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会议综述
“乡村振兴与协商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侯麟军
(西华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四川 南充 637009)
为了持续跟踪国内外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与协商民主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不断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9年5月14-16日，由西华师范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西华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承办，《理论与改革》杂志协办的“乡村振兴与协商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充召开。来自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湘潭大学、西南交通大学、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以及成都市新都区社治委、成都市青白江区委组织部、《理论与改革》杂志、《探索》杂志等60余家单位近百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本次研讨会就“乡村振兴与协商治理”主题探讨了如下内容。
一、关于国外协商治理经验的总结与研究
迪肯大学何包钢教授从赋权与行政效率两个角度用比较的方式来探讨了亚洲的参与式预算(Participatory Budgeting)。他指出，赋权是指公民有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并感受到它们影响预算决策过程。公民赋权的逻辑由活跃的公民和非政府组织驱动和复制，他们将公民参与预算编制过程视为政治权利，并要求在分配当地社区资源方面发表意见。而行政逻辑是关于地方官员或公共行政人员如何引入参与式预算以及参与式预算如何加强行政程序，解决实际治理问题和提高政府效率。他认为社会主义理念和自由组织理念是所有的亚洲国家发展参与式预算的两个重要因素。通过对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以及泰国的比较研究，他认为确定推动和影响亚洲参与式预算实践的因素在于国家的背景、官方支持和政治意愿以及文化，他揭示了在参与式预算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提供了解决方案。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马克·沃伦教授认为，在发达民主国家，有三大势力让参与式民主在选举民主的内涵和外延两方面都能得到迅速发展。第一，虽然选举民主为政府创造了广泛的授权范围，但它在某些特殊的政策领域并不具备充足的合法性，比如从环境监管到城市规划，从学校改革到医疗保险政策。第二，公民的呼声越来越大，自组织能力也越来越强。即使某些政策是当选政府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他们如今也有能力抵制和抗议。第三，当公民组织起来，并积极参与其中，他们会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有能力来帮助政府解决公共问题。他说，尽管中国与发达民主国家相比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案例，但在实践中仍然有相似的因素：第一，党执政的合法性取决于党在复杂治理环境中的作用，而人民群众的合作和参与正是维护党执政合法性的关键。第二，党既希望能将公民的政治诉求保持在它们的掌控范围内，又想避免出现其他民间的意见上诉组织。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就是人民当家做主。尽管中国的情况略微特殊，但它仍然同其他国家一样面临着复杂社会所引起的政治问题和治理问题。因此它也需要民主创新来解决这些问题。他指出，从整体上看，所有的这些创举展示了一个趋势，即：民主治理的性质和结构可能正在经历全球性转变。
马来亚大学文学与社会科学院高级讲师何启才博士以“从管制到自治——马来西亚华人新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为题作了主题发言，他认为“新村”是马来西亚华人政治的重要基层之一，因此华人新村的问题也成为在地方政治治理中无法回避的一项重要议题。他介绍了“新村”的发展历史，发现“新村”的发展也面临着土地使用权、新村拨款、教育和人口外流等诸多问题。不过，他指出在2008-2018年的十年之间，新村结合了“联邦政府—地方政府—村民/村委会”这三个层次的力量，促成其自身的快速转型、重生。因此，他认为马来西亚华人新村未来或将走向自治发展的新景象。
假作真时真亦假，技术革命实现了虚拟层面实体化的突破，并迅速商业化发展开来，助以人脑思维读取手段先驱性地运用到某些企业管理之中——她有幸工作于这样一个伟大的企业之中。公司的口号嘹亮而极具诱惑力，“Everything in touch(尽在触手之间)”。
二、我国基层协商治理实践探索的成就与挑战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浦兴祖教授，以浙江温岭的协商民主启示，分析了乡镇协商民主的三步递进。最早起始于1999年的浙江温岭的协商民主形式民主恳谈，至今刚好20年，在这20年里稳扎稳打步步推进，经历了几个阶段。他认为，温岭的协商民主是分三步递进的，但这三步与最早开始协商民主的“陈恳谈”陈奕敏主任的“对话型恳谈”“决策型恳谈”以及“参与式预算”三步并不一致。他指出，对话与决策型恳谈是为比较纯粹的民主恳谈，而参与式预算则应该划分为参与式预算本身与人大监督政府预算。他赞同，温岭协商民主的动力在于公民市场经济意识，利益预算意识的觉醒两个方面。同时他指出，温岭协商民主背后的基本动力在于利益相关性，即参与跟自身利益有关的事务。最后，在总结浙江温岭的经验后他指出乡镇协商民主的启动、递进与持续需要有开明的地方领导和干部、需要重视专家和学者的咨询作用、需要加强制度建设、需要借助媒体的舆论力量、需要与法律相契合、需要合乎“时势”。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罗依平教授则在协商民主视角下探讨了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议程优化。首先，他对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议程优化作了逻辑界定。明确界定了地方公共政策议程的含义、分类以及公共政策议程优化的目标、范围、标准和路径。其次，他在协商民主的视角下对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议程的现状作了分析。他认为，虽然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议程改革取得了议程参与主体日趋多元、议程设置过程更加公开、议程主体间协商日趋活跃以及社会力量对公共政策议程的影响力大幅提升等进展。但也存在核心价值理念游离、公众议程的结构性缺失、多元主体话语权的不平等以及理性辩论协商机制的缺失等问题。因此，他提出要实现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议程建构的协商民主诉求回归、优化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议程主体的结构和功能以及创建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民主协商机制等优化方略。
天津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吴倩副教授分析了中国古代的乡治传统跟现代基层协商治理之间的关系。古代的乡治实践注重精英、注重德治注重教化的模式，然后强调公共在公共商谈理性横断和道德教化以及精英主导，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治理效果，古代乡制的独特的治理经验，在一定意义上是能够跟现代协商治理精神相通的。她认为今天的协商治理的基本精神是群众参与；协商民主的诉求注重道德，讲求理性原则和理性诉求；协商民主离不开价值引导这几点与传统基层治理是相通的。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陈家刚研究员主要分析了基层协商民主的挑战。基于2015年与2017年对干部培训班中厅级和处级干部、民主党派的干部以及基层干部所作的两次问卷调查，他认为基层协商民主面临的挑战主要在如下方面：(1)怎样处理好政治性和协商民主的技术的关系。他指出目前很多的研究和实践更多的是集中在技术层面，而缺少对于民主的价值和功能的探讨。因此，在做研究的时候，在注重和关注对基层协商民主技术这个领域的同时，也要更多的关注一下基层民主基层治理和基层协商在政治方面的意涵。(2)怎样从试验性、探索性走向日常生活化和制度常态化。要将这些实践探索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为了让上级来调研、学者来做研究等政治作秀。(3)怎样利用存量的资源来推动创新。他认为存量资源就是我们的宪法、法律、制度、党内法规等一系列的现成的文本以及我们长期形成的观念。如果在现实中可以让这些资源在程序技术和制度上能够灵活实现和操作，这样就能够保障这样的制度具有可持续性和权威性，从而也就能够推动创新和改革。
国有企业的发展、产业结构调整，都需要资金的支持。需要其提供帮助，完成相应的运作。为了实现经济的结构调整，优化产业的结构。国有企业的一系列动作都是重点，资产重组、并购重组等。资管公司应该抓住自身优势，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调整自身经营策略。以自身的专业能力给企业的并购重组提供帮助。在这个过程中，也需要处理好各方的关系，协调好国有企业、政府的角色。从大局考虑，从全局出发，帮助实现产业升级，逐步实现国有企业改革的战略目标。
令Ωy=0，则从式(84)就得到车轮不旋转时环向指数为m的固有频率和振型。车轮旋转时，有离心效应(由离心矩阵Mc描述)和陀螺效应(由陀螺矩阵G描述)，它们(尤其是陀螺矩阵G)的存在使得不旋转车轮的一个固有频率变成旋转车轮的2个特征频率。
三、我国基层协商治理典型经验的分析与研究
山西师范大学吉志强副教授认为要坚持以广大农民为根本，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以农民为根本、以农民为目的、以农民为标准，坚持以农民为主体、依靠农民，坚持以农民为动力、尊重农民意愿、激发农村的内在动力、提高农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他指出，为了实现上述目的需要达到四个统筹，即做好农民的利益和外来市场资本利益的分配统筹，做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统筹，做好乡土文化的守护和现代文化的培育的统筹，做好生产、生活、生态的统筹。
近年来，社区教育坚持“我生产什么，就卖什么”的卖方导向理念，基于“固本”文化所导致的守旧主义、功利主义比较严重，直接导致“社区教育重指令性活动的开展、轻社会效果和效益，重活动评比、轻活动质量，重行政评价、轻社会和个体评价等病灶仍然根深蒂固”［2］。社区家长教育既不能完善自身，又不能关照民意、关切民众实际需求，社区家长教育无法有效实施已是不争的事实。
成都青白江区委组织部的陈珍儒副部长指出，在党建引领社区发展的背景下，青白江区积极探索和完善社区发展治理机制，通过“一户三票”工作法的实践探索社区治理的新模式，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具体做法如下：第一是一户一票问需求，解好问答题；第二是一户一票问先后，解好选择题；第三是一户一票问效果，解好判断题。青白江区通过发动群众参与，坚持民生民利为先；发动群众参与，创新利益链接的机制；发动群众参与，建立评价和反馈机制激发群众积极性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得到了群众的高度肯定和赞扬。
来自浙江省温岭市泽国镇的代表梁云波以该镇实践为例分析了乡域协商治理的行动策略。协商治理模式已经成为当地的一种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同样形成了一种内生性的路径依赖。它有四个原则，第一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第二是终坚持依法办事；第三是始终坚持民主集中；第四是始终坚持注重实效。他认为善治与善政的良性互动是其核心本质，即精准设计协商治理的行动策略，有序组织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社会事务，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只有协调好效率、公正、民主三者之间的关系，努力提高工作的获得感、幸福感，才能够更好地推进乡村治理。
四、新时期优化乡村振兴与协商治理的路径
(一)乡村振兴的优化路径
瑞士苏黎世大学政治科学研究院讲师胡淑云博士，分享的是应用社交媒体来推动协商民主的课题。她认为协商民主在中国经历了多年的发展，在理论上和西方的学术观点有着活跃的互动，在实践上也有非常丰富的协商参与形式，而在科技的领域中也开始把协商民主带到了互联网，可以使用已经普及的社交媒体来推动协商民主。她以从线下到线上的成都参与式预算为例探讨了两个主要问题，第一是将协商民主引入社交媒体的动机，第二是如何评估新协商媒体中的协商质量。她指出社交媒体应用为中国的协商民主提供了丰富的内容，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仍然需要时间以获得更多数据。
成都市新都区大丰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汪琴以新都区大丰街道红湖公园城小区由“乱”到“治”的蜕变为例对党建引领社区协商共治实践展开探讨和思考。基层党组织担负着领导社区治理的重要职责。因此，在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大丰街道通过“摸实情、求民意”“找党员、建支部”“建机制、抓共治”三举措创新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践。大丰街道的治理实践获得了较好的反响，探索了一批有示范性的创新做法，其中“三室两站一中心”“小区三级网格制度”等方法受到了各级的高度肯定，新华社、人民网等多家媒体关注报道。
西华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申恒胜副教授从农村骂架出发分析了乡村振兴中农民“隐权力”的日常建构与整合，用权力的概念来去解读隐藏在农村社会“骂架”背后的逻辑。他认为骂架实际上是乡村社会矛盾的一种内在化解。从乡村社会研究来看，之前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一些正式的政治权力，包括政治与法规的道德伦理等。实际上政治权力对乡村社会纵向的社会结构例如政府跟社会、国家跟农民的影响更大。而非正式权力与农村的横向结构进行关联，因为在农村社会中权力相对还是比较稀缺，所以农民通过对政治权力的反抗，体现出了乡村社会对于资源或者是一些隐性资源的变化。他认为随着当前资源格局的变化，农民内部不断发生重新组合和社会分化，开始把关注重点转向农村社会外部的资源竞争，把乡村内部的一些行为逻辑转向对正式权力的关注。他指出，权力研究与乡村社会研究存在一些必要关联，这既是乡村振兴的要求，也是我们对于新时代乡村社会何以可能、如何可能的学术关怀和现实关照。
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伟博士认为，中国农村社会几千年以来，代表国家治理和代表村民自治的两股力量一直在相互博弈。乡贤理事会的生成和运行也始终潜藏着国家权力力量和农村自治力量的互构和博弈，即国家—社会互动关系的演变和重构是乡贤理事会生成和运行的内生动力和背后逻辑，也是决定乡贤理事会组织性质和结构功能的关键性因素。新时代的农村要优化和完善乡贤理事会，就应当要按照协商民主的规范要求在国家权力力量和农村自治力量之间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从而使国家权力力量与农村自治力量能够实现有效衔接和适度平衡，构筑良性互动的国家—社会关系。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虞崇胜教授认为，主体问题是探讨乡村振兴与协商民主的前提性问题。他首先从人民、人民意愿出发，不断地升温、深思和追问，问到了协商民主的主体、乡村振兴的主体。他认为只有在人民自己的行动当中才能够找到答案。他指出中国需要主体性的自觉和自信，无论是在乡村振兴还是在民主协商的过程中都要让老百姓唱主角，让农民自己做主，方能根本解决发展当中的主体性缺失的问题，进而成为自己的主人，成为“三农问题”的真正的主体，去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郭丹研究员从崇州市基层治理体系的改革出发，探讨了大社区和社区工作站的探索。他认为“治理有效”就基层治理和乡村振兴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崇州市通过拼合的方式将社区整合，将几个社区拼合成一个大的社区，在这样的布局下，能够优化资源的配置。同时，通过设立社区工作站来承担社区的行政事务，社区完全自治，从而达到基层治理的有效性。
相比于其他社会群体，大学生身份事实上更有助于创业，其原因在于群体间交流互动程度和地域优势。典型范例，如“饿了么”起源于上海交大的一个校园订餐平台。大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期间，对生活品质有了一定要求，资金也较为宽裕。同时个体之间互动性强，经营者需要的推广成本较低。并且，现阶段大学院校普遍位于城市中心区之外的大学城，集群性高、物流成本低，是创业的绝佳起点[1]。
(二)协商治理的优化路径
温州大学法政学院付翠莲教授主要探讨了新乡贤在推进乡村治理的过程中，应该规避的误区。她认为目前很多研究还停留在新乡贤概念、类型的划分这样一个比较浅的层次上，而缺乏对理论系统的提炼缺少一个总览全局的视角对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所发挥作用进行研究。同时，对于通过一些特殊化的政策来培育新乡贤，她认为应该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而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和方法。最后，付翠莲教授从拓宽渠道、搭建平台、创新机制、重视乡村的治理等角度给出了她对于新乡贤推进乡村治理的可能路径。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党建研究所副所长陈东辉研究员主要介绍了河南在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方面的一些探索和典型的做法。郑州市得出四议两公开工作方案，所谓的四议，就是党组织也就是村支部提议、两委商议、党员代表大会审议、村民代表大会或者村民大会进行决议；两公开就是决议公开，决议的实施结果公开。焦作市修武县的民心导向六项制度，即联系与服务群众制度、解决难题隐患制度、透明决策制度、党建元素制度、基层干部暖心制度以及基层工作群众评议制度。他认为，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既有独特优势又有普遍价值，能够为有序的社会治理格局提供路径经验和实践参考。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洪树教授以成都市青羊区少城街道办事处为例来阐释区县人民政协融入基层治理体系的思考。他认为，人民政协与基层治理的关系首先与政协自身定位的拓展是有联系的；其次政协干部有干事做事的想法和意愿；最后，街道在面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这样的压力下，希望有多方力量参与街道这个层面的治理，进而去整合多元力量。政协通过设立街道联络小组与街道对接参与社区事务，如此便拉近了政协委员和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集合人民政协这一存量民主，或者说这一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安排，有利于完善基层治理体系，促进基层的善治。
西华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李永洪教授就成都城乡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创新中的关键主体——社治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社治委创建的主要原因一是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决策部署的政治需要；二是现实倒逼，即有效解决社区治理乱象的现实需要；三是市、区党委领导班子担当作为的自觉行动。他认为，社治委的成绩体现在改革维度上实现了“三级”突破；创新市场主体，提升社区业态；实现了治理制度上的“三化”转型。但是社治委的发展还应该注意完善顶层设计、落实配套政策、加强联动共治合力、厘清相关部门的职责边界以及推动其可持续发展等。
中共成都市委党校杨莉芸副教授从党建的逻辑来探讨基层协商民主的实现机制以及实践平台，在对成都市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探索梳理的基础之上从必要性、必然性角度分析了党建引领基层协商民主的政治逻辑。其次，她还梳理了成都市关于党建引领基层协商民主的四大实现机制，即是理论输入机制、基层党组织嵌入机制、平台共建机制以及业务对接机制。最后，她从实践平台入手分析了党建引领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
本次“乡村振兴与协商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紧扣会议主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理论总结和研究探讨，并且实现了中外学者之间、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以及理论研究者与实际工作者之间的广泛交流和相互碰撞，从而进一步激发了参会人员的问题意识、实践动力与研究兴趣，这对于推动我国新时期乡村振兴与协商治理实践的不断发展，促进我国基层协商民主理论的丰富完善，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
一直以来，农业银行持续不断地探索，并成功创造出许多可以借鉴的经营模式。然而，由于地区、自然、人文、环境、生活方式、经济发展等许多方面的差异，从试点研究的成功模式，并不一定就适应于别的地方。在推广过程中，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逐步改良、灵活运用，精准扶贫。
收稿日期： 2019-05-24
作者简介： 侯麟军(1994-)，男，四川苍溪人，西华师范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基层民主与基层治理。
[责任编辑：杨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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