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发展观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2；D6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6）—03—0058—08
当今世界，“发展”成了社会的重心，时代的主题。从国际社会来看，人们对“发展”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着力恢复和发展工业经济，因此，西方传统经济学曾十分注重经济增长问题，认为发展就是工业增长，GNP增长。然而实践证明， 经济增长并不能完全自发地促进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幸福，反之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从20世纪60年代起人们对此进行反思，越来越注重社会进步、生态平衡和经济增长的同步发展。1992年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上提出了建立经济、自然、社会相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6年人类发展报告》申明：发展是硬道理，但发展不等于经济增长。发展的真正含义是人类发展，即以人为本的发展。人类发展是目的，经济增长是手段。这种对发展的深刻认识，被国际社会评说是“社会灵魂的一种觉醒”。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正是在这种世界发展的大背景下呈现和提出来的。
但是，要说清楚其思想渊源，理清其基本脉络，还需要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说起，并对其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观及其一脉相承、转化超越的思想联系，进行客观评介和历史的具体的分析，而这种评介和分析又是建立在对科学发展观的正确理解把握基础上。如何理解科学发展观，我们形成如下认识：第一，“中国要发展”，即发展是中国的第一要务；第二，“如何发展”，即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之路；第三，“以人为本”，它是整个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只有上述三个方面有机地适中地统一起来的发展观才符合中国实际，具有科学性，称之为“科学发展观”。
一、马克思以“现实的个体的人”为出发点的社会发展观
近代欧洲的社会发展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及社会矛盾日趋尖锐。19世纪40年代，一些欧洲国家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迅速而巨大的发展。但工人阶级受剥削程度却不断加深，并日益贫困化。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激化，酝酿着革命。二是深厚的人本主义传统。从古希腊文明、文艺复兴运动、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社会主义思潮，都十分关注人的个性发展、价值作用和前途命运。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诞生的。马克思的学说内容丰富，但总体上是一个理论整体，是一个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学说，即以“现实的个体的人”为出发点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学说。这一学说为中国共产党认识社会发展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
1.马克思学说以现实的个体的人为出发点，把社会历史看作是个体的人的生产能力发展的历史，认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一切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从而确立了马克思社会发展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体现了对人的终极关怀。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唯物史观的现实前提，就“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① 马克思恩格斯把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作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他们发现人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首先必须从事物质生产活动。在这个过程中，现实的人同自然界发生物质交换关系，而且人与人之间还必须结成一定的关系，由此现实的人通过自己的活动创造了生产力，形成了生产关系。并且“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作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生产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由此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②。在这里，马克思指出，历史就是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③。
马克思恩格斯以人的生存能力为标准区分了不同的社会形态，即“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④ 三个阶段。对于这个“自由个性”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作过更为经典的描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⑤。这句为人们所熟知的话表达了如下含义：在第三阶段，人都是“自由人”，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把实现一切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把共产主义作为实现这个终极目标的社会形式和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从而确立了自己学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这里需要特意指出的是，恩格斯曾把这段著名的话，作为最能代表马克思学说精神的信条推荐给了当时的媒体⑥。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始终贯穿这一思想。在《资本论》中，晚年的马克思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未来社会本质的“原则”，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以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⑦。所以，马克思的发展观是“最平等的发展观”，因为“发展”是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由此本文把马克思社会发展的出发点放在“个体”的人上而不是“群体”的“人民”概念上，是更加符合马克思原著精神的。
2.“一切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为了一切人的发展和自由，首先是无产阶级的解放和自由，就需要打破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发动人民群众主要是工人阶级，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为实现一切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准备条件，体现了马克思对人的现实关怀。
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可归结为阶级的矛盾和斗争。阶级斗争演化为全面的社会革命，从而推动社会历史的前进，“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⑧。无数被压迫的个体人集合为人民群众成为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政党共产党发动和组织起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及利用政权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其终端目的都是为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最终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和一切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准备条件，提供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保障。所以，“一切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无产阶级革命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革命及其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就是为实现这一终极理想目标所必需的若干准备阶段，不断地体现和实现着人的现实关怀。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包括他的革命理论，就是这样以人为出发点和对人的终极关怀与现实关怀相统一的。这应是当今讨论新的发展观的理论起点，也应当是科学发展观与传统发展观的区分之点。
3.马克思从对人的终极关怀与现实关怀的统一理解出发，确立了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原则，并设想以共产主义社会形式彻底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从而为社会协调和全面发展开辟广阔天地。
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是“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⑨，在此马克思提出社会主义要实现这两大发展，一是生产力的极高度发展，二是人的最全面发展；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终端目标，生产力高度的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如果没有生产力的发展这一根本条件，不但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且人们还会重新展开争夺生活必需品的斗争，那样旧社会的一切陈腐的东西将会死灰复燃，所以《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尽量增加生产的总量。马恩还进一步指出，社会的发展是整体性的发展，要求社会各要素之间协调运行。马克思曾设想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⑩。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从以下几个层次来把握马克思的发展观：其一，社会的“发展”是个体人的发展，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每一个人、一切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体现着对人的终极关怀。其二，为使一切人获得自由而全面发展，必须发动无产阶级革命，使社会大多数人摆脱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剥削压迫，才能最终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体现对人的现实关怀。其三，人的终极关怀是方向和目标，贯穿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人的现实关怀是方法和手段，是为逐步达到人的终极关怀而必经的准备阶段。无产阶级不但通过革命解放自己，创造使自己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而且还要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达到社会的全面发展，从而解放全人类，最终实现每一个人包括无产者自己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发展观把对人的终极关怀和现实关怀统一起来了。
二、毛泽东遵循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目标，紧密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社会发展思想
19世纪中叶以来，由于外敌入侵，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是中国面临的两大任务。中国共产党人循着马克思的社会发展思路，首先领导中国人民通过革命建立了新中国，为民族争得了国格，为国人争得了人格，为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而实现一切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建国以后，如何尽快摆脱国家贫穷落后的状况，是中国共产党亟待解决的问题。围绕着这一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辛的探索，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社会发展的思想。
1.在“中国要发展”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总目标。
将新中国的发展战略目标定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三项序列指标上，对于共和国当时、今天以至将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都具有决定性的不可估量的价值意义。
经过多年战乱而诞生的新中国，面临着严峻考验。要想改变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面貌，摆脱西方国家的封锁和包围，关键是实现自我发展。强国意识主导着谙熟中国落后挨打历史的开国领袖的思想和行为。强国惟一的道路就是实现现代化，赶上人类的现代化步伐。新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决定了中国的工业化起步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那时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及对社会主义的敌视、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理想及新中国计划建设的需要等多种因素，促使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并开始展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创性地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1954年，毛泽东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中提出了我们“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总目标。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再次号召：“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1) 并且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化强国问题上逐步实现了从单一的工业化到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转变。这是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一个历史性进步。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为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了不懈的努力。然而，从整体上看，他们并没有完全找到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最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方法，致使上世纪中后期的中国社会发展处于停滞半停滞状态。
2.在“如何发展”问题上，毛泽东开始意识到中国社会发展要走自己的路，要保持社会的协调发展。
建国后随着大规模建设的展开，出现了大量的社会矛盾。苏共二十大暴露了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国内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成为党的中心任务。但经济建设中出现了急躁冒进，社会上出现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闹退社等不安定情况。对此毛泽东做了深入调查，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章中，形成了走自己的路，保持经济社会综合平衡发展的思想，强调农轻重的平衡发展，强调要处理好若干主要经济关系。尤其值得提出的，在社会整体发展中，他决心并始终坚持要消除贫富悬殊，着力实现社会平等，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谐关系。
毛泽东开始意识到社会的协调发展问题，但基本上走的是传统工业化和苏联计划经济的老路，即片面发展重工业，以粗放发展为主要手段，不计社会效益，重物不重人。他将迅速增强国力作为首要任务，自然、资源、环境、生态等因素基本上不在毛泽东考虑之列，以至人口骤增，资源遭到无度开采，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社会畸形发展。他试图寻找一条更快的发展道路，却每每陷入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空想之中。他试图马上消灭贫富差别，却慢慢搁浅在“共同贫穷”的大漠之中。他试图通过一次次的政治运动来推动社会的大发展，结果却陷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念之中，发展经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被丢置一边，社会处于政治动乱状态，但即使这样，他始终没有忘记过自己的人民。
3.在“为什么人”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高标准的正确思想。
马克思确定了“一切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价值观。“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毛泽东价值观的主体。“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他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2) 从而在党章和宪法中确立了党和国家“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此，毛泽东强调我们的一切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创造性，使之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动力。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体现了马克思的以人为出发点的发展观。
毛泽东重视人，一贯强调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精神。但在这里，应该指出两点：一是毛泽东重视的“人”是指“人民”，即“人民群众”，是人的群体的概念，而马克思所指的“人”是每一个人，是人的个体概念；二是毛泽东强调的“人”也并非如马克思那样把个体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目的，尤其在他的晚年实践中，基本上是把人作为发展的手段和工具来看待的。从社会发展阶段观点看，这是合理和可取的。建国初期，首要的是如何让社会主义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立足，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当时发展的目的，其他皆为手段。另一方面，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他走上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道路，这不但远离了马克思学说的出发点，而且直接侵害了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
总之，毛泽东在发展问题上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主要是围绕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为人民服务展开的。忧国忧民、救国救民和为国为民，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历代志士仁人所追求并付诸实践的价值目标，但它毕竟不同于马克思“一切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理念。毛泽东的强国意志和为民意识着眼于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它是实现马克思一切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所必要和必需的，但在人类历史长河里，它仍然是一个历史阶段性的目标，根本的终极目标应当是一切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保障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体性发展从而保障每一个人的最全面而自由发展的马克思学说核心理念，并没有真正进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那一代共产党人的视野。当时他们还没有真正弄清马克思所提出的一切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问题，他们所关注的是劳动阶级和“人民”这个群体，而不是也不可能是马克思作为独立的现实的个体的人。毛泽东本人晚年沉浸在狭隘的超越人的生产能力阶段的“左”的思想不能自拔，在发展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学说的核心理念，失却了对人的终极关怀。
三、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发展观
经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国民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等受到严重破坏，正如邓小平所指出：“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13)。与此相比，发达国家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蒸蒸日上，我们周边的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在不断扩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开始思考中国的发展问题。
1.邓小平在“中国要发展”问题上，继承了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目标，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认定发展才是硬道理，确立了中国社会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
国强与民富是迄今最为现实的奋斗目标，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前提。但不论国强还是民富都必须靠发展才能实现，发展是强国富民的惟一途径，发展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础。邓小平审视国际形势，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论断。发展是全人类的时代主题，对中国这样“人口多，底子薄”的发展中大国，显得更为重要。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所以邓小平告诫我们：“发展才是硬道理。”(14) “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15) “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而要解决发展问题，“关键是发展经济”(16)。经济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基础，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处于首要的位置。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作出了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中共十三大更是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航向。
2.中国社会如何发展？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关于中国经济和社会要高速发展并注意保持综合平衡的思想，确立了市场经济的主导地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经济社会整体发展、全面进步的目标。
邓小平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求发展的高速度，他说：“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邓小平接受了毛泽东追求不切实际高速度的教训，认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是“抓住时机”，“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17) 邓小平主张走的是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加快发展的道路，他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要突出农业、能源和交通，特别是教育和科学等重点产业，带动经济的全面发展。而所有这些，都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实现的。所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具有特殊意义，其前后的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转型也都是由它引发和推动的。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决不意味着不顾其他方面的发展，生产力必须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协调发展中发展。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搞两个文明建设，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18) “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19) 1978年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同时却伴随着思想的混乱、信仰的迷失、道德的滑坡。人们迷茫困惑，社会面临着危机。对此，邓小平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中共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体战略目标：“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不同于“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而是包括各个方面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模式。随着1992年世界环境和发展大会通过《二十一世纪议程》，我国也制定了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共十六大在两个文明都要搞好的基础上，又提出建立高度发达的政治文明，我国社会的整体推进性和全面发展性越来越强。
3.更为重要的是，在“以人为本”问题上，邓小平遵循毛泽东提出的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高标准的思想，将“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判断标准。
马克思确立了一切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价值观，毛泽东确立了强国发展目标并提出了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高标准的思想，而邓小平则表现了以民为本的发展意识。“文革”结束不久，邓小平就指出，“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20)。“总之，我们有我们的责任，要对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负责，要发展经济，使他们生活得更好。”(21) 因此，他把人民得到实际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实处。邓小平主持制定的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就是以人民的富裕程度作为重要尺度。他提出了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等一系列判断事物的标准，但其中都体现了一个核心的问题，即人民的利益和意愿，使用了“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拥护不拥护”等提法。邓小平善于运用物质的、精神的各种手段来保护和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其思想进一步接近了马克思发展观的核心理念。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发展观，即：在“中国要发展”问题上，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如何发展”问题上，将人民的实际利益和要求愿望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判断标准，从而使我国经济建设从不计效益的社会总产值转到讲求国民生产增加值上来，使我国社会生活从不计效率的平均主义转到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和先发展上来，使整个社会从政治畸形化发展转到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和进步上来；而在“以人为本”问题上，也使国家、集体、个人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特权占有与保护关系开始转到和谐相处、平等竞争的关系上来。人的尊严开始受到尊重，人的权益开始受到保护，人的个性开始得到彰显，人的个体独立地位开始得到社会的承认，人民的满意程度成了评判社会发展的最具实质意义的标准。历史已经表明，这是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一次历史性进步。在这种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提高，综合国力极大增强，整个社会较上个世纪呈现了全面发展和进步的景象。但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和时机不成熟、重物不重人的传统工业观的束缚以及一些地方、部门不能很好地理解、贯彻邓小平的发展观，所以出现了许多偏差，导致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相对客观上被搁置。
四、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党中央审时度势，继往开来，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我国社会在摆脱了贫困半贫困状态之后，正在由温饱型小康社会向全面小康社会转变，既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期，又开始发生着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备受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出来。中国国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在这种情势下，如何处理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便首次并显要地提到了执政党的议事日程。
200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指出：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关键在发展。我们所说的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也包括人的全面发展。“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22)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明确地提出了“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进一步接近了马克思的发展观，奠定了“以人为本”发展观的基调。
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谋远虑，2003年10月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科学发展观集中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它既是对毛泽东、邓小平发展观的继承和超越，又实现了在发展问题上对马克思发展观的回归和创新。
1.新的发展观在“中国要发展”问题上，继承了邓小平提出的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主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毛泽东重视发展，但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变革生产关系。邓小平接受毛泽东的教训，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得了巨大成就，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新的发展观的实质是要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的发展。发展是基础，保持较快适度的经济增长仍是首要问题，否则最严重的社会就业问题就得不到解决。所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这一点。
2.新的发展观在“如何发展”问题上，主张科学地理解发展，统筹兼顾，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指出，社会是人与自然的完整的统一体。建国初期，毛泽东虽然提出了一些社会协调发展的思路，但以粗放发展为主要手段。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虽倡导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而当时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并不突出，我们国家把重点放在促进经济增长上。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提出，我们也制定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开始注意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但在实践中经济增长实际上成为国家发展及考核地方政府和干部政绩的惟一指标。许多地方片面强调GDP的增长， “为生产而生产”，而不顾人的正当权益、环境的恶化、资源的浪费。整个社会缺乏统筹兼顾的有效措施。经济增长迅速，社会却畸形发展，城乡差别、地区差距、贫富差别、就业压力逐渐加大，政治体制改革、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人与自然的矛盾也相当尖锐。要解决现实中这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必须转变原来的发展观念，摆脱传统的工业发展道路的束缚。十六大提出要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第一次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到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我们党所有这些对发展的新认识、新举措，为我国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社会和谐的文明发展之路奠定了基础。
3.新的发展观回归到马克思的原本思想，鲜明提出发展要“以人为本”。
马克思以现实的个体的人为出发点，将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人类社会发展所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由于中国历史上缺乏对人的自由个性关怀的传统，以及当时的中心工作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忽略了这一特点。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振兴中华，实现百余年来中国民富国强的愿望前仆后继。建国初期，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国强意识成为当时政治的主流形态。邓小平对我们搞了几十年建设，人民仍然处于普遍贫穷感到忧虑，他从一切为了人民出发考虑问题，把人民得到实际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毛泽东、邓小平的强国意识和富民理念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发展的艰辛探索和意识进步，体现了马克思发展观对人的现实关怀。但应予指出，他们更关注的是物的方面而不是人本身。然而社会是人的社会而不是物的社会，社会的发展就是人的发展。当社会发展到21世纪，当中国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的现实关怀达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人的终极关怀日益凸显出来。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党中央顺应社会的发展趋势，开始注意把人的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统一起来，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回归了马克思学说的基本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对发展问题认识的实质性进步。
从马克思、毛泽东、邓小平，到现在的中央领导人都讲到人的问题，但“人”的涵义却不尽相同。马克思所讲的人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个体的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是落脚在每一个“个体的人”上。毛泽东讲的人是指人民，“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23)。人民是符合一定条件的、由多个阶级和阶层组成的人们的集合体。毛泽东晚年没有很好地把握这一概念，使“阶级斗争扩大化”，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敌我矛盾来对待，造成了许多悲剧。邓小平发展了毛泽东对“人民”概念的界定。人民的范围更加扩大，更加接近马克思的“个体的人”的概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这里的人不仅指人民，而且是指以自然人为基础的现实的、从事着实际活动的、作为独立个体的人，这是对马克思“现实的个体的人”理性的回归。
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人是根本，人是发展的目的。发展在于切切实实地维护、实现和发展人的根本利益，尊重人的尊严、个性、需要、意愿、价值，彻底改变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里“不把人当人看”的状况。以人为本，还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其目的不在经济、社会层面，而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及其能力的增强，从而使社会的每一个人都成为“自由人”。中国历史上的“以民为本”、“为民做主”是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话语，但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君主为国家，不是为包括老百姓在内的所有的个体的人，在这里“民”、“人民”都是维护统治者和国家最高利益的工具。而现在党中央“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却迥然不同于历史上的民本思想，它是为了每一个人、一切人，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现实的个体的人”。所以，只有以人为本，才能最终实现马克思所提出的一切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最高命题和“自由人联合体”的终极社会理想。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6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3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8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4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4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30～731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49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56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30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0页。
(11)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4、1096、1031页。
(13)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7页。
(14)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7页。
(15)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1页。
(16)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375页。
(17)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
(18)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6页。
(19)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0页。
(20)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8页。
(2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6页。
(22)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1年7月2日。
(23)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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