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中国文学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学论文,格局论文,世界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纪末的文学躁动，使得“中国文学选择”这个题目异常醒目。价值标准已经无法左右整个局面，西方认同抑或传统悖反，母题返祖抑或形式猎奇，阐释暴力抑或命名暴力，都在做出拯救文学的姿态，但是又都无法逼近被拯救的结果。然而在世界文学背景上，异域的民族文学推进依然未减，中心的没落，亦并未导致世界性的现实没落，所以，我认为有必要从世界文学格局中来考虑中国文学选择。
一
“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作为德语概念，最早由歌德在对应“民族文学”的层面上明确使用，他认为“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①而且乐观地断定：“一种普遍的世界文学正在形成，其中替我们德国人保留着一个光荣的角色”。②但是论题的提出则应上溯至赫尔德，他在1793年《鼓励人道的书简》中写道：“我们应该排除狭隘的民族局限性框框，和全球各民族建立精神商品的自由交换，把历史发展各个阶段由各民族创造的最最珍贵的作品，都包容到自己的组成部分中来，使我们的文学史成为包罗万象的全世界文学史”。③而赫尔德触感到这一历史境况中的先锋议题，直接导源于他对东方诗歌作品的翻译介绍，正象苏联学者日尔蒙斯基描述的那样：“赫尔德为从艺术上掌握东方古典诗歌并将东方诗歌纳入‘世界文学’领域之中这项工作开辟了先河。歌德的《西方和东方的合集》，留凯特之作为波斯和阿拉伯诗人的译者，费利德利希·施莱格尔之为浪漫主义者发现印度，都是踏着这同一条道路前进的。④后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也接受了这一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写道：“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月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⑤由此可见，十九世纪以来，“世界文学”观念已经自觉地形成于理论生命中，并且被升华为一种创作视野，或者作为理想作品形态的潜在价值尺度，在文学发展过程中程度不同地发挥其调节作用。
理论地把握世界文学这一概念，通常有两种理解，其一指各民族文学的集合，在累加数量扩充中实现不同民族文学作品的广泛交流和互为价值参照，其二指人类生存融汇日渐延伸的态势下，各民族的文化差异得以缩小和扼制，共同性的关注中心和表现母题充分显示其世界范围内的主旋律品格，由此而孕育一种跨文化跨语种跨民族利益的普遍性文学，所以也就不妨看成各民族文学的聚焦。集合论的精义在于消除了审视者的视野狭隘，最大限度地肯定了各民族文学的存在合理性与必要性，有效地把握了普遍交往梯级中的文学生存状态和互为影响的历史必然性。但是集合论抹杀了地域文化板块的递变不平衡性，没有考虑到文学的自身发展规律，因而也就模糊了文学斟定的标准和未来性思考。所以，集合论的世界文学观，因其宽泛和缺乏凝聚而导致理论穿透力的丧失。聚焦论的要旨在于冲破了日常现象的坚甲，敏锐地捕捉到了文化移动和精神发生影响的当代景观，并在这种景观中找到了一系列人类生存的共同旨趣和相同意向目标，它在颠覆旧的民族中心之后重构了耳目一新的世界中心，尽管那些世界中心带有极大程度的虚构性。然而聚焦论世界文学观却割断了“交往时代”（现代）和“封闭时代”（古代）的历史因沿联系，在忽视“交往”的相对性中误读了各民族历史演变的实际进程，所以其所抽象出来的“新质生存注意中心”和“世界性新质母题倾向”，以及从普遍联系中剥离出来的一系列新的世界美学原则和文学判断尺度，就都显得恍惚和虚弱，至今我们还未见到成熟的并且为世界普遍接受的操作实践。审视视野中，所有民族的文学还都在延伸说来话长的民族经历，民族情绪并未因世界关怀的旗帜高举而疏淡和消褪，这个事实使我们对聚焦论同样开始怀疑。因此我认为提出一种“辐射论”更为妥贴，即认为任何一种民族文学，都有其作品可能成为世界文学，但是只有那些不仅在本民族范围内产生发散性影响，而且同时对其它民族的精神生活产生辐射性影响的作家作品，才具有世界文学意味，或者说进入世界文学圈内。这个命题很大程度受影响研究和接受研究的启发，它是在比较文学的视野内确立世界文学特质的一种思路。对辐射论的世界文学观而言，要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确保世界文学的民族竞争公平原则，而且由于这种原则的自由性调节，便不会因特定民族的某种思潮处于亢奋状态而促使别的民族陷于自悲情绪之中，因而也就避免了盲从和异域崇拜中的世界选择倾斜。这意味着任何民族的精神成果和文学成就，能够为世界首肯，而且有可能成为激活其它民族文学生长的动因，但是却无法代替其它民族的精神探索和文学推进，更谈不上文学殖民主义意义上的异域占领。辐射格局既能够调动民族文学间的竞争热情，又能够彻底阻断虚构“极限化世界思想中心”的强权模式通道。第二，扼制民族文学发展的无参照评估状态，从而提供了一条总体意义上的客观性原则。当作家作品限宥于民族封闭系统内作价值判断时，共时亲近或者历时血缘亲近的基质，不仅会使情绪走向极端化的“内倾”固执和“外倾”偏颇，而且会使称量本身缺乏任何可以实证的真实维度。所谓“文学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这样一种习惯说法，之所以从根本上说来似是而非，原因就在于它掩匿了得出结论的过程，即“何以”或者“怎样”确立民族文学获得世界文学的存在属性。当我们表述特定作家作品具备世界文学地位时，必须以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发生作为表述的真实性支撑，否则表述就只能是没有意义的“商业文学评论”。在文学批评中，判断虽然指向确定的对象，判断者却是站立在参照的位置上，孤立衍生出来的绝对判断主体任何时候都没有存在过。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旦我们把民族文学放到世界文学空间寻找其价值存在位置，就无法把民族文学作为一种隔离状态的独立文学形态而论其优劣。第三，提供一种逆向原则的描述模式。在集合论的描述模式里，实际上没有确定任何描述原则，因而也就不具备世界文学话题的谈论意义。在聚焦论描述模式里，世界文学总是被我们推到某种预设的位置，描述者根据各自的操作要求或者利益旨趣，先行把预设的东西搁置在我们面前，武断地将其供奉在终极参照的当然位置，尔后把各民族文学的价值命运牵系于主观性预设之一身。在文学的“现代性”背景之下，“世界文学”曾给我们昭示了一系列作家作品的先锋指向，仿佛我们一旦游离于这个指向之外，就无法实现其世界文学追求，但是“后现代性”的背景之下，“世界文学”的先锋指向则又置换出另外一批作家作品，这使我们的作家还没缓过神来就又陷落到世界文学神话的陷阱之中。而在辐射论的描述模式里，世界文学永远是一种充满活力和诱导机制的价值指向，即我们不是从世界文学的位置上来斟别民族文学的价值，而是反过来从民族文学的位置上去追求世界文学的意义，世界文学由此从武断的、预设的、极限的、教条的、僵硬的等霸权主义阴影中走出来，而成为自由的、理想的、参照的、现实的、鲜活的等生存品格的人类共同追求。
二
辐射论世界文学观实质上是一种开放性描述模式，各民族文学因此而获得同一层面参照性判断的相同权力，在这种语境里，世界文学格局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我们加以考虑的问题。在人类开放性地域文化交流和现代性全面交往之前，世界文学格局同样存在，只不过人类知解力的当时孱弱而屈居掩匿而已。人类发生史乃是格局变迁史，同样，文学的各民族展开也就是世界文学格局的展开，不同在于早先运动于格局变化的非自觉状态，后来则渐渐运动于格局变化的自觉状态，而完全的自觉，恐怕只能属于尚无法证实的遥远未来。辐射论价值观的视野中，世界文学不是现代产生的理想温馨儿，它是人类各民族艰难跋涉中的既有成果，并且在成果创造的过程中，往往因不同民族生存状态的当时境遇之异而重构世界文学格局。如果我们缜密地研究各民族文学的发展史，就能够对这个格局的动态变化脉络，给予贴近历史实际状况的描述。
世界文学格局的意思是，在确定的时间定点位置，我们可以审视各民族文学当时集合状态下的剖视切面，在这个切面上，民族文学间的相互影响和价值定位，呈现出整体观照中的力学结构关系。影响与被影响，中心与边缘，前卫位置与滞后位置，开放状态与封闭状态，所有这些，决定了特定民族的文学价值地位和与其它民族相参照的存在状态，并因此而遴选出各民族的世界品级作家。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位置不是一成不变的，其自我定位与民族生存位移息息相关，当然也与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移动系于毫发之间。希伯来文学在公元前十二世纪至一世纪的一千年间，创造了民族文学史的辉煌时代，《希伯来圣经》和《次经》无疑是世界文学的杰作，影响欧洲文学至今不见衰微，这使希伯来赢得了那一历史时期与古代中国文学，印度文学和希腊文学并肩而立的殊荣。但是自此之后，它本身则如日走斜，至现当代更一蹶不振。与此案相反，日本尽管在中古产生过《万叶集》和《源氏物语》这一类的民族优秀之作，然而日本文学思潮却始终饱经汉语文学飘海而过的春风吹拂，由此而长期处于接受和被影响的位置，民族的精神个体性并未获得弘扬和凸现，更无所谓世界文学参与或者世界文学格局的力点牵动位置。但是到了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日本文学之迅速推进使之成为世界文学的东方中心地带，尤其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两捧诺贝尔文学奖杯，更使其世界文学意义的作家作品奠定其稳固地位。尽管日本当代文学仍然努力从西方现代和中国古代汲取艺术营养，但它同时强有力地向世界辐射其文学智慧，中国当代作家甚至从日本的大众电影（如《人证》、《追捕》、《远山的呼唤》等）中也模仿了许多东西，这就把日本文学推到了被接受和积极影响的位置上。每一个民族都在努力改变自己的形象和位置，而且也都必然要经历沉浮升降的命运历程，正是这种全方位的运动变化，决定了世界文学格局的日新月异。
就世界文学格局的演变历程而言，其最大特征乃是多元力点构成。既有的历史表明，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处于世界文学格局的绝对中心位置。十八世纪以后，由于启蒙姿态的自我亢奋，渐渐滋生出一种“欧洲中心主义”，以为从此将是欧洲牵着世界的鼻子走，精神意识的先锋自鸣，在经济强权和技术暴力之后，则达到了本世纪初的巅峰状态。在西方批评家的眼里，“历史是分为三个时期的——基督教以前，基督教时期和可以被合情合理地称为基督教以后的时期。”⑥正是这种观念的必然延伸，世界文学史意义上的现代文学或后现代文学，就既不包括东方各民族文学，同时也不认为它自身只是特定时间阈限内的一种世界性文艺思潮，方向因此而理所当然地欧洲化指称，世界因此而省略证明地在单调中实现了全球统一，其中的代价是，其它区域的民族从此被确证为滞后的民族，从器物、制度到精神意识状况，被迫成为模仿中的“补充”，这种“补充”似乎只对模仿者民族本身有价值（民族改良），但对被模仿者则仅仅只有人类主义道德价值，用一句幽默的话说，“亚瑟王就是世界之王”。沦落到这种陷井以后，世界文学格局就没有任何力学意义，竞争和融合同样是一句空话，世界文学永远只存在于那一部分人的所作所为中。之所以退处如此窄狭的一隅，根源在于对“辐射源”的世界构成作了膜拜欧洲的评估，而这恰恰与世界各民族文学发生的实际状况相去甚远。之所以评估失当，根源又在于把文学生存与经济生存过于简单地揉合在一起，所以乃是一种小市民风格的势利态度，谁有钱谁就是话语权力者，谁的服饰昂贵谁就美丽，思考力和判断力贫乏至此，当然对社会生产与艺术生活的不平衡规律无法理解。
对于特定民族或者其具体作家作品来说，判断其世界文学格局中的生存状态和价值地位，核心的刻度是它对异域文学的辐射力度，即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其它民族的精神生活。辐射取决于如下几种客观条件：其一，文学在民族生活内部处于生存注意中心，具有牵动社会读者大众的思潮性表现和作家作品的创造性权威，并且这种创造性一定程度上吻合着其它民族的现实需要与期待视野(the horizon of reception)。这使文学本身，在孕育了拓展生命空间的欲望和驱动力的同时，蕴涵了挑逗异城文学情绪和生存感受的潜在张力。瞿秋白评述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世界魅力时说：“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中国却已似极一时之盛。何以故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俄国布尔么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很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响。大家要追溯他的远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于俄国，都集于俄国的文学。而在中国这样黑暗的社会里，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音，真是空谷足音，不由你不动心。因此大家都要来讨论俄国，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⑦正是这种内在潜能的跨民族实现，才使普希金、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马雅可夫斯基他们，成为世界文学品级的作家。其二，民族文学或者其中的具体作家作品，最大限度地表现出了民族精神个体性和文学智慧，并且这种个体性足以亢奋到引起其它民族的生存关注，这种文学智慧足以诱导其它民族引以为参照或汲取。民族文学能否成为世界文学的有机部份，作家作品能否成为人类共同阅读对象，其穿透力和存在份量都在这里。别林斯基认为，“它们构成着一个民族的面貌，没有了它们，这民族就好比是一个没有脸的人物，一种不可思议、不可实现的幻象。”⑧显然；如果某一民族文学成为“没有脸的人物”，那么辐射当然也就不复存在。其三，民族文学能够发出世界生存进展中普遍而嘹亮的声音，或者非同步状态下的先锋声音。特定作家的精神思考和审美追求，因此而能够获得人类拓展性的先锋智慧意义，具有智慧的魅力和文学的强大。作家在把民族的前沿与世界的前沿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也就在代表世界说话。由此产生的文学，当然就是世界文学。反之，即使存在于人类生存的现实社会先锋地带，其所产生的文学，也将难以逃脱平庸的限宥。譬如当代加拿大文学，尽管它笼罩在英语文学的浓重氛围里，尽管它的现实生存状态与任何一个西方强国都未见逊色，尽管它从五十年代后期起就进入了所谓“文学的代码”时代⑨，但是威廉·哈伯特·纽所著《加拿大文学史》中罗列的一大批民族内部极为显眼的作家作品，往往陌生得让英语世界里的人也不知所云。由此可见，文学智慧总是与民族精神个体性纽结在一起的，不然的话，就没有理由让别人来耐心地倾听你的声音。民族文学因辐射性功能发挥而成为世界文学，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享有的精神财富，这乃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议题，此处所说的三种条件，只不过从一个切入角度给以粗线条把握而已。
三
中国文学滋生出世界文学欲望，那是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事情。对于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来说，世界文学意识是以惨痛的代价为前提的。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接轨，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历史印记，这主要表现在：第一，被动地接受世界文学而非主动地参与世界文学。异域文学之量翻译介绍到中国，并非如文艺复兴时代欧洲各民族文学间的交流影响那样，呈现出自然绵延的品格，那般富于文学自身跨民族移动的内驱力和发展弹性，而是国民心理中作为军事和经济附加条件的无奈产物，甚至以为国家之现代必须首先小说之现代。所以，异域文学（这在当时主要是强盛民族的文学）进入中国，并非异域文学本身突然强化了它的辐射力，亦非中国文学在全面地了解了世界各民族文学之后，坦然地找到了彼此接轨的内在契机，而是惊慌失措中的极端之举。严复陈述中西，称“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诏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贯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独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⑩这类极端化到卡尔·波普尔学说一刻也不能容忍的想法，竟是当时领导社会前移力量的普遍性态度，以至傅斯年明明白白地说：“极端的崇外，却未常不可。……因为中国文化后一步，所以一百件事，就有九十九件的不如人，于是乎中西的问题，常常变成是非的问题了。”(11)实际上，在把中西问题转换为“体用”问题时，不管争论双方站在一种怎样的立场，慌乱中的问题迷失已经到了局势无可换回的地步，因为所谓“体用”，从东汉魏伯阳谈到宋代胡瑷，再至清初的李颙，始终是在讨论一个肯定性原则和这个原则的具体性操作之结构关系，(12)将之移位到中西钩连之间，双方就都已经陷落“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陷阱。在这种一边倒的局势下，民族文学自卑从根本上限宥了自身的世界文学选择权利，世界文学也就成了民族文学之外的文学天国。第二，正因为民族文学对世界文学的选择，发端于被动接受的起点，所以这种选择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对“吾”和“他者”的文学历史和当下位置缺乏恰当的评估，造成世界文学选择进程中民族主体性缺席和异域价值膨胀。任何民族，在其健康心态下进行世界文学选择，世界都只能是自我评估的参照物，只能是促使其人类发展同步的激活力量，而不可能成为忠实摹仿的神圣范本。对许多成熟的民族文学历史而言，缺乏其民族文学智慧的独特介入，或者只是异域民族意识的语种转译或地域转述，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威勒克才认为，“事实上，恰恰就是‘文学的民族性’以及各个民族对这个总的文学进程所作出的独特贡献应当被理解为比较文学的核心问题。”(13)在日本文学史上，奈良朝汉诗写作成风，唯有《万叶集》被日本人引以为民族文学的骄傲，文学史家评价为：“《万叶集》是从对外来文化进行民族抵抗出发而形成的感情的文学；而汉诗只是由头脑里产生出来的理性的文学，卖弄学识的文学。作为具有无限生命力的古典作品流传至今的，当然不是《怀风藻》，而是《万叶集》。”(14)对于异域文学选择的如此清醒姿态和自觉批判意识，在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选择过程中，始终都非常缺乏。我认为，日本文学之世界文学实现的理由在这里，而中国文学失却世界文学力点位置的理由同样在这里，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不仅排除了民族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而且还把异域文学中非世界文学性作家作品供奉到世界文学的梯级，这种因视差而造成的误差，应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民族个性失态的前导性诱因。第三，基于如上两种理由，强烈的负面效果迫使世纪初的大批中国作家，纷纷去寻找创作者个体精神的异域图腾。尽管这一代作家，厚重的民族文化支撑，使其最大限度地获得了与世界文学大师们对话和交流的权力，他们代表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最大逼近，但是在过于尖锐的文化冲突之下，反差终于挫伤了他们走向世界文学过程中的自信和自持，因而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异域民族文学表达方式的中国角色替换，牢牢地定位于被影响的从属位置，退处后只能承担民族文学责任，而彻底放弃了世界文学旨趣。冰心告诉我们，“我从书报上，知道了杜威和罗素，也知道了托尔斯泰和太戈尔。这时我才懂得小说里是有哲学的，我的爱小说的心情，又显著的浮现了。”(15)郭沫若直白发端于朗费洛的《箭与歌》(arrow and Song)，“那诗使我感觉着异常的清新，我就好象第一次才和‘诗’见了面一样”。(16)鲁迅1932年回答“北斗”杂志社“创作要怎样才会好？”时说，“看外国的短篇小说，几乎全是东欧及北欧作品，也看日本作品”，“不相信中国的所谓‘批评家’之类的话，而看看可靠的外国批评家的评论。”(17)显然，民族文学的既有成就和当下积淀，在世纪初的弄潮儿们那里已经受到真实性怀疑，而异域文学传统的真实性又只是由船坚炮利来给以间接的证明，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劣根主义使得中国作家淹没于五花八门的异域精神思潮，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或者杜威的实用主义，英美文学传统抑或苏俄文学传统，中国文学界面，一夜之间仿佛异域文学烹炒的“什锦”练习间，而且一切都在态度进步的社会承诺下进行。
四
重凝世界文学情结，已经是七十年代末期。在此之前，中国文学献身于权力话语氛围，承受着逃离传统和拒斥世界的双重痛苦，更为严重的是它甚至意识不到这种痛苦。于是我们发现一个诱人的文学景观，在历史轮回的原来位置上，中国文学竟然象发现美洲大陆一般对待世界文学。但是情况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也就是新时期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结构关系呈现出明显的历史移位，这主要表现在：(A)世界性的文学推进整整延伸了半个世纪，不仅文学的自身裂变已经面目全非，而且世界文学格局态势动荡。(B)中国文学之世界文学参与，因时间落差而更加显示为前后粘连关系而非同步互动关系。于世纪之初，胡适与杜威们共同面对着传统的形上僵局而意欲更新，与西方现代派大师共坐巴黎之夜，平等地谈着文学现代性话题，那个时代的中国文学弄潮者，尽管同样陷落在西方崇拜的不可自拔中，但是因其处于共时状态共处层面，那种尴尬似乎还不是特别的刺目。然而到了新时期文学之后，所有这一切对竞显风流的一代年少来说，便都已经成为一种传统。当世界文学的“现代”演绎为中国文学的“传统”时，中国文学当然地失却了参与世界文学当下的权力和机遇，因而所谓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就使中国的读者弄不明白，异域民族的读者同样弄不明白，站在适当的距离去审视，样子是很窘态的。(C)世纪之初，走向世界文学是站在传统和历史梯级上的，因而更加是一种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选择，但是到了新时期，我们虽然兴致勃勃地“在路上”，但我们事实上没有任何传统和历史，权力话语文学究竟与中国文学的民族性有多大的联系，大概还需要专家们进一步研究方能给出肯定性结论，所以这“在路上”更加没有方位和参照，主体性和自恃力。刘心武说，“这便是被压抑得太久，并且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乎被斩尽杀绝的与世界文学沟通、来一个文学大变革这两种愿望的一种大爆发、大涌动。本来是一出从废墟上、从骨灰盒前开始演出的悲剧和正剧，不曾想几年以后竟演成了喜剧和闹剧”。(18)作家们的感受虽然简朴但却痛切，但这是任何力量更改不了的历史必然延伸。
事实上，即使在权力话语时代，中国文学选择依然是以世界文学为其目标的，只是那时的“世界文学”，程度不同地被苏俄文学所替代，而且又构想出了一个由海涅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学”的世界文学神话，在这个神话里，现存的世界是被涂抹得视而不见的，所以中国文学就只得沿着“走俄国人的路”去预设自己的未来，“走向世界文学”客观上就是“走向苏俄文学”。如果我们细细研读权力话语时代的小说文本和诗歌文本，便不难发现处处可见俄国作家的影子，处处可闻俄罗斯民族的声音，这意味着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很大程度上是以一种俄罗斯的言说方式表达出来。俄罗斯人甚至直接介入中国文学的操作过程，到北京来大批量地生产俄式批评家和苏式作家，几乎在进口伊尔飞机和米格步枪相同层面上进行。俄罗斯文学当然是杰出的民族文学形态，苏联文学的权力话语表现实绩亦不可等闲视之，在后者，至少如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肖洛霍夫、邦达列夫这一类大师，可以成为影响我国文学进展的世界文学作家。但是有两点被我们忽略，一是苏联文学最大限度地继承了俄罗斯民族文学的传统素养，二是苏联文学长期被我们推到极限价值状态，通常谓之“方向”。当苏联人说：“整个地球都被吸引到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诗人创作的轨道上。世界革命和劳动人民国际合作的主题决定着选择相应的诗学，这种诗学的特点是极度的夸张、全球性、宇宙主义、宣传号召的语调、演讲的方式、群众集会的词汇和高昂动人的调子”(19)时，中国文学就心悦诚服地将其作为权力话语时代的激进诗学原则，而此时的世界，正是景象纷呈的波澜壮阔时代。我们就这样拥有过一个狭隘的世界文学选择、阶段。
背景转折之后，中国文学在张望世界中大惊失色，匆匆发泄了一通本能性的憎恨情绪之后，便顾不得现实生存的责任和处境，充满激情地踏上了西方取经的精神通道。于是，一股股异域文学思潮，在本土平静之后重新携浊浪排空之势荡涤着东方的古老土地，那些思想家和文学家的名字，轮流着作为最高真理化身的身份到中国文学殿堂大大冽冽地端坐一回，并且在这过程中，各各招募一批信徒和拥戴者。对虔诚摹仿的信徒们来说，“真经”（交叉于时代和民族纽结点上的原版文学精神）并不曾得到，“纸符”（失去生命活力的表层语词和这些语词的各种连缀方式）倒是收揽了一大批。荒诞派，精神分析，意识流，存在主义，心理现实主义……所有这些文学流派，之所以能确立其独立生存位置，是因为在独特的文学表现方式中创造出了杰出的作家和作品，因而获得各自不同的世界文学辐射力点位置，但是，中国文学在统统操练过一遍之后，却失去了任何逞雄的资格。推进是显而易见的，但推进的成果却小得让世界毫无反应，甚至最自鸣“先锋”的作品也不能使异域读者为之过目，更何谈影响人家的精神生活和文学创作。作品也每有被翻译者，因而常常有作家在成果介绍一栏里骄傲地写上这一笔，以为这就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链，何曾知道那“翻译”的底蕴，仅仅只存在于某位翻译者的个人意义之中，这与我们翻译莎士比亚或者卡夫卡，毕竟不是同一回事。总而言之，新时期中国文学，忘我地投入到世界文学的选择之中，甚至备受“诺贝尔文学情结”的缠绕之苦，但是结果依然十分失望，在走向世界文学的相对距离上，滞后得比世纪初叶还要遥远。
五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摹仿色彩较重。这种选择以两个隐性前提为支撑：民族文学传统绝对不可信任，西方文学传统（含当下）绝对值得信任。在现代化的开放历史进程中，文化激进主义并非有害无利，在一定阶段和一定意义上，甚至可能是利大于害，所以要作客观的分析和合理的评价。中国文学之两度张望世界，在前是如痴如醉的生存状态，在后是如疯如狂的精神处境，民族封闭的愚昧和这种愚昧的顽固性，如果不是激进主义甚至极端主义的处理方式，只怕任何选择都将在说东道西中流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已经选择的过程没有任何合理性和必然性方面的怀疑，而且任何“如果当初”这一类的事后假设均没有意义。但这并不妨碍站在当下的位置对此前进行评析，更不能认为凡此前合理过的东西此后仍然要合理下去，我们毕竟有了一个世纪的代价作为当下和此后的选择起点。结论已经很明朗，走自己的路，张扬民族文学精神，在世界文学格局中寻求力点位置，抛弃苏俄传统、德法传统、英美传统等异域传统救中国文学的抄近路主张，重塑民族文学流畅的绵延和优美的弹性，这是中国文学超越传统、拥有时代同步并且走向世界文学的唯一出路。
这种选择与“开放和吸纳”不仅没有矛盾，而且对开放和吸纳将有更高要求。这里有两种不同的开放态度，一是以“他者”为本，二是以“吾”为本。前者意味着民族文学的消亡，后者意味着民族文学的强大。中国文学将在排除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世界主义的干扰中，保持这样一种发展态势：在世界话语氛围中，作出中国式的独特言说，迫使世界不得不倾听这种别具诱惑力的声音，从而达到辐射和影响的结果，而这一切都以中国文学的“民族精神个体性”建立为维系。所谓世界话语氛围，是指在共同拥有“地球村”的时代，不同民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有了广阔的交流，并且可对话和可理解的公共性，使得彼此间从隔膜走向共处，相互交谈的话语日趋“同步语种转换”。世界话语氛围不等于世界话语同一，话题的共同兴趣不等于谈论角度和立场的消失。所谓中国式独特言说方式，其指向既能叠合于人类生存的前卫位置，又是伸延自民族生存的现实思考和真实体验，这种思考和体验为任何其它民族所不能代替，因而也能在世界交谈语境中，建构中国式谈论而世界性倾听的诱导语境。
因其如此，民族精神个体性便显得尤为重要。个体性针对民族作为一个整体而言，这个整体的现实生存状况及生存兴趣，民族历史延伸而来的精神意识形式，以及悠久绵远的文学传统积淀下来的独特品格化精神，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了每一个民族拥有其个性化的艺术表现力和母题表现兴趣，这就是丹纳所说的，“一个民族在长久的生命中要经过好几回这一类的更新，但它的本来面目依旧存在，不仅因为世代连绵不断，并且构成民族的特性也始终存在，这就是原始地层。需要整个历史时代才能铲除的地层已经很坚固，但底下还有更坚固得多、为历史时期铲除不了的一层，深深地埋在那里，铺在下面。”(20)每个民族都有自身存在于世界状态中的必要性合理确证，由此而获得世界性参与的资格，这在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中尤其如此。民族精神个体性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话题，但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构成其铺垫：其一，民族文化的根性。对于一个强盛健康的民族来说，异域文化的渗透会带来新的文化景观，并导致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裂变效应，但这并不能动摇民族文化进展过程中的“坐定”和“自持”，由此而进行的文化撞击才会呈现积极和建构的风貌。其二，民族生存的血性。痛苦或忧郁不可能是抽象的，所有的情感和情绪都存在于民族生活的日常状态中，文学言说人类的处境最终是通过具体生存描述而得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痛苦不能模仿。其三，民族智慧的悟性。在文学横向位移的过程中，异域文学经验和文学理解与表现的进展，可以成为本民族文学推进的借鉴和参照，但更重要的则是在输血中强化本身的造血功能，孕育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生长基因和生命内驱力，进而在世界文学格局中尽显其前导位置的风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选择了漫长的历程，选择过世界文学的各种传统和不同范型，选择着一个缠绕几代人的文学强国梦，终于在世纪之末获得结论，只有确立中国文学精神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独立存在意义，中国文学才能产生世界文学意义上的作家和作品。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一九九五年四月五日夜完稿于暨南园
注释：
①《歌德谈话录》，第113页。
②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第435页。
③原文见《赫尔德全集》柏林1877-1893年德文版第17卷第163-164页。译文引自钱念孙《文学横向发展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
④日尔蒙斯基：《赫尔德的文艺观点》，引自《现代文艺理论译丛》第3辑第115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
⑥克莱夫·斯·刘易斯：《论时代的分期》，见戴维·洛奇编《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下），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页。
⑦见《瞿秋白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二卷第543页。
⑧别林斯基：《文学的幻想》，见《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7页。
⑨参阅William,N.H.《A History of Canadian Literature》一书的第五章。
⑩严复：《论世变之亟》，见《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一册，第3页。
(11)傅斯年：《通信》，见《新潮》第1卷第3期，1919年3月1日。
(12)参阅《周易参同契》、《宋元学案·安定学案》和《二曲集》卷十四。
(13)韦勒克：《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7页。
(14)西乡信纲等著：《日本文学史：日本文学的传统与创造》，佩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46.47页。
(15)谢冰心：《小说集自序》，原载《创作的经验》，上海天马书店1935年版，引自山东师院中文系编《中国现代作家谈创作经验》（上），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9页。
(16)郭沫若：《我的作诗的经过》，引文同上第37页。
(17)见《二心集》，《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53页。
(18)刘心武：《近十年中国文学的若干特性》，见《文学评论》1988年第一期，第10页。
(19)列·费·叶尔绍夫：《苏联文学史》，北师大苏联文学研究所译，北师大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
(20)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3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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