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时度势世纪之交海南特区的经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审时度势论文,海南论文,特区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海南经济特区的对外开放经过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洗礼，在市场经济体制铸造、产业结构调整、外资引入，以及人的思想观念革故鼎新等方面，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探索、尝试、转变和提高；在缩短与国内较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追赶中有所创新，有所成效，并且积累了一些特殊经验。但在我们面前也存在着许多困难和问题，需要认真对待，切实拿出更加成熟，更加扎实的发展思路和对策。
一、牢牢把握经济特区的时代经纬
在中国，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是本世纪90年代初。然而在80年代，几个经济特区就已率先进行了这方面的实践，成为全国市场经济体制发育最早的地区。迄今为止，他们创造了市场经济运行与管理的许多经验，初步构建起市场经济新体制的框架，为其健康发展和不断完善奠定了基础。但也应看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层构造任重道远：诸如市场的规模程度，市场结构的完善程度，市场主体神圣地位的确立，市场交换手段的成熟程度，市场物质技术条件的提高状况，市场交换中人的素质的提高状况，市场区域一体化程度，区域市场辐射半径，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程度，市场体系的建设和完善状况，市场规则的建立和普及情况，市场机制的作用程度，市场中介机构的建设情况，市场价格等参数的稳定可靠程度，社会保险制度的可操作性等，有些环节还相当薄弱，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这就要求我们：在跨世纪的进程中，经济特区应当把全面系统地在深层次上推进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建设摆到改革的首位，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结合国情、省情、区情进行创新，拿出政府管理市场经济的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既有特殊指导意义又有普遍推广价值的新鲜经验。
同其他4个经济特区一样，海南经济特区从创立起， 就采用了“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的运作方式，力求在本省范围内创造一个适宜自身发展的“小气候”。但是，“小气候”是受“大气候”影响的。时下，对于完全以市场建设为改革取向的经济特区而言，政府“控制”的成分有所加大。我们正面临既有新体制同化旧体制，又有旧体制同化新体制的双重问题。不少新的可行的做法，在实施一段时间后开始走样，特区初创时期的那种创新精神有所退化，尽管机构精简、职能集中、人员减少，但是“公章”没有减少，红头文件继续盛行，特区与非物区在体制上的差距不论其相对程度还是绝对程度都在缩小。由此可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在新体制没有全面到位的情况下，“用非特区方式管理特区”是最令人担忧的事情。
外在世纪之交的海南经济特区，若想继续保持和发扬特区风格、特区气派，以社会新构造、市场新构造为核心的深层改革，依然是现在乃至未来5至15年需要牢牢把握的时代经纬。
目前，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构造主要是：（1）社会保险机制，如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2）社会中介机构，如会计事务所、审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职业介绍所、资产评估机构、信息咨询服务机构、劳动就业培训、劳动争议仲裁等；（3）社会行业机构，如商会、同业者协会、消费者协会等。
市场构造大体包括：市场体系，如生活资料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企业产权转让市场；市场机制，如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等；市场法规，如投资法、公司法、证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反倾销法等。
微观领域不深入到市场构造的细枝末节，宏观领域不触动政府职能的彻底转变，经济体制改革将无法再取得实质性、突破性进展。
我们之所以这样提出问题，是因为目前在海南，经济活动中政企不分的问题解决得比较好，政社不分的问题尚没有很好解决。从改革的方向看，政府至多是各种社会机构的最终担保者，但不应该是直接组织者。大量社会职能交由民间机构或半官方机构去执行，一方面政府可以腾出时间和精力搞好宏观经济的调控和监督，另一方面出问题时政府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去处理（不致于处在受指责的“第一线”），通过经济政策、经济规划和经济杠杆影响市场行为，弥补市场缺陷，维护市场秩序，保持市场走向与政府意向的一致，从而有效地维护政府的权威性。
经济体制改革的每一阶段，都需要有特定的“造势”领衔主演。从改革的连续性上看，海南经济特区的体制优势已呈“短腿”状态。根据“木桶效应”原理，海南市场经济体制的最明显的优势将取决于其中最弱优势的作用程度。因此，体制创新抑或体制优势的构造，应当从一般地实施整体改革转向充分把握改革试验权，通过对薄弱环节具体细致的设计，试验，在时间、规模、程度、质量和可操作性上体现出自己的优势，而不再仅仅局限于给出一个提法，一个大政策。按照这样的思路去把握改革的切入点，真正属于我们的成功和成熟的东西就会多起来。 7年多来，体现在体制表层的容易改的东西已经触动得差不多了，而深层的不容易改的东西有的尚未触动，有的只是刚刚接触到，重头文章还在后面。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改革中诞生的经济特区，其生命力首先在于改革。如果说，前7年我们尝到了改革先发性效应的甜头，那末，未来的5至15年中更应保持改革的先发性。建省以来，经济建设的成就是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的。实现未来15年的奋斗目标，关键仍在深化改革。改革、开放是经济特区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生产方式的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升级的动力源。它的决定性作用不仅在于解决当前特区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还在于为下世纪的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基础。
另一个需要我们牢牢把握的时代经纬，就是以发挥区域优势和资源优势为核心的海南跨世纪经济发展。
世界上大凡经济特区的生成和发展，都与它所具有的优越的地理位置及其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天然经济联系有关，是国际贸易发展和自身地理位置的“结合体”。这是作为一个经济特区所独有的特殊“内因”。
地处环太平洋西带中心位置的海南，不仅拥有中国连接欧洲、非洲、澳洲和亚洲南部国家最近的海上航道，而且是航空线、航海线以及陆路交通线的潜在枢纽。为了将海南真正建设成中国联系国际市场特别是亚太经济圈的一大桥梁和纽带，成为该地区经济循环网络中的重要空间节点，其发展的“参照系”应当而且必须立足于全国的发展，进而把特区纳入到国际经济体系这一大背景下去构筑经济运行机制。所以，按国际惯例开放，按国际惯例运作，始终是大特区体制创新的基本指导思想。我国经济的未来增长将对能源、原材料提出更大的需求，这些基础性资源产品的供给又必须首先立足于国内。海南是一个待开发的资源型区域，开放开发的整体布局有必要向加快能源基地、原材料深加工基地的建设倾斜。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渐成事实。沿海地区的特殊政策虽然会受到国民待遇的制约。但对不发达地区的资源开发实行特殊政策，则是世界各国的惯例。海南既是经济特区，又是不发达地区（特别是中西部老、少、穷的问题比较突出，还有70多万人口尚未脱贫），有着同全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一样需要扶植、需要倾斜的理由和条件，在总体上不应以“经济特区”为由，一概而论地视全省为发达地区。应当注意：在海南，属于前者的特殊政策将不可避免地弱化，属于后者的特殊政策应势在必然地强化；我们须抓住时机，坐上“经济特区基本政策不变”、“加快不发达地区建设”两班车，并行不悖，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
海南需要加快发展。她所面对的经济环境不能不使人对发展树立紧迫感和危机感，但不等于说发展可以蛮干。我们需要对今后五年、十年、二十年的发展作出整体规划，明确发展的近期、中期、长期目标。应当分哪些阶段？每个阶段做什么？各个环节如何配合才能使发展过程有效运作？前一时期有一种倾向，认为发展问题就是确定以这个为龙头，还是以那个为先导的问题。在我们看来，这只说对了发展问题的一部分，理论和实践都已证明这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如果没有预先的规划、设计，就会失之盲目。我们主张，持不同发展观的人们都来把自己的思路贯彻到底，设计出发展目标、步聚和具体方案，进而在各种方案之间进行比较，加以取舍，最后制定出统一的方案，步调一致地贯彻推行。
今天在多极化的世界经济中，经济发展的奇迹往往是那些抓住了发展的后发性效应的国家和地区创造的——它们抛开工业化进程的传统做法，直接利用先行工业化国家的资金、技术，跻身于较高的发展层位。
这一“新规则”同样适用于海南。长期以来，海南农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居高不下，工业表现出依附于农业的性质。由于原有经济技术基础薄弱，工农业生产水平低下，一部分生活资料、生产资料依靠内陆供给；同时，资源优势却十分明显，如高品位的铁矿、产量可观的橡胶、丰富的南海油气资源、热带旅游资源以及反季节农副产品等。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些资源有所开发，并与大陆形成了特定的分工关系，即海南原料大陆加工，运出原料运进成品。由此形成了以农业原料供给和矿产资源开采与初级加工为主的低技术型工业结构。建省办特区以来，海南采用“成片开发”这一有别于其他经济特区的经济发展模式，积极利用其政策优势和资源优势，努力向经济优势转化，取得了较好的实践效果，并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前景。在这里，她的每一步推进都离不开外资的引入，尤其是矿产资源、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开发，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更是需要吸引华人大资本、国际跨国公司，以便顺利进入南亚华人经济圈，参与该地区的经济分工。外资企业，特别是国际跨国公司对投资环境的稳定性、未来变化趋势，以及海南开放的进程和经济发展的宏观条件十分关注。从当前看，我们具备与国际跨国公司合作的企业并不多，条件还不完备，因此，作为经济特区，应在按跨国公司要求的国际标准改善投资软环境方面下大力气，有大动作。
总之，改革的先发性效应与发展的后发性效应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就是海南经济特区在世纪之交中要牢牢把握的时代经纬。
二、跨世纪发展的经济学思考
大到一个国家、小至一个地区，在历史性变迁中，须臾不可缺少的是全民的理性思维。海南经济特区要想把握以上所及的时代经纬，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对跨世纪发展进行理论思考。
1、关于生产力宏观战略布局理论模式的选择
生产力宏观战略布局的各种模式，如果按照逻辑的次序进行整理，就好像三棱镜折光反映出来的太阳光谱中的赤、橙、黄、绿、青、蓝、紫那样客观地排列在那里。我们现有的发展水平处在什么色位？将要迈出的发展步子又将处在什么色位？是可以科学地鉴别出来的。
迄今，国内外在生产力宏观战略布局的研究中提出了多种理论模式，为我们所熟悉的有：（1）梯度推进理论。在认识和承认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存在着经济发展水平“梯度差”的基础上，因势利导，积极利用“梯度差”的经济势态，首先加强发达地区建设，实施梯度推移战略，进而带动不发达地区的开发。（2）跳跃式理论。每个时期生产力宏观战略布局的重点不是依据现有顺序，而是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现实可能来确定，并跳过发达和次发达地区直接对不发达地区进行开发，因为现代科学技术除了转向商贸发达的地区外，正在向资源丰富但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地区转移。（3）生长极理论。开发和建设一个地区，不搞平面铺开，而是集中建设一个或几个据点，先把作为区域开发中心的城市经济基础打好，进而去影响和带动周围地区的发展。（4）点轴理论。对主要交通干线、高压输电线、油气管道、供排水和通讯设施等尽可能做到配套建设，形成若干条开发轴线，宜重点建设的城市和工业点应沿着这些轴线布设。（5）优区位理论。用地理区位论揭示生产力布局在空间上的指向，强调资源开发和生产力布局不应在一个大区域内同等看待，而应有选择地确定各地带的最优区位，通过各类优区位的开发建设，形成地域经济组织的区位优势。（6）中心地网络体系理论。 把各类城市和集镇看成是区域范围从事开发活动的中心地，同一层次的中心地之间建立协作关系，各有自己的吸引对象和服务范围，上一层次的中心地带动下一层次的中心地，上下支持，由点到线，由线到网，共同繁荣。
上述第一种理论模式不适用于海南，因为海南步入现代经济发展的时间很短（确切地说，尚属刚刚起步），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势态落差较小，无须循规蹈矩地囿于自然经济时期形成的地区发展顺序。其余5种理论模式均适用于海南，但需指出， 其中的一些理论模式只适用于一定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是连续的和渐进的，它贯穿于整个特区史，有的理论模式虽较理想，但非短期内所能实现。
根据我们的理解，到本世纪末似应推行生长极理论模式和点轴理论模式。建省7年多来，我们实际上是按这两个理论模式实践的， 或者说我们的实践同这两个理论模式相吻合。海口、三亚、琼海、洋浦、儋州，四市一区正在朝据点模式贴近，再用5年时间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 打好基础，形成规模，全省经济发展就有了对称的空间依托。目前正在施工和即将上马的东、中、西三条高速公路，以及光缆通讯、输电线路的相应铺设，十分有利于带状形点轴发展系统的生成。沿着这些系统，将出现工业带、旅游带、农贸带。这些带再与海口、三亚交汇，便会分别出现“丁”字形工业结构系统、“丁”字形农贸结构系统、“丁”字形农旅结构系统。这样，就可以避免据点式开发容易出现的孤立发展少数几个城市的弊端，使企业聚集在生产与运输费用最低的点上，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但不应忽视，就生长极理论模式本身的功能和作用来讲，难以有效地防止中心城市人口和产业的过度膨胀；点轴理论模式也未能完全解决如何有效地组织和带动整个区域面的开发、发展问题。为此，进入21世纪，再用10—15年的时间集中推行优区位理论模式、中心地网络体系理论模式和跳跃式理论模式，以期真正形成全省生产力宏观战略的合理布局和联片成面开放、开发、发展的新局面。这是存在质的差别的两个发展阶段。前者的两个理论模式所产生的极化效应使区域经济从孤立、分散的均质无序状态，走向局部聚集不平衡发展的低级有序状态；后者的三个理论模式所产生的扩散效应向全地区推进，最终走向全省经济相对均衡发展的高级有序状态。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的相互转化，其结果，区域的经济空间不断扩大，非经济空间逐渐缩小，生产部门、生产要素、生产环节的空间组合日趋多样化。横亘在这些理论模式上的是三个具体的经济发展阶段，即：“九五”期间的“投资启动—初见成效阶段”、“十五”期间的“快速发展—成效显著阶段”、“十一五”期间的“投入—产出良性循环阶段”。经济发展三个阶段与五种理论模式的协调统一，就是海南经济特区理论联系实际的出发点和复归点。
2、关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认识
时下，经济界、理论界人士都在讨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我们认为，就海南全省而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提高经济整体素质需分步实施，逐渐到位。具体操作的各项政策措施，应站在同全国大市场溶为一体，与国际先进技术、运行惯例接轨，抢占21世纪中国对外开放的制高点的高度。应当看到，在海南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非排除一定范围内还不可避免地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粗放式经营。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降低粗放式经营在经济发展中的比重，如何在外延式扩大再生产中提高集约化程度。
从理论上讲，我们不应把海南工业化的选择简单地描述为完成对过去的“补课”。从近年已经上马和将要上马的新项目所涉及的产业来看，虽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如石油化工、汽车制造、机械电子工业等）的问题，但从项目能耗、物耗、科技含量、工艺流程及其综合先进程度来看，应是高起点的，形式上似乎是“补课”，实质上是在上“新课”；在解决“有没有”的问题的同时，就把眼睛盯在“好不好”上，即向结构优化要效益，向规模经济要效益，向科技进步要效益，向科学管理要效益。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不能做到未雨绸缪，就难免因不慎而延误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
3、关于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
如何缩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是海南经济特区经济发展与增长方式转换所面临的一大课题。应当承认，中西部落后地区的存在对于全岛发展和经济增长会有一定的拖累。因此，加快这些地区的发展，扎扎实实地建立若干个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为一体的大项目，使其成为现代化进程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直接受体，这对未来5 至10年全岛发展是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由于长期的自然半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加之三次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海南基本上不存在先进生产技术替代旧有生产技术而导致成本过高、实行集约化经营后富余劳动力无处分流的难题。我们理当充分利用中西部地区资源比较容易取得的有利条件，有选择地发展一批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在那里，经济增长方式既有一个由粗放向集约的转变问题，又有一个直接成为集约化受体的问题。为了推动地区经济劣势转化为地区经济优势，最大限度地避免拖全岛整体素质提高的后腿，应当兼顾两方面的发展机制：一方面，特区政府要一以贯之地推行经过科学论证的生产力布局规划，总揽发展全局；另一方面，除了一些关系到全岛整体发展水平的项目由特区政府直接决策外，在严格按照全省整体规划，不出现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的大前提下，要允许落后地区自主选择适合本地区经济发展需要的生产技术和劳动技能。不仅如此，要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将它作为财政支付转移的主要对象），优先在中西部地区安排资源开发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形成若干个各具特色的重点产业区；调整加工工业的地区布局，引导资源加工型和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向中部地区转移，使其逐步形成“以工补农、以工建农、以工带农”的发展机制；理顺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增强中西部地区开放开发的步伐，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加强东部北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技术合作；东部地区应率先建立起发达的农业，为全省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水平再上新台阶做出贡献。海南与全国的情况有所相同，东部与中西部有差距但不大，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把它放到“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发展目标中去考虑是适时的。否则，等到差距扩大了再去解决，就会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
4、关于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
从全国看，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对资源总量的需求将日趋增大，环境保护的难度也随之加大。在海南开放开发前的漫长岁月，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和基本没有走上工业化之路，人们的生产、生活活动对环境的自净能力的冲击并不大，因而素有无工业污染“净土”之称，这是她给人以良好印象的一个重要方面。自建省办特区、大规模开放开发以来，一些劳动密集型工业项目开始上岛，本地的乡镇企业随机发展，加之人口陡增，环境问题（主要是工业三废的点源污染、区域污染）开始突出出来，全岛东西南北中，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和退化。我们开始看到：原来对人们慷慨施惠并且毫不所求的自然环境，现在会给人们带来许多烦恼和不安；原来人们认为与生俱来（像呼吸新鲜空气一样自由）的天赋权利，现在正受到无形的损害和剥夺。这是需要引起高度警惕的。先污染后治理是蠢人哲学，边污染边治理是庸人逻辑。我们主张，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脚下的这片资源。某些资源的开发技术和管理水平如果一时达不到应有的先进程度，就不要勉强开发，待条件成熟后再去开发反倒能获得更高的经济社会价值。尤其是那些污染程度大的重化工业项目（如化肥、造纸等），在厂址选择上一定要慎之又慎，切不可对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构成威胁。在这个问题上，始终存在着如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所指出的各级决策者需严肃回答的问题：是偏狭地以一得之功、一己之利为重，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还是以一个真正战略家的胸襟和眼光，做造福当代，泽及子孙的事？海南的综合资源不可多得，是一块价值连城的瑰宝。在这方热土上生息劳作的每个公民没有理由在我国资源、环境问题已经负债累累的今天，再去添上一笔新债！有责任使这块净土发挥出不可比拟、不可替代的经济社会生态三大效益！
三、战略目标实施过程中应当深入研究的若干问题
战略目标是个经济发展概念。在经济特区，它可以用数量、质量两方面的多种经济发展指标来衡量和表现；也可以用建立特区的战略构想是否正确，发展成功与否，市场准入度大小，以及对外开放窗口的实际效应究竟如何来衡量。没有“战略目标”的系统，是一个混乱的系统，其系统的运行必将因无确定的目标而处于紊乱状态。
海南经济特区世纪之交的战略目标，可概括为两个中心、三根支柱、六大基地，即：国家级现代农副产品批发中心，橡胶、化肥全国交易中心；以热带作物、冬季瓜菜和海洋水产为主要特色的高效农业，以化肥生产和石油加工为主的石化工业，以热带滨海为特色的旅游业；以汽车和摩托车制造为中心的机电工业基地，以水泥和玻璃制造为重点的硅酸盐建材工业基地，以饮料和热带农副产品加工为特色的食品工业基地，热带作物、繁种育种、冬季“菜蓝子”生产基地，南海石油天然气开采和加工基地，冬季休闲渡假旅游基地。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国家——地区两级宏观经济模型系统”的计算和分析，90年代海南的总体经济实力及发展水平，投资信贷、社会总产值等项指标的增长速度均属全国第一。尽管经济发展各项指标的绝对值大体保持在全国第20至24名次，但总体实力会有明显增强，发展速度的名次排位将大大提前；到2000年，海南人均GNP将由1992 年的全国第15名升为第5名，紧随上海、北京、天津和广东， 成为最有活力的省份。
另据海南省计划厅的计算和分析，未来15年全省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保持在14—15%。其间，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24%，建筑业总产值年均增长29.3%，第三产业总产值年均增长21.4%。国内生产总值中三次产业的结构比例由1990年的44.9%、19.6 %、 35.5 %调整到1995年的35.4%、24.3%、40.3%，2000年将调整为25.8%、30.8%、43.4%。到2010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1850亿元，人均2 万元左右。
这些全新的战略目标在实施过程中无疑会遇到纷繁交错、多如山积的大大小小问题。对于一个日趋成熟的理论研究者、政策制定者、经济决策者来说，驾驭全局的要领不能靠兜圈于浮盖在表象上的公式，而应辟入本质层次去研究去把握。我们认为，目前有以下5 个本质层次的问题亟待研究。
1、经济发展思路与经济发展政策的关系
经济发展思路、经济发展政策是主观见诸于客观过程的两个依次出现的环节，前者必须向后者转化。光有好的经济发展思路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是如何进行经济发展的政策设计。经济发展的政策设计之所以必要，就在于规范性的研究应当同实证性的研究结合起来。也就是说，通过经济发展思路的政策化，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应当如何去做，怎样才能做得更好——把理论上的东西变为实际生活中的东西。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决不止一两项，而是一个大系统（如农业发展政策、工业发展政策、旅游发展政策、投资政策、金融政策、外资政策、人才政策等等）。在这一系统中，政策有主有辅，有重点有非重点，需要相互协调；不同阶段的中心政策，需要先后衔接。在经济发展的政策设计中，应当弄清：如果我们确定了海南的热作农业、资源性加工业、热带旅游业是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它的发展决定着市场半径的扩大和整体经济素质的提高，推进这些产业的政策应在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中占据主要地位，那末，就需要进一步弄清三大支柱产业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经济、社会、生态效益还是发展速度？是结构优化还是数量驱动？当二者不能兼得时，究竟以哪个为主？对于推动经济发展来说，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是主导性的，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是从属性的辅助性的？在确定这一主从关系时，理论依据又是什么？
自建省办特区以来，海南一直被岛内外人士视为“特殊政策飞地”。如今，各地的开放政策正趋向“中性”，“特殊政策飞地”正由最特殊到次特殊再到不特殊。一时间，我们对此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大多数人在思想上心理上缺乏足够的准备。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对特殊政策形成源的理解是片面的。辩证地看问题，经济特区的特殊政策是一种创新行为，既有来自中央政府的创新，又有出自当地政府的创新。如果后者的创新不足，前者的创新就难以被用足用活用好，这也是如何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问题。在中央政府给海南的许多特殊政策最后期限临近时，认真梳理一下便不难发现，有一些特殊政策由于我们相应的创新工作没能很好地跟上去而收效甚少。现在回过头来看，只要中央允许经济特区“继续试验，先行一步”，那末，就是给了特殊政策，我们也要进行政策创新；即使少给或不给特殊政策，我们更要大胆地进行政策的一系列创新。今后十几年中，要有步聚有重点地由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创新转向经济发展的政策创新上来。
2、经济发展与经济制度的关系
宏观经济状态是社会上所有经济主体行为的共同结果。在经济制度既定的情况下，社会总产出会随着所有经济主体总投入的增加而增加；而在经济制度正向变革的情况下，不仅存在与投入相对应的经济增长，还存在着由制度效率提高导致的经济增长。经济制度处于变动之中，宏观经济变动就不仅会体现为常规增长，而且还会体现为经济发展条件的某些突破和经济发展水平的超常规提高，可见，经济发展以资源配置的结构变化为特征，以制度变革为动因。既然宏观经济状态是人们的行为及其制度变革的结果，那末毫无疑问，研究宏观经济的变化，必须到制度变革及其导致的经济发展中去寻找线索。海南在“九五”期间旨欲直接进入“现代标准的工业化”阶段，为此，不仅需要做好经济技术准备，还需要做好必不可少的甚至是最重要的经济制度准备，要弄清我们已经具备了哪些制度条件，还缺少哪些制度条件，如何通过创新去满足这一阶段的到来。
3、经济发展的价值判断标准
近年来，国内有一种经济发展观颇为流行，即主张，从我们存在大量富余的廉价劳动力这一现状出发，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依托，充分发挥这一比较优势，去带动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和增长。然而眼前的事实是，国内外市场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在不断递减，仅占国际贸易总额的25%，并且亚洲“四小龙”及东盟国家有着强劲的竞争力，加之地区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把产品打出去已是困难重重，所以，上述主张似有失之一厢情愿之嫌。
海南不仅有为数众多的廉价劳动力，还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如果把眼光放在本世纪内，古典的“比较利益学说”尚能适用一时；但是站在两个世纪的衔接和下世纪全省经济腾飞的高度看问题，站在效用最大化地利用每一种资源的角度去思考，就不难达成共识：真正适用于海南开发建设的是“产业结构高级化学说”。产业结构高级化是外向型经济顺利发展的“发动机”。只有始终不渝地重视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其在动态中不断走向高级化，经济发展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由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能使海南出岛产品的附加值以及带来的国民收入呈现倍增的稳态趋势，所以在工业化进程中，我们的视点不能仅停留在进口替代，光注重产业结构合理化，建立门类齐全但层次较低的工业体系，而忽视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具体地说，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主要是科技、质量、效率和效益较量的时代，不搞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项目，要搞高技术起点的独特项目；在引进外资中，不去追求单纯的数量级数，而是把重点转到与质量、规模、效益相适应的乘量级数上来。如果我们年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有30—40%是靠与外资相伴而来的先进技术取得的，那末，就可以掷地有声地说：海南已经走上了生产要素优化选择的道路，建起了以产业结构高级化为主要支撑点的对外开放构架。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核心是技术结构的高级化，所以要制定相应的技术政策。当前技术政策的要点是：积极发展高新技术；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发明创造尽快走出实验室，变成商品，进入国际市场。产业结构高级化还要通过重点扶植大型外向型企业集团去实现，因为只有经济技术实力雄厚、知名度高的大企业集团，才能担负起实现出口战略的重任。换言之，外向型企业集团是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主要载体，只有创造一切条件让它们直接进入国际市场第一线，参与国际竞争，才能不断优化我们的产业结构，才能有力地带动特区经济迅速发展。
经济发展中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价值判断标准是，经济过程的“生态学”。应当看到，上游产业（产品）与中游产业（产品）和下游产业（产品）、主流产业（产品）与支流产业（产品）的关系如同在一个山区牧场放牧过量引起植被破坏并导致邻近稻田的洪灾一样，是一种“强制约”关系。这一点，在我们的产业发展规划中要有科学的体现。
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一样，需要尽一切可能直取其“核心”部位，而不只是在边缘上搞“多样化”。上述的“产业结构高级化”、经济过程“生态学”，就是其“核心”部位，我们要紧抓不懈。
4、经济发展的机制转换
海南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需要若干方面的机制转换，并以每一项机制转换为目标去寻求一组相互配套、互相关联的措施群。这些措施群反映的是对原有结构或组织的调整、新因素的投入或旧因素的削弱，并能完成机制转换的要素控制和过程控制。
其一，由指挥型管理机制向服务型管理机制转换。目前从特区政府宏观管理机制看，直接计划管理机制已经失灵，间接管理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或在建立过程中有所走样（推诿刁难服务对象、颐指气使、办事效率低下、设租寻租等现象在某些实权部门有所抬头，旧体制下那种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的劣习正悄然回归），它阻碍着政府宏观管理机制全面进入有序状态。如此发展下去用不了多久，大特区初创时期刚刚萌生起来的高效廉政的政府管理机制会在新旧劣习叠加中荡然无存。因此，应在立法的基础上建设克腐治败、廉洁高效的服务型管理机制，明确提出“政府形象也是生产力的要素”；设立专门的管理系统，制定详细的公务员法，使官员的选拨、考核、升迁、培训、待遇、调动等行之有据；树立“要得到第一流的公务员必须求助于竞争”的旗帜和坚持公开、平等、择优的原则；严格按职务类别对公务员进行有针对性的职业培训，不参加培训者以渎职论处；除行政系统内部定期对公务员工作能力、态度、数量、质量、创造性、决策能力、适应性、潜能等进行评定外，要通过人代会质询、司法审理、利益集团施加压力等方式进行监控。
其二、由决策者定论型机制向社会参与型机制转换。在“九五”即将到来之际，最重要的莫过于就海南跨世纪发展问题在全省范围进行广泛深入的研讨，启动社会各界参与磋商。建省7年多来，我们在发展问 题上的理论准备是不足的，走了一些弯路，付出了不少学费。现在特别需要有一个自由而切实的讨论气氛，避免用以偏概全的报道、片面的民间抱怨代替深入的科学分析，为跨世纪的发展作好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经济理论研究者和经济部门工作者不应沦为现行发展政策片言只语的诠释者，而应成为研究经济决策的顾问人，要形成鸣而有争、有建设性批评的风气。不靠大家的集体智慧去确定发展的优先顺序，就容易选择风险最小、见效最快而对长远经济发展来说未必是最佳或次佳的方案，倒可能是隐患无穷的下策。
其三，由人才准入型机制向人才激发型机制转换。海南建省办特区，率先创造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人才准入机制，但所引进的数万计的人才未能充分地成为生产力的要素。究其原因，集中到一点，就是还没有真正形成一种能将各类人才的智力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的激发机制。美国的硅谷所以成为硅谷，不仅因其学府林立，人才济济，更为重要的是它形成了将智力转化为生产力的激发机制。我们应当以此为镜，首先想到和主要着力的是如何建立起一种鼓励人们去寻求知识和使用知识的人才激发机制，并相应地调整和制定一系列有关政策。长期以来，海南的穷主要不是穷在物质资源上，而是穷在人的智力的开发和利用上。对于一个落后地区来说，仅以它的物质资源、借来的资金和引进的设备，要想彻底改变面貌是不可能的，当前新技术革命的走向更强化了这一趋势。我们既要扬物质资源丰富之长，更要避智力资源激发不足之短，通过720万人民的“脑一手”高度开发， 变人口素质低下为智力资源丰富。总之，只有善于激发人才，才能使人才培养获得源源不断的再生动力。
其四，由数量型驱动机制向质量型驱动机制转换。 从1991 年末至1993年初被炒得火爆的房地产瞬间转为萧条、凋蔽，到1994年以来发展热作农业和进军现代工业的呼声不绝于耳，给人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在宏观调控上，我们习惯于使用数量型驱动机制。数量型驱动机制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总量扩张，二是总量收缩。同结构调整、结构优化相比，这两方面的调控容易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由于它很难顾及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保护，因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成长的制度性问题。所以，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要特别重视建立质量型驱动机制，从产业扶植、项目上马到产成品开发都要以“质量”为中心，在发展时序上妥善安排，在经济发展质量的内生变量方面多做文章，以免重蹈扩张冲动——“快了还要求更快”的覆辙。从这一要求出发，宏观调控的要义与其说是“扩张—收缩”，毋宁说是“修错—理顺”。
5、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
从目前的情况看，海南经济具有“短缺经济”的特征，整个“九五”期间处在“紧运行”的状态，其主要表现：工业化起步阶段的资金需求总量始终大于供给总量；超常规发展条件下的各类专业人才实际供给小于实际需求。
先以引进外资为例。“八五”期间，全省实际利用外资45.5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34亿美元，利用国外贷款11.54亿美元。 据有关部门分析，为了适应工业化的起步，“九五”期间需利用外资100 亿美元，比“八五”期间增长1.1倍。其中，外商直接投资75亿美元， 利用国外贷款25亿美元。
应当看到，“八五”期间我们所处的宏观背景是中央对海南特区“优惠政策”的有力启动，以及由此引致的开放步伐的高歌猛进。“九五”期间这一宏观背景将基本改变：于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摆到了面前：采取哪些措施，才能确保外资引进的增长势头？我们认为：第一，同全国许多省区相比，海南在“九五”期间总体上仍是低税赋地区，要有一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紧迫感，用好用活用足尚存的特殊政策，去引进外资。第二，除对新项目继续招商引资外，要对在建或建成投产的项目进行招商，采用BOT方式转让已投资项目的全部或部分产权 ，去吸引外资。第三，开辟新的国际融资渠道，做好对外举债工作。第四，建立项目市场，按国际惯例对招商项目进行评估、包装，并与国际项目市场联网，发布招商信息，把对外招商工作推上制度化、标准化、经常化的轨道。第五，可考虑有选择地以海洋资源的让利开发、合作开发，去吸引国外资金。
再以专业技术人才数量和分布结构为例。1989—1993年，全省引进各类专业技术人才6万余人，加之原有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 截止1994年底，全省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有11.28万，占总人口的1.59%。这一比重仅是全国的平均水平，远低于北京（1993年6.43%）、上海（1993年4.3%），甚至低于新疆（1993年2.6%）。不仅如此，专业技术人才的产业分布（包括行业分布）畸形畸重：第一产业专业技术人员的比重1994年为2.75%，低于青海（1993年4.88%）和新疆（1993年6.0%）；第二产业专业技术人员的比重1994年为12%， 无论同两个最发达的地区北京（1993年44.65%）、上海（1993年46.01%）比，还是同两个较落后的地区青海（1993年28.20%）、新疆（1993年24.85%）比，均相距甚远；科研力量1994年仅占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0.43%，既低于全国1993年1.84的平均水平，又明显落后于青海（1993年1.51%）和新疆（1993年1.24%）；目前，全省专业技术人员的70%集中在政府机关和各类学校。
显而易见，无论从总量个量上看，还是从结构分布上分析，海南专业技术人才队伍的现状与全省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的要求相比，差距太大，矛盾突出，已成为制约我们在本世纪末跻身于全国五强之列的一大“瓶颈”。
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拓宽“瓶颈”？这又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我们认为：第一，各级政府要像抓“菜蓝子”工程、“米袋子”工程那样，全力以赴地抓好“百千万人才工程”，迅速建立起一支跨世纪的中青年科技带头人队伍，将其视为全省经济建设的生力军，去珍视他们，关心培养他们，大胆使用他们，及时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第二，生物工程、工程力学、应用电子、应用化学、应用数学、计算机、海水养殖、热带作物、橡胶制品、金融、外贸、法律等领域的应用性研究，要作为各级财政支付机制转移后的直接受体，全力扶植。第三，为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应把数量、质量、结构比例、使用岗位等目标参数纳入到各级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的引进计划，严格执行。第四，中、高等教育的专业设制、课程设置、学历设置、实验室设置，要向智能教育、通才培养的方向转变。大企业、科研单位应先行建立“终身教育”制度。第五，社会保障制度中应增加对人才保护的政策含量。
自海南建省办特区以来，上到政府决策部门，下到各行各业的建设者，广到经济理论研究者，习惯以“超常规发展”为座右铭，去研究、去构思、去实践，并且潜移默化地溶进了自己的思维定势。然而，倘若叫真地问上一句：“超常规发展”为何意？则应者寥寥。今天，当人们即将步入大特区开放开发第九个年头的时候，有必要对“超常规发展”作一明确的界定。我们认为，对海南来说，所谓“超常规发展”，就是在资源配置、目标模式、管理办法、运行机制、科研组织、实施步骤等方面别出心裁，独运匠心，独辟蹊径，开辟既异于今我又高于今我、既异于他人又高于他人的发展道路，尽快自立于中国现代化之林。引申开来，“超常规发展”也是一种空谷足音的全新思想方法。要寻求超常规的发展，就得先有超常规的思想——就是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换脑筋”，换掉一切不合时宜的陈规旧习，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增强综合省力、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为唯一标准，理直气壮地说新话，闯新路，开辟新的天地，脚踏实地地把一个规模最大的中国经济特区带入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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