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学论文,性质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一些学者给“20世纪中国文学”定性。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关系到莘莘学子和后代文学爱好者如何正确认识“20世纪中国文学”的问题。也正因此，就必须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定准、定妥。这里，说说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一、误区：把有无现代主义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定性标志
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过去习惯的提法是：1900—1919年的文学是近代文学；1919—1949年间的文学是现代文学；1949年至今的文学是当代文学。从八十年代起，对这些习惯的提法有了质疑，认为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并没有一条截然分开的鸿沟，而是有许多相通之处，应该把“20世纪中国文学”视为一个整体。特别是到了世纪之交，更多的学者反思本世纪中国文学所走过的道路，认为还是提“20世纪中国文学”为好。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论著和专著不断问世，于是乃有“20世纪中国文学”这门新学科的出现。但当人们给“20世纪中国文学”定性，确定它的性质时，一些学者进入了误区，把有无现代主义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定性标志。请看以下几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是完成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过渡、转型，它属于世界近代文学的范围，所以，它只具有近代性，而不具备现代性。”在持这种意见的学者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引进的其实是西方近代文学思潮，主要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与西方近代文学有惊人的相似性。二十年代末中国文学由“西化”演变为“苏化”，直到五、六十年代都是苏联模式，到八十年代才出现了一些现代主义因素，九十年代这种因素迅速增强，但仍未出现成熟的现代主义思潮。由于20世纪中国文学并未出现成熟的现代主义思潮，始终停留在欧洲近代文学所倡导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潮的范畴内，因此“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是近代文学。
另一种意见不完全同意上述意见，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中近代性、现代性成分很复杂，如郭沫若的诗歌与现代主义联系就很紧，因此主张把“20世纪中国文学”定性为“近代现代交叉复合文学”。可以看出，这种意见虽然与前一种意见不完全相同，但把有无现代主义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定性标志却是一致的，区别在于，前者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中并无成熟的现代主义，而后者则认为已经有了一些现代主义，只是还不占优势，因此把20世纪中国文学定性为“近代现代交叉复合文学”。
又一种意见则认为，五四文学并不抵制、排斥现代主义思潮，以《野草》为例，其中现代主义成分极强；三、四十年代冯至、艾青、徐志摩等许多人的作品中具有浓厚的现代主义因素，因此，“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应定性为现代文学而不该定性为近代文学。但是，持这种观点的有些学者又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现代文学被“为政治服务”的文学取代了。所谓“新时期文学”，这只是知识分子制造的一个幻想，这时期整个体制没有大的变化，文艺创作主旋律其实与17年一样仍是为政治服务，尽管表面上不这样提。真正的现代主义还没有出现。尽管持这种意见的学者不同意把“20世纪中国文学”定性为近代文学，认为1919—1949年间的中国文学是现代文学，但他们实际上也把有无现代主义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定性标志。
前不久，在海口—三亚举行的中国新文学学会第13届年会上，据说以上三种意见进行了交锋，但是无论是把“20世纪中国文学”定性为近代文学，或定性为“近代现代交叉复合文学”，还是把1919—1949年间的中国文学定性为现代文学，他们都把有无现代主义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定性标志，全都进入了误区，都是我所不同意并表示反对的。
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不可能决定“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
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竟有这么大的神通，有了它，文学就进入了现代，没有了它，文学就只能算是近代，应该说这是天方夜谭。因为，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也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它不可能决定也是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的性质。意识不能决定意识。社会存在才决定社会意识。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现在，我们就先来看看现代主义是怎么产生的吧！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从以自由竞争为主的资本主义转变为以垄断为主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和人的异化特别明显而严重。欧美的一些文艺家不满于社会的这一现状，而又找不到解决社会问题的出路，于是在文艺上来一番叛逆，不只是向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提出了挑战，而且对19世纪下半叶出现的印象主义（19世纪70年代兴起于法国）、唯美主义（19世纪后期兴起于欧洲）、颓废主义（19世纪下半叶逐渐形成于欧洲）等近代文艺思潮也提出了挑战。他们打出了新浪漫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瑞士苏黎世兴起）、意识流（20世纪初兴起于西方）、象征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于法国）、达达主义（20世纪初在瑞士苏黎世）、表现主义（20世纪初兴起于德国）、超现实主义（20世纪初兴起于欧洲）、存在主义（19世纪以基尔凯郭尔、尼采和陀斯妥也夫斯基为其先驱，20世纪以来，流行于德国和法国）、荒诞文学（19世纪即进入了文学，本世纪以卡夫卡、塞林、加缪等人为代表）等种种旗号，于是人们把这些文学思潮统称为现代主义。可见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本身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物。它以表现社会的异化和人的异化为主要内容，在哲学思想上倾向于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由于它表现了现代资本主义下一部分人民群众对现代资本主义不满的情绪和愿望，所以受到相当多读者的欢迎，并被许多作家作为创作时的思想指导。现代主义在艺术上具有一定的革新性。因此，它逐渐取代19世纪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文学思潮而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文学主潮。然而，由于它的缺乏理想，深深浸透着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在艺术上的革新又慢慢蜕变为千奇百怪，于是又为读者所厌弃。从本世纪60年代起，科技革命、信息革命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兴起，近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都出现了某些新变，作为经济、政治反映的文学思潮也有了新变。后现代主义（同样是众多思潮、流派的混合）揭竿而起。文学方面的后现代主义反对现代主义的贵族化倾向与学院派作风；抨击现代主义文学只强调主体的主张，反对把主体当作艺术的绝对中心；反对现代主义者那种雕辞琢句、旁征博引的对于艺术形式、艺术技巧的追求；反对现代主义诗歌的抽象性、“非人格化”特点；同现代主义者的精心构思不同，后现代主义者突出地强调“拼凑”的艺术手法。（参见鲍昌主编：《文学艺术新术语词典》“后现代主义”条目）但是，关于后现代主义究竟是现代主义的反拨还是现代主义的延续发展，迄今并无定论。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即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出现，都是现代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产物。随之出现的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同样是西方现代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结果，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对于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有影响，但不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至于西方的现代主义思潮竟能决定植根于中国生活土壤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那就更是毫无根据的奇谈怪论了。
那么，某一时期文学的性质究竟是怎样被决定的呢？
第一，它是被一定时期的经济、政治决定的。文化是经济、政治的反映。经济变了，政治变了，文学的性质也不能不变。
第二，它是被文学自身的思想内容决定的，经济、政治的变化，导致文学的思想内容的变化，内容决定形式，因而也导致形式的变化。
第三，随着经济、政治的早已成为世界性的经济和政治，各国的文学也早就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因此，当某一国家被迫实行或自觉实行开放时，某一国家的文学也就一定会受到其它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文学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有限的，不能超越经济、政治对文学性质的决定作用，不能超越文学的思想内容对文学性质的决定作用。不过，有这种影响和没有这种影响是不同的。它就像化学中的触媒剂那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文学发展的进程。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之于五四新文学就是这样。西方现代文学思潮的引进和介绍，促进了五四的新文化运动；现代文学思潮和后现代文学思潮的引进和介绍，对新时期的文学发展也有一定影响。不过，它们都不可能决定五四新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的性质。
三、“20世纪中国文学”是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代文学，在民主主义文学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和萌芽；在社会主义文学中，民主主义是重要成份；“20世纪中国文学”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代文学性质谁也否定不了。
具体到给“20世纪中国文学”定性，我们还得回到本世纪初中国的经济、政治上来。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正是大清王朝的末期，那时中国的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已经有了一定的资本主义因素和成份，有了一定的改革开放的要求。反映到文学上乃有“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提法。究其实，不过是进行诗歌的改革、文学的改革、小说的改革。1902年，梁启超创刊《新民丛报》，开辟“绍介新著”栏，提出“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的观点，提出了“以流利畅达之笔”写作的观点，这和胡适后来的《文学改良刍议》的精神是相通的，都是在文学领域里要求民主。革命党人邹容的《革命军》，更是辛亥革命前夕一部反对封建、主张民主革命的影响很大的著作。辛亥革命前后的戏剧改良，秋瑾的革命诗歌，为艺术而演剧的春柳社、新剧同志会、春柳剧场，为革命而演剧的春阳社和进化团，为教育而演剧的南开新剧团，它们的文艺活动的指归也都是反帝反封建，要求民主，反对帝制。可以说，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中国文学，其主流就是民主主义。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在资产阶级成长发展的同时，无产阶级也从“自在的”阶级逐步转化为“自为的”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更加活跃。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是必然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引进和介绍了众多的西方现代文艺思潮，促进了新文学的发展，但五四新文学的思想内容，其主流并不是西方的“个体精神”，而是比较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至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思潮绍介到了中国，但正如西方现代文艺思潮并没有决定五四新文学性质一样，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也没有改变中国文学的性质，它仍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无论是鲁迅、瞿秋白的杂文，茅盾、巴金、老舍、丁玲的小说，田汉、曹禺的戏剧，艾青、臧克家的诗歌，他们都没有“苏化”，而是紧贴中国的现关，向旧世界投出了投枪和匕首，向民众发出了震撼人心的呐喊。说二十年代末以后，中国文学“苏化”了，如同说“五四”新文学“西化”了一样，完全是对五四新文学和对三十年代左翼文学、进步文学的无知。至于抗日战争中涌现出来的解放区文学，则更是民主主义的文学。彻底的反帝国主义，特别是彻底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内容是反帝反封建的，形式是民族的，何“苏化”之有？自然，在民主主义文学中也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和萌芽，如鲁迅、瞿秋白杂文中的唯物史观，解放区文学所反映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就都属于社会主义的因素和萌芽。以“苏化”为由，否定二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末的中国文学，说它们没有现代化，是毫无道理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是社会主义的政治，正是它们决定了文学的性质。1949年至今的中国文学，虽然其中有“左”的教余主义的干扰，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但它的社会主义性质，是不容置疑的。第一，它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反映了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写出了社会主义的“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第二，它宣传了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精神，如《红岩》、《红日》、《红旗谱》、《青春之歌》，虽然“三红一青”的题材是民主革命时期的斗争，但作家写作这些题材的指导思想却是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第三，它们的总的社会效果是推动了社会主义的前进和发展。所以，我们理直气壮地说，1949年以后至今的文学是社会主义的文学，但其中也有许多民主主义的成份，即彻底地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始终贯串于社会主义文学之中。新时期文学，绝不是“知识分子制造的一个幻想”，而是和以往的社会主义文学既有联系又有所发展的文学。有联系，即它们的思想内容都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发展，即新时期文学的创作自由度前所未有的扩大了，创作题材前所未有的多样化了，创作手法、表现技巧、艺术风格前所未有的兼容并包了。现在提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和过去提文艺“为政治服务”不同。提“为政治服务”，不管政治正确与否，也要为之服务。而提“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则当着政治和政治路线是错误的时假（如“文化大革命”时期），文艺不但不为这样的政治和政治路线服务，而且要自觉地进行抵制和反对，以保护人民的利益不受侵犯，保护社会主义的根本利益不受损害，怎么可以把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提法和“为政治服务”的提法相提并论呢？主旋律和多样化是统一的，这和“为政治服务”也不一样。自然，文艺是脱离不了政治的，在正确的政治和政治路线下，文艺会加速发展和繁荣；在错误的政治和政治路线下（如“文革”时期），文艺则遭到压迫和摧残。所以作家、艺术家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前提下，密切关心政治，为正确的政治和政治路线摇旗呐喊，对错误的政治和政治路线予以揭露和抨击，是应该的。怎么可以把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和文艺为政治服务一锅煮呢？新时期文学又是现代性前所未有的强烈的文学。它不只是吸纳和采用了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合理内核，而且表现了极大的开放性，既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文学批判地进行吸纳和采用，又对发展中国家里的文学实行吸收和利用（如对拉美国家的魔幻现实主义）。只是因为西方发达国家文学界里的某些人士对我国新时期文学的现代性和开放性视而不见，我们自己对中国新时期文学向外国的翻译和绍介不够，新时期文学才没有受到世界文学应有的评价。把新时期文学和“为政治服务”的文学划上等号，而后宣布其不是现代文学，也是毫无道理的。总之，20世纪的中国文学应定性为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现代文学，它的现代性是不容置疑的。它的位置在世界现代文学的左翼，而且随着社会主义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经济实力的加强，政治影响的扩大，中国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现代文学必将在世界文学中起导向作用。试看21世纪的文学领域，竟是谁家的天下？到21世纪末，时间老人会作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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