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学的视角看孔子“仁”之学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学说论文,视角论文,人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627(2001)04-0031-08
孔子的人思想是在继承殷周以来神人关系、天人关系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孔子的人学思想所关注的是人的发展与人格完善的问题，从这一层面而言，孔子的思想实质就是实践性的人学。本文拟从人学的视角对孔子的“仁”的学说做一阐述，舛谬之处，尚望方家不吝赐教。
笔者认为，“仁”所表现的是一种服务于“理想人格”的境界，孔子没有给出“仁”绝对明白的含义，只是在不同场合结合具体事例给出“仁”在各个方面的表现形式。对于这种既具理性又具非理性的自我体验境界，孔子没有以抽象的、形而上的形式来论述“仁”，而是在实际生活中，用具体的、平实的、可行的一些道德操宁、行为方式、自我约束等实践性方式来体现这种内在的“仁”。孔子提出“仁”的目的是为了给人们自觉意识中树立一个境界目标，使人们在人格修养上向着好的方向、完善人格即“仁”的方向努力，于是在给弟子们的讲述中，孔子从不同的方面来说明规范“仁”的特点，只有综合这些方面的特点，才能对“仁”所具有的本质特性给予全面的了解和把握。
孔子“仁”所体现的正是在实现理想人格目标下的不同方式方法，具体来讲，对“仁”的把握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对待仁的态度；仁的价值内涵；仁的表现方式以及仁的实践价值。这四个方面都与作为价值主体的内部、外部活动相联系，都是由“人”这一价值主体来体现和实现的，故而孔子这种以人为“仁”之实现主体的特点也说明了孔子儒家思想本质上是一种人学思想。下面就“仁”的四个方面表现分别予以论述：
一、对待“仁”的态度
孔子主张任何人都应该有一种为“仁”的愿望，应该诚心诚意去求“仁”，如果这样做了，那么就会得到“仁”。“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达到“仁”的境界的根源在于自己如何去做，而不是由他人来推动；只有主体自己的主动追求，才有可能达到“仁”的境界。这表明孔子认为“为仁”是人的某种自觉的内在情感行为，任何人是无法替代的，只要自己态度端正，就可以实现“仁”的要求。“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孔子说，“仁”的境界离我们很远吗？不远，我想要达到“仁”，那么“仁”就达到了。孔子强调在内心的价值观念上首先要明确对“仁”的态度，自己要想得到这种高尚的道德人格，对于实践性人生态度的确立是非常重要的。孔子这种在内心深处对“仁”的价值追求的思想，被后来的孟子引申为“四端说”理论。虽然孔子在自己的人学理论中没有过多地对“仁”的态度进行讨论，但毫无疑问，“仁”的思想和学说是孔子整个人学思想体系的价值核心，为此，孔子又说：“苟志于仁，无恶矣。”（《论语·里仁》）自己诚心为“仁”，则对人对事就没有恶意，就不会做坏事。“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论语·里仁》）孔子认为，“仁”虽然是一种较难得的修养，但并非遥不可及，只要能有意志去修“仁”，那么人人都可以达到“仁”的目标。这同样是对“仁”的态度的重视。只要端正了对“仁”的态度，明确了自己为“仁”的意志和心意，那么“成仁”之路就已经走上了顺利之坦途，所以，在孔子的人学思想体系中，十分注重内心修为上自我态度的确立，这正是实现理想人格及各种“仁”之表现的主体性要求。
二、“仁”的价值内涵
从《论语》中孔子论“仁”来看，其价值内涵主要是指“仁”的情感性、自得性。孔子的人学思想是一门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学问，是一门关注人的自身发展的学问。孔子所提倡的是人在实际生活中如何修养心性、如何达到理想人格的问题，但对于人在达到理想人格过程中应处于一种怎样的精神状态，孔子也必须作出自己的解答。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情感从来都是个体自我内在体验的结果，故而在孔子“仁”的思想结构中，“仁”所具有的内在情感性突出反映在如何对待自己、对待他人等这样一些很实际的问题上。譬如：“樊迟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论语·雍也》）孔子在这里是要表明，为“仁”之人首先要付出，而后才考虑获取，把这种行为运用到实践中去便可称之为“仁”了。这种“先事后得”是“仁”境界中高尚品德的具体体现，它发源于人的内在情感上的认识，继而表现为外在的实际行动。“仁”这种由内及外的特点是情感性在主体活动中的反映，有了这种实行“仁”的方法与行为，便有了可靠的精神支柱，为顺利实现理想人格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其次，“仁”的精神价值的另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这也是“仁”的一种价值内涵的体现，实际上这句话本身就体现出了“仁”的精神实质。“樊迟问仁，子曰爱人。”爱人的观点是一般意义上对人与人关系的讨论，从理论源头上考察，“爱人”来自于政治意义上的“保民”“敬民”观点，先由爱群体意义上的“人”，然后发现人的自我价值，提倡对人的尊重。那么，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人与人交往的和谐性？孔子主张“爱人”，以爱别人、喜欢别人的精神作为人们之间相互交往的基本前提。由“爱人”而产生的行为是多种多样的，大而言之，可扩展为实行爱民的“仁政”；小而言之，即是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这两方面都是“爱人”精神的外在体现，同时也是“仁”的精神力量所产生的自然结果。既可以把“爱人”当作一种对待别人的行为方式或行为态度，也可以把它看作是施行“仁”的一种价值源头，孔子以如此深刻的内涵揭示了“爱人”的社会性本质特征。正如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特征所概括的那样：人的本质究其实质来说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论断告诉我们，只有社会性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才是人的本质的反映。从这一角度来看孔子的人学思想，他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人的社会性与自然性之间的区别，但由“爱人”这一价值导向所推论出的诸多社会性行为却真正体现着人的社会性特点，他正是把个体人放在群体人之中来研究人与人之间如何更好地相处，如何才能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等问题；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他才提出了整体的“理想人格”的概念。而“爱人”正是实现这一理想人格特点的最基本的价值要求，由内在精神价值转化为外在具体“仁”的行为是孔子理想人格的鲜明特色，也是后来《中庸》所总结的“治国平天下”首先要从“格物、致知、诚心”开始的原本体现。同时我们还可以把“爱人”作为“仁”精神的一个原则来看待，“仁”的广泛性、情感性使它具有许多原则性的规定，比如忠恕之道、“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等原则都是一般性规定，可以适用于所有的人，“爱人”则从更广泛意义上为一般人的道德修养指出了一条通融之路。它一点也不神秘，一点也不难做到，只要存有“爱人”这一精神需求，那么在日常社会生活中你任何时候都能做到，很现实，又可具体操作。这种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有机结合使得孔子人学思想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适应性，很容易得到人们的普遍接受和认可。所以，在孔子“仁”的价值内涵中，由“爱人”所推导出的一系列内容都深刻体现出孔子对一般社会民众命运的关注，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中实现人际之间共同和谐发展的关切，这一切都奠定了孔子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最伟大思想家的地位。不仅如此，在几千年后的今天，孔子所提出的一系列思想仍具有普遍适用性和永恒价值。
三、“仁”的表现方式
从《论语》的记录中我们可以发现，孔子对于“仁”的本质特点没有作过多的陈述，更多的是针对弟子所具有的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的回答，不同场合有不同表述、不同结论，由弟子们自己去掌握分寸，去领会把握。这种宽松的教育手段所带来的是关于“仁”的表现形式的多样化。在孔子“仁”的思想追求中，最终目的是要达到一种高尚完善的理想人格境界。在孔子所确立的理想人格标准中，他认为在历史上只有三个人达到了这一境界，“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论语·微子》）殷虽亡国，但微子、箕子、比干以其忠贞不渝、为国捐躯的崇高品德备受孔子推崇，被孔子视为达到了“仁”最高境界的古代贤圣。但这是不是说，在孔子心目中，当时社会中还没有人能够达到“仁”的境界，一般人也没有指望达到理想人格的境界？如果真是那样，孔子思想就不会在当时乃至后来得到那么广泛的传播，影响也不会那么深远。虽然孔子认为“仁”的境界很高，一般人很难轻而易举地达到，但实际上，孔子还是认为，“仁”就在我们身边，只要努力追求，不断进行道德实践，就能实现“仁”的要求和目标。孔子在《论语》中，通过大量事例具体阐述了“仁”的表现方式，为一般民众达到“仁”的理想境界提供了各种途径。
(1)“仁”的内在表现：以博大宽厚的胸怀来爱护民众是“仁”的一种表现方式，即“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这首先是自我认知上的一种升华，是自我道德价值的内在反映，所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仁”是礼乐产生作用的根本条件，也是人能否真正理解、掌握礼乐的自我规范条件。“仁”作为价值主体内在精神状态的反映，是实现理想人格过程中最重要的价值标准和内在动因。“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以“仁”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用“仁”的境界来考察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是达到真、善、美境界的前提条件，也是人们得到智慧、获得真知的有力保障。对于孔子的这一思想，不同时期的思想家们以经典诠释的方式给予了充分的引申和发挥，尤其是宋明理学系统中陆王一派的“心性说”更是把内心体验这种先验性的情感作为一切思想行为是否合符道德伦理标准的唯一准则，从而在唯心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孔子在这里主要是从人格修养的方式方法上对个人的内心思想提出了要求，把“仁”作为一种思想境界的升华条件。孔子并没有把“仁”概念化、绝对化，而只是特别提出了要达到“仁”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仁”的内在情感性是很明显的，而体现于“仁”的理想人格也同样具有这种特点。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就是说的这个问题，一个本质上有问题、思想上有邪念的人是不可能达到“仁”的理想境界的。
(2)“仁”的外在表现。孔子之所谓“仁”，总是和实现“仁”的具体方式方法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是孔子关于“仁”的思想的重点内容。如果说“仁”的内在表现侧重于“内圣”的方面，那么，可以说，“仁”的外在表现则侧重于“外王”的方面。“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孔子认为，没有达到“仁”之境界者既不能长时间处于简朴环境之中，也不能长时间处于优越的环境之中。相反，有“仁”之精神的人却能够在任何环境中保持自己的本色，始终保持一种“爱人”“知人”的良好心愿。如果矢志达到“仁”的境界，那么在外在表现上则心中始终充满着高尚的情感，对任何人都能做到一视同仁，这种以不同标准的待人态度是孔子人学思想的一大特色。他注重对社会、人事问题的讨论，决心使人人努力修为，人人向理想人格看齐，这正是体现着孔子“人生而平等”的理念以及肯定人的一般性价值的思想观念。孔子提倡“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这里所表明的是一种思想修为方法，它表现为对于美好高尚言行的追求与把握，能够做到始终向具有理想人格的“贤人”学习。孔子又说：“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论语·雍也》）“仁者”在行动时一定要考虑到各方面所面临的复杂情况，仔细调查研究之后才考虑最后可能获得之结果，这种谨慎的态度，是仁者应该具有的，也是仁者应该做到的。如果更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孔子提出了一个基本准则，就是“爱人”。这个准则既是一个人内心道德情感的体现，也是一个人外在行为的表现。先有内心的“爱人观念”，才会产生外在的“爱人行为”，这种行为已渗透到现实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可以被一般民众所接受，这种达到“仁”的境界的方式具有广泛的普遍性和实践性。“爱人”原则在人学思想上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产生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基本心理—思维模式，在研究人怎样实现自我价值，如何体现自我价值，调节自己和别人关系等人学问题上，“爱人”这一观念的作用是极为关键的。在孔子看来，只有做到了“爱人”，才算真正走上了为“仁”的道路，这也正是孔子人学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即以“人”为研究和关注的对象，以“人”的思想行为的发展状况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孔子的人学思想一方面注重对理想人格的修为之说，另一方面注重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让我们再看看《论语》中有关这方面的言论，如，“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论语·里仁》）“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论语·公冶长》）“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以上这些引述都旨在表明：“仁”的精神内涵都是与塑造理想人格联系在一起的，是为塑造理想人格服务的，这种内外结合的道德修为与道德实践是比较全面的，而且针对不同情况作了不同的解释，具有较强的实际指导意义。
四、“仁”的实践价值
孔子的人学思想具有极强的实践性特征，他把关注的焦点投向社会，投向现实，时刻关注现实生活中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前面已说过，孔子所谓“仁”并没有向人们提供一套普遍适用的方法，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一些原则性的教条。在孔子关于“仁”的论述中，最具代表性的言论或许就是颜渊与孔子关于克己复礼的一段对话。“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对这段大家耳熟能详的文字，至少表明了这样两层含义：首先，“克己复礼”这种修为方式对于理想人格的塑造极为关键，哪怕只有一天做到了这一点，也便是达到了部分“仁”之境界。其次，“为仁”是价值主体价值自觉行为的一种反映，并不是由他人来推动的，个体只有积极地去追求“仁”才能实现理想人格。那么，孔子所谓的“克己复礼”义究竟何指？这句话显然包含了两个不同的步骤，也可以说是两个不同的境界：一是“克己”。“克”以现在的解释便是克服、克制的意思，“己”这里是指自身修为中思想观念上的一些不良的思想倾向或者不符合“礼”的东西。“克己”既可以说是一种内在思想观念冲突的形式，又可以说是一种需要以外在形式来帮助克服自我缺陷的形式；“复礼”的“复”字可解释为恢复到、保持着之义。“礼”在这里是个含义较为宽泛的词，既指周礼中体现社会普遍价值与原则的一面，又指体现着血缘宗亲的那一类规范要求；“克己复礼”所要达到的是一种自我牺牲，控制私利，成就公利，舍小我从大我的道德要求。为此，郭沫若先生认为，“仁的含义是克己而为人的一种利他的行为，……他要人们除掉一切自私自利的心机，而养成为大众而献身的牺牲精神。”（注：郭沫若：《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从这一点来看，孔子所提倡的“克己复礼为仁”已经在实际意义上超越了原来的狭隘的宗族血缘关系的范围，将这种利他行为拓展至整个国家，整个民族。这种广泛性的“复礼”行为也转化为一种“爱国”的实际行为，孔子人学思想中“仁”的理想人格追求正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最早蓝本。
孔子在提出“爱人”、“泛爱众而亲仁”的同时，还提出了“礼”的思想。他认为，符合“礼”同时也要符合“仁”，在实现理想人格的过程中只有“礼”的参与，才有可能达到“仁”的理想境界，故而孔子又明确提出了在为“仁”过程中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就是说，人们的“视听言动”都要符合“礼”的要求，符合“礼”是达到“仁”的境界的前提。“礼”在这里的地位是很高的，似乎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没有对“礼”的一贯诚敬和遵循，要实现“仁”的理想人格同样是不可能的。这种以“礼”来促使个体自我克服情欲、妄念、邪恶等一切不符合“礼”的观念行为，完全按照“礼”的要求来生活、学习，这样才能真正达到“仁”的境界。孔子十分注重对个体主动性的发挥，强调自身勤奋修为、追求崇高境界的重要性，没有自己的诚敬努力，想靠别人的帮助来实现理想人格的目标是不可能的。既关注人的个体发展，又突出人的主体性价值，这正是孔子人学所要达到的人的真正解放的唯一途径。人只有通过自身的努力才能使自我得到解放，“合乎礼，遵循礼”只是人的内心修为的外在表现而已，并不能完全代替个体主动性的作用，这同样给予了一般民众达到“仁”的境界指明了道路和方向。
此外，孔子对“仁”还时常有其他不同的问答方法。对两位弟子的同一问题，孔子却给予了不同的回答：“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对仲方的回答，孔子侧重于政治方法上的讨论，在政治上要使人民能够尽忠，就像举行祭礼一样让民众遵守“礼”的规章制度。这是从大的方面来说的，从个人角度来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个总原则，要从“换位”的立场思考问题。为了求得人际关系的和谐，必须充分顾及他人的情感需求，不能以伤害别人的情感、损害他人的利益、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些非“礼”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手段是不符合“仁”的要求的，在理想人格的修为上也是不恰当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原则既是道德伦理层次上的要求，也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对于樊迟问“仁”，孔子却侧重于个人行为方面应怎样做的问题。在日常生活中对自己的言语、行为举止要谨慎而恭敬，不要使别人不高兴；做事要尽心尽力，对自己的亲朋好友要忠诚不欺，这样一来便在日常的道德修养上达到仁的目标了。
孔子关于“仁”的学说不是纯粹思辩性的形而上的理论体系，更多的是结合具体行为方式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这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实践理性的体现，而是对一般民众人格升华、人性解放的终极关怀。鉴于一般民众的接受水平，高深而理论性强的东西不适合他们进行自我解放的教育与实践，所以在孔子人学思想体系中，他关注一般性个体的具体道德修养要比关注上层贵族统治者及一些知识分子更多些，他的人学思想是“雅俗共赏”的思想，是重视广大民众思想状况的修养体系，从这一意义上讲，孔子人学思想的普遍性是其他思想所不能比拟的，也是现阶段我们研究孔子人学思想应关注的主导方面。孔子对这一行为修养方式的讨论在《论语》中还有多处：“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讷。”（《论语·颜渊》）这是对言语方面的具体要求，要注意自己的言语表达，不能随便说话，应谨慎地把握自己的言谈问题。孔子又说：“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这真是一句闪烁千古的至理名言，勇于挑战权威，提出疑问，对于真理的讨论，师生之间是平等的。在人学意义上，这至少是对人格平等的一种尊重，同时也是“仁”之境界的一种行为，理想人格是不能有权威的，在最高准则“仁”的标准之下，所有人都只能拥有相对正确的真理，“不让于师”正是这种科学求真求是精神的体现。其它还有：“刚毅木讷，近仁。”“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论语·宪问》）这是他对品德修养上出现的各种情况给予的解释。现在孔子又以高级阶段来说明“仁”的境界了：“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为了达到崇高的“仁”的境界，绝不做违背最高道德准则的事，必要的时候要不惜牺牲自己来成就这一事业。以至于“杀身成仁”几乎成为后世所有知识分子报国捐躯的行为准则，多少“仁人志士”在此原则的指引下奋不顾身地为国家、为民族事业而奋斗终生。由此可见，孔子人学思想具有很强的正面效应，对培养理想人格的作用是很大的。而子贡的一段问话则又是一番景象：“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论语·卫灵公》）这是针对子贡是个政治性人物，要想在政治生活中有所建树，达到“仁”的境界，就必须在政界巧为周旋，与他们中间有才能、有道德修养的人交往，以便为自己的行为创设良好的政治环境。而当子张问“仁”时，孔子又是另一番道理：“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孔子这里指出了五个能行于“天下”的行为方式：“恭、宽、信、敏、惠”，这五者既可以是内心的一种思想状况和道德信念的描述，又可以是处理各种事务时的行为表现方式，虽然这几个字看起来都很好理解，也很简单，但真要做起来却十分不容易，这是一个大学问，是一种不能轻易施行的政治手法。孔子在这里指出此五点是“仁”的理想标准在政治上的反映与运用。而后期孔子的学生子夏对“仁”的理解则是另一番景象。“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子夏此时意不在“博学”和“切问”这两个方面，而是在“笃志”和“近思”上，他十分注重在思想上确立一个“仁”的概念，这样才不会在思想上迷失方向，站不住脚。作为孔子的学生，子夏的解释只能是接近孔子“仁”的精神的一个方面，但在现实看来，这一观点的实用价值仍然十分明显。
综上所述，孔子人学思想体系中“仁”这一重要概念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有内在的如何达到“仁”的境界，有外在的如何实现“仁”的方式方法；小到个人理想人格的修养，大到治理国家的理想社会行为，可以说“仁”是一个具有深刻内涵、包括个体及群体生活在内的思想和行为各方面的理想人格修养体系。这一思想体系是孔子建构其人学思想的理论基础。孔子已经为后来的孟子和荀子所提倡的“内圣外王”之道提供了理论参考，其中的某些行为甚至完全被后人所吸取，成为儒家人学思想中永恒的“不灭之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