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演变的历史对我们来说还是很陌生的_圆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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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从古至今的发展,就体系而言,可划分为两大有本质区别的阶段,其分段的标志是隶书的全面形成。隶书形成之前,物象是字形系统的支配者,故字形构件及字形结构皆以象形为根本。在字形描绘对象由物象转换为词的音义的核心力量的支配下,隶书逐渐形成,从此汉字便开始了以表达词的音义为标准的漫长的新体系建立历程。

字形体系由象形到音义符号的转化是一个整体性的系统工程,由于不是集权规约,而是在约定俗成的方式下进行的,就形成了两个特点:一是时间漫长,从战国中后期一直到现代汉字的形成;二是变化多端,歧象蜂起。这一过程是汉字构形系统在新的基点上,整体性寻找新的系统格局的探索过程,它的演化发展体现在汉字的实际使用过程中。但我们的汉字知识、汉字理论多是建立在传世文献的印制时代汉字基础上,印制时代的汉字文献是以后期字形对实际使用的多代复杂字形的全面类化,它只是一个共时系统,以它研究汉字发展史自然于理不通。从各代出土文献(包括传世碑刻和敦煌遗书等)看,秦汉以后,汉字在实际使用中,存在着自然演化的、丰富复杂的、既多途探索又系统自我调节的发展历程,而对此我们还相当陌生。近年来,敦煌遗书、各代碑刻文字的研究流行起来,但我们对隶书以后汉字的发展过程依然陌生,其主要原因是往往把隶书以后汉字普遍的、主体的、正当的汉字形体演化现象,看作“不规范的”、“不合法的”、“流行于民间的”、“底层社会使用的”、“浅近的”民俗现象,近年来冠名“俗字”的研究异常多见,即是明证。事实是从秦汉魏晋简牍碑刻,到南北朝、隋唐、明代的碑刻遗书中,上层官府公文、经典著作、名家法帖,甚至皇帝亲笔,“并皆俗字满纸”,[1](P11)现象的普遍和不分阶层场合,恰恰说明它是一种正规的、主体的、合法的汉字自然演化现象,目为“俗”乃是误解。其实称“俗”不称“俗”倒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它有导向作用,如果看作是主体的汉字形体演化现象,就需从汉字形体系统发展的角度研究其演化规律、机制、动因等,而把它看作不规范的浅近现象,则往往会以一个“讹”字了结,现在的俗字分析多类于后者。

在历代碑刻及敦煌遗书中,以“弋”为构件的字其“弋”常写作“戈”,如“代”写作“伐”、“式”写作“或”等,研究者多定性为讹误。如顾蔼吉《隶辨》:“式从‘弋’,或作‘’,皆讹从‘戈’。”[2](P235)欧昌俊等《六朝唐五代石刻俗字研究》:“代,《说文·人部》:‘代,更也。从人,弋声。’《北魏孙秋生等造像碑》‘大伐太和七年’、《唐卫义妻高氏墓志》‘虑年伐湮远陵谷有迁’,其中‘代’作‘伐’,这是其声符‘弋’受‘戈’字形体的影响而误增一撇。”[3](P65)又说:“式,《说文·工部》:‘式,法也。从工,弋声。’《北魏皇甫驎墓志》‘或扬名贤’、《北魏邢峦妻元纯阤墓志》‘儿女或遵’、《北魏元诲墓志》‘扬烋烈’、《北魏穆绍墓志》‘联官仰’、《北魏元肃墓志》‘天子瞻’、《东魏高湛墓志》‘光往烈’、《东魏闾伯升及妻元仲英墓志》‘铭玄石’、《隋李则墓志》‘瞻往行’、《隋张涛妻礼氏墓志》‘昭茂实’、《隋苟君妻宋玉艳墓志》‘镌不朽’、《唐张药墓志》‘图玄石’、《唐杨君妻孙氏墓志》‘镌不朽’、《唐张洛墓志》‘树风声’、《唐陈君妻王氏墓志》‘播遗芳’,其中‘式’作‘’,这是其声符‘弋’受‘戈’字形体的影响而误增一撇。”[3](P67)黄征《敦煌俗字典》:“敦煌写本‘代’、‘伐’二字多有相乱之例,具有‘趋向’倾向(皆作‘伐’),绝非偶然。”[4](P73)

按,“弋”字西周金文字形如下:

张振林说过:“西周后期出现用短画代替圆点的苗头……在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这些字的粗圆点,即普遍为横画所代替。”[5](P67)这实际上是汉字构形系统自我调节的原则之一,即将字形中的圆点逐步淘汰,“十”、“土”、“廿”、“卅”等字都经历了由圆点变一横的过程。

“十”字:

“土”字:

“廿”字:

“卅”字:

从战国竹简字形看,战国时期圆点与一横处于交替过程中,呈新旧并现的状态,“弋”字楚简有用圆点者:

有稍加变化者(从下二例可以发现圆点的取消盖因于快速书写的目的):

有已变成一横者:

作为构件,“弋”也处于相同状态,如“貣”字:

另外,战国楚简“代”字已写作“伐”,“式”字已写作“”:

可以看出,无论是独用还是构字,“弋”的圆点有的已经用一横取代,与同时期的“戈”字的一撇有明显不同,楚简“戈”字形体如下:

“戈”字下部是一撇而非一横。后代因便于书写的缘故,“弋”之一横也变成了一撇,导致与“戈”同形,所以“代”写作“伐”、“式”写作“或”等,其字形中的“戈”乃“弋”的自然演化体,或者说是“弋”的变体,与兵器的“戈”字毫无关系。汉字构形系统依统一的演变规则演变,即圆点变一横,没想到出现了偶同现象,只好再进行调整,最终是选用了“弋”的无圆点、一横形体。

在历代碑刻及敦煌遗书中,“生”及以“生”为构件的字其“生”常写作,其声符‘姓’少刻了一撇。”[3](P97)其实这种现象汉代已很常见,作“生”的如:作“主”的如:

它事实上是汉字构形系统在对圆形笔道改造时采取的两种不同措施,原字形体系中的“”,隶变后不允许再存在,改造的方式是二途并行:

同类字形都有这种状态,如“牛”字及以“牛”为构件的字,“牛”原作,改造后有如下二形:

以“牛”为构件的字亦同:

所以,“生”之作等,都是汉字形体转变过程中的新形探索方式,是汉字演化的正常途径,只不过是现代汉字最终定型时选择了“生”而未选择“”罢了;而在此之前,并无谁正谁俗的区分,因为那时谁最终取胜尚没有定论(如“東”、“木”、“未”、“橐”、“聱”、“禾”、“秉”、“兼”、“束”、“夌”、“穀”、“鼓”、“朝”、“手”等就是一横最终取胜),从使用量来看,反倒是“”更占上风。

在历代碑刻及敦煌遗书中,“步”及以“步”为构件的字其“步”常写作“”,如:

《六朝唐五代石刻俗字研究》中列举了各代用“步”作“”的例子,如《东魏元湛墓志》“送日骋”、《唐麻姑仙坛记》“时闻步虚钟磬之音”、《后唐孙拙墓志》“尚以天步多艰”等。对于“步”写作“”,《汉语大字典》“”下曰:“‘步’的讹字。”《正字通·止部》:“,俗从少作步,非。”《康熙字典·止部》引《俗书正讹》:“从,反止也。从少,非。”《六朝唐五代石刻俗字研究》则进一步分析说“‘步’作‘’,这是‘步’字下部‘’受‘少’字形体的影响而误增一点”。[3](P66)按,“步”字古隶和小篆形体如下:

我们认为,“步”与“”都是前期“步”字形体的演进体,其不同缘于对“”竖左弯笔改造方式的不同:

“步”作“”,与“少”毫无关系,也许正是担心与多少的“少”扯上关系,才最终选用了“步”。

在古隶开始的汉字构形系统的大调整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混乱因素,但绝大多数现象是在书写便捷原则作用下有限度成规律的变化,如“”等弯笔的改造,就遵循着断开或拉直两种方式在进行,应当说这两种方式呈现的现象,并无主次之别,也无对错之差,更无正俗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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