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扩张与农业萎缩——广州农业发展面临的新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广州论文,农业发展论文,农业论文,都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现实格局：严峻的二元经济结构
广州的“大城市、小郊区”格局应该表明它具有更多的现代经济特征；大城市所具有的辐射力度和扩散功能应该表明它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更能得到迅速的转轨。但分析表明，广州的二元经济结构是双重的，并呈现出凝固化态势。
1.双重的二元结构。
表现之一是城乡二元结构。其特征在于：(1)城市化进程扩张乏力。1952年广州农业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比重为50.39%，1992年仍达41.88%，40年的时间城市化水平仅提高8.51个百分点，而同期全国的农业人口所占比重却下降了9.17个百分点。广州城市化水平低于北京（1992年农业人口占37.40%），更低于上海（农业人口占32.09%）。(2)农村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的比重居高不下，1978年为44.15%，1992年仍为40.96%，14年时间仅下降3.17个百分点。(3)与农业人口和劳动力滞留农村相对应的是，41.88%的农业人口仅占有国民收入8.85%的份额，40.96%的农村劳动力，仅生产21.05%的社会总产值。
表现之二是农村的二元结构──农村工业发达，农业萧条。(1)1978-1992年，农村工业产产值从3.49亿元增加到138.41亿元，年均递增30.07%，而农业产值年均增长仅15.35%，大大低于农村工业及其它非农产业的增长，从而使农业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61.30%下降为1992年的24.25%。(2)尽管在农村劳动力的构成中，农业劳动力的比重由1978年的93.61%下降到1992年的61.79%，但下降速度却比产值份额下降慢5.23个百分点。(3)61.79%的农业劳动力仅占有24.25%的农村社会总产值，这一反差大大高于广州城乡二元结构的反差。这意味着，伴随着农村工业化进程，一种新的二元结构已经开始在广州农村形成。
2.二元结构的凝固化。
问题远不止双重二元结构的产生与形成，更主要也更严峻的是二元结构转换的滞后与凝固化。
发展经济学认为，结构生产力是推动一个国家或一个区域经济类型步入现代化的重要动因。经济结构的变革是二元经济结构动松动与转换的前提。其核心表现在农业产值份额下降、非农产业产值份额提高（产值结构转换──产值工业化）和农业劳动力份额下降、非农产业劳动力份额提高（就业结构转换──就业工业化）这两个过程。但资料表明，广州的农业劳动力份额的下降严重滞后于农业产值份额下降，经济结构的转移更多地体现为“产值工业化”扩张、“就业工业化”乏力。
横向比较：1984年广州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份额为33.49%，农业在国民收入中份额为11.85%，就业结构转换的滞后幅度（［劳动力份额──国民收入份额］／国民收入份额）高达182.62%，高于同期天津、北京、上海平均138.64%的水平，远高于其它省区的水平（一般在60-80%）。更有意味的是，广州1992年的滞后幅度却达185.99%，反而比1984年上升了3.37个百分点。可见，在广州，农民的职业转换和地域转移（进入城镇）的难度较其他地区和城市更大。
纵向比较：就农村而言，1978年全市农业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93.61%，农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61.30%，就业结构转换的滞后幅度为52.71%。但因农村“产值工业化”扩张及农村新的二元结构形成，致使农村就业结构转换的滞后幅度越来越大，1985年上升为55.66%，1990年上升为66.80%，而1992年则急剧上升为154.80%。
3.农业：双重的牺牲。
城市化的停滞约束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选择的空间，产值工业化则致使工农关系日趋紧张。双重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及其凝固化，导致了农业的双重牺牲。
农业资源流失。农业资源的流失表现为多个方面，但最严重的莫过于耕地资源的大量流失。1952年广州市共有耕地212968公顷，到1978年降到185735公顷，26年间减少27233公顷，年均减少1047公顷；到1992年耕地面积为151796公顷，比1978年再减少33939公顷，年均减少2424公顷。仅1992年一年即净减耕地10083公顷。在广州市区，白云区约占市郊农村总面积的75%，从1980-1989年，该区减少耕地达7200公顷（平均每年减少约800公顷），相当于白云区现有耕地的1/3还多，而1992年一年即净减耕地1600公顷。按此速度，本世纪未白云区即无地可耕。
与耕地流失相伴随的还有耕地的抛荒。在广州农村各地，耕地抛荒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花都市的花东镇大东村让农民自报不愿耕种的耕地，结果总数达73公顷，占全村耕地总面积的44%。农民非农产业的就业偏好，使农业的掠夺性经营与“副业化”现象开始普遍蔓延。
农业利益流失。农业利益的流失主要表现为通过压低农业比较利益从而使农业为成乡非农产业提供经济剩余。所谓农业比较利益，是指农业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与农业占要素份额的比较。我们以1968年的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为基准，分别计算出各年通过压低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使农业创造的、流入非农产部门的国民收入及占当年国民收入使用中积累额的比重（见表1）。因在各年的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中，以1968年为最高（比较劳动生产率为0.4261），我们将其作为农业比较利益状态的标准水平。计算公式为：
农业国民收主流失＝（0.4261×农业劳动力份额－农业国民收入份额）×国民收入
表1 农业利益流失：非农业对农业经济剩余的吸纳单位：万元，%
年份
农业国民 占各界
年份
农业国民 占各界 （占农业国民）
收入流失 额比重 收入流失 额比重 收入比重
19521068 27.291980 25813
33.1141.80
19552998 20.991985 236033.7320.22
1960
14663 32.021986 117371.86 9.22
19656505 31.001987 117611.75 7.62
1968 00 1988 97380.86 4.43
1970
20644 67.611989 71510.60 3.03
1975
24413 28.021990 138971.73 5.55
1991 414124.4014.81
1978
22790 25.161992 909954.1626.33
资料来源：《广州四十年(1949-1988) 》，《广州统计年鉴》1991年，1993年。
二、广州农业走向何方：目标模式选择
1.对工业化进程中工农关系的把握：广州农业问题的症结。
双重二元经济结构格局中的农业萎缩态势，意味着广州农业发展的目标模式选择及其政策调整，相对其他地区而言，难度更大，任务更为艰巨。
从国民经济部门结构长期发展演变的角度看，人类经济发展大体可分为传统一元经济、二元经济和现代一元经济三个阶段。与此相应的工农关系特征是，在传统一元经济阶段，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居主导地位，工农关系的矛盾尚不明显；在现代一元经济阶段，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非常之低，工业反哺农业的实力强大，工农关系也较为缓和；而工农矛盾最大，工农关系最紧张的是二元经济阶段。二元经济阶段也可进一步细分为两个亚阶段，前期是农业支援工业（工业化初期），特征是工业对农业的极化效应，主要体现为工业对农业经济剩余的吸纳上；后期是工农平衡发展（工业化中期），特征是农业不再从资本积累上支援工业的发展，农业的剩余用于农业自身的发展，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依靠工业自身的剩余积累。在随后的现代一元经济阶段，工业通过发挥扩散效应来反哺农业。表2根据S.Kuznets(1971,1979)、H.B.Chenery等(1975，1986)及其他文献资料给出了相应的经验模型。
表2工业化成长阶段及其工农关系的经验模型
对此表2，可以发现广州与经验模型尚有较大差异。鉴于广州“大工业小农业”的特殊情形，就“工农产值比”这一特征值而言，广州的经济类型可以说已经具有了“现代一元经济”的特征（1992年的工农产值比为14:1）。不过，尽管广州具有“大城市小郊区”特征，但其“农业就业份额”与“城市化水平”两项指标尚处于工业化中期（1992年农业就业份额为25.31%，非农业人口比重为58%）。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广州的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却大大低于经验模型中工业化初期0.63的水平。不仅如此，广州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也普遍大幅度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表3）。
表3广州与全国：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对比
年份 1952 1960 1968 1975 1980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广州 0.39 0.21b 0.43a 0.27 0.30 0.35 0.39 0.40 0.41 0.41 0.40
全国 0.69a 0.41b 0.62 0.49 0.52 0.57 0.56 0.56 0.55 0.53 0.58
注：a为各年最高值，b为各年最低值。
二元经济结构心然导致产业发展的畸形化。因为，一方面通过农业资源与收入的过度流失，使农业再生能力下降导致发展落后；另上方面，通过城乡封闭体制把农业过剩劳动力滞留于农村特别是滞留于农业，从而造成了二元结构的凝固化及反规律性变动。农业为工业化输出稀缺资源而囤积剩余资源，成了名符其实的工业化“保险库”。上述分析表明，农业占国民经济的产值份额、收入份额及就业份额的反规律性变动，及其所导致的农业比较利益低下，是广州农业长期落后与萎缩的根本原因。
2.目标模式选择：城郊型、外向型“三高”农业。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看法，即解开广州农业问题症结的出路在于提高农业的比较利益。途径有两条：一是加速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二是实行高附加价值的技术密集型农业。具体的政策设计我们留待下文讨论，这里仅就模式构想及其依据进行初步阐述。
广州农业从区域上以市区为核心大体可划分为两层环带，内环带由市郊农业圈构成，外环带郊县农业圈构成。依此环带布局，我们提出两种具体开发模式。
城郊型“三高”农业──市郊圈农业。发展目标是在解决广州市“菜蓝子”问题的基础上开发“无污染农业”，生产“洁净产品”或“绿色食品”。
外向型“三高”农业──郊县圈农业。发展目标是在服务城市的同时重点发展外向型农业。
三、在国际性大都市化进程中把握农业的未来：政策设计
鉴于前述的广州工业化与经济发展水平，近期内应该迅速完成二元经济向现代一元经济的转型过程。这不仅是就广州国际性大都市发展目标及城乡一体化进程而言所提出的必要性，而且就广州经济发展阶段所处水平而言出提供了可能性。这一转型所隐含的政策涵义是：对农业实际保护，将是政府政策调整的必然选择。
1.政策取向：农业保护。
必须跳出“就农言农”的传统思路。仅仅期望从提高农产品价格或价格保护入手来解决农业比较利益低下问题，事实证明是不会成功的。我们认为，替代的农业保护政策应该重点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大力发展乡镇企业，鼓励农民的农外就业。二是提高非农产业的效率，目的在于为农业保护提供宽松的环境条件和物质基础。三是政府对农业的适当扶持。指导思想是：稳定、扩大和扶持农产品商品基地建设，在保证“菜蓝子”数量并提高质量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目前国家税收、汇率等政策调整所提供的机会，积极引导“三高”农业和创汇农业的发展。
2.市场发育：从数量推动转向市场推动。
数量推动是指政府以强制性计划的方式下达数量指标（产量、产值、面积），或以数量手段（制度价格），直接对生产进行干预，生产者在这些数量信号的引导下进行生产。政府下达数量，生产者完成定额，是数量推动型农业发展的基本运作方式。市场推动是指，不存在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生产者以收入最大化为主要目标，在市场信号诱导下进行生产。消费者传递需求信息给市场，生产者接受市场需求信号进行生产，是市场推动型农业发展的主要运作方式。
3.规模经营：土地制度创新。
土地资源流失及浪费使用，加之小规模分散的农户经营，严重影响了广州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变革土地制度，通过土地使用权入股的方式，实现农业的规模化与企业化经营；通过农业生产基地建设，从而描准国内外市场发展“三高”农业，是一条值得重视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