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对唐朝对外交通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安史之乱论文,唐朝论文,交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从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论述了“安史之乱”和唐朝对江南的开发，对中唐以后对外交通的影响，即“海上丝路”的繁荣，陆上交通衰退。
关键词 安史之乱 中西交通
755～763年的“安史之乱”，是唐朝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唐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对这一事件的研究，如果仅限于它对唐朝本身的影响是不够的。8世纪时的唐朝，是世界上的大帝国。 “被完全不同文化、语言、组织制度与生活方式的民族围绕着。”〔1〕因此， 作为世界性大帝国的唐王朝，它发生的任何重大变化都会导致其与世界其它国家关系的变化，本文拟就“安史之乱”引起的中唐以后对外交通的变化，以及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作一些分析。
一
持续8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对唐王朝的影响是深刻的。 这种影响所导致的对外交通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陆路交通衰退
安史之乱前，唐代的陆路交通非常繁荣，“丝绸之路”进入“黄金时期”。《新唐书·地理志》据贾耽著作，指出从边州通四夷之道，其中陆路有五条：一是营州入安东道，二是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三是中受降城入回鹘道，四是安西入西域道，五是安南通天竺道。西突厥降服于唐后，唐控制了河中地区的许多城邦、吐火罗与阿富汗以前受制于突厥之地，远至伊犁河流域及伊塞克湖西边地区，并深入至帕米尔及小勃律。自此，中西商路盛极一时，史载“伊吾之右，波斯以东，商旅相继，职贡不绝”。〔2〕在安史之乱前，东西陆路交通极为兴盛。
然而，到安史之乱后，这种繁荣的交通衰落下来。由于吐蕃、回纥侵占了原属唐政府管辖的西、北一些地区，导致中西陆路受阻，来往其间的商旅泠落下来。到这时，一度兴盛的陆上丝路衰退，而海上交通却发展起来。
2.海上交通，尤其是南海交通迅速发展起来，并最终超过了陆路交通
安史之乱前，唐代的海路交通也有所发展，但总的说来不及陆上交通繁荣。
海路交通历史悠久。继汉之后，东西方许多国家都通过海上与南方政权发生关系。三国时吴派朱应、康泰出使南海诸国。南朝时，与南海诸国往来更加密切，《梁书·诸夷传》载：海南诸国“自梁革运，其奉止朔，修贡职，航海发至，喻于前代矣。”其时，东南亚、 印度以及斯里兰卡等许多国家，都与南朝进行朝贡贸易。而日本“自魏至于齐、梁与中国相通。”〔3〕自晋安帝义熙九年（公元413年）至梁武帝天监元年（公元502年）的近九十年间，日本共遣使15次， “多从南道浮海入贡及通互市之类”。隋时，与南海诸国往来更多，曾派遣常骏，王君政由南海郡（今广州）出发，由海上出使赤土（今马来半岛南部）。〔4〕而日本仅仅从600—614年的15年间， 就派出大规摸的遣隋使团达15次之多。唐代前期，中日交往盛况空前，日本遣唐使团来华规模更大、次数更多、影响更大。630～894年间，日本遣唐使前后19次到达唐朝。当时，中日交往主要是通过海上交通进行的。即使如此，当时的陆上交通仍然超过海上交通，而与南海以西各国的海上交往却是较少的。
安史之乱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在陆上交通衰退的同时，海上交通尤其是南海交通却迅速发展起来，并在8 世纪中叶后超过了陆路交通。
继8世纪初日本改变原来沿朝鲜半岛渡黄海的航线后， 又开辟了“南线”，即从博多出发、抵平户或值嘉岛（即“五岛列岛”）后，待顺风一气横渡中国海，直向长江口岸或杭州湾附近，在楚州（今淮安）、扬州、明州等处登陆。较之以前的航线，南线航程大大缩短，长江中下游成为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门户。
南海交通此时却空前繁荣起来。广州通海夷航线，有大幅度的扩展，远可达非洲沿岸，全程大约1万公里，航行大约需要3个多月。印度、波斯、大食商人从海路来唐，唐的商人和僧人亦从南海出发去外国贸易或求法求经。当时航行南海的船舶，有中国舶、波斯舶（即大食舶）、婆罗门舶（天竺舶）、狮子舶（斯里兰卡舶）、昆仑舶（南海舶），足见当时南海交通的繁盛。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南海诸国纷纷来唐交好。德宗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骠国王摩罗思那遣其子悉利移因南诏量泽来唐通好，并进骠国乐，乐工三十五人，凡十二曲，乐曲皆演佛教经论词意。唐德宗赠与悉利移以试太仆卿的官衔，表示对骠国王室的友好（史见《旧唐书·骠国传》）。又如，《新唐书·罗越国传》载：罗越者，“商贾往来所凑集，俗与堕罗钵底（即堕和罗）同，岁乘舶至广州、州必以闻。”在爪哇中部的诃陵国（亦即阇婆国），“在南方海中洲上居，东与婆利， 西与堕婆登……接，南临大海”，〔5〕从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年）至懿宗咸通（公元860—公元873年）间，国王凡七次遣使来唐，赠送僧祇奴、僧祇童、女乐、五色鹦鹉、玳瑁、生犀并异种各宝，唐亦回赠以骏马等。其中仅在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大历四年（公元769年）正月、十二月就达3次之多，足见当时来往之频繁。如果没有便捷的南海交通，这种交往恐怕是难以达到的。
（2）在海运便利之地，兴起了一批繁荣的港口城市。 在这类港口城市中，主要有广州、扬州、明州等。
广州，是通海夷道的出发点，历来是对外贸易的枢纽，各国商船云集，宝货堆积如山，外国侨民定居者众。据莱奴德《阿拉伯人及波斯人之印度中国纪程》中记述，唐末黄巢起义攻占广州后，杀居住在广州的回教徒、犹太人、基督教徒达12万人。虽然此数据尚难肯定，但当时广州外国侨民之多是不容怀疑的。由此也反映出当时广州的兴盛情况。另外，王锷在广州私办的造船场，专门经营南海远洋贸易，可以“日发十余艇，周以发时，循环不绝，锷家财富于公藏”〔6〕可见当时广州对外贸易的盛况。那时，广州不仅是唐朝著名的贸易港，也堪称当时世界第一国际贸易大港。
扬州，不仅是国内南北商品的集散中心，也是中外商贾的荟萃之地，既是日本来华的登陆点，又是波斯、大食商贾往内地贸易的根据地。由于其位于外来海船登陆上岸之地，又处于运河与长江两大交通线的交点，扼南北交通要冲，故有“综海陆之要”，“为天下之通衢”〔7〕之说。扬州之繁荣，从“扬一益二”这一说法可以体现出。扬州的兴起与繁荣，是与当时南海贸易以及与日本的往来分不开的。
明州，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始置。由于其航道畅通， 海上往来方便，江面宽阔，内河航运四通八达，加上地平土肥，物丰民阜，明州很快便发展起来，成为南海贸易的对外窗口。明州的瓷器、丝，大量运往海外。这得到考古工作者工作的证明，他们在印度、埃及以及叙利亚等国发现不少唐代明州的青瓷产品。同时，明州还是中日交往的地点，“新罗梗海道，使由明、越州朝贡。”〔8〕由此可见， 明州正是适应海上交通的新情况而发展起来的。
上述港口城市的兴起，是海上交通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同时，它反过来又促进了海上交通的发展。这些城市的繁荣，反映了当时海上交通的兴盛。
（3）唐代造船业、航海技术的发达。造船业的发展、 航海技术的进步，都离不开航海的实践活动。正是在这些实践活动中，造船、航海技术得以不断提高。同时，造船业的发达，航海技术的进步，必定反过来促进了航海活动，推动海上交通的发展。
唐代造船专业分工很细，技术很高。造船基地大致有二十几处，分布地域很广，其中仅扬州一地就有造船场10所。造船既有政府经营的，也有私人经营的，如前述的王锷，就在广州私办造船场。当时的海船，体积大，可“载六、七百人”，“大者受盛之可万斛也”，〔9〕而且构造坚固、抗风涛能力强，舴中纵向强度高。唐代的造船技术在当时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加之航海技术较高，故外国商旅都乐于乘坐唐舶；外国造船也喜欢用中国的造船工匠，远洋航行愿意“雇用”关于利用信风驾驶、技巧纯熟的唐朝水手。唐代造船技术的发达以及航海技术的高明，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海上交通的繁荣。
由上观之，自唐中叶以后，陆路、海路并驾齐驱的局面已不复存在，海上交通迅速发展起来，并且最终超过了陆路交通，取代了陆路交通的主导地位。
那么，导致唐朝中外交通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何在呢？
二
从8世纪中叶开始，唐朝对外交通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海路逐渐取代陆路占居了主导地位。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1.“安史之乱”导致北方经济的残破，唐朝经济重心南移
这是导致中唐后唐代对外交通变化的最根本的原因。安史之乱前，黄河流域在全国粮、丝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成为当时国家贡赋的主要来源地。而当时最重要的手工业生产丝织业，据史家专文分析，安史之乱前丝织业生产的主要产地仍然是河北道和河南道所在的中原地区。而处于江南地区的江南、淮南道，丝织品生产还不及河南地区。〔10〕安史之乱后，北方经济受到极大的破坏，“自两京陷顿，民物耗弊，天下萧然。”〔11〕北方人口为逃避战祸，弃地逃税，大量逃往南方，投到乡村中数量急增的庄园地主之下充当佃农。加之唐王朝诸皇帝为保证江南的岁入，维持庞大的平叛费用和王室开支，也采取了一些保护道路、疏浚运河的措施。以上原因，使江南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唐朝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江淮流域成为贡赋的主要来源地，“今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12〕江淮一带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并通过扬州、明州等港口城市不断发展和海外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与联系。江南经济不断向前发展。自安史之乱后，江南道和淮南道丝织业跃居全国第一，尤其是质地精良、织工细致的高级丝织品大多出于江南地区。输往北方的漕运，也逐年增加，高祖、太宗时，岁不过20 万石； 玄宗时增至三岁共700万石，德宗贞元年间经过河北漕之粟，竟高达300万石，足见当时江南经济的发达。与之相适应，唐朝对外交通的中心也从北方移到江南，而江南对外联系的途径主要是通过海路。
2.西边陆上交通受阻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边兵内调，造成西北“边候空虚”，“故吐蕃得乘隙暴掠”，〔13〕在“凤翔之西，邠州之北”侵占了唐朝大片土地，“堙没者数十州”。在西南的剑南西川与吐蕃、氐、羌等邻接之地，唐立国以来所设州县和军镇等，在“乾元（758—760年）之后”，“亦陷于吐蕃”。〔14〕而在安史之乱中两次助兵平叛的回纥，不仅自恃平叛之功，使唐朝“岁送马十万匹，酬以缣帛百余万匹”，〔15〕而且乘机控制了阿尔泰山地区。吐蕃对河陇的侵占，回纥对阿尔泰地区的控制，导致唐同西域诸国陆上道路几乎断绝，从此“道路梗绝，往来不通”。〔16〕东西陆路交通受阻，是导致唐朝中唐后陆上交通衰颓，海上交通迅即发展起来的直接原因。
3.唐王朝为保证岁入，开发江南，刺激了南方经济的发展。
安史之乱后，租庸调制、均田制均遭到破坏，国家丧失了土地税。而近似封建割据的诸藩镇，很少向京师缴纳贡赋；加上回纥的索求，中晚唐战乱频繁，军费支出巨大，致使唐政府的财政陷于入不敷出的地步。为摆脱这种窘境，唐政府一方面卖官鬻爵，另一方面向江淮和蜀汉的豪商富户强制征税，“国益不足，而借商之命出。”〔17〕此外，唐政府还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如盐、酒、茶等由国家统一管理，实行征榷；另外，还征收杂税，“自两京陷落，民物凋弊，天下用度不足，于是吴盐，蜀麻、铜冶皆有税。”〔18〕为保证这些税收，唐政府一方面修建道路，加以保护；另一方面，兴修河渠，使得“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诣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制河洛，兼包淮海。私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货往还，昧旦永日”。〔19〕此外，政府大力发展漕运，从而促进了造船业和海上交通的发展。中唐以后，政府特别重视水驿、水运的建设工程，使东南诸郡无不通水。有人统计，唐代见于记载的212项水利工程中，江南道有60项，占28%， 居全国之道；玄宗前兴修的124项中，河北道居第一，占30.6%，江南道为12.2%。玄宗后的88项中，江南道所占比例竟高达50.6%。〔20〕
唐政府的上述措施，刺激了江南地区的开发，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从而推动了经济重心由北到南的转移，使海上交通迅速发展、并最终取代陆路交通成为现实。
三
综上所述，中唐以后对外交通的主导是海上交通。尤其是南海交通。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在于“安史之乱”后所导致的经济重心南移，东西陆路受阻以及政府对江南的大力开发。“海上丝路”的繁荣，为宋、元两代海上交通的进一步发展和明初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注释：
〔1〕《剑桥中国史》第三册，《隋唐篇》（上），第120页。
〔2〕《唐大诏令集》卷130。
〔3〕《隋书·倭国传》。
〔4〕《隋书·赤土传》。
〔5〕《旧唐书·诃陵国传》。
〔6〕《旧唐书·王锷传》卷151。
〔7〕岑仲勉：《隋唐史》。
〔8〕《新唐书·东夷传》。
〔9〕慧琳：《一切经音义》卷21、卷47。
〔10〕王永兴：《试论唐代丝织业的地区分布》，见《魏晋隋唐史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11〕《新唐书》卷52《食货志》第四十一。
〔12〕《全唐文》卷555，韩愈：《送陆歙州诗序》。
〔13〕《新唐书》卷216（上），《吐蕃传》（上）。
〔14〕《旧唐书》卷196《吐蕃传》（上）。
〔15〕《新唐书》卷51《食货志》第四十一。
〔16〕《全唐文》卷464。
〔17〕《新唐书》卷52，《食货志》第四十二。
〔18〕《旧唐书》卷52，《食货志》（上）。
〔19〕《旧唐书·崔融传》。
〔20〕钟鸣快：《唐代东南地区经济开发之研究》，台湾东海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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