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博士生就业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_博士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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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我国博士生就业现状分析

       1981年,国务院批准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设立学士、硕士和博士三级学位的学术标准。[1]自1999年我国高等院校扩招以来,博士生毕业人数保持了较快增长态势。2000年,我国博士毕业生仅为11004人,而在2011年迅速突破5万人大关,毕业生攀升至50289人,年均增长率为15.21%。2010年,我国博士毕业生人数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截止到2012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核,全国共有博士授权单位400个,其中,具有博士学位授权的一级学科博士点达2382个。①

       自1981年建立学位制度以来,我国业已累计培养博士生约49万名,②约占全国总人口的万分之四。由于我国博士生教育起步较晚,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存在一定的稀缺性,因而导致博士生个人、培养机构甚至是政府部门在其就业问题上都抱有“皇帝女儿不愁嫁”的主观臆断,政府层面至今尚未出台专门针对博士生就业问题的相关政策和指导意见。1990年4月,国务院首次发布了《关于做好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通知》(国发[1990]23号),其中针对博士生就业的相关规定仅仅包括:博士毕业生的分配去向,主要是面向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以及国家重点企事业单位;已被批准进入博士后流动站的博士研究生,在培养单位报送就业计划后提出不再攻读的,应回家庭所在地就业。[2]此后,我国政府部门逐年公布全国毕业研究生就业工作的通知和相关政策,但涉及博士生就业的政策规定寥寥无几。

       与此同时,各级政府及教育部门常常将辖区内的博士点数量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而规模扩张后所引发的就业问题则往往被政府部门所忽略。2011年3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文下达了新增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名单,新批准的一级学科博士点共计1004个,各地高校博士点均大幅度增加。伴随着我国博士生培养规模的急剧扩张,就业市场的供求均衡状况也被打破,博士生就业率也开始呈现波动型下滑趋势。纵向来看,2004年我国博士毕业生就业率为89.1%,近年来逐步下滑,并于2009年降至79.9%的极小值;从学历层次上横向比较,博士生历年就业率仅略高于本科生,与硕士生相比并无明显的学历优势。如表1所示,七年内博士就业率仅有两年略高于硕士生,参照1998年国家计委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公布的全国平均失业率警戒线:安全线为5%、轻警戒线为6%、中警戒为线7%,重警戒线为8%。[3]我国博士生就业率一直不足90%,处于失业重警戒线以下,就业状况不容乐观。

       此外,我国政府部门在就业率统计方面,还存在着口径不准确的问题。近年来,伴随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相关企事业单位的人事制度改革,对工作人员的学历要求也逐步提高,由此引发部分在职人员以定向培养或委托培养的形式进入大学继续深造。然而,政府教育及相关部门在统计就业率时,仍将在职人员的工作落实情况纳入就业统计范围,造成重复计算,致使博士生就业率出现虚高的局面。笔者保守估计后,按照15%的比例扣除在职读博人员,③博士生就业率调整后将低于同期本科和硕士就业率,历年整体就业率尚不足75%,如表1所示。

      

       二、博士生就业问题研究综述

       针对博士生就业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国内外学者也展开了一系列分析和研究。一方面,针对博士生就业问题产生的原因,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菲利普·G.阿特巴赫认为,专业化教育导致博士生素质过于狭窄,博士生培养已偏离就业市场的需求,造成精英人才的结构性短缺。[4]汤宏波通过对斯宾塞劳动力市场模型的扩展,建立了针对高学历群体“追逐症”和失业的博弈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就业市场信息不对称是高学历“追逐症”和高学历人才失业问题的重要成因。[5]而针对影响博士生就业的相关因素,美国学者E.琼斯通过对美国博士生就业市场的分析,认为博士生就业并非简单的市场供求问题,博士生自身的综合能力在就业市场特别是非学术领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6]沈延兵等人通过对我国博士生就业能力、择业观、培养目标定位和培养质量等方面的分析,整理出我国博士生就业的影响因素。[7]何雨和陈雯基于某大学近4年博士生毕业去向与就业状况的数据,探讨了博士生群体在就业单位选择和地域偏好等方面的基本特征。[8]金蕾莅针对女博士求职过程中的特殊性,从落实率、工作机会和工作满意度等方面,系统归纳了性别因素在博士生就业过程中的影响作用。[9]最后,针对如何解决博士生就业问题,赵世奎和沈文钦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博士生的培养目标,认为博士生教育的最终目标定位应该以培养学术研究型博士生为主,同时针对用人单位的专业需求进行专业型博士培养模式的探索。[10]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于博士生就业问题的研究已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但相关研究主要停留在对博士生就业情况的描述性分析和就业影响因素的概括性总结两个方面,而运用计量分析方法来探讨博士生就业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为此,本文尝试将博士生就业问题的研究视角延伸至宏观社会经济环境、中观教育发展状况和微观博士生个体特征等层面,从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博士毕业生规模和女博士毕业生占比等因素入手,建立计量模型来分析相关因素对我国博士生就业的影响,旨在为改善博士生就业状况提供有益的政策依据。

       三、博士生就业影响因素分析

       (一)相关理论假设

       传统的社会流动包括“先赋性”和“后致性”两种模式,其中“先赋性模式”是指个体凭借其自身固有条件,如年龄、性别和体貌特征等先天性因素进行自由流动,而“后致性模式”则主要是指由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等现代社会经济环境所引起的个体流动。与之相对应,我国博士生就业成功与否也是其个体特征、教育发展状况和社会经济环境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结合国内外学者对博士生就业问题的研究成果,本文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对影响我国博士生就业情况的因素进行分析和判断,现提出以下理论假设:

       1.从宏观层面上看,社会经济环境对于博士生就业情况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奥肯定律论证了经济发展速度越快社会接纳劳动力的能力就越强的现实规律。黄秋明根据上海某大学2003-2005年的毕业生就业状况,分析了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对毕业生就业率的影响。[11]高惠娟基于对2002-2009年江苏省高校本科毕业生就业率的统计,以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发展速度等指标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GDP增长率每提高1%,本科毕业生就业率可以提高0.11%;而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本科毕业生就业率增长幅度则高达1.32%。[12]因此,本文选取历年来各省GDP增长率、城市化率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作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度量指标,预期它们的增长都会促进博士生就业率的提高。

       与此同时,我国的产业结构特别是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发展状况对博士生就业也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1995-2008年,我国共计培养博士生218095人,其中有141216名博士进入高校等事业单位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占毕业生总数的64.74%。④张车伟,蔡昉通过分析发现,1979-2000年,我国三大产业中第三产业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最大,其平均就业弹性为0.57,而且尚有很大的吸纳就业的潜力。[13]岳昌君,丁小浩计算了经济增长率、产业结构与高校毕业生就业弹性之间的数量关系,发现经济增长在长期内对就业的促进作用有限,而产业结构调整则有着显著的吸纳能力。[14]因此,本文使用历年各省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作为分析指标,并预期其对改善博士生就业状况有着积极作用。

       2.从中观层面上看,教育发展状况无疑是影响博士生就业成功与否的另一重要因素。伴随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扩展,博士生培养规模急剧扩张,就业市场的供求均衡也被逐步打破,供过于求的现象初见端倪。因此,首先假定历年各省博士毕业生增长率对各省博士生就业状况具有消极影响。与此同时,随着就业市场从“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的转变和岗位竞争压力的不断增大,部分博士生不得不放低身价,参与竞聘一些学历要求相对较低的工作,从而导致其就业状况受到硕士乃至本科生等的影响。所以,本文同时选取历年各省硕士生就业率作为教育发展状况的度量指标,并假定其对博士生就业状况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3.从微观层面上看,博士生个体特征在其就业过程中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刘进和苏永建对个体特征在研究生就业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因子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和年龄等个体特征在研究生求职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15]受传统社会观念的影响,男博士往往被用人单位赋予了较高的生产预期,女博士常常被认为是就业相对困难的群体。因此,本文中假定女博士毕业生占比与整体就业状况存在负相关关系。刘小瑜等学者研究发现,毕业生的政治面貌对其就业状况有着显著影响,在控制住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政治面貌为党员的毕业生的就业发生比是其他组群的1.508倍。[16]所以,本文假定党员博士生占比与博士生的整体就业状况呈现正相关关系。此外,博士生年龄和学缘结构等个体特征也对其就业状况有着重要影响。基于省级个体特征数据的可得性,微观部分的研究主要采用全国性统计数据或以描述性分析为主。

       (二)模型设定及数据来源

       根据上述理论假设,本文先根据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的解释变量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基于省级数据的可得性,模型采用2004-2010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相关数据,总样本量为217个。其中各省份历年博士生和硕士生就业率数据来源于《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一书;而各省份历年博士生毕业生人数、GDP增长率、城市化率、第三产业占比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标则自历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搜集整理而来,相关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见,2004-2010年,我国31个省市博士生就业率的均值仅为85.11%,且各省份差异悬殊。其中,北京、浙江和江西等省份博士生就业率长期保持在90%以上,而贵州等西部省份则相对较低,自2007年起,贵州博士生就业率则一直低于60%,且于2009年达到全国历年最小值12.10%。在博士毕业生规模方面,东部沿海省市博士生教育起步较早、培养模式相对成熟,历年毕业生增长速度较为平稳,如北京市七年内年均增长率保持在15%左右,而西部省份呈现较大的波动性。此外,在硕士生就业率、GDP增长率、城市化水平、第三产业占比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等指标方面,各省市之间的差异十分明显。

       (三)模型回归及检验

       本文采用Stata11.0软件进行计量回归分析,为了减少数据间的异方差性和奇异数据的波动性对估计造成的有偏性,在回归前又对数据进行了对数处理。根据模型设定时对解释变量的分组,本文依次对社会经济变量组、教育发展变量组和全样本组进行回归检验,如表3所示。

      

       通过Hausman检验可以发现,教育发展变量组的模型(2)中P值为0.2770,在0.05的置信水平下不能拒绝“存在随机效应”的原假定,所以模型(2)应使用随机效应模型,而模型(1)和模型(3)的P值分别为0.0450和0.0002,在0.05的置信水平下拒绝“存在随机效应”的假定,因此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具有更好的统计学学意义。

       (四)回归结果分析与个体层面讨论

       根据模型回归结果和个体特征的统计数据,下面从三个层面就上述因素对博士生就业的影响状况依次进行分析和讨论。

       首先,从社会经济变量组来看,经济增长因素对博士生就业状况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但回归系数相对较小。在模型(1)和模型(3)中,GDP增长率每增加百分之一,博士生就业率仅相应增加0.28个百分点和0.82个百分点,且回归结果并不显著。因此,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因素对该地区博士生就业状况的作用尚不能得到明确判断,还需要其他社会经济指标加以论证。在城市化水平方面,各省份城市化率对博士生就业状况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城市化率每提高百分之一,博士生就业率相应提高15.75个百分点,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回归结果与模型原假定保持一致。目前,我国博士生就业区域主要以东部经济发达城市和中西部经济中心城市为主,各省市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能有效提高博士生就业市场的容量,给予他们更多施展才华的机会和空间。此外,第三产业占比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对博士生就业率则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与原假设存在较大出入。在全样本的模型(3)中,第三产业占比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每提高百分之一,博士生就业率则相应减少97.93个百分点和25.79个百分点,且分别在1%和5%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回归结果表明,当前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较低,特别是以知识密集型为主的服务行业发展相对滞后,对高学历劳动者的吸纳能力明显偏弱。在经济转型的初期阶段,我国第三产业发展依旧对资金投入过度依赖,存在资本要素对劳动力的挤出和替代现象,从而导致其与高等教育扩张背景下的博士生供给规模不相匹配。

       其次,从教育发展变量组来看,博士毕业生增长率对博士生就业率的影响程度相对于其他因素偏小,且回归结果在统计上不显著。在自变量仅选用教育发展变量组的模型(2)中,博士毕业生增长率每提高百分之一,博士生就业率就会相应的减少0.24个百分点,回归结果与假定保持一致,而在使用全样本的模型(3)中,博士毕业生增长率每提高百分之一,博士生就业率反而会增加11.79个百分点,与文中第一项理论假定相悖,表明随着各省份博士毕业生规模的增加,反而会导致其就业率的增长。崔玉平运用空间自回归模型,也发现省域毕业生数量增长对本省毕业生就业率确实存在正向的显著影响。[17]博士生的流动性较强,故单一省域内的博士生规模尚未达到供过于求的状态,同时高等教育具有反经济周期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能够带动全社会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最终形成毕业生“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现象。另一方面,硕士生就业率对博士生就业状况则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模型(2)和模型(3)中,硕士生就业率每提高百分之一,博士生就业率会相应增加46.82个百分点和35.33个百分点,且结果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均统计显著,回归结果与模型假定相悖。硕士生就业率对博士生就业的促进作用表明:在高等教育扩展的背景下,硕士生与博士生的就业状况保持同向变动,在就业市场上,硕士生逆向挤占博士生就业岗位的情况还相对较少,博士生在竞聘过程中仍较好地保持了学历层次和科研能力方面的竞争优势。

       最后,在博士生个体特征变量组方面,根据前文中的理论假设,选取女博士占比和党员博士生占比作为解释变量,采用2004-2010年全国范围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4)如下:

      

       其中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t年全国博士生就业率。解释变量中

表示女博士毕业生占比;

表示党员博士毕业生占比;

分别表示教育发展和社会经济变量组,指标选取与前文一致。采用常规方法回归后发现,该模型(4)中各解释变量间的膨胀因子(VIF)平均值为14.23,远远超出经验值2,故该模型存在非常严重的多重共线性。为了解决模型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采用岭回归方法对模型(4)进行再次拟合。分别运用SYSTAT13.1和NCSS软件进行岭回归后发现,当非负因子k值取0.1时,各自变量的岭迹开始趋于平稳,模型的决定系数也保持下降趋势,没有出现明显波动。通过将岭回归所得系数作反标准化处理,可以得到的回归系数为0.2685,表明女博士毕业生占比每提高百分之一,博士生就业率反而会增加26.85个百分点,与文中关于个体性别特征的理论假设大相径庭。如表4所示,2004-2010年国内女博士年均就业率为86.16%,其中仅有两年略低于男博士生就业率,其余五年皆优于同期男博士就业状况。因此,在就业过程中,女博士并未由于个体性别特征而处于相对劣势,相反,部分女博士因为对就业环境和薪资状况的期望值较低,反而能够在就业过程中优先获得较为满意的工作。另一方面,岭回归结果中的回归系数为0.1967,表明党员博士毕业生占比每提高百分之一,博士生就业率会增加19.67个百分点,与理论假设保持一致。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博士生个体特征中的党员身份对其就业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此外,博士生培养规模的持续扩张也导致用人单位开始设置种类繁多的招聘门槛,其中年龄和学缘结构等个体特征在就业过程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周伟通过对上海市和成都市1995-2005年11年间30万份报刊广告招聘条件的统计,发现用人单位录用的求职者主要集中在35岁以下,占各自录用总数的83.3%和69.2%,而40岁以上的求职者求职难度较大。[18]2013年5月,北方某城市公布了《关于××市引进非本地生源毕业生有关年龄要求的说明》,原则上要求引进的博士生不得超过35岁,否则将受到限制而不能在市内落户。该市将就业、落户和年龄挂钩,从政府层面上设置就业年龄门槛,致使部分大龄博士生丧失了平等就业的机会,35岁业已成为决定博士生就业顺利与否的一条“生命线”。截止到2010年,我国博士生平均毕业年龄为33.17岁,其中2008年博士毕业生年龄在37岁以上者共有11800人,约占总数的28.50%,[19]大龄博士生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在学缘结构的个体特征方面,我国博士生就业市场中特有的第一学历歧视将博士生从学缘结构上分为三六九等,用人单位设置相应的招聘门槛,进行差别性对待。据统计,2010-2013年国资委下属113家中央企业在招聘信息和人才引进政策中有85家存在第一学历歧视,占企业总数的75.22%;而作为接纳博士毕业生的重要就业场所,同期国内高等院校的情况则更加严重,国内112所“211”大学(含“985”大学)在教师等科研人员引进过程中,有106所存在第一学历歧视现象,占比高达94.64%,仅有新疆大学、西藏大学和延边大学等六所边疆偏远大学在人才引进政策中没有明确设置针对博士生学缘结构的要求。

       四、促进博士生就业的政策建议

       基于文中实证部分的研究结果,下面分别从宏观社会经济、中观教育发展和微观个人特征方面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一)对政府而言,应优化结构,完善就业服务体系

       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和第三产业发展等宏观经济因素对博士生就业的促进作用还不够显著,改革红利与人才红利未能有效叠加。为此,在促进博士生就业过程中,政府部门应该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更紧密的融合,切实利用好博士生等高层次人才的科技创新能力,实现提高产业科技含量与博士就业的双赢。在推动第三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政府部门应该积极培育新的增长点,改变当前产业发展对资金过度依赖的不良局面,从提高科技含量的角度入手,努力为以博士生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人才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此外,博士生就业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政府部门应扩大对博士生就业市场的投入力度,在加强有形就业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逐步完善就业信息网络建设,为博士生和用人单位提供准确、快捷、全面的信息服务,最终构建和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的博士生公共就业服务体系。

       (二)对高校而言,应控制规模,改善单一培养模式

       伴随我国博士生就业压力的日益增加,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等博士生培养机构应根据学科和专业的设置,适当控制部分专业的招生规模,以提高科研能力和就业质量为宗旨,努力促进博士生就业市场的供需平衡。目前,我国博士生教育仍是按照传统模式,以培养理论型和科研型学术人才为主,这难以满足就业市场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异质性需求。因此,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等博士生培养机构要积极优化培养模式,改变博士生教育过度学术化的弊病,推动博士生在专业结构、课程设置和实践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从学历教育走向能力教育。同时,可以借鉴欧盟的相关经验,在博士生培养过程中设置实践运用环节,增加其教学经验和实践机会,真正实现“用以促学,学以致用”的培养目的。

       (三)对博士而言,应强化素质,提高自身能力信号

       由于我国博士生就业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导致部分用人单位在招聘过程中过分考核应聘者的性别、年龄和学缘结构等个体特征,从而导致部分博士生不能顺利就业。为了解决部分个体特征因素对就业带来的不良影响,拥有信息优势的博士生应强化个人综合素质,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信号。对于在部分个体特征方面处于劣势的博士生来说,应通过完成科研项目、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获取科技发明专利或通过相关技能资格认证考核等方式,向用人单位传递强有力的能力信号,进而获得公平竞争的就业机会。此外,由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存在一定的异质性,部分博士生可以通过自身的长期培养或追加教育投资,获得与众不同的特殊技能,在应聘过程中凸显个体异质性的人力资本信号,从而获得用人单位的青睐和认可。

       注释:

       ①2007年第十批学位授权审核后,我国共有博士学位授权单位346个,授权一级学科1378个。200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定2008~2015年新增博士授予单位立项建设单位54个;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增列一级学科博士点1004个。

       ②2013年7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委员刘延东在全国研究生教育工作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共培养博士49万人、硕士426万人。

       ③2010年,我国博士毕业生共计48987人,其中委托培养博士8268人,占总人数的16.88%。

       ④蔡学军,范巍,等.中国博士质量状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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