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对美国外交的影响_基督教论文

宗教对美国外交的影响_基督教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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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宗教的地位凸显,影响巨大。据不完全统计,1 0个美国人中有9个自称信仰上帝,美国历史上43位总统都是基督或天主教徒,其中39位 是教会成员,其余4位也与教会关系密切。美国总统宣誓就职要把手放在《圣经》上, 国会每届议会都要由牧师先祈祷再工作。在军队里,海陆空三军都有随军牧师。不信奉 上帝的人不能在法庭上作证。在经济和科技高度发达的美国社会,宗教生活是美国生活 中的一部分。美国又是标榜宗教最自由的国家,基督教新教(占总人口的56%)、罗马天 主教(28%)和犹太教(2%)占主体地位,世界上其他各种宗教、教派甚至邪教都可以在美 国找到一席之地。宗教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对美国外交一直产生着深刻和重要的影响 。

强化国家优越感,神化外交政策

早期美国移民多为新教徒,他们或为逃避欧洲国家的迫害,或以传播福音的理想来到 北美,对基督教新教怀有强烈的虔诚度和优越感。清教徒致力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创造 一种新的社会模式的使命感产生了一种新的民族认同,将所有的宗教与世俗的成员都团 结在一起。在美国民族和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对“WASP”(“W”代表白人,“AS”代表 盎格鲁——萨克森民族、“P”代表基督教新教)的认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迄今仍是美 国社会的主流传统。在这种历史、文化背景下,许多美国人习惯性地认为自己是上帝的 选民,上帝赋予美国拯救世界和救赎全人类的“特殊使命”。美国外交行为对理想目标 的追寻源自他们“天定命运”的信念。美国的“最高理想”就是完成他们引以为荣的所 谓上帝赋予的使命——使全世界都变成“民主的资本主义”。不少美国人还将宗教情感 与固有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优越感结合,认为美国是“山巅之城”和“世界灯塔”,美国 的价值观是普世的,美国的对外扩张是正义的,美国的对外战争是神圣的战争。这种认 识表现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上,即强调“美国例外”和“美国至上”,以救世主和传教士 的心态对待别国,既傲慢无礼,又“悲天悯人”。美国的政客对此加以利用,为对外政 策特别是对外战争涂上一层宗教色彩,以便获得更多的国内政治支持。麦金莱总统曾以 “上帝的礼物”和“帮助皈依宗教”为美占领菲律宾辩护,威尔逊总统的理想主义外交 被称为“传教士外交”。

突出外交的道德因素,增强敌我意识

宗教将人的精神力量作为世界的本源,高度重视精神升华和道德净化,比较强调“善 ”“恶”之分和“善定胜恶”的理念。许多美国人以宗教观特别是《圣经》界定是非黑 白,将美国社会和当今世界面临的许多问题,如种族歧视、战争、堕胎、同性恋、吸毒 等,都简单地理解为对错之分和善恶之争,自认掌握真理,毫无妥协余地。

纵观历史,美国对外政策从总体上服从于地缘政治和现实利益,但宗教道德因素也不 容忽视。布什将两伊和朝鲜称为“邪恶轴心”,与里根将前苏联称为邪恶帝国如出一辙 ,包含了一定的宗教情感因素。布什在评判许多国际事务时“非黑即白”的观点,也可 以在基督教伦理中找到渊源。

不少美国人相信信仰宗教是一个有道德的人的必要条件,而共产主义者是无神论者, 他们对此难以理解。一些宗教人士还认为,共产主义者宣传和推广无神论,是对基督教 世界的威胁。在长期的反共宣传下,美国宗教界不少人还有一种强烈的印象,即社会主 义国家没有也不可能有宗教信仰自由。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建立以来,美国统治 阶级就利用这种宗教误解和偏见,将社会主义描绘成“洪水猛兽”和“宗教公敌”,将 制度之争转化为宗教观和价值观的对立。还要看到,普通美国人的宗教信仰往往与基督 教新教倡导的个人奋斗、自由竞争、社会契约、权力制衡和个性自由相联系,对政府主 导、计划生育、计划经济有着天然的抵触情绪。这些因素,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美国 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宗教优越感和宗教偏见,对美国与伊斯兰国家关系的恶化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美 国是事实上的基督教国家,穆斯林总体上没有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伊斯兰教处于美国宗 教文化的边缘地位,对基督教政治缺乏制衡力。大多数美国人对伊斯兰教缺乏了解,容 易产生偏见。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上千年的流血争斗,伊斯兰世界与美格格不入的社会制 度和价值观,以及部分伊斯兰国家对美国的敌意,都给美国政治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因 此,渲染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对立的“文明冲突论”最早在美国出笼,“9·11”事件后 美国人的第一感觉就是认定袭击来自伊斯兰恐怖分子,布什随口就说出引发广大穆斯林 非议的“十字军东征”一词。布什政府的高官曾表示:“伊斯兰极端分子是撒旦(基督 教教义中的“恶魔”),他们恨美国是因为美国是基督教国家,我们(美国)的上帝是真 的上帝而他们的是幻象”。

宗教信仰自由成为人权外交的重要支柱

基于美国早期移民的特殊宗教和民族背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订 设立宗教或者限制其自由实践的法律”,这就确立了美国处理宗教问题的两大基本原则 :政教分离和宗教自由。与欧洲一些国家不同,美国的政教分离更为强调政府不能任意 干预宗教事务,而鲜有限制和约束宗教的法律明文和相关实践。美国政治家对这种比较 放任的宗教政策颇为自得,视之为“文明世界”的标志之一和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真理 。在国内,允许各类宗教包括邪教组织在法律范围内自由活动;在国外,则对他国宗教 自由状况高度关切,不时横加干涉。

70年代,卡特政府正式推出人权外交,以宗教信仰自由为武器攻击社会主义国家。冷 战后期,美有关当局与梵蒂冈教廷及东欧国家天主教会联系密切,美中情局还间接提供 资助,推动后者在苏东剧变中发挥了不小作用。冷战后,克林顿曾表示,“促进所有民 族的宗教自由,反映我们对这个目标的坚实承诺,应该继续成为我们外交政策的一个中 心环节”。美国国会于1998年推出《国际宗教自由法》,将促进国际宗教自由以法律形 式固定下来,在国务院成立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要求国务院每年提交世界各国宗教自 由问题的报告,提出从外交交涉直至经济制裁的政策建议。这一法案及年度报告,已经 成为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向他国施压的重要工具。此外,美国在海外数以万计的传教士和 相关志愿服务者,还有半官方的宗教自由委员会和其他民间宗教团体,作为利益和压力 集团,经常向美国国会、白宫和国务院表达对他国宗教和人权问题的看法,提出各种施 压建议,努力干预的外交决策,对美国的人权和宗教外交起了不可替代的补充作用。

宗教对布什政府影响巨大

(一)布什的上台与“布什主义”的出台,与美国基督教右翼的兴起密不可分。基督教 右翼的兴起是美国历史上的周期性现象,自18世纪中期以来,每当基督教道德低落、信 仰滑坡、社会问题尖锐之时,就会出现自下而上的大规模群众性宗教复兴运动,间隔周 期为40-50年,至今已是第四次。这次复兴始于1979年,是对60年代越战以来反传统主 义和自由主义运动及随之而来的道德危机的反弹。目前基督教右翼已经逐步发展为美基 督教的中坚力量,日益主动地介入社会政治问题,对美国政治和大选的影响日增。在19 96和2000年总统大选中,基督教联盟的年度大会是竞逐总统宝座的共和党候选人登台亮 相和争取支持的重要场合。布什上台与基督教右翼和宗教人士的支持不无关系,他在20 00年大选中获得的选票中有46%来自基督教新教右翼的福音派、主流派和天主教的虔诚 教徒,还在共和党提名运动中聘请了前基督教联盟主席为顾问。布什上台后,对宗教右 翼投桃报李,不避可能违反政教分离原则的嫌疑,允许宗教团体参与政府资助的社会福 利计划;不顾自由主义者的强烈反对,通过禁止堕胎法案。布什政府和宗教右翼已经成 为相互利用和支持的命运共同体。

(二)布什本人宗教色彩浓重。一些美国舆论认为,布什年轻时属于60年代“垮掉的一 代”,后能够“迷途知返”,痛改前非,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和感召, 笃信宗教的布什家族和夫人劳拉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布什本人是新教保守势力——福音 派的虔诚信徒,被舆论称为最宗教化的总统。布什自称入主白宫是“上帝的旨意”,称 宗教信仰有助于应对各种挑战;组织身边人员成立《圣经》研读小组,每日坚持读《圣 经》和作祈祷;“9·11”事件后,热衷出入宗教场所,突出基督徒形象,经常在宗教 背景很强的媒体上讲话,毫不避讳地大量使用基督教用语,将反恐战争描绘为上帝的旨意和维护宗教价值观的需要。布什的私人牧师称布什有意做美国人民的“摩西”,法国媒体甚至认为布什政权有政教合一的色彩。美国学者也认为,布什有利用宗教服务国内政治的考虑,但其本人确系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有着赤裸裸的宗教狂热,企图以一种后基督教的救赎思想改造和征服世界。

(三)宗教因素已经渗入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首先,基督教右翼传统上主张“亲家庭 ”、“爱美国”,支持单边主义和加强防务力量,强调社会治安,主张严厉打击刑事犯 罪。基督教右翼一贯反对国际主义,对联合国等多边国际机制有强烈的抵触情绪。这些 宗教意识形态和相关政治取向,为“布什主义”提供了社会基础、道德和理论依据,使 之更具坚定性、进攻性和持久性。第二,基督教右翼与犹太教和犹太社团关系密切,对 阿拉伯人有偏见,在以巴争端问题上一向偏袒以色列。基督教右翼对以色列的支持在近 年达到新的高度,前基督教主席果德和犹太教拉比埃克斯泰因还创建了一个新的组织, 名为“代表以色列”。基督教右翼作家哈吉称“既然上帝创造和捍卫以色列,那些反对 以色列的国家就是反对上帝”。美外交关系委员会中东问题专家西格曼指出,新教原教 旨主义者的宗教信念之一在于基督的再次降临,其前提条件就是犹太人再度统治巴勒斯 坦,不肯让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做出任何妥协。布什政府对中东问题的高度关注, 对以色列的无原则的袒护,以及公开支持沙龙的单边行动计划等,都与基督教右翼的态 度有关。第三,突出宗教自由和人权问题。基督教右翼强调恪守基督教传统教义,一直 在堕胎、同性恋权利和学校祈祷等国内社会问题上持保守主义立场,这些观点折射到国 际事务中,即强调人权原则、主张传教自由、反对计划生育。布什政府设定“宗教自由 日”,称宗教自由是“最基本的自由”,对他国宗教自由问题十分关注。第四,逐步注 重宗教策略。布什在“9·11”事件后注意研究伊斯兰问题,研读了反映古代伊斯兰与 基督教残酷斗争的《神的斗士》一书,对伊斯兰和中东问题的复杂性有了一定认识。布 什近期讲话注意区别宗教和恐怖主义,出访伊斯兰国家时注重与伊斯兰上层人士对话, 在美举行的八国集团峰会特意邀请一些伊斯兰国家领导人参加。美在阿富汗,刻意宣传 塔利班政权的极端宗教和反人道面目,在伊拉克战后重建中利用当地逊尼和什叶两大教 派矛盾。美政府还提出“大中东计划”,确定了促进中东民主化的战略目标,有意从政 治、经济、宗教等多方面入手,塑造温和、世俗和亲美的伊斯兰政权。

有观察家认为,2004年美国大选不仅是民主与共和两党之争,也是布什与克里之间的 “信仰之争”,因为布什是把上帝和圣经经常挂在嘴边的基督徒,而克里是不愿把信仰 与政治挂钩的天主教徒。根据民意调查,基督教徒和虔诚教徒对布什的支持率高于克里 ,而克里在天主教徒和一般性教徒中较有人缘。可以预见,无论是布什还是克里上台, 宗教及宗教集团对美政府的外交政策的影响都不会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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