2010年间，比重增长了28％。2006年以来，由国立研究机构指导并被授予博士学位的人数增加了50％[11]。联合培养出的博士研究生每年约500多名[12]。联合聘任的教席被视为带动校研双方青年人才交流、更新知识的桥梁，为深化协同创新创造前提。

       3.4 共享科学设施模式

       该模式是德国政府鉴于校研机构双方在科学基础设施方面的明显差距而推行的校研合作基础形式。最具影响力的例子是亥姆霍兹联合会基于大型研究基础设施的协同。每年吸引德国和世界各地6000多名科学家使用[13]。共享科学基础设施使研究机构加入到高校更宽泛的学科研究，并与年轻科学家建立联系。高校则完成耗资巨大、成果显著的研究项目以提高知名度并创造毕业生在研究机构工作的机会。双方基于大型设备免费使用而实现成果共享扩大了协同创新网络的广度并促进双方合作研究与交流深化。共享设施既是驱动协同的基础又是推进校研协同的动力。

       3.5 共建时效性研究单元模式

       该模式是校研机构之间周期性的合作模式。双方通过研究小组、研究联盟、研究所、科学家小组等，以快速地整合双方资源以开展某个领域急需的研究活动并实现资源共享。研究小组模式及虚拟研究所模式最具代表性。

       研究小组模式于1969年马普与高校开始实施而得以推广。研究小组由校研机构双方共同确定研究方向和目标，大学管理行政，研究工作的考评则按照研究所的标准进行，资助期满后可并入学校或解散。虚拟研究所模式则为解决某个尖端的科学问题，国立研究机构通过与一所或多所大学联合共建虚拟的研究组织，将各具竞争优势的校研机构连结在一起，整合资源以快速协同解决关键科学问题。亥姆霍兹中心是研究机构构建虚拟研究所的典型代表。近年，该组织投入近1亿欧元以资助99个虚拟研究所，其成员来自61所德国高校的326名教职人员。通过虚拟研究所的协同攻克尖端科学问题，共同提高校研双方的国际知名度和可见度[14]。

       4 德国校研机构协同创新模式案例

       德国校研机构在协同创新进程中始终保持着各自使命和特色并不断创新，除上述共性模式外，还形成在世界范围内极具特色的个性协同模式。

       4.1 校研机构合并模式

       校研机构合并模式是在法律协议框架下形成组织间的战略联盟协同创新实体，具有独立法律地位和自有资本并拥有行政上共同的咨询、决策、执行权利等。最典型的是卡尔斯鲁厄技术研究院(KIT)。

       KIT合并模式是由“精英计划”催生出的校研机构“研究联盟”协同模式。以联合申报“精英计划”项目为协同前提，促使校研机构双方形成战略性协同研究联盟，成为国家资助下的教学、科研和创新应用持久协同平台。在2007年进行的“精英计划”竞标中，德国政府批准亥姆霍茨联合会的卡尔斯鲁厄研究中心与卡尔斯鲁厄大学合并为卡尔斯鲁厄技术研究院(KIT)，成为精英大学项目之一。国立研究机构和研究型大学直接合二为一，是校研机构协同的一大创举。KIT担负着教学、科研和创新应用三大使命，打破固有的研究体制的界限，使教学、科研与创新实现了无缝链接。KIT合并的实践，首先实现了双方知识与能力的组合；其次，将亥姆霍兹中心的研究计划与大学课题及其配套项目捆绑，形成KIT的新研究方向、研发重点和研究特色，有助于提高KIT教学与科学实践的水准。此外，KIT实现了大学与研究中心这两种不同文化的深度融合，将对德国未来的校研机构协同创新产生深远的巨大影响[15]。

       4.2 创新人才培养协同模式

       校研机构除构建联邦政府“精英计划”下的“研究生院”和“精英大学”战略创新平台培养创新人才外，马普国际研究院和亥姆霍兹青年小组也是培养青年科学家的典范模式。

       上世纪80年代马普学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加强与高校的协同，联合创建马普国际研究院培养青年科学家。目前，学会30多个研究所与伙伴大学共同建立60多个国际研究院，担负4000多名博士生的指导任务，且65％的博士生来自国外。在这些以跨学科研究为主的马普国际研究院，学位的授予权属于高校，马普学会则为博士生的培养提供人力和物力支持。基于马普国际研究院的合作，马普学会成功地争取到了急需的边攻读读博士学位边做科研的杰出青年科研人才。特别是国外的青年科技人才不断地流入，将世界的知识和经验带入，满足了马普学会不断创新的要求。高校则成功地借助马普学会的国际影响力提升国际知名度和竞争力。

       亥姆霍兹青年小组是校研机构专门针对培养青年科学家而形成的合作模式。截止到2011年年底，经过9轮招标，亥姆霍兹联合会已与伙伴大学共建立151个青年科学家小组。小组的研究方向是从主题领域中选出，既符合亥姆霍兹专题研究又属于高校科研重要方向。青年小组为有创新潜能的青年研究人员，提供研究项目、人才流动、获得研究机构终身科学雇员、获得大学教授资格等职业生涯的发展通道。青年小组通过各个高校青年研究人员的广泛参与，形成网络式协同模式。该模式扩大了参与各方的协同范围并共享资源、信息和成果。

       4.3 弗朗霍夫模式

       弗朗霍夫模式是校研机构间打破资源界限而融合的典型。双方特殊的协同创新模式造就弗朗霍夫学会成为世界公认的技术创新源泉。

       弗朗霍夫模式依托高校优势学科与大学产生一种“寄生”关系。弗朗霍夫研究所大多建立在校园内，甚至弗朗霍夫学会的一些研究所同时也是大学的研究所。紧密的物理连接利于人才和资源的整合。在研发方式上，无论研究所自定的研发重点、承担的国家项目，还是合同研发大多以招聘高校人员或与高校联合研发方式进行。依托优势学科和大量科研资源，研究所形成高效的技术转移模式并降低研发成本。在研发人员配置上，研究所以高校的优势学科为依托，大多请该学科领军人物担任研究所所长，而研发人员聘用来自高校的教师和学生以聚集起人才优势攻关，保证了持续的创新活力。德国各地约40多个弗朗霍夫研究所与大学之间建立了广泛而正式的协同网络。

       弗朗霍夫与高校之间紧密的合作形成了独特的“第三方经费支撑”发展模式。研究所近40％的研究人员来自大学高年级学生[16]。通过让学生独立承担或参与弗朗霍夫研究所课题、项目推广等方式，训练青年学生成为企业界所需高级工程技术人员的素质及能力。毕业时，研究生已拥有熟练的技术专长并具备开拓市场的全方位商业技能以及广泛的商业关系网。这种人才培养方式，使弗朗霍夫学会得以进入“循环发展”状态——来自高校的学生雇员被培养成企业所需技术型人才，通过人才的毕业流动而建立与更多企业的密切关系。使得弗朗霍夫校研合作研发平台的研发合同和经费呈现可持续性增长。即使在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冲击下，学会仍保持快速的发展势头[17]。高校则获得贴近经济界的教育培训场所和机会，成为各类人才直接走向经济界的重要培训基地。

       5 主要结论与启示

       5.1 主要结论

       德国创新体系中的校研机构作为公共研究部门，决定了校研协同不是靠市场调节而是靠政府的引导和推动。校研机构协同创新的多种模式形成得益于联邦政府从体制、法律、政策及制度等宏观要素的保障和推进：有效的管理体制保证校研机构协同创新的战略取向；法律规范奠定了双方合作基础；政策及制度导向使校研机构间战略协同创新成为可能。

       校研机构协同创新的长期型、时效型、普及型、基础型与强化型五种主要共性协同模式与基于机构合并、青年科学家培养和弗朗霍夫模式等各具特色的个性协同模式构成了德国校研机构协同创新的主要模式，并呈现出多层次、全方位融合的特点。共性协同模式体现在双方基于大型仪器、青年人才、学术带头人、联合项目与科研成果等各个层面的共享与流动。个性协同模式体现在战略平台基于项目生命周期长效性协同。双方从项目的咨询、立项、研究、鉴定、成果转移，到项目战略创新、资源配置、人才培养、信息共享等全过程均共同完成。共同目标和共享利益促使协同过程中所需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能持续畅通，保证了协同创新的实现。

       校研机构协同创新的互补性稳定了校研之间的合作。德国政府通过“三大公约”推进校研之间及四大研究机构之间形成科研功能差异化，使校研机构在研究定位、专业化特征、科研资源配置等方面形成异质性。差异化与异质性促进双方利益需求互补以推动机构自发产生协同创新的动力，由原来的资源竞争者转化为稳定合作者。

       经费导向机制是校研机构协同创新的纽带和推动力。校研机构协同创新日益成为申请经费资助和募集第三方经费的重要来源。校研机构形成协同才易获得来自联邦政府、各州、经济界的各层次研究经费，协同程度高才能争取到大型研究项目经费，而且校研机构协同已作为国家战略层次的“精英计划”项目申报条件中的优先资助条件。校研机构协同通过经费获取，合作中的合作伙伴由此提升科研能力和显示度。随着协同双方研究能力提高且研究成果增加，就能募集到更多的第三方经费。形成合作争取研究经费—提高研究能力—产出成果—提升综合竞争能力—获得更多研究经费的良性循环。

       5.2 启示

       协同创新是大科学时代知识生产组织的新方式。我国校研两大体系的协同应提升到国家层面，建立校研机构间合作规则、明确的权责和稳定的财政框架，有组织地建设基于两大创新支柱机构间的战略协同，从体制、政策、制度、法律层面打破校研两大体系的人员、学科、资源等条块分割以增加国家整体创新凝聚力。

       校研两大体系协同要改变短视的政策促进和利益引导。在国家战略性层面促进两大体系形成功能差异化特征，以异质互补性创造推动协同创新的内在动力，实现校研两大体系从竞争关系向协同共生关系的转化。以逐步形成校研之间多层次、全方位的协同模式。

       在校研两大体系项目申请管理方面，国家和地方层面的各类项目申报指南中鼓励校研“合作”作为申报前提，针对大型项目，将校研“合作”作为申报的必要条件。以联合研究项目普及高校与研究机构协同并通过各类经费导向机制促成高校与研究机构可持续发展的协同创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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