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转基因食品禁入校园午餐的情、理、法论文

浅议转基因食品禁入校园午餐的情、理、法论文

浅议转基因食品禁入校园午餐的情、理、法

李 响

(中国政法大学 民商经济法学院,北京100022)

摘 要 :有迹象表明,转基因食品正大量流入中小学生的校园午餐,这在社会公众对转基因技术接受程度尚待提高的我国,引起了家长们的普遍担忧。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一份合格的校园午餐不仅要做到安全与充饥,而且也要满足健康和可口的需求,甚至还要承担一定的教化功能。如果从这些维度加以评判,转基因食品除了价格低廉的优势以外,其余并无特别可取的地方,因而是不应该用来烹煮校园午餐的。故此,我国可效仿域外立法经验,基于保护中小学生身心健康的特殊价值衡量,逐步禁止校园午餐使用转基因食材。

关键词 :校园午餐;转基因食品;食育

孩子是民族的希望和社会的未来,一个国家善待自己的孩子,本质上是一种镌刻在生物延续本能里的道德自觉,反映了其人文关怀的底线与文明进化的刻度。所以,从族群兴衰更迭的角度来讲,我们无论给予孩子怎样细致周详的照顾都不为过。尽管呵护孩子人人有责,但对于一国政府来说,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每日提供给孩子们新鲜的空气、纯净的饮水、自然的食物,从而使其能在健康安全的环境里愉快成长,不可谓不是最基本的义务。本文探讨的正是这项最基本义务所涵盖的一个看似微不足道实则却至关重要的问题:孩子们的校园午餐是否应禁止使用转基因食材。

说其微不足道是因为在当今正处于改革旋涡里的中国教育界,相比由学校在午间提供普普通通一顿饭这件小事,有太多诸如路径选择或模式转型这样更加宏大的战略命题,依照一些人看,让所有学生吃得上热食已经是个不错的成就了,还要再追求吃得好,在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简直是吹毛求疵;而说其至关重要却是因为孩子的身体健康说到底无非就是由平日里的一饮一啄奠定基础的,而校园午餐对于我国绝大多数正处于生长发育期的学童来说,都是支持其一整天高强度学习与运动所需能量的主要膳食来源,所以能否让孩子们吃得营养均衡、卫生安全、美味可口,不仅牵动着全社会无数家庭的心,而且关系到未来国民能否拥有健康体魄。转基因食品能否进入校园午餐食谱的争议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产生的。

所谓转基因食品,是指“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改变基因组构成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生产的食品和食品添加剂”[1]。拜崔永元与方舟子等人经年累月却莫衷一是的论战所赐,转基因食品究竟是否安全,在当今中国与其说是一个科学问题,倒不如说是一个信仰问题,不过对于我们这些始终不明就里的群众来说,最稳妥的办法显然是让别人先吃几十年看看效果再说,于是现在稍有经验的主妇都学会了在购买食用油时先认清成分表里有没有包含转基因大豆。这样一种连寻常家庭在平素采购时碰都不会碰的食品,却极有可能会被拿来充当孩子们校园午餐的原材料,我们真的能对这种做法熟视无睹吗?

事实上,许多国家(地区)都曾经或正在掀起绝对排斥转基因食品入侵校园午餐的公民运动,有些甚至已经成功推动了转基因禁止准入的立法,相比之下,我国就显得有些后知后觉了。利用中国知网数据库以“转基因食品”“学生营养午餐”“校园安全”等关键词进行不同排列组合的检索后发现,尽管国内探究转基因食品安全检测及其标识规定的论文汗牛充栋,并且讨论如何针对校园午餐制定财政支持政策与政府扶持方案的文献也琳琅满目,但偏偏就是没有研究转基因食品是否适于学童午餐的,仅有的几篇检索结果也都限于对域外立法的介绍,只有参考价值而无说服效果。这种现状着实令人遗憾,希望本文能发挥抛砖引玉的作用。

采用SPSS 19.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数资料以百分数(%)表示,采用x2检验;计量资料以“±s”表示,采用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历史上的壮乡地处边陲,地域广阔,多是山区;交通不便,经济文化相对落后。而广西“素称地瘠民贫,桂西一带更是名副其实。绝大部分地区是山岭崎岖,生产物贫乏,其中尤以右江流域的万冈丛密盘据而得名。[4]”区位与地域、经济与文化的客观现实使得壮人不仅要面对外敌的战争威胁而且还要面对历代封建统治者长期的“分而治之”和“以夷制夷”的政策带来的内部战乱。特别是内部封建王朝的镇压、各地土司之间由于利益之争而引起的火并以及土司对壮民强取豪夺而引起的剑拔弩张,都使得壮人在保卫村寨安全、维护个体生存间将壮拳这一土兵、俍兵的生存之技推向了极致。

一、国家对校园午餐的监管义务与评价标准

(一)国家有义务保障校园午餐合乎标准

极目寰宇,天下大同,通览世界各国推动校园午餐的经过,其实无论是泰西诸雄抑或东亚近邻,都走过了一段相差仿佛的历程,均有待于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发育程度达到相对高级的阶段。

一方面,工业化时代所遗留的相邻产业密集布局逐渐进化为一个个具有超级共生力的大型城市,而资本的强烈虹吸效应则如黑洞一般如饥似渴地吞噬着来自四面八方的青壮年,并帮助他们完成从原始劳动力到职业劳动者的转变,使他们源源不断地成为社会化大生产流水线上的新鲜血液。在这样一个从土地直达肉体再到精神的不可逆城市化过程中,原先那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农业社会田园牧歌式生活方式被彻底颠覆。

伴随着劳动分工精细化、劳动节奏同步化、劳动组织集中化的程度日益加深,我们仿佛被幻化为工业社会蜂巢里的一只只筋疲力尽的工蜂,身不由己地蜗居在无边无际的水泥森林里,每天为了生计早出晚归,在单位和住所之间奔波劳碌。利用短短一个多小时午休时间接送孩子上下学并为他们做一顿中饭,对绝大多数同为上班族的年轻父母来说,早已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让孩子结束上午课业之后在学校进餐与休憩,实际上变成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刚需,这便是校园午餐之所以能在现代社会大行其道的客观背景。从这个意义上讲,校园午餐与其说是作为一种社会福利存在的,倒不如说是一种带有浮士德式悲怆意味的劳动交换。

首都尚且如此,经济发展水平与教育资源投入远远不及北京的其他地方的学校食堂食用油的使用情况就可想而知了,再怎么说正宗国字号中粮出品的福临门转基因大豆油,比起那些三无产品乃至地沟油,在质量方面还是要让人放心很多,这个本应该属于玩笑的黑色幽默在我国却是屡屡出现于社会新闻版面的许多真实事件的写照。尽管曾先后有杭州、乌鲁木齐、山东安丘等个别地方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发布过停用转基因食用油的规定,要求“检查辖区内中小学、幼儿园单位食堂是否使用转基因油,如有立即停用”,但是在同品牌、同规格、同等级的转基因食用油就是要比非转基因食用油便宜至少5%以上的巨大利益鸿沟面前,这些规定的结局无非是不了了之。值得一提的是,学校食堂只要使用的是在公开市场上通过正常途径采购的转基因食用油,那在当前制度体系下就是完全合法的,因为国家迄今为止从未出台过任何转基因食品按年龄分级销售或限制儿童食用的法律,所以从合规的角度评判,一款转基因食用油如果已经经过了国家主管部门的允许被批准上市销售,那么即便是幼儿园食堂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将其纳入采购清单。换句话说,在吃转基因食品这件事上,国家是完全一视同仁的,没有长幼的区别,只有贫富差异。

(1)充饥。中小学生正处于体格和智力的快速生长发育期,加之学习负担沉重与课间运动活跃,其对热量和营养的需求远高于普通成年人。所以,校园午餐一定要确保孩子们的身体在经受能量巨大消耗后能够得到及时的充分补充。

(二)校园午餐功能与作用的进化

由于取得了政府在资金与政策方面的大力投入与积极介入,那些老牌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已经形成了比较周密完善的中小学“学校给食”制度,这些制度涵盖了科学营养方案的设计、安全食物来源的保证、低廉就餐费用的限制、专业操作人员的培训、严格监管流程的制定等诸多方面。不过我们要看到,这些发达国家今天能做到让孩子们在学校里吃得安心、开心、放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不少国家的校园午餐都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蜕变,从吃得饱,发展到吃得好,再变为吃得巧。

第一阶段:吃得饱。绝大多数发达国家举办校园午餐的初衷都是把它作为一项社会保障制度或者营养干预计划而推行的。当时欧美诸国大多尚未从战争造成的满目疮痍中恢复过来,食品与燃料的短缺导致了其配给制的普遍实行。所以,校园午餐实际上扮演的是一种保证优先供应的定向分配措施,首要目的是解决中小学生食物不足与营养不良的问题。例如,1946年,美国最初为校园午餐立法确立的宗旨就是,“要保证所有美国儿童在学习日内至少有一顿饱饭”[3]。当时已有科学研究结果明确揭示,营养不良将对儿童生长发育造成重大不良影响,尤其是当各种微量元素缺乏时,不仅会导致体格羸弱、免疫力下降、疾病易发等状况出现,而且还会造成智力衰退、认知困难、反应迟钝等严重后果。因此,这一阶段,各国均视让学生在营养完全的前提下吃饱喝足为头等大事,而食物提供的热量是否充足是检验校园午餐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第二阶段:吃得好。随着发达国家在马歇尔计划的帮助下迅速走出战争创伤,西方世界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社会整体富裕程度不断上升,恩格尔系数则在持续下跌之中,各种主副食品的供应逐渐摆满了货架,儿童营养也由缺乏问题迅速让位于过剩问题。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社会各界开始担忧校园里的一个个胖子被联邦政府的补贴催生出来,校园午餐里太多高糖、高盐、高脂的食品使得青少年当中的肥胖比例居高不下[4]。于是,如何让学童吃得健康成了这一阶段校园午餐的主要发展方向。为此,美国各个政府部门付出了巨大努力,包括重新审定、细分年龄段学生校园午餐的平衡膳食与合理营养标准,推出健康校园午餐计划,大量用全麦和蔬果取代油炸食品,宣传推广食物金字塔等科学饮食理念,使家庭餐食与校园午餐保持一致,等等。总之,各国政府均意识到了多样、全面、均衡的饮食搭配是青少年体格生长与智力成长的基础,校园午餐应在保证能量供给与营养摄入前提下,遵循“少即是多”的适时、适量、适度原则。

“方丈说我这个病是在娘肚子营养分不足,先天的贫弱。之后虽然打针吃药,但是治标不治本。就像是杯子太浅了,怎么往里面倒水都只会泼出来。”老贾越说越是兴奋。

第三阶段:吃得巧。如果说在前两个阶段,校园午餐重点关注的是学生的身心发育,那么随着时间继续向新千年推移,许多国家开始重视利用校园午餐的机会对学生展开崇尚有机饮食观念与遵从自然生活方式的教育,即有意识地把食堂拓展为课堂的一部分,让教育在吃饭的过程中得到潜移默化的延续,使得学生能够养成受益终身的健康生活方式。这就是当下在发达国家风靡一时的以寓教于食为方针的“食育”运动[5]。所谓食育,简单点说,就是以食物为媒介而开展的各种智育、德育、体育活动,例如,通过使用应季而食的菜谱,提醒学生感知四季的交替;通过采购当地出产的原料,提倡学生钟情本乡本土;通过力行不劳不食的帮厨,教会学生尊重勤杂佣工;通过采取少盐少油的烹饪,引导学生欣赏食物原味;通过自耕自食的劳作,熏陶学生珍惜一饭一蔬,从而培养学生对天时的敬畏、对自然的亲和、对土地的感恩、对劳动的热爱、对传统的认同,最终使他成为一个通晓丰富饮食知识、具有科学饮食观念、了解正确饮食礼仪、掌握全面饮食能力以及将来哪怕一个人独居也能过上有益饮食生活的健康国民。当草甘膦之类农药的大肆使用给我们带来极高致癌风险时,当现代工业食品凭借大量人工合成添加剂轻易攻陷我们的味蕾时,当跨国食品公司利用各种刺激感官的广告宣传和营销大战摧毁我们的本土物产时,一批批儿童几乎毫无抵抗地沦为了形形色色垃圾食品的俘虏,如果政府对此不立即予以重视并采取措施反制的话,我们社会未来付出的代价会是一代代普遍患有糖尿病、高血压、脂肪肝等疾病的肥胖国民,以及为治疗这些疾病而激增的公共卫生开支。触目惊心之下,谁敢说以言传身教、润物无声手段培育健康生活方式的食育只不过是有钱人吃饱了撑的把戏呢?

(三)当代校园午餐的评价标准

显而易见,校园午餐绝非只是拿来给孩子们充当裹肚饱腹之用的一顿便饭。时至今日,其功能已从当初的热量补充,转变为后来的健康促进,再发展到如今的寓教于食,其背后的指导思想也从斤斤计较一餐营养成分的得失,逐步进化到了孜孜以求一生饮食习惯的塑造,不可谓不是人类在经历了过度生产工业化、消费全球化、生活物质化之后一次痛定思痛的伟大自我救赎。顺理成章,当下评价校园午餐是否合格的标准也应该随之发生变化,我们不妨借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进行诠释,其阶梯化指标从低到高依次如下:

国家把校园午餐纳入财政支持与法律监管视野,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民意与政府良性互动的结果,像美国的《全国学生午餐法》与日本的《学校给食法》,就是经过民间长时间呼吁之后政府采取行动的结果。国家立法不仅让孩子们在学校就餐时的食品安全有了保证,也使得校园午餐在膳食均衡与营养全面方面有了保证,同时,也让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童有机会依靠政府提供的补贴而获得免费午餐。当然,普及校园午餐的受益者不光是孩子及其家长,政府也会因为学生健康水平的提高与认知能力的增强,而在未来收获一大批头脑聪明、体魄强健、精神饱满的高素质人才,这才是一个国家参与国际角逐的真正核心竞争力所在[2]

(2)安全。无论在任何时候,或是任何场合,也无论针对任何人,保证食品安全都是供餐机构的首要义务,对用餐群体绝大多数为未成年人的校园午餐来说,更要做到万无一失,这就要求必须采购合格的食材原料与使用稳妥的烹饪方式。

答案是明确的。由于转基因食用油相比非转基因同类产品在口味和营养方面都不占优势,唯一显著胜出的就是相对便宜,所以只有那些对价格特别敏感且是买给别人去吃的客户才会大批量采购。这样的客户大概除了餐馆以外,就只有食堂了,而相较那些在吃饭这件事上不差钱的单位或企业自办食堂,经常在运营成本上面临资金压力的学校食堂承包企业理所当然会成为转基因食用油的最忠诚客户了。

随着腰鼓队渐渐成形,社区居民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的居民纷纷加入到腰鼓队中来。民富社区尹书记非常支持这些退休老人们的活动,不仅提供排练场地,还帮助开拓演出途径,让她们在舞台上找到自信,老有所乐。

(3) 健康。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种吃出来的富贵病开始频繁出现在现代人身上,并且越来越呈现出发病低龄化的趋势,甚至有一些儿童由于超重乃至肥胖而患上了成年人的心血管病,这就使得校园午餐应当在专业营养师的指导下进行合理膳食搭配,坚决控制脂类和糖类的摄入,并保证足够的维生素、矿物质以及蛋白质的供应。

企业通过PLM系统把与产品有关的信息(规格、制造方法或者材料清单)无缝地转移到供应链中,企业根据这些信息,判断生产状况,实现产品快速生产和组装。在此阶段,企业需要制定标准的流程,确保变更请求有效处理。

(4) 可口。有道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对美味的追求是人的一种天性,中小学生自然也不例外。尽管学校可以通过严厉的纪律处分制止学生剩饭,但毫无疑问,避免浪费的最好办法还应该是让校园午餐变得可口起来。事实上,不少国家的经验表明,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可能出乎不少人的意料,尽管国内民间“反转”呼声持续高涨,可中国不仅是当下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而且更是如今世界上转基因食品消费数量最大的国家之一[9]。如果对此觉得难以置信,那么让我们以“开门七件事”之一的食用油为例,看看转基因食品对我们生活的渗透。2017年,我国大豆进口总量为9600 万吨左右,其中排在前3 位的来源国分别是巴西(5000 万吨,52%)、美国(3200 万吨,33%)和阿根廷(670 万吨,7%),而这3 个国家所产的基本上全部是转基因大豆。这些大豆千里迢迢运到中国之后,除了一部分用于制作豆粕饲料,其余全部会被中粮、嘉里、邦吉等粮油加工企业收购,充当压榨食用油的原料[10]。再看我国的成品食用油市场,每年精制植物油的供应总量是3452 万吨左右,其中各种大豆油及其调和油制品约为2512 万吨,占市场份额的70%以上,而大豆油制品里的98%都是由前述转基因大豆制成的。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对相关标识特别关注的话,那么你从超市货架上随手购买的有极大可能会是含有转基因大豆的食用油[11]。由于转基因大豆油的生产成本远低于非转基因大豆油,目前市场上同品牌一桶5L 装的转基因大豆油平均要比非转基因大豆油便宜差不多10~40 元,在销量上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不信的话,可以去京东或天猫看看,排在食用油销量前5 位的全部都是转基因大豆油。

(5) 教化。正所谓“大道至简”,有时候最简单的东西反而能体现出最深刻的道理,就像普普通通的一顿饭,可以承载文化,反映历史,彰显道统,迎合天象,宣示礼法,凸显义理,隐射思想,传达哲理,感应喜怒,展示声色,昭明志向,表现野趣。因而,在有心人手里,校园午餐可以充当最好的教具。

(四)校园午餐在中国(城市)

那么,中国现在的校园午餐发展到什么水平了呢?相较于发达国家,我国中小学校普及校园午餐的历史并不悠久,但得益于城市居民当中以双职工家庭为主与近20年来的造城运动,校园午餐在大城市里已经得到了相当普遍的开展。我们不妨来看一组数据:从覆盖范围讲,北京每天有93 万中小学生在校就餐,约占在校学生总数的73%[6];上海每天有120 万中小学生在校用餐,占在校学生总数的97%[7];苏州每天有83 万中小学生在校就餐,占在校学生总数的96%[8]。另外,来自济南、青岛、天津、深圳等城市的数据也均显示,每天有超过90%的学生能在学校解决午间就餐需要。

从供餐形式讲,校园午餐的来源主要有3种途径:一是由学校行政直接管理经营食堂,二是招标具有相应资质的餐饮企业承包经营学校食堂,三是由具有相应资质的餐饮企业提供送餐。综合全国情况来看,由企业承包食堂的供餐形式占据了绝大多数。从制度建设讲,目前我国针对校园午餐已经建立了较为规范全面的地方性制度体系,各地基本上都制定了适合本地区饮食特点且讲求膳食营养均衡的中小学生午餐标准或营养指南(分年龄段),以及涵盖食品采购、储存、加工、供应全流程与相关人员、财务、应急、监督全方位的食堂管理办法和企业资质要求。值得一提的是,在大多数地方,营养师已成为学校食堂的标配。从伙食费用讲,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餐食丰俭程度不同等,目前我国城市里公办学校一顿校园午餐的餐费大致在8~18 元之间,最低限度可以保证每餐都有三菜一汤的水平。不过,档口全开放自取的自助餐方式,现在也越来越常见。

调查结果显示,病例讨论教学法可以提高学生学习兴趣。表2中实验组学生对教学法的满意度为89.40%,学习兴趣有了提高(90.07%),教学参与程度明显提高(100.00%)。自主学习探索过程中,学生由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学习,通过分析、讨论病例,最后每名学生能独立书写完整的护理计划书,充分提高了教学参与程度(100.00%)。该方法改变了学生的学习惰性,提高了学习兴趣,说明该方法可以调动学生学习能动性。

发展迅速的成绩固然令人称道,可近些年来暴露出的问题其实也不少。例如,前不久,刚刚曝光的上海中芯国际学校食堂涉嫌使用霉变蔬菜与过期原料为学生制作营养午餐事件,就让人瞠目结舌。此外,还有品种单一,并且口味不佳,难受学生喜爱,以至于食物浪费严重;收费多年不调整,跟不上物价涨幅,造成承包企业运营经费紧张,饭菜质量标准不高;后厨人员缺乏专业培训,合规意识明显欠缺,导致食堂卫生管理松懈,洁净程度难以达标等,都是家长们平时最常反映的问题。然而,需要强调的是,以上这些问题,都属于有明确规定却没有认真遵守所造成的,或者换句话说,都可以在现有制度框架内,通过加大投入、改进流程、升级设备、强化监督或严格执法,得到全部解决。但是,下面探讨的转基因食品对校园午餐的侵蚀问题,却是依靠现成规定难以处理的,因为至少到目前为止,就国家层面而言,官方还从未承认或正视这个问题的存在,那么就更加谈不上有任何有效对策了。

二、转基因食品与校园午餐之间的不匹配性

(一)转基因食品入侵校园午餐的现状

其次,在得到移动IoT设备分簇列表后,则需要计算K个UAV的最优布署坐标,最小化大规模移动异构物联网的通信功率.由式(2)、(6)可得,

然而,南方都市报曾在深圳街头举办过一次询问市民愿不愿意选购转基因食用油的随机调查,结果有超过85%的受访者都明确表示不会购买显著标识出转基因成分的食用油,其余受访者也大多表示因为对转基因食品缺乏了解而无法选择[12]。如果说由报纸主导的民意测验不够专业,那么很多学者进行过类似的转基因食品认知态度与购买意愿的实地调研应该是专业的,其结论与我们的主观印象并无二致,绝大多数消费者都在被告知且有选择的情况下对转基因食品表示了拒绝态度[13]。既然如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在你我这样普通家庭基本都不愿意购买的情况下,这些海量的转基因食用油到底卖给了谁?

但我们从上面所举例句中可以看出,德都方言的宾格、从格、造格、方位格等格语法范畴在青海汉话里都有其相对的语法形式来表现,而与现代汉语相背离,只是这种语法形式还不像蒙古语那样完善,即表示语法意义不同的“格”,起码应该有相应的、比较固定的不同的语法形式,但青海汉话还没有完全区别开来,如相当于阿尔泰语言的“宾格”、“方位格”,青海话里只用[xa](哈)这一个语音形式而没有形式上的固定区别的符号,尽管如此,在青海汉话里“格”语法范畴虽然不够完善,但明确地说明了蒙古语对于青海汉话的影响是深刻的。此外,青海汉话还有一种现象,跟蒙古语的“界限副动词”相类似。例如:

由此可见,起码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大城市,我国中小学校校园午餐的发展水平已经稳稳站在了发达国家的第二阶段,甚至在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里,各种食品安全与营养搭配的初级食育课程也开展了多年,这为我们对校园午餐提出更高质量要求奠定了坚实基础。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是一个贫富差距极大的国家,在广大内陆省份,还有至少数百万贫困儿童正在接受“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扶持,在学校里吃着每人每天4 元钱的餐食。不过,这显然是另一个层面的叙事,完全无法与前者容纳在同一个文本当中加以讨论。

根据地域特点与现有资源,打造品牌概念,为游客提供具有本地特色的独创性商品服务,提高乡村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让身处繁杂都市的游客从自发寻找心灵休憩之所,变成慕名前来游玩度假。此外,还应提升乡村旅游的文化价值,保护旅游重点区的“乡村性”,使其免于在城市化进程中丢失自身的民俗文化。

事实上,我国中小学食堂普遍使用转基因食用油制作校园午餐,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对此,虽然从未有过官方的权威统计数据或全面调查结果,但是任何稍稍有心之人,只要简单利用互联网检索功能,做一个各地家长反映学校食堂使用转基因食用油的舆情汇总,就会发现转基因食用油早就在全国各地的中小学食堂呈遍地开花之势。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我们不妨拿素有“首善之都”称号的北京来举例吧。由于有不少家长陆续发现在北京很多中小学食堂都存在使用转基因食用油(以兰清牌和大烹牌为主,均以巴西进口转基因大豆为原料)的情况,其中部分热心人士便在2011年初成立了后来为人所熟知的“北京家长换油联盟”,以呼吁北京中小学食堂彻底禁止使用转基因食用油为主要诉求。但几番交涉后,他们被教育部门以农业部曾发函禁止叫停给孩子吃转基因食用油为理由拒绝。他们转而又在与农业部沟通无果后,对其提起了信息公开行政诉讼。基于相关函件属于国家秘密的理由,原告一审败诉,但在整个庭审过程中,被告对北京市中小学食堂普遍使用转基因食用油这一事实却未予否认[14]。尽管遭到家长群体的强烈反对,甚至动用了诉讼这样激烈的抗争手段,但转基因食用油成为北京中小学食堂主力的事实并未发生动摇,除非采取自己带饭的方式,新学期里孩子们在校园里依然不得不吃用转基因食用油烹制的午餐[15]

另一方面,在人的自由汇聚催生出城市以及现代都市文明的同时,城市的自然生长也反哺了市民阶层的成熟与公共领域的塑造,尤其是以高度信息化与发达服务业为特征的浪潮开始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全球后,具有一致利益诉求与生活需求的人们,可以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方便地找到在各种社会议题上志同道合的伙伴,随之自发形成对社会公共事务具备高度参与觉悟、以相近价值观念或文化理念为纽带的民意表达共同体。作为当代民主社会朝野之间沟通的常态,这些共同体会利用多种多样的媒体工具进行意识形态层面的合流,并时常以操控舆论的方式试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掌握一定话语权,进而对政府在民生方面的公共政策的决策施加影响。在任何时候,即便民生改善是出于政府自觉自愿,但公共政策着力点的选择也并不应该取决于政府单向度的一厢情愿,而是必须扎根于民众对社会福利增长与公共服务进步最迫切的自身需要,抚养孩子的责任由家庭负担转向社会分担,恰恰是来自于快节奏、高压力、重负担的现代社会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迫切需求,这从发达国家普遍面临严重的少子化问题中就可见一斑。

(二)转基因食品不适合校园午餐的原因

然而,合法的一定合情合理吗?转基因食品哪怕不是洪水猛兽,但真的适合用于为未成年人制作校园午餐吗?当人类试图扮演造物主的生物工程技术在全球面临这么多非议的时候,我们难道就不能给孩子们网开一面吗?接下来,我们不妨用前文总结的校园午餐评价标准,依次检验一下转基因食品是否能成为校园午餐的合格原材料。

互联网金融在现阶段发展的并不完善,不具备商业银行的不良资金拨备、存款准备金等防范措施,资金的流动性问题备受人们的关注。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某货币基金的债券价值逐渐下跌,这在一定程度造成了人们的投资恐慌,货币基金在两天内就流失了一半以上的资金,最终因为流动资金的不足造成该货币基金的停止发售。现阶段人们的消费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人们在消费时逐渐使用支付宝或者蚂蚁花呗,这样可以实现在当月支付下月偿还,这使年轻人的消费欲望得到了满足,但是该平台维持业务可能是通过垫付资金来实现的,如果使用的大部分用户没有按照规定的时间还款,这样一定会重创平台的流动性,进而产生流动性风险。

首先,从安全标准评判,转基因食品并不适于校园午餐的制作。转基因食品究竟是否安全,在目前阶段任何人都有提出质疑的权利,但却都没有给出定论的能力。笔者年轻时曾在美国求学,具有非生物专业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生水准的科学素养,在美国时曾无心之下疑似吃过不少转基因食品,而今人到中年,在为家庭采买时,为求得心安宁愿支付更高价格选购带有有机或绿色标识食品,既非“挺转”派,也非“反转”派,所以自觉在转基因食品安全性问题上还是能够代表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说几句公道话的:一方面我坚决相信党和政府,国家既然为5 个品种的转基因大豆发放了安全进口证书并允许以此为原料提炼出的食用油在市场上公开销售,那肯定是通过了严格专业的环境安全与食用安全评价的,凭借人类已经掌握的科学技术和检测手段可以断定是不会对人体造成可见负面影响或增加可知致病风险的;另一方面我也不能忘记历史清晰地记载了人类是何等的自大短视乃至狂妄冒进,有多少次人类自信满满认为绝对安全可靠的产品在许多年后却造成了严重危害。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全世界有数百万孕妇为预防习惯性流产都在医生的建议下服过己烯雌酚,因为当时全球医学界没有人怀疑其与癌症存在什么联系,结果一直等到当年孕妇产下的女婴进入青春期后,有不少人罹患上了本来较为罕见的阴道癌,男婴则表现为畸形少精等症状。经过长时间调查才发现,这种结果居然是己烯雌酚惹的祸,它具有强烈的致癌作用,并且通过本胎盘影响胎儿的后果要过二十几年才会暴露出来,最终该药物在1971年被禁止生产,可是这近40年间成千上万的受害者该去找谁说理呢[16]。类似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还比如阿司匹林、邻苯二甲酸酯、双酚A 等使用问题。这些本来人类自信绝对不会发生问题并且已经广泛用于日常生产生活场合的人工合成物,却在几十年后纷纷被证明会对人体产生重大不良影响。难道我们得到的教训还不够吗?

视线回到转基因食品,由于这同样是一项标榜“人定胜天”精神的科学创造,本质上就是利用重组DNA 的方式将一种生物的基因片段植入受体生物,从而人为改变其经过数亿年进化而形成的稳定基因结构[17]。那会不会在许多年以后的某一天,一种大家已经在餐桌上惯常见到的转基因食品,突然爆发出某种我们始料不及的潜藏的健康风险或严重安全隐患呢?到时后悔还来得及吗?可想而知。有人一定会拿百名诺贝尔奖得主联名支持转基因技术的新闻说事,不过这种实际上形同于比嗓门大小的、试图以权威压人的方式,对我们来说并没有太多说服力,因为科学的伟大之处就是其对权威的不信任,姑且不论世界上也有同等数量的科学家对转基因技术持审慎态度,而且就算是权威也一样要用科学手段来以理服人。简而言之,笔者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立场是,自己不吃,也不打算让家人吃,但捍卫在明知而自愿前提下别人吃的权利。

中国有句老话叫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既然笔者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吃用转基因食品制作的饭食,那么于情于理自然也应该为其他孩子校园午餐的非转基因化发声。要知道校园午餐所说的安全与一般食品安全是不同概念,对于后者来说,只要吃了不马上得病,基本就可以算是安全的,例如我们平时爱吃的腊肉、烧烤、咸鱼什么的,其实都含有致癌成分,只不过我们甘冒这样的风险且能对自己身体负责,而对于前者来说则需要考虑对未成年人一辈子甚至他们所生育下一代人的潜在影响,不可不万分谨慎。可从第一代转基因食品问世至今也不过20年左右时间,要拍胸脯放言,已经完全清楚其被不同种族、年龄、性别的人食用后会产生什么后果,明显为时尚早。所以,为什么一定要让孩子来充当试验品呢?推广转基因食品不应该采取只争朝夕的心态,而是要有久久为功的觉悟,笔者觉得一个合乎逻辑的推广验证顺序应该是,先让外国人吃,接着让科学家吃,随后让支持者吃,再然后让成年人吃,最终才考虑加入孩子们的食谱,这才是真正稳妥的办法,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孩子们成了转基因食品的主要消费群体,成年人们反倒想方设法去逃避。

总之,转基因食品对孩子们而言是否安全目前尚无定论,由于其出现的时间较短,现在对其远期的安全及人类发展的影响还很难做出正确评价,仍需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及等待时间的验证,而在有令人信服的确凿证据证明其安全之前,何必非要让孩子们冒着不可预计的未知风险,拿它烹煮校园午餐呢?

其次,从充饥、健康、可口标准评判,转基因食品与非转基因食品相比并没有任何优势可言。饱腹感通常是由一顿饭的量而非质来决定,而相同品种的100 克转基因食品和100 克非转基因食品在热量上并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并且也缺乏证据表明,两者进入人体之后在消化环节会产生怎样显著的差异。所以,如果仅仅从充饥角度衡量的话,转基因食品和非转基因食品都能让人吃饱肚子。不过,由于我国现如今在城市里已经解决了起码的温饱,近些年来校园午餐主要体现出的都是浪费而非短缺的问题,城市孩子当下面临的也更多是营养过剩而非营养缺乏,显然充饥这项标准是最不需要纳入考虑范畴的。就健康这项标准来说,转基因食品也没有比非转基因食品包含更多更全的营养,因为目前转基因技术的发展重点在于增强农作物的抗旱、抗霜、抗酷热、抗病虫害、耐除草剂、耐储存等特性,从而起到提高产量和产值的作用,在营养改善与口味改良这方面还没有产生任何值得欢欣鼓舞的进步。具体就校园午餐最常接触的转基因食品——耐草甘膦大豆和玉米而言,已有科学家从蛋白质及氨基酸、脂肪及脂肪酸、矿物质元素等方面对转基因品种与非转基因品种进行了对比研究,结论是两者在营养成分上具有实质等同性[18]。至于转基因食品与非转基因食品在口味上是否有差别,大多数人只要吃过番木瓜就会有切身体会,目前在国内市场上售卖的番木瓜基本上全部是转基因品种,而我们并没有感到这和小时候吃的非转基因番木瓜在口感方面有什么明显不同。总之,既然转基因食品在充饥、健康、可口标准方面并没有丝毫胜人一筹的地方,那我们有什么理由一定要甘冒奇险把它加入校园午餐的食谱当中呢?

最后,从教化标准评判,转基因食品并不是很好的食育教具。科技改变生活,大概这就是转基因食品传递出来的全部生活哲学了,但对于这一代蜗居在钢筋水泥森林里、由各种各样新式电子产品陪伴长大的孩子来说,耳闻目睹人类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已经成为生活的日常,恐怕心中最不缺的就是“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胆识和意念。所以,转基因食品作为食育教具的最佳效果,无非就是催生一批满脑子想要像捏橡皮泥一样随心所欲修理世界、改造地球乃至征服宇宙的“拜科学教”教徒。可问题在于世界是用来修理、地球是用来改造、宇宙是用来征服的吗?这种从头到脚都渗透着强烈狂妄自大气息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无疑是以剥削自然、扭曲人性、蔑视自由为理念内核的一元性机器逻辑的集中体现,最终会让人类在习惯于对环境和资源索求无度之后走上自我毁灭之路[19]。实事求是地讲,食育固然会培养孩子们集体协作意识与热爱劳动态度,但它最大的意义还在于能及早给孩子们灌输生态中心主义思想,让他们从小就树立起与自然为友的价值观,学会应该尽最大努力维护自然的完整统一,这对于当下饱受生态恶化之苦的地球来说真可谓善莫大焉。与这个世界和解不好吗?待这个地球温柔不好吗?还这个宇宙清静不好吗?自然既不是人类搏斗的敌人,也不是统治的对象,更不是战斗的场所,而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共同家园。如果通过以自然土产食物为主的校园午餐能让孩子们明白这一道理,那将是食育最大的成功。总之,对于不谙世事的孩子们来说,转基因食品有可能会传递给他们错误的观念,因此不该用作校园午餐的食材。

综上所述,相较于同等品质的非转基因食品,转基因食品唯一胜在便宜,但这并不足以证明其充当中小学生校园午餐的合理性,因为:现在的城市家庭多以独生子女为主,多花点钱让孩子吃得好是家长们的普遍愿望,所以即便校园午餐因为施行非转基因化而需要增加费用,家长情愿为此买单的意愿也应该相当强烈。实际上,收费过于低廉已经成为我国校园午餐品质提升的最大障碍,因此校园午餐建立收费与物价的联动机制势在必行,毕竟每个孩子的生长发育期只有这么一次。再者说,国家对城市家庭孩子的校园午餐给予货币支持还有相当大的空间,姑且不论对校园午餐进行全额或足额财政补贴在发达国家早就成为常态,就连印度这样经济发展水平远远不如中国的国家都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普及了免费校园午餐,所以对现在以大手笔援助和大金额订单的不差钱形象闻名世界的中国来说,在资助农村孩子之余,也普惠一下城市孩子是力所能及的[20]。如果对当前我国大多数中小学食堂的运营模式进行管理升级与流程重构,应该会实现相当程度的成本优化。目前,很多城市的教育部门现在都要求中小学食堂实施集中定点采购,即必须从指定的供货商那里购买原材料,例如,北京市教委指定的北京京育学生餐饮管理服务中心,这样的垄断固然有保证食品安全的考虑,但供餐企业反映其供货价格普遍比直接从市场上购买要贵不少,所以这在未来是有很大改进余地的。

三、我们该如何阻止转基因食品进入校园

当我们还在纠结于该不该给孩子们吃转基因食品时,世界上许多国家(地区)的家长们却早就先行一步,掀起了拒绝转基因食品入侵孩子们餐桌的公民运动,其中不少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有些体现为学校食堂自愿拒绝选购转基因食品为孩子们烹调午餐,有些体现为学校一周的某几天被固定为健康(有机)食品日,有些体现为政府直接立法禁止校园午餐使用含有转基因成分的原材料。以我国台湾地区为例,经过十多年“校园午餐搞非基行动”的持续抗争,校园午餐非转基因化最终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其“立法院”于2015年12月14日三读通过《学校卫生法》部分条款修正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在第23 条第一项增加了“禁止使用含转基因生鲜食材及初级加工品”的表述,这标志着台湾中小学校园午餐终于迈出了非转基因化的关键一步,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示范[21]

与其临渊羡鱼,不若退而结网。要将转基因食品拒于校门之外,并不像很多人想得那么简单,只需要当地教委下发一纸公文就能立竿见影地实现。事实上,这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比方说,如何消化分担因为替换转基因食品而增加的食材成本,置农村贫困地区儿童继续食用转基因午餐于不顾是否会触发道德风险,从哪里能找到非转基因食用油的大宗货源以填补转基因食用油被淘汰后的缺口而又不至于引起剧烈市场价格波动,怎样对转基因食品退出校园以后的学校食堂进行持续有效监督,是否存在能快速检测出食材中含有转基因成分的技术手段,等等。在这些细节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奢谈校园午餐的非转基因化无异于缘木求鱼,恐怕会落得个好心办坏事的结局。

在充分凝聚社会共识,做到上上下下思想统一之后,让转基因食品退出校园午餐还至少需要分三个步骤行动:

2.4 两组患儿治疗效果比较 观察组患儿治疗有效率97.78%明显高于对照组患儿的86.6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745,P<0.05)。见表4。

第一步,鉴于现阶段强制禁止校园午餐使用转基因食材虽情有可原却于法无据的现状,可以考虑由教育部牵头并会同农业、卫生、食药监、工商等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联合发文,从弘扬健康生活方式、维护传统饮食文化角度,以建议提倡口吻鼓励中小学校及其供餐企业主动放弃使用转基因食品制作校园午餐。在具体操作上,一方面应该废止学校食堂的集中定点采购制度,把选择转基因或非转基因食物原材料完全交给校方自主决定,政府只有引导之职而无干涉之责;另一方面不妨赋予家委会在学校食堂运营管理方面更多的决策和监督权力,尤其是在采购环节的一票否决权,让最关心孩子切身利益的人决定孩子们应该到底吃什么。

第二步,适时完善以《食品安全法》为首的转基因管理法律体系,把我国对转基因技术产业开发与商业应用的规制模式,从以产品为中心转变为以人为中心,促使对已批准上市转基因作物的监督视点由强制标识制度向消费者保护制度转移,从而全面强化以“知情—同意”为核心元素的转基因食品消费前置要求。经过20 多年的努力,当前我国已经建立起较为完整全面的转基因食品监管法律体系,主要包括上市前的审查制度、上市中的审批制度以及上市后的标识制度,这一套覆盖全流程的安全保障法律系统虽然看似完善,但其实却体现的是一种被动预警式的防范思路,对真正处于市场终端消费者知情权、同意权、选择权的维护均显不足。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有几个人在饭店菜单上看到过转基因提示[22]?如果消费者都是成年人的话,对于这一切我们还能用默示同意或拟制同意的说辞缓颊,但当这种情形发生在校园午餐而受众均为未成年中小学生时,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孩子们太过弱小,他们并不懂得提出抗议,只能默默承受自己所经历的一切。这需要法律给予他们更为周全的呵护,《食品安全法》或其实施条例最起码可以做到的一点,就是规定如果中小学学校食堂供应转基因食品,必须提前向家长提供书面告知,然后由家长签署知情—同意回执,而对于声明不同意的家长,则应向其子女供应替代餐食。

第三步,待时机成熟后,把制定专门的《学校午餐法》纳入议事日程,从而使得中小学学生的校园午餐真正实现有法可依。该法应规定不同年龄段孩子校园午餐的营养标准、政府为校园午餐提供财政补贴的法定义务、从事校园午餐经营活动企业的税收减免政策、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对校园午餐的保障与监督职能以及为贫困学生免费提供校园午餐的条件流程等,对校园午餐食品安全的规制应是该法的重中之重,其中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将未必不安全但社会上有争议的食品统统拒于校园之门外,这自然就包括了转基因食品在内。

在当下背景下,要实现转基因食品禁入校园午餐,无疑困难重重,但也绝不是全无法源依据的无理取闹,作为当今世界儿童权利保护宪章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早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所以,在转基因食品问题上,将儿童与成年人区别对待,并给予前者优先保护,是合情合理的做法。更何况在舐犊情深的人性面前,科学技术的理性稍稍让步,有何不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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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Why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Should Not Be Used in Making School Lunch:Based on Emotion,Ethics and Law

LI Xiang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Beijing 100022,China)

Abstract : The evidence shows that the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is widely used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lunch.This phenomenon brings parents'concerns about the safety of the lunch, because in China, the technology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is not totally accepted by people.The developments of school lunch in developed countries show that nowadays, a qualified school lunch needs not only to be safe and full, but also to be healthy and delicious, and even to undertake certain educational functions.Based on these standards,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should not be used in making school lunch, because the only advantage of it is the low price.Consequently, China can learn from the legislation experience of foreign countries to prohibit the use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in school lunch gradually.

Key words : school lunch;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GMF); diet education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5261(2019)06-0059-11

收稿日期 :2019-06-13

基金项目 :2018年度北京市社科联青年人才资助项目(2018QNRC21)

作者简介 :李响(1980―),男,江苏南京人,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 叶厚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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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转基因食品禁入校园午餐的情、理、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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