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在华兴办女学之沿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沿革论文,在华论文,教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22.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666(2002)02-0087-04
自鸦片战争以来的150年，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军事、政治、经济及文化等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为了长久侵占中国，列强利用教会推行宗教教育、奴化教育。兴办女子学校教育则是西方教会力图使中图“基督化”的又一重要途径。教会女子学堂的设立，打破了中国封建社会女子不能受教育的禁锢，开女子教育的先河，激发了爱国之士自兴女学的热情，促进了中国女学的发展。当然，这一客观效果悖离了教会办学的初衷。时值中国即将加入WTO，外商外资将大幅度参与中国教育这片尚待开发的市场。回顾教会女学的历史，总结其经验教训，对我们探索及管理外商投资教育市场不无裨益。
一、教会在华兴办女学的历史过程
纵观教会在华办女学的百余年历史，笔者认为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一）萌芽期(1825-1860)
最初的教会女学设于中国本土之外。据《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记载，中国女子学校的设立，始于1825年。是年一英国女子格兰脱(Miss Grant)，设一教授中国妇女的学校于新加坡。1834年，伦敦妇女会在远东提倡女学。1839年，此会中一传教者亚尔德赛女士(Miss Aldersey)又设立一教授中国女子的学校于爪哇。[1](P241)据容闳《西学东渐记》，英教士古特拉富夫人(Mrs.Gutglaff)1834年在澳门设立女塾，专教女生。这是教会在中国本土创立的最早的女学。后来，古特拉富夫人又附设男塾，作为玛礼逊学校(MORRISON SCHOOL)的预备。[1](P3)自1842年五口通商后，利用不平等条约，西方教会纷纷参与中国教育。1844年，亚尔德赛在浙江宁波创办女塾，这是教会在中国大陆创立的最早女学。从1844至1860年，传教士在五个通商口岸创办了12所女子学堂。这一时期的教会女学程度低，均为小学。学生少。亚尔德赛创办的宁波女塾最初只有几个最穷苦家庭的女孩读书。1845年，宁波女塾学生增加到15人。1859年，在福州创立的毓英女子寄宿学校，初有7个学生，过了几天，只余1人。[2](P223)究其原因，一是中国传统“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束缚；二是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仇敌情绪。教学内容多为圣经、浅显的科学知识、数学、英语及汉语蒙学等。
（二）发展期(1860-1908)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传教士办学逐步由沿海扩展到内陆。在北京、天津各设立了女子学校。著名的有：1864年，圣公会传教士裨治文夫人为纪念裨治文(E.C.Briagman)，在北京设立贝满女校。1867年，上海设崇德女校。1869年，天主教会于上海设启明女校，学生约400人。[1](P21)据不完全统计，1866年耶稣教在沿海及京津地区，有学堂44所，学生592人，义学19所，学生248人。[1](P12)1869年，全国教会女生为576人，不含天主教的女生。[2](P223)到19世纪70年代，中国由南到北都设有教会女子学校。据1877“基督教在华传教士第一次大会”报告，1876年教会女校日校82所，学生1307人，寄宿学校39所，学生794人。[3](P69-75)光绪年间教会女子小学已有相当规模，1877年，女生有2064人。[2](P224)1902年，教会女学的学生有4373人，占教会学生总数的43%。[4](p116-120)在19世纪80年代，教会女塾招生已不成问题。部分教会女塾在19世纪80、90年代向女子中学发展，开始增设中学课程。如1892年，美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和海淑德设中西女塾，后来发展为中西女子中学，设10学年中、小学课程。贝满女塾发展为贝满女中。1881，美圣公会将原上海文纪、裨文两女塾合并，更名玛利亚女校，后规定修业年限8年，1908年添设师范科。这一时期又创办了一些女子中学。另外，传教士逐渐联合在华教育机构和力量，1890年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1877)改组为“中华教育会”，以控制中国教育。
这一时期教会女学特点：(1)女子小学规模扩大，学生增多。创办了一些女子中学，中等教育发展起来。(2)传教士逐渐联合在华办学力量，以更好地控制中国教育。(3)办学逐步由沿海扩展到内陆，由南方扩展到北方。(4)加强科学教育，重视英语教学。
（三）成熟期(1908-1937)
随着教会对华政策的调整，教会女子教育在中国空前发展。教会女子教育于1908年起达到高等教育程度。但中国1922年爆发的收回教育主权运动，给帝国主义在华文教侵略沉重打击。迫使其在1925年承认“应向政府注册，遵守政府之规定，采用政府之标准，受政府之监督指导。”1927年，中华基督协会通过“将学校逐渐交还中国人管理”的决定。学校逐渐改由中国人充任校长或院长，不再强迫学生修宗教科。此后，教会学校开始复兴。
这一时期教会女学的特点：(1)教会女子教育体制更为完善。开办了包括幼儿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内的完备的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及成人教育。据1922年《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统计，各类学校学生有214,254；女生62,970人。[1](p15)1920-1921年天主教会教育统计，有女校2615所，学生53,283人。[1](P23-24)(2)教会女子大学迅速在中国兴起并逐渐完善。主要的女大：华北协和女大即燕京女大(1905)；福州华南女大(1914)；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15)；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等。(3)一些教会大学实行男女同校，开风气之先。1908年南京美以美会设立南京妇女专门学校，让女生与金陵大学男生同班听讲，[1](p241)燕京女大与燕京大学也同校上课，开男女同学之先河。[1](p141)据美国平信徒调查团1933年报告，中国共有基督教大学十三所。除圣约翰大学为完全男校，华南女大及金陵女大为完全女校外，其余大学皆为男女同校。十三校中有学生4000人，其中1/4为女生。[1](P143)(4)女子留学兴起。这一阶段，一些中国妇女通过教会到国外留学，并获学位。20世纪初，中国女子出国留学以赴日为最多。“庚款兴学”后，西方国家极力吸引中国留学生，1915年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校每年招收一定女生，留学欧美的女生逐步增加。
（四）衰退期(1937-1949)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教会女学的发展受到很大影响。日本法西斯在中国沦陷区实施“奴化”教育，实行愚民政策，严重地侵害了中国的发展。受战争的影响，教会女学在中国逐步衰退。中国革命胜利及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完全退出了中国的历史，教会女子学校由中国政府接管，教会势力退出了中国。
二、教会在华兴办女学的特征
（一）教育宗旨：为宗教服务
教会女学作为教会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服从于帝国主义侵华势力的。教会女学为宗教服务，以宗教与圣经和平地征服中国，使中国“基督化”。《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明确指出：“教会所最初信托于中国妇女者，为宗教事业。彼等盖即所谓圣经妇女，中国女子界中之宣传基督教者也。”[1](P241)。1914年《中华基督教会年鉴》中说：“学校无论何级，皆应为社会宗教之中心点，以养成基督信徒，教育家，与慈善家为目的。”[1](P239)。
（二）教育管理：无视中国教育主权
教会办女学享有外交特权，学校立案、招生、课程设置、学位等都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严重侵犯了中国教育行政主权。中国也无相应的法律制度来约束洋人办学，保护自己的主权。1906年学部有个“咨询各省督抚关于外人在华办学应否立案”文，申明：“外国人在内地设学堂，奏定学堂章程并无允许之文，除已设各学堂暂听设立，无庸立案外，嗣后如有外国人员呈请在内地开设学堂，亦均无庸立案，所有学生，概不予奖励。”政府仅以不给奖励为限制手段，听任教会行使教育“治外法权”，丧失主权。至中国爆发“收回教育权运动”后，教会在华的教育侵略和奴化教育才有所收敛。随后政府如北洋政府在1925年12月，公布“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南京政府于1929年公布了私立学校规程，增加对教会在华办学的管理和控制。但在实际管理上对教会在华办学的约束是有限的，仍是由西方教会控制。
（三）办学层次多样
由其发展过程可看出，教会女学从最初的初等教育，扩展到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还创办了特殊教育、职业教育等。办学体系比较完备，学校的规模逐渐扩大，学生人数也不断增加，在中国开了女子学校教育的先河，成为中国自办女子学校的模范。
（四）内部管理严格
教会女学，采用近代教育组织形式，实行班组授课制，建立了严格的教育教学管理制度。(1)严格的入学、作息时间规定。如《上海中西女塾章程》明令：“女生来馆肄业，皆须觅有妥保，填写本塾印就保单。……本塾每日八点三刻进塾，十二点放饭。西五月起下午一点半进塾，五点钟放学。西十月起下午一点钟进塾，四点半放学。”(2)有严格的考试规定。《上海中西女塾章程》规定“本塾每年考课四次，考后各给分数单一纸。该生之品行与所习各项课程，以及到馆日数足否，皆注明分数，俾该生父母，一览了然。”《启明女子中学章程》要求“学生对于必修科目须照章修满，不得任意抛荒任何一项。”(3)严聘教师。教会女学对教师的任用条件十分苛刻。所择女教师要求才德俱全并能循循善诱。偶择男教师，必选老成庄重之人，以免他人闲议。
（五）教育内容丰富
中国传统的女子教育中心内容是“三从四德”，学习《女诫》、《女孝经》等规范。教会女学教育内容丰富多彩：初等学校多授圣经、汉语蒙学、算术、地理、历史、游艺、诗歌、体操、英文及生物等。高等学校课程主要有：国文、英文、自然科学、历史、教育、艺术、家政学、体育、战时救护等。教会女学顺应学生身心发展，小学、中学设有游戏；大学重视社会实践。
（六）鼓励女子入学，倡导男女教育平等
教会女塾对学生年龄限制不严，只要学生愿意遵守校规，都可就学。教会女学倡导女子应与男子一样受教育。“女学者，使之读西书，明外事，擅文才，而后其志气高尚，其见识远大，其位置崇亢，而不肯自卑，其行止利落，而无所黏滞焉。……男女等人耳，何分缓急？矧欲谋男子之教育普及，非先兴女学不可也。”[1](P235)教会女塾初创时，传教士与贫民接近，提供食宿、衣物、医药等，劝女子入学。20世纪初，实行男女同校，打破了中国“男女受授不亲”的保守思想。
三、教会女学的影响
（一）开中国女子学校教育先河，促进了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
在封建中国，穷人家的女儿迫于生活压力，几乎没受什么教育。富家女子也只在家中学习《内则》、《女诫》及琴棋书画，以养成合乎礼教美德，为成为贤妻良母做准备。教会女子学校的出现，极大地冲击了将女子排除在外的中国传统教育体制，开创了中国妇女受学校教育的先河。同时激发了一些有识之士倡议自办女塾。如郑观应，1892年发表《女教》，指出中国应仿效西方女学与男学并重，增设女学。1897年，梁启超为筹办中国女子学堂，著《倡设女学堂启》。1898年，经元善在上海创办了中国人自办的最早女塾——经正女塾，促进了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
（二）革除了一些旧风俗
传统中国有妇女缠足的陋习，这种违背人性的做法给妇女的身心健康发展带来极大痛苦。教会女学最先吹响反对女子缠足的号角。教会女学堂如贝满女学堂就不许女生缠足。《益闻录·创设女学论》明确提出：“缠足宜废弛也。妇女裹足……其弊不胜屈指。……是可忍，孰不可忍，亟宜弛放双弓，以为一生之便。”1874年，厦门的教会与中国妇女合办“反缠足协会”，提倡解放妇女的双足，以解除女子的痛苦。中国还有纳妾的陋习，教会女学生反对纳妾，要求自由恋爱、男女婚姻平等。林乐知在《中国振兴女学之亟》中讲到：“自由结婚，乃全世界之公理，而中国则引为奇耻大辱，而一夫数妇，则又为礼所当然，怪怪奇奇，诚为外人所不解也”，明确地反对纳妾制度。
（三）解放了妇女的思想，促进了妇女解放运动
教会女学倡导男女平等。许多妇女从家庭中挣脱出来，走进学堂，走入社会，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她们争取民主、自由、平等，反对封建礼教、“三纲五常”，争取自身解放。教会女学首先打破“男女受授不亲”的封建思想，率先在中国实行男女同学。教会所办的岭南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沪江大学等先后开始招收女生，至1921年，在各教会大学男女同校的女生共有252人。[5](P238)随着民主解放思想的发展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女子终于获得了和男子一样的教育平等权利，中国北大于1920年也开始招收女生。教会女学培养了中国最早的知识女性及职业妇女，她们成为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
收稿日期：2001-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