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文学中“慷慨”的内涵及其审美特征探析_建安文学论文

建安文学中“慷慨”的内涵及其审美特征探析_建安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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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论述建安文学时指出:“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慨而多气也。”“慷慨”成了建安文学的重要和主要特征。如何理解建安文学的“慷慨”,建安文学“慷慨”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如何看待其审美价值,本文试就诸方面作一探讨,以求教方家。

一、建安文学“慷慨”内涵产生的复杂原因

慷慨者,意气激昂、性格豪爽、无所吝惜、悲叹失意、竭诚大方……这些均有解释,但“慷慨”的根本内涵是什么?还是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解释得确切:“壮士不得志于心也。”这里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壮士,二是不得志,这两者的碰撞,于是产生了情,产生了气,抑郁不平,仰天长啸,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慷慨”就产生了。可见“慷慨”是现实社会的折射,是情感的宣泄。从发音的角度看,“慷慨”是双声联绵词,发音短促,易于抒发抑郁不平之气,这些大概就是建安文人“雅好慷慨”的原因。

建安文人,大都有对远大理想的不懈追求,有立身处世、报国建功的雄心壮志,他们写诗作文,抒发了这种实现人生价值的政治热情。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不戚年往,忧世不治”,以天下为己任。曹丕是“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曹植是“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陈琳是“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王粲是“虽无铅刀用,庶几奋薄身”,“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国疾”。刘桢是“何时当来仪,将须圣明君”。政治热情的普遍高扬,形成了势不可挡的潮流,洋溢着奋发向上的激情。这是壮志们共有的心理特征和理想追求,但是,都“不得志于心也”。曹操到去世也没有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慷当以慨,忧思难忘”,“我愿何时随,此叹亦难处”;曹丕虽然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但也无大的建树;曹植在豆萁相煎中郁郁而死;建安七子有的死于非命,有的死于瘟疫,从天而终的微乎其微。动荡变乱残酷黑暗的现实让人朝不保夕,名教崩毁伦理失序的社会令人迷茫绝望。追求的执著与行动的束缚构成了尖锐矛盾,美好的希望与现实的处境形成了巨大反差,外在信念与人生目标的失落感、生存境遇的忧患和生命意义的怅惘,使抑郁不平之气充满了内心,“壮士不得志于心也”,“慷慨”涌上了心头。这就是建安文学“慷慨”产生的真正原因之一。

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写道:“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于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六朝是一个崇尚个性风采的年代,壮士们突破了传统礼教对个性的束缚,冲破了“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桎梏,摆脱了“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传统影响,在社会活动和文化生活中,纵任个性,鄙弃名教,可以把自己的感情自由自在地、毫无阻挡地直接宣泄出来。明朝的李贽在《杂说》中说得好:“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又时时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快,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既已喷玉唾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矣,遂亦自负,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这段话阐述了文章是情感的结晶,实际上,我们也可借这段话说明建安文学的“慷慨”亦是情感的产物,是人的思想感情的一种体现,尤其是在冲破了礼教束缚的前提下,“慷慨”这种情感之流便不可遏制。如三曹之中的曹植,运用“慷慨”一词达9次之多,“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薤露行》),写胸怀经世治国大才,却无人赏识的悲壮激愤之情;“慷慨对嘉宾,凄怆内伤悲”(《情诗》),写饯行时的悲愤激动之意;“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箜篌引》),写筝声的慷慨激越;“弦急悲声发,聆我慷慨言”(《杂诗其六》),写歌声的激昂……“慷慨”用得如此挥洒自如,无遮无拦,情感抒发得如此淋漓尽致,自由自在,在此之前,很少有人达到这样的极致,这是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唯有此,才能“慷慨”起来。

建安文学的“慷慨”,与我们民族传统的思维模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整体思维是我们民族传统的思维模式,是一种重整体、重体悟,以经验为基础的直观思维。对事物进行整体的观照,从整体上认识事物,分析现象,凭直观感觉方法思考问题,因而表现出模糊性和非逻辑性的特点。《易·系辞上传》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它又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对照这两段话,可知“天地之道”就是“幽明之故”,就是“天下之赜”,这些“道”“故”“赜”都是指天地万物与人整体贯通的原理与规律。这是通过直观、领悟而得出的结论。儒家、道家都主张以直观、经验为基础去领悟宇宙之系统、把握人生之整体。儒家孔子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矣”(《论语·述而》);孟子的“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矣。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孟子·告子章句上》)。道家老子的“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老子》)。上述整体思维模式,重体悟,重直观,建安文人深受其影响。“观其时文,雅好慷慨”,“慷慨”到底指什么?为什么雅好“慷慨”,刘勰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这恐怕是其依靠直观、体验、领悟而总结出的一种文学现象。建安文人多习用“慷慨”一词,也主要通过对思维对象的直观认识,以非逻辑、非理性的形式,来阐述自己的感受与认识。曹操的“慨当以慷,忧思难忘”“慷慨守志,已徼其主”,曹植的“慷慨有余音,要妙悲且清”,陈琳的“收念还寝房,慷慨咏坟经”等等,这些诗文中的“慷慨”,是直观与体悟的统一,其中的意蕴,只能靠后人根据我们民族传统的思维模式,去细细体会,才能知道其中的三昧。

二、建安文学“慷慨”内涵的美学特色

作为建安文学中的“慷慨”,可以从各个方面研究其丰富的美学内涵,既有大江东去的激昂,又有晓风残月的阴柔,可谓是味之无极。

慷慨与豪放。将慷慨与豪放联系在一起,一般人都会有这种想象。有阳刚之气,有劲健之美,如骁将猛士跃马驰骋沙场。建安文学中的“慷慨”,确有这种特点。曹操跃马中原,力挽狂澜,气雄力坚,激昂雄浑。“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吞吐宇宙之象令人震撼;“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似金鼓镗鎝,令人精神振爽,“明明如月,何时可辍”,可上九天揽月的气势,给人以极大的鼓舞。曹丕博通经史,又善骑射,大有“救民涂炭”之志。曹植怀抱“戮力上国,流惠下民”的豪情,“捐驱赴国难,视死忽如归”,骨气奇高,气势恢宏。建安七子中也不乏充满踔厉风发的豪情壮志。政治理想的高扬,将慷慨与豪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慷慨与悲凉。慷慨与悲凉看起来很矛盾,但在建安文学中却是有机统一的。前人用慷慨悲凉来概括建安文学,确为中的之论。建安文学“慷慨”中的悲凉来源于建安特定的社会状况、生命意识的觉醒、豆萁相煎的残酷和人们的审悲快感。建安时期,正是社会大动荡、大分裂、大改组的年代,战争连年不断,百姓生灵涂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短歌行》),“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曹操《军谯令》),甚至“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曹植《送应氏》)……这种黑暗痛苦的社会现实,使人充满了悲凉之感。人生的短暂,也是慷慨中产生悲凉的又一因素。当时疾疫流行,互相残杀,人多短寿。如曹丕享年40岁,曹植享年41岁,王粲、徐干、应玚、刘桢、陈琳皆死于建安二十一、二年的疾疫,孔融、杨修、丁仪先后被曹操、曹丕所杀,面对短促而又多艰的人生,建安壮士既有生命的觉醒,又有无可奈何的哀叹。“天地无终极,人生若朝露”(曹植《送应氏》),“人活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曹植《薤露行》),“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徐干《室思》)。生命的短促,人生的无常,与生命意识的觉醒产生了强烈的碰撞,慷慨中充满了悲凉之感。建安时期的萁豆相煎、兄弟残杀,也是令人发指的。曹植尽管有“七步八斗”之才,但在权力之争中,即使是一母同胞,也毫无骨肉之情。曹丕令其三次变更爵位,六次迁徙,生离之悲、忧生之悲、死别之悲,时时萦绕在诗人心头,充满了悲凄之感。上述种种现象,使建安文人的笔下不免不厌其烦地用上了“悲”字,曹操《苦塞行》:“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阮瑀《诗》:“临川多悲风”;曹植《杂诗》:“高台多悲风”“江介多悲风”“弦急悲风发”;曹植《赠徐干诗》:“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情诗》:“慷慨对嘉宾,凄怆内伤悲”;《弃妇诗》:“慷慨有余音,要妙悲且清”。建康文人还常常写一些引起时光流逝、人生短促的萧索之感的意象,如秋风、飞蓬、鸣蝉、飞鸟、白露等。正如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所谈到:“‘慷慨’就因当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这些“悲”字,并非仅言悲哀,而是泛指强烈的情感。但建安文学中的悲凉,不是一种绝望,从审美心理学的角度看,而是一种审悲快感的体现。朱光潜先生在《悲剧心理学》一书中指出:“悲剧快感主要是一种审美快感,或者说是对痛苦现实的美丽外形所感到的日神精神的欢乐。”“一切活动都可以看作生命力的表现,这种表现的成功或失败就决定伴随着这些活动产生的情调的性质。当生命力成功地找到正当发泄的途径时,便产生快感。所以,任何一种情绪,甚至痛苦的情绪,只要能得到自由的表现,就都能够最终成为快乐。”“悲剧快感是怜悯和恐惧中积极的快感加上形式美的快感,再加上由于情绪的缓和或表现将痛苦变为怜悯和恐惧而得到的快感,最后得出的总和。”建安文学的悲凉,是惧生命易尽,忽功业未成,求不朽之名而产生的,这是一种心灵的慰藉、精神的解脱、情感的满足和快乐。尽管这是暂时的,但毕竟是在悲凉中带有慷慨,表现了新的审美心理意识。人们尽情宣泄心中的悲愤,抒发真挚的感情,从内心得到快感,也令读者受到感染。

慷慨与含蓄。慷慨与含蓄,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在建安文学中也是有机地统一起来。人们最初使用“慷慨”,只是作为一个词语,从常理来讲,词语与体验之间存在着鸿沟,语言是一般性的,概括性的,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语言实质上只表达普遍的东西,但人们所想的却是特殊的、个别的东西,因此,不能用语言来表达人们所想的东西。”审美体验的丰富性、无限性,是普通语言无论如何也无法穷尽的。《周易·系辞上传》云:“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就感到语言难以穷尽其意。刘勰在《隐秀》篇中指出:“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所谓“隐”,也就是文章言辞之外包孕着的隐秘意蕴,它非语言所能穷尽。钟嵘在《诗品》中,也提倡使诗歌“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古代美学重视委婉曲折、含蕴内向的特点。建安文学中的“慷慨”,可以说也具备了这种韵外之致,“近而不浮,远而不尽。”古人评价曹操:“魏武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曹丕是“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钟嵘在《诗品》里评价曹植,“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这些评价都带有含蓄之意。即使是刘勰讲的“观其时文,雅好慷慨”,仅“雅好慷慨”,就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探讨余地。就建安诗文而言,总体的“慷慨”之中,不乏含蓄之意。曹操慨叹人才难得,用恋爱之辞表达对贤士思渴之情,“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唯君故,沉吟至今”,极显委婉含蓄。曹丕写思妇怀夫之情,是“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情思委曲,深婉感人。曹植写环境严酷,是“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工于其调,令人深思。刘桢在《赠从弟》诗中写道:“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壮气与婉情同在,慷慨与含蓄并举,王粲在《七哀诗》的结尾用“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婉转地表达了思念贤君明主、渴望建功立业之情。这些词语形成了一定的特色,令人回味、深思。

从中国文学发展的轨迹看,“慷慨”是建安文学的个性,含蓄是中国诗歌的共性,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个性之中包含了共性,个性与共性的统一,慷慨与含蓄的结合,铸成了建安文学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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