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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06)01-0109-06
一、从生态学到人类生态学：生态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20世纪下半叶，生态学研究突破了自然科学研究的范畴，渗透到了技术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实现了从自然生态学向人类生态学的嬗变。至此，生态学的研究重点从以研究生物为主体的生态转向了以人为主体的生态。时至今日，现代生态学充分吸纳了现代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如耗散结构理论、自组织理论等，已发展成为一个多学科交叉的庞大的学科体系。它不仅包括了自然生态学，也包括了人类、社会生态学及任何均衡的生态系统，并在后现代思想和哲学的积极引导和推动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而对众多的学科门类和该领域的研究人员产生了重大影响，形成其从事研究和分析问题的一种基本指导思想。科学，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生态化”成为了现代科学发展的一大奇观。
生态学世界观是整体论的世界观。基于对人和其他生物的生态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研究，生态学世界观认为世界是一个“人—社会—自然”的复合生态系统，整体性是这个系统最主要的客观性质，也是其主要的特征。[1-2] 具体来说，生态学整体论的世界观主要包括以下三层含义：(1)世界是由相互联系的复杂网络组成的有机整体。生态学世界观认为，世界是一个由事物之间动态的、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关系形成的不可进行机械分割的有机整体；每个事物都包含着其他事物，事物之间相互包含，所有事物都包含在整个世界的复杂关系网络体系之中；任何事物的变化必然会引起这个复杂关系网络体系的变化，也会引起其他事物程度不同的性质变化。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事物整体间的关系在逻辑上要比事物的地位更优越，事物的性质也是由事物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决定的。据此，生态学世界观对机械论世界观的实体论和外在关系论思想提出了质疑。(2)世界是变化着的有秩序的整体。生态学世界观认为，事物之间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关系并没有使世界变成一团混乱，而表现为一种有规律的联系，一种宏观整体上的有序状态。同时，这种有序不是事物的静态结构，而是事物的内部力量和环境影响的外部力量形成的一种动态平衡的形式。(3)人类的价值和意义包含在自然整体的自组织进化的过程之中。[3] 173~176生态学世界观认为，人是自然进化的产物，人的肉体组织和精神结构是在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因此，人类的价值和意义不仅存在于社会之中，也存在于同自然整体进化的关系之中。与机械论世界观所持的一种“人类中心主义”不同的是，生态学世界观赞同的是一种“生态中心主义”，认为人类不应该割裂自己和自然血肉相依的有机联系，强调人类应该在致力于促进自然整体的完整、健康和繁荣的基础上来实现自己的发展。
在这样一种对世界的新的认识基础上，生态学进一步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基于整体论思想的科学研究和科学认识的新范式。这种新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既保留了经典科学中的合理因素，又超越了经典科学的局限性。[3] 176-180[4-5] 与生态学世界观三个层次的含义相对应，生态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包括：(1)应把科学研究的对象当成具有相互作用关系的、复杂性的整体来研究。在生态学看来，科学研究应完成对事物所有复杂的、非线性相互关系的完整把握，这种把握既包括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的纵向的层级性把握，也包括横向的影响和纵横交织的影响。因此，生态学提倡一种真正包含严密分析而又超越严密分析的、分析与综合辩证统一的整体论研究方法。主张建立一种所有学科之间多层级的、相互包含和相互补充的关系，并把各个学科之间多层次的内在相关有机地协调为一个网络整体。(2)应把科学研究的对象当成一个复杂的自组织的动态过程，高度重视事物演化过程中的不可逆现象。在生态学看来，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只有少数事物是可以用经典机械论研究范式加以描述的可逆性系统，而大部分事物都是在宏观层级上具有时间定向的，是不可逆的。这种不可逆性来自于事物内部多因素非线性相关所形成的不稳定性和随机性，并由于在一种非平衡条件下的发展而出现不确定性。因此，科学研究不是对事物作出精确的决定性描述，而只能以一种概率的方式加以描述。(3)科学研究不应该坚持主观与客观的对立、事实与价值的分离、真理与美德的割裂。在生态学看来，科学研究活动是人在自然的内部进行的人与自然的对话，而不是站在自然之外对自然加以描述的过程。这种人与自然的内在关系使得作为研究主体的人类试图以一种绝对客观的立场来认识自然成为不可能。生态学反对这种主客观对立的经典机械论研究范式，而提倡一种在主观与客观、人与自然有机统一的关系中如实把握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式，同时在坚持研究的价值负载说的基础上提倡一种开放的、创造性的科学研究范式。
二、从行为主义到现代认知心理学：并非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嬗变
在现代心理学的发展过程中，20世纪六七十年代被认为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时期。原因在于，从20世纪一二十年代以来一直被人们所追捧的行为主义研究范式终于由于符号加工认知心理学研究范式的崛起而大限已至，一个新的心理学研究时代在科学发展的舞台上隆重登场。① 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现代认知心理学符号加工理论形成的时期，心理学家普遍对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持乐观态度，并预言这种新的研究范式将改写心理学的研究历史，会为心理学的研究谱写一个辉煌的时期。事实证明，这种乐观虽不算盲目，但并没有维持太长的时间，仅20余年而已。原因是现代认知心理学对行为主义的反对只是行为主义研究的“去心理学化”，而对其所持的科学主义倾向则是全盘继承。[6] 另外循着行为主义向现代认知心理学转化、现代认知心理学进一步发展的轨迹不难发现，心理学的这次重大研究转向并没有带来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根本改变。现代认知心理学虽然从根本上扭转了行为主义研究的极端倾向而使后者成为心理学研究的历史陈迹，但其科学主义的立场却始终没有改变。
现代认知心理学“人机类比”的研究思路不仅在对人性的认识上是一种计算机科学及其相关学科高度发展条件下的笛卡儿“人是机器”的翻版，更使其在研究的实际操作中不得不忽略情感、意志及环境和历史文化因素对人的认知的影响作用，而单纯地把“认知”从个体的生活实际中剥离出来进行所谓的科学研究。[7] 2-11和行为主义的“拟畜性”研究一样，不管是现代认知心理学早期的符号加工理论还是后来的联结主义理论，都持的是一种认识论的还原论思想。这种思想从根上来说是一种笛卡儿的机械论世界观，它描述的是一个线形的、按照牛顿力学体系运行的由客观实体构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与自然是分离的，主观与客观是对立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外在关系而不能构成和决定其性质。而我们对它的认识则可以通过将它分解为各个部分、从复杂的环境关系中抽象出来的方式进行。正如K.麦茜特所言，笛卡儿的方法论可以归纳为四个基本的预设，即四条逻辑规定：(1)仅把清楚而明显的以至不能有任何怀疑的给予者接受为真；(2)把每个问题分解为解决它所需数量的部分；(3)从最简单、最易理解的对象开始，然后逐渐进到最复杂的对象，抽象和独立于境域；(4)为使评述更普遍、更安全，不应遗漏任何事物。[8] 正是持有这样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系，现代认知心理学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始终没有真正走出实验室研究的局限，它以发现一种所谓的“客观普适性真理”自居。[7] 12-27但实际情况是，现代认知心理学不仅没有真正发现“客观普适性真理”，而且一些早期的人工智能预言均未能真正实现；其符号加工模型基本假设的可行性和恰当性一再受到挑战，几乎断送美好的研究前程。[9] [7] 353-358在现代认知心理学发展早期，作为检验人工智能标准的“图灵测验”一直被广为应用，它构成了符号加工模型的核心。在“图灵测验”中，假想一个人通过一台终端与一个隐蔽的对话者(可能是一台计算机，也可能是一个人)交换信息，如果这个人不能判断出对方是人还是计算机，这个计算机就具有了人类水平的智能。然而，哲学家J.R.塞尔1980年所假想的一个思想实验——“中文屋论证”则证明这个检验是无效的。“中文屋”的思想实验表明，一个处在屋内并不懂中文的人在某种任务中可以完成与屋外说中文的人的对话。因此，J.R.塞尔认为，启用一个计算机程序并不能构成真正的思维与理解，计算机只是根据符号的形式来操作符号。此外，被早期现代认知心理学的符号加工理论所摒弃的“并行加工”模型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联结主义的复兴出现了强力反弹。这种反弹削弱了现代认知心理学符号加工理论的影响，而使联结主义认知心理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了发展和影响的鼎盛时期。所有这些都表明，现代认知心理学所持的机械论世界观和方法论及研究的科学主义倾向到了该反思的时候。
三、应用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生态学视野观照下的现代认知心理学研究新取向
应用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取向是现代认知心理学研究中最近二三十年来才发展起来的，它所探讨的是真实生活场景中人类认知发生和发展的基本情况。[10]
早期应用认知研究的源头是巴特莱特在记忆研究领域中对艾宾浩斯传统记忆研究的挑战。艾宾浩斯关于记忆的研究成果不仅对当时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更为以后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在巴特莱特看来，这些在实验室场景下通过死记硬背方式进行的旨在发现和说明认知基本规律的研究对于人类生活是没有意义的。认知研究应该与人类的真实世界有关，应该更多地采用自然的实验设计和实验材料，尽量对人类真实生活中发生的认知现象进行说明。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巴特莱特于1932年在其《记忆》一书中为我们报告了使用故事和图片为研究材料所进行的一系列研究。但遗憾的是，巴特莱特这种基于日常生活经验的记忆研究并没有获得更多人的支持。其主要原因是心理学研究中一直以来存在的科学主义倾向，也由于随之而确立的现代认知心理学研究范式为人类认知研究所描画的美好前程。直到1976年U.奈瑟《认知与现实》一书的出版，这种情况才得以改观。基于对现代认知心理学研究中实验研究的深刻反省，U.奈瑟在该书中论述了“生态效度”(ecological validity)的概念，并认为实验室研究不仅应该使用更多自然的测试材料，更应该在现实的生活场景中进行。在U.奈瑟看来，现实生活的研究不仅能为实验室的研究发现提供“现实的检验”，还能为确证或否认其在现实生活中的效度提供机会；同时，现实生活记忆的研究有时也能提供可应用于现实世界的一些知识，并且能够辨别出一些在以前的实验室实验中没有发现的记忆现象。1981年，U.奈瑟发表了《约翰·蒂恩的记忆：一个个案研究》一文。在该文中，U.奈瑟在详细分析了尼克松顾问约翰·蒂恩回忆一系列发生在白宫的事件的方式后，提出了一个解释自传体记忆中记忆系列类似事件的概念" episodic" ，并认为这个概念体现了系列事件记忆的一般特性[11]。对U.奈瑟的努力的回报是，持一种生态学观点的、致力于探讨人类现实生活的应用认知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呈现出一种蓬蓬勃勃的势头。1986年创刊的《应用认知心理学》杂志发表了大量的应用认知心理学研究的学术论文，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应用认知心理学研究的发展。但是，界定应用认知心理学的研究领域是困难的，这不仅因为由于反对现代主流认知心理学一味强调研究的内部效度而提倡“生态效度”的应用认知心理学出现的时间较短，还因为基于人类现实生活的认知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广阔的研究视野。
作为一种与现代认知心理学主流范式相竞争的研究取向，应用认知心理学的研究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受到众多的反对和质疑。这种反对和质疑尤以持符号加工理论研究取向的人为甚。现代认知心理学从产生之日起就以科学主义的指导思想来约束自己的研究行为，以求得到一般的对人类认知机制的理解。在这种方法论的指导下，现代认知心理学一直致力于一种严格的实验室研究探讨认知的内部表征，而把外界环境对认知的影响看作是一种干扰因素加以控制。但按照以人类知觉为主要研究领域、提倡生态学研究范式的吉布森(J.Gibson)的理解，环境可提供的感觉信息比通常所了解的要多得多，而目标的所有潜在用途(即它们的功能承受性)都是可以直接知觉的，我们在知觉研究中应该考虑知觉在实际环境中的情况。正如瑞德(E.S.Reed)所言：“人类环境既不是一个制作的环境，也不是一个发现的环境，它是一个选择和转化的环境。人类环境既不是一个单个个体的环境，也不是一个我们中的每一个或其中一个确认的环境。人类集体的努力已经使环境在深度和广度上成为我们居于其中的环境，并深受居住在一起的人们的特性的影响。”[12] 因此，持生态学研究观点的研究者多把自己的研究取向指向人类生活的真实世界，从研究的应用角度进行认知问题的思考，而对现代认知心理学主流研究范式中的实验控制嗤之以鼻。现代认知心理学对生态学研究取向的应用认知研究的质疑也正在于此。在他们看来，人类的生存环境如此复杂，不进行控制的研究是不会得到有科学价值的研究成果的。百纳吉(Banerji)等人1989年在考察了之前的日常记忆以后说，对学习与测验的条件不加以实验控制，就不会得出与记忆有关的有力结论，企图将外部效度凌驾于内部效度之上的做法是错误的，只有先取得外部效度，才有希望进行普遍概括。[13] 当然，百纳吉等人的言论遭到了生态主义研究者的一片声讨。1985年由布鲁斯(D.Bruce)挑起的、奈瑟和赫斯特(W.Hirst)与之进行的关于生态学研究理论问题的争论②，1993年西蒙与一批年轻的心理学家在认知科学杂志上进行的关于认知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争论，无不标示着生态学研究取向的应用认知研究和现代认知心理学研究主流之间的深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隔阂。这一方面预示着现代主流认知心理学的危机，另一方面也预示着生态学研究取向的应用认知研究的举步维艰。
和应用认知心理学研究取向的举步维艰相比，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取向从一出现就获得了现代认知心理学的青睐，并迅速融入了现代认知心理学的主流之中，虽然它的出现只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情。但如果追溯现代认知心理学的起源，我们会发现，认知神经科学的境况比应用认知心理学还要凄惨。若蒂格第三(H.L.Roediger Ⅲ)在深情回忆其研究经历时说：“在1970年，心灵研究与大脑的研究是彼此分离的。我记得George Talland(1965)的书《错乱的记忆》，当时我在准备博士论文，为达到耶鲁的要求阅读书籍。我问别人我是否可以将这本书放在我的阅读书单中，他们告诉我可以，但要将很多其他的书列在它的前面。那时，非常明显的普遍态度是，从受损伤大脑的病理例子中研究正常的记忆功能是根本不受重视的。”[14] 需要说明的是，若蒂格第三所言的20世纪70年代的大脑研究在现在一般被称为“认知神经心理学”，它和认知神经科学的区别是后者以活体脑为研究对象。
认知神经科学在现代认知心理学早期发展阶段的艰难处境的根本原因是，正如我们前面所述，符号加工理论从指导思想上对认知过程中脑机制的排斥。天真的符号加工论者认为，只需要通过比拟和推演的办法就可以对人的认知机制获得清楚的解释。但事情的发展是，现代认知心理学在其研究过程中发现了许多难以靠一种“计算机隐喻”就能解决的问题。如关于内隐记忆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内隐记忆作为认知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以来，研究者想尽种种办法证明一种所谓的相对于有意识提取的外显记忆的内隐记忆的存在，并描述出了一些内隐记忆的特征。但对内隐记忆中加工分离程序的有效性的质疑，他们总是难以自圆其说。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不同的大脑脑区参与了外显和内隐记忆的过程，从而从根本上证明了内隐记忆的存在[15]。正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技术的突破，为现代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注入了勃勃生机，才使现代认知心理学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危机以后重新焕发生机。
神经科学融入认知心理学研究形成了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它与现代认知心理学研究范式取代行为主义研究情况完全不同，它是在认知研究相关学科飞速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在一种生态现实理论所强调的人与环境相互作用而构成人类智能基础的观点被普遍接受的情况下出现的一种学科交融，它体现了一种现代认知心理学的生态学研究取向③。可以预言，在未来不长的时间内认知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必须将脑和认知的关系的课程和统计学一样作为一门必修课程。对于这种观点的坚持，有人在对比“计算机隐喻”思想为现代认知研究所带来的影响的情况下把它归结为三方面原因：(1)认知神经科学可以从实质上改变我们关于记忆和高级心理过程的认知理论；(2)认知神经科学不仅为认知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约束和实验数据，神经成像的新技术还可能最终会比严格的认知心理学实验提供更多的且可以直接进行解释的信息；(3)认知神经科学可以促进认知心理学研究朝向更有意义的新的领域划分而进一步带来其发展的契机。[16] 当然，对这种新的研究取向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认同的，坚持符号加工理论研究范式的人认为：“某一理论即使揭示了长时记忆的神经生化基础，也不大可能对记忆的心理学特征提供一个完整而简明的解释。……神经生理学和神经化学是非常有趣的研究领域，但现阶段它们对心理学理论和人类记忆模型的帮助甚微。”[17] 和这种质疑相比，也许基于考问认知神经技术的可靠性和使用该技术所获得的研究结果之间的不一致的质疑更值得我们关注。现代认知心理学所使用的神经认知科学技术主要是一些能够在人脑机体正常运行的情况下探测大脑运行机制的技术，各种不同技术之间在探测大脑认知过程中的时间分辨率和空间分辨率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如脑磁图、事件相关电位在时间分辨率上较强，而在空间分辨率上较差；相反，正电子发射层析摄影术、磁共振成像在空间分辨率上较强，而在时间分辨率上较差。如果我们在研究中不能根据研究的实际问题正确选择所使用的技术，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难以达到研究的目的，也可能会由此得出错误的结论。因此，在神经认知科学的研究中多采用多种技术共同进行的方式以实现技术之间的互补。更重要的是，如果通过这种方式能获得类似的结果，那就得到了复合证据(converging evidence)，这对研究的问题具有特别的价值。问题的关键是，正如图尔文(E.Tulving)所指出的那样：“最关键的研究设备应该是研究者自己的大脑。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恰当运用设备，那么世界上所有的设备都不能帮助我们。”[18]
四、走向整体生态多元化的认知心理学研究
在现代认知心理学研究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现代主流认知心理学中符号加工理论和联结主义理论的竞争，还是应用认知心理学研究中内部效度和生态效度的争论，及至神经认知科学研究中脑与认知研究新看法，其根本目的只有一个，即希望获得对人类认知的根本把握。但遗憾的是，由于时代的限制，人们在过去很长时间内并没有对人类生存的基本状态有一个正确认识，以至于现代认知心理学研究在机械论世界观的指导下长期忽视人类认知的复杂性，试图在抽取出环境影响因素和大脑制约因素的情况下实现对人类认知的把握。事实证明，这种努力并没有获得人们预期的结果，反而把现代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带向了一种危险的境地。生态学坚持的是一种整体论世界观，就研究方法的选择上也坚持的是一种多元化的取向。正如D.R.格里芬所言：“科学并不局限于只借助于动力因而运作的纯粹物质事物的范围内，或局限于事物的物质方面，即人们所认可的可被感官感知或旨在扩大感觉的仪器了解的方面。……科学需要反复的经验证明，却不需要某一特殊类型的证明，如实验室的实验。……除了不局限于一个领域或一种形式的证明外，科学对真理的追求亦不依附于有条件的信仰，即那些不必以人类实践为前提的信仰，包括思想本身。”[19] 幸运的是，生态学的这种观点已经在现代认知心理学的研究中得到了一定认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和新近出版的认知心理学著作证明了这一点。也许我们可以假设，生态学观照下的现代认心理学研究必将走向一条整体多元化的研究途径，并将获得一个美好的未来。
注释：
①在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中，一些心理学家并不喜欢使用“范式”这个概念。原因是，按照英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范式理论”，心理学并没有发展成为“规范学科”，使用范式这一概念是不妥当的。
②共有4篇文章发表在美国心理学会(APA)主办的“实验心理学杂志(普通心理学卷)”。布鲁斯挑起争论的一篇文章发表在1985年的第1期，题目是《生态学记忆的是什么和为什么》(The How and Why of Ecological Memory)。奈瑟的反驳文章发表在1985年的第2期，题目是《理论在生态学记忆研究中的地位：和布鲁斯商榷》(The Role of Theory in the Ecological Study of Memory:Comment on Bruce)；赫斯特等人的反驳文章也发表在1985年第2期，题目是《生态学记忆的再思考：评论布鲁斯的“生态学记忆的是什么和为什么”》(Ecological Memory Reconsidered:A Comment on Bruce' s" The How and Why of Ecological Memory" )；同期又发表了布鲁斯一个短篇的反应文章，题目是《生态学记忆研究的范例、蓝图和理论：对赫斯特和莱温、奈瑟的回应》(Examples,Blueprints,and Theories of Ecological Study of Memory:Reply to Hirst and Levine and to Neisser)。
③在1995年麻省理工学院(MIT)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由M.S.加扎里加主编、170余位国际著名学者参加撰写的1400多页的《认知神经科学(The Cognitive Neurosciences)》中，有许多章节都是描述从环境的制约性中揭露脑和认知发展的多层机制的研究成果，同时该书也是在一种多元化理论观点的指导下撰写的。2000年、2004年该书又根据新的研究成果的出现进行了修订，这种指导思想和有关章节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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