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到生命——鲁迅与嵇康、阮籍的联系与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生命论文,从文论文,阮籍论文,嵇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现代文化的巨人，像经年的大树，其繁茂的枝叶花果总连着深广的根系，鲁迅也有着渊深、广博的传统文化背景，而其中，魏晋时代的嵇康、阮籍是极其重要的一条根，他们对鲁迅的影响是不可替代的。这条根，是这样的深远，其影响伴鲁迅一生；是这样的深刻，以至在鲁迅精神心理形态上刻上了独特的印痕。
鲁迅与嵇阮的关系，人们早有论及，但多语焉不详。本文认为，鲁迅循着文学的桥梁抵达嵇康、阮籍。在文学的沟通、晤谈中，鲁迅不仅获得中国传统文学及语言的熏染，更重要的是获得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精神与生命悲剧的共感。同时，他们的相近相通，又有着社会政治、时代价值、文化渊源等多方面的深刻的原因和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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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嵇康、阮籍的联系，首先是在文学上的亲近与沟通。鲁迅的文学生涯，除了纯文学的小说、散文、诗歌的创作外，有杂文创作，另外有翻译和国学中的文学研究，而在第4类，鲁迅对嵇康、 阮籍的研究、关注是极引人注目的。根据《鲁迅全集·鲁迅著译年表》（1981年版）载，鲁迅于1913年10月首次校《嵇康集》，并作《〈嵇康集〉》；后于1915年7月，1921年2—3月，1922年2 月连续多次校《嵇康集》； 1924年6月再次校《嵇康集》， 并作《〈嵇康集〉序》《〈嵇康集〉逸文考》《〈嵇康集〉著录考》等文，完成了他校《嵇康集》的第4 个工作本。1926年鲁迅应厦门大学《国学季刊》之请，又作《〈嵇康集〉考》。1931年，鲁迅在上海又校《嵇康集》，算作“清本”，但他并不以此为最终结束，直到1935年9月（逝世前一年）给台静农复信时， 仍认为他的“清本”应当“校印”。为了一本《嵇康集》，鲁迅的校勘，几乎延续了他早期到晚年一生的文字生涯，其跨时之长，用力之勤，在鲁迅著作中是绝无仅有的。显然已经超出一般的爱好，也不仅看出鲁迅对祖国文学遗产的重视，国学研究的专精功力、严谨态度，可以想到，终身以文学和语言为沟通工具的鲁迅，每一次校勘就是与嵇康的一次文学对话，每一次对话就是精神的沟通、意识的交流和心理的愉悦。孜孜不倦的校勘，正说明这种“对话”对鲁迅来说已超出学术的范围，进入到相依相亲的心理与精神层面。
此外，更为著名的是1927年7 月在广州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篇文章在《鲁迅全集》中散发着奇光异彩，既是鲁迅古文学学术的结晶，又是鲁迅人格、智慧的表达，显现着他幽默、睿智的文风。文章纵论从建安到晋的文学，除了曹氏父子、建安七子外，主要谈论的就是嵇康、阮籍，几乎占了全文内容的一半以上。鲁迅称赞嵇阮，“脾气都很大”；为他们所谓“毁坏礼教”的罪名辨析，认为正是由司马氏以礼教“自利”，嵇阮看不惯，“激而变成”反礼教的；佩服“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反复讲，嵇康被杀，阮籍溺酒，都是司马氏恐怖统治的结果；对那些自命风流，只会空谈和饮酒而不能像嵇阮那样作文章的追名逐利之徒喝斥鄙弃。其中对嵇阮的论说，其材料虽多取自《晋书》但鲁迅对他们的熟稔、理解，亲近却是明显的。他们刚肠嫉恶的性格，“师心”“使气”的诗文风格，处乱世不折节，临危难不屈服的人格等等，鲁迅都作了极精彩的论述，正如曹聚仁所说，鲁迅“是千百年后嵇康，阮籍的知己。”〔1〕这篇文章，在学术上， 是对魏晋文学的生动阐说，表现了渊博的国学根柢；在政治上，“盖实有慨而言”〔2〕用智慧将嵇阮遭遇及人格锻炼成掷向黑暗统治的无形投枪； 在心理上，全文贯注主体情感，字里行间流露出鲁迅对嵇阮的激赏与倾慕。
另外，1925—1929年，1933年1935年鲁迅分别在《两地书》《书信》《且介亭杂文二集》《集外集》等的若干文章中多次提及嵇阮，或作为人生境遇的引证，或作为经典推荐阅读。有的目的在于学术，有的则用来知人论事。这些文章，跨时10多年，涉及的范围有文学、时事、伦理及学术、版本等，时间之长，范围之广，都能说明鲁迅与嵇阮的关系非同一般。
更重要的是，鲁迅在创作上对魏晋文学、嵇阮风格的借鉴与继承。嵇阮为主要代表的魏晋文章的风格，“总括起来”，说是“清峻、通脱”，“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通脱即随便之意”〔3〕。鲁迅杂文博采中西散文营养，英国随笔的幽默和雍容， 德国尼采格言的睿智和精辟，日本小品的征引和凝炼，以及俄国屠格湟夫散文诗的抒情和隽雅，但，毫无疑问，更多是继承中国古代散文的优秀传统：先秦诸子的雄辩，唐末小品的愤激，明末小品的放达，而最重要的就是魏晋文章的影响。具体来说，首先就是通脱、随便。“任意而谈，无所顾忌”，鲁迅杂文内容上不拘话题，表达上不拘形式，随机、随意。或由远而近，纵论古今政治与人性（《灯下漫笔》），或短兵相接，直指现世当权者（《“友帮惊诧”论》）；或三言二语、从容诙谐（《二丑艺术》），或长篇大论、沉著严肃（《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一点对照《嵇康集》就很清楚，嵇的文集中有论、答、书、序、录及诫等，文章的体式、剪裁、篇幅、修辞、用语都不拘一格，灵活多样。其次，析理严密。鲁迅杂文在任意“闲谈”、看似不经意的表达中都暗织着严密的逻辑，从容平实的外表内有着置敌于死地的寸铁，不容置疑的推理。所谓‘师爷笔法”、“老吏断狱”，就是推理严密、判断犀利，深思熟虑、别具眼力，就是“察见渊鱼”“智料隐匿”，而这一方面，正是嵇阮文章的长处，前人早有论述，“嵇文长于辩难文如剥蚕，无不尽之意”，“析理绵密，亦为汉所未有”〔4〕。另外， 与“严明”的逻辑事理相连，就是“简约”。鲁迅深得魏晋文章“简约”的神髓，他的杂文，“造语曲折”，精炼含蓄，出语“简练”，篇幅短小，有时由于包容过多，寄托过深，鲁迅自己认为甚至“流于晦涩”〔5〕第四，长于讽刺，好用反语；善于譬喻，形象地表达思想判断；常援古论今，引用对方的话来举例反驳，这都是鲁迅杂文众所周知的特点。王瑶先生指出：“这些特点在魏晋文章中是相当普遍的”，特别“在嵇康论文中”“是非常显著的”。嵇康和别人辩难的文章，“说理透辟，层次井然，富有逻辑性”，并且“又多半是通过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文心雕龙·事类篇》）的方式”；“而且富于诗的气氛”，多用“譬喻”，例如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6〕。第五，鲁迅小说、 散文创作中的“嵇阮心理积淀”。由于鲁迅对嵇阮烂熟于心，他们的遭遇、为人、言谈举止、形象声态成为一种感受深刻的情绪记忆、形象记忆，存留在鲁迅心里，时时地发酵，影响他作品的各方面。在小说《孤独者》《在酒楼上》《头发的故事》和散文《范爱农》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感到嵇康、阮籍的影子：魏连殳的倨傲与异样，给母送葬时的“长嚎”；对人生的锥心的疼痛和寂寞；至死还含着的“冰冷的微笑”；吕纬甫后来的消沉颓唐、“敷敷衍衍”；范爱农“眼球的白多黑少，看人总像在藐视”，行事“离奇”，说话“冷”等等，如果和《晋书》中的《阮籍传》《嵇康传》的记述联系起来，是不言而喻的——鲁迅在今人身上下意识地写进了古人的英魂。嵇阮不羁的气息、郁痛的遭遇与心曲又在今人的身上闪射吐露出来了。更值得强调的是，很多研究者都指出，上述魏连殳、吕纬甫、范爱农以至N先生的气质、作为、 谈吐又极似鲁迅本人，“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为鲁迅自己的经历”〔7〕， 这样联系起来，嵇康阮籍——魏连殳、范爱农、吕纬甫、N 先生——鲁迅；古人——文学作品中的今人——鲁迅；历史、文学、现实的人物跨时空地聚集在我们眼前与脑际，混成一片，融合叠印。鲁迅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终极关怀，在“嵇阮式人物”这一特定类型上强烈、鲜明凸现出来了。在意识深处，鲁迅通过文学在嵇阮身上找到自己；在意识表层，鲁迅通过魏、范、吕、N等文学形象表现自己， 鲁迅与中国历代不屈知识分子融为一体，同着命运，共着呼吸，鲁迅与嵇阮的共鸣，贯穿着中国封建社会漫长岁月中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挣扎的长鸣与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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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嵇阮的联系，对于嵇阮的重视、依伴、文学上的研究、沟通、其根本的基础是精神上的呼应与共鸣。嵇阮作为鲁迅关注的历史人物，我们当然可以从政治、伦理、文学等多方面发掘其深层的联系，但我们发现，在多重的联系中最突出、最触目的是鲁迅与嵇阮惊人相近相通的生命意识——个体生命的悲剧性体悟。
“灵魂的深处并不平安，敢于正视的本来就不多，更何况写出？……这确凿是一个‘残酷的天才’，人的灵魂的伟大审问者。
……其实，他早将自己也加以精神底苦刑了，从年青时候起，一直拷问到死灭”。〔8〕
这一段文字是鲁迅（1926）对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述，其实，也正是鲁迅自己的写照。像人类大多数精神文化的天才一样，他们的心灵世界不仅浩瀚深邃，远远超乎常人，而且躁动难宁，奔突迸裂，永远爆发着核的裂变。智慧、情感、感知加上无与伦比的想象、幻想、直觉，无时无刻不在寻求对世界与自我的理解、把握与体验。他们对人间的不平格外敏感，对人的灵魂不倦地审问，同时又无情地时时解剖自己。由于他们远远超越时代而被人视为“异类”，世人的指责、自己的拷问以及由种种内外局限所成的自我无法摆脱的困惑与冲突，这一切加起来，他们的灵魂在沸油中受着煎烹。超乎常人的精神折磨与挣扎，伴随着他们一生，痛苦成为他们精神的显著特征，终身难以卸除，消解。
而这一切精神的炼狱，他们又是在清醒的自我意识中进行，他们咀嚼着痛苦，抵抗着重压，忍受着撕裂，自我在个体生命的一点一点的毁灭中观照着悲壮、惨烈——这就是鲁迅、嵇康、阮籍（乃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个体生命的悲剧性悟。
鲁迅与嵇阮个体生命的悲剧性体悟的意识指向在二个层面展开，一是个体生命的历史境遇，二是个体生命的本体意义，这二个层面，在他们的体悟中是融合交汇，互相影响的，不可能截然分开。主体在历史境遇中的惨痛体悟时时证实着对个体生命本体意义的把握；对个体生命虚妄性的彻悟，又时时加重主体在历史境遇中的痛苦感受。生命的历史意义和生命本体意义，社会历史的人和本体意义的人，从来都是联在一起，统一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个人。不过在鲁迅、嵇阮那里，对生命本体意义的体悟比常人更自觉、更深刻也更痛苦。
鲁迅与嵇阮在生命的两种意义。两个层面指向上的悲剧性体悟具体在意识内涵、精神形态上，主要的、明显的是三个方面——生之烦忧，生之寂寞，生之虚妄。
生之烦忧。忧生命是一个重负，自然生命需要的余暇、欢娱与自己全然无缘，有的只是终身驱驰，日夜难宁。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所列的“七不堪”，历数礼教与官场对人性的戕伐，不堪“早期、端坐、危服、酬答、吊往、俗人、官事”的重负，从心里发出自然生命安宁的呼求。阮籍与嵇康一样，也是辞官不就，“不拘礼教”“发言玄远”〔9〕。翻开《咏怀八十二首》和《嵇康集》， 满纸礼赞“山林逸趣”的背后透的是不堪生命负载的沉重喟叹：“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10〕，“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11〕。年届中年时，鲁迅在《朝花夕拾》中用诗意的笔调，忆想童年无忧无虑、天真淳朴的生活，并表示，“在记忆上”“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承认并保留怀旧的“蛊惑”，正是几十年“辛苦辗转”生活的创痛心灵的必然需求，在小说、杂文、通信中鲁迅不止一次表示，“遗忘与说谎”对于人有时还是需要的。“风沙扑面”的战斗中粗糙灵魂的另一面，鲁迅一直珍惜、渴望着抚慰、休息、宁静、温馨。现存生命给予鲁迅的感受是：“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从1925年起，一直到1936年逝世在给爱人、母亲、学生、挚友的信中，生命成为重负的感觉持续不断：“我很想休息几天，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看，但不知道可能够。”〔12〕特别在1934—1935年，他去世前几年给增田涉、山本初枝等人信中，这种感受更明显、更频繁了：“我觉得活着也够麻烦”；“年纪大了，生活愈来愈紧张”；“生活总是烦而无趣”，“不知自己是衰老还是工作多些，总感到烦忙。”紧张、心力交瘁、疲惫，渴求安宁而不得的心情几乎贯穿了鲁迅后半生，只不过“绝望抗战”的选择和巨大的人格力量平时将这种心情压抑、克制在意识底层，痛苦、沉重的感受只对有限的亲密者私下偶尔敞开或在少量作品中流露出来。
忧生命途路的艰难，世事人心的险恶，鲁迅、嵇阮都生活在恐怖时代，当权者对他们这些不合作乃至反叛的知识者，怕的要命，恨之入骨，随时都想也可能置他们于死地。“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13〕嵇康叹道：“何意世多艰，虞人来我维”，“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14〕；阮籍则“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深感；“萧索人所悲，祸衅不可辞，赵女媚中山，谦柔愈见欺”〔15〕，这些恰巧出自《嵇康集》开卷和《咏怀八十二首》首篇的句子，其实正好具有象征和统摄全部作品的意义，集中而典型地传达出他们难逃厄运，日夜恐惧的凄厉情怀。长期遭通缉，生活收入无保障，必须“拼命工作”的鲁迅，其生存忧惧的惨痛感受与嵇阮相同，《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就正是鲁迅认同并借嵇阮“故事”表现自己极端危险的境遇的“有慨”之言。 他一再提出“人生苦”的命题：“人生多苦辛”〔16〕。“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17〕；人间即“地狱”，“人在地上”“没有任意生存的权利”也没有“任意死掉的权利”〔18〕。“中国是古国……花样也多，情形复杂，做人也特别难……在中国，则单是为生活，就要花去生命的几乎全部”〔19〕。
忧生命不属于自己，一方面被人利用、占用，难以摆脱，身不由己；一方面自我异化，难以自我控驭，“我”不由己，生命成为异己力量，被撕裂的烦忧和冲突充塞心灵。嵇阮一再辞官，常常感到被“人无事冤之，令转入沟壑”〔20〕，叹道：“荣名秽人身，高位多灾祸”〔21〕，“嗟嗟涂上士，何以自保持”〔22〕，显赫的名声、高官厚爵只是祸患与污秽，身在仕途上，怎样才能自持、自保？鲁迅的大量文字中，身不由己和被人“利用”的“悲愤之言”一直持续不绝：“我的生命，碎割在给人改稿子，看稿子，编书，校字，陪坐这些事情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实在使我愤怒、怨恨了，有时简直想报复。”〔23〕《颓败线的颤动》中被遗弃、被侮蔑的老女人“无词言语”的诅咒，正是鲁迅惨绝的自我表现。1930年，鲁迅给人的信中仍然痛切地感到：“想望休息之心，我亦时时有之，不过一近旋涡，自然愈卷愈紧……所得的是疲劳与可笑的胜利与无进步，而又下台不得，殊可慨也。”〔24〕另一方面是“我”不由己的异化感：鲁迅不止一次表示，自己背了“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而且自己：“能否忽而奋勉”战胜自己，“是毫无把握的”〔25〕。“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26〕，为此常觉得“悲哀”。全盘的反传统和摆脱不掉的旧传统的对峙，拷问官与罪犯的双重人格与心理集于一身，在他魂深处日夜碰撞、撕裂。一直到1935年，鲁迅身不由己的“地狱”感十分清楚：“那《神曲》的《炼狱》里，就有我所爱的异端在；有些鬼魂还在把很重的石头，推上峻峭的岩壁去。这是极吃力的工作，但一松手，可就立刻压烂了自己。不知怎地，自己也好像很是疲乏了。”〔27〕
生之寂寞。难以挣脱的孤独，无人理解，被人视为“异类”，身在人群茕茕孑立；举目四顾，浑噩沉醉，如同置身“荒原”，与谁沟通，与谁诉说？挚友何在，知音难觅。嵇阮在当时“非汤武而薄周孔”，举止怪僻，言语放诞，内心极其苦闷，可无人理解，反被“时人多谓之痴”〔28〕，说他们毁坏礼教，根本不理解他们其实是“太相信礼教”，故此，嵇康反复长叹：“嗟我征迈，独行踽踽”；“嗟我独征，靡瞻靡恃”，痛切感到：“虽有好音，谁与清歌？”“思我良朋，如渴如饥”，“郢人逝矣，谁可尽言？”〔29〕，阮籍：“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独坐空堂上，谁可与亲者？”“挥涕怀哀伤，辛酸谁语哉！”〔30〕这样的句子布满了他们的诗文集，孤苦之情，让人彻骨冰凉。他们未曾想到，一千七百年后的鲁迅竟是“知音”，一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说透了他们的悲哀与苦衷。在鲁迅挣扎的途中，很早就体会到先觉的孤苦：“吾行太远，孑然失其侣”“吾见放于父母之邦矣”，并且明确这种感觉的世界性与形而上意义：“大士哲人，乃蚤识其弊而生慨叹，此十九世纪末叶思潮之所变矣。”〔31〕他叹道：“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这是怎样的悲哀呵。”〔32〕他开启民智的“立人”行动、主张，换到的是“荒原”的空旷与冷漠，是“一天一天长大起来”如“大毒蛇”般住灵魂的寂寞。“四面都是敌意，可悲悯的，可诅咒的。”〔33〕“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34〕。在魏连殳、N先生、范爱农、 黑衣人、女娲等形象中，都寄植着鲁迅的寂寞、孤独与悲愤，至晚年鲁迅给萧军萧红的信中还明确表示：“我也时时感到寂寞”。在鲁迅的寂寞内涵中，还有一个嵇阮所不具备的，令人恐怖的意象：“受伤的狼”，鲁迅屡屡以之自喻，在当时，他的战叫，如同“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他的寂寞不仅仅是无话可说，无法沟通，而且是受着伤害，也不想说，宁愿“嗥叫”几声，“钻入草莽，舐掉血迹”，也不屑于别人的“安慰”。〔35〕。
生之虚妄。如果说生之烦忧、生之寂寞的悲剧性体验交织着生命的历史境遇和本体意义的双重指向，那么，生之虚妄则主要是生命本体的形而上体悟。魏晋是一个“人的觉醒”的时代，不仅是嵇阮，“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都关注人的生存死亡，追求人的生命欲望的实现，但是他们普遍体验到的却是“生命短促，人生坎坷，欢乐少有，悲伤长多”的绝望与痛苦。他们对生之虚妄的体悟是与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连在一起的〔36〕。是一种觉醒的颓废、清醒的绝望、自觉的痛苦。嵇康哀叹：“人生譬朝露，世变多百罗”“哀哉世间人，何足久托身。”〔37〕阮籍的音调同样沉郁、悲凉：“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38〕。生命无常，人生易老，“只有人必然要死才是真的，”只有短促的人生中总充满那么多的生离死别、哀伤不幸才是真的。与强烈的人生追求联系在一起的生之虚妄是魏晋时代的“典型音调”〔39〕。
鲁迅的生之虚妄，在一般意义，与嵇阮十分相近，即，同样是人的觉醒，同样的觉醒后对生命的绝望：“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40〕；“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41〕。“我能献你甚么呢？无以，则仍是黑暗和虚空而已。”〔42〕在大量文字中，在孤独彷徨存在的“影”，在无可奈何的“死火”，在绝望挣扎的“受伤的狼”等意象中，在不时涌出，旁人不易觉察的晚年的焦虑中，“鲁迅从‘人’的个体体验出发”，深深地“感受着生命无可避免的消逝的悲剧性，人的一切挣扎终不免毁灭”〔43〕。但是，鲁迅生之虚妄的体悟又有与嵇阮不同之处：首先，嵇阮的虚妄与对人生、生活的留恋、追求联系在一起，这种体悟是建立在对个体生与死的关注、思索上，鲁迅的虚妄体验也有对人生、生活的关注希望的一面，他大病后感到：“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44〕；又说：“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他之所谓可有……”〔45〕很明显，这种与虚妄相连的希望，是建立在与他人联系中，是从群体体验出发时所获得的，在鲁迅那里，希望存在于群体的、历史的价值中的，这也是支撑、维系鲁迅在“绝望”后选择“反抗”“抗争”，而不是“药”“酒”、“山水”的根本原因。另外，鲁迅从个体体悟出的“生之虚妄”感，与嵇阮相比，更彻底、更纯粹，更具有形而上的终极意义。一是鲁迅的体悟与20世纪世界思想家契合，极具现代性，他提出了“存在荒诞”的命题：“怎么称呼”“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了？”〔46〕——即我是谁？无归宿、无意义并且无法回答。二是，鲁迅不但发现了“生”的绝望与荒诞，并且发现了“死”的绝望与荒诞：“怎么死的”“怎么到这里来？”“全不明白”，没有任意死掉的权利〔47〕，死后的也逃脱不了被利用的命运。这些都是嵇阮的虚妄感所不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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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生之烦忧、生之寂寞、生之虚妄，穿越近一千多年幽暗的时间隧道，鲁迅与嵇阮在精神、意识的深层蓦然相遇、相通，深深体悟到生命的悲剧，在生命存在的形而上把握中，把个体生命面前，他们获得了极大的自由，远远超乎常人。但对“存在”的自由把握的同时，就意味着选择与承担。悲剧性生命彻悟，必然导致彻悟后完全自主的生命选择，必须由自己决定，由自己承担，没有导引，无可推诿。令人惊异的是，鲁嵇阮不仅生命的悲剧性体悟相近相通，在体悟后的选择也有相近的一面——抗争、反抗。当然，抗争的方式、内含，不尽相同。
首先，对悲剧命运的反抗态度是一致的。嵇阮在当时，看透了司马氏篡权夺位，以礼教自利的虚伪与罪恶，又看到了自我在司马氏统治下难以存身的悲剧命运，深感：“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48〕。于是他们采取了二方面的反抗与抗争，一是生活方式上，放浪形骸、沉溺酒、药，二是僻言怪论，直接“非汤武薄周孔”，“毁谤圣人”，正如鲁迅所指出，嵇阮等竹林七贤“差不多都是反礼教的”，面对悲剧命运，鲁迅选择反抗，十分明确坚定：“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49〕；又说：“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50〕。这样的意思在鲁迅一系列作品中化为“反抗绝望”的意象频频出现：在《故乡》《在酒楼上》《伤逝》中的“我”，在魏连殳、黑衣人，在《野草》中的老妇人，“影”以及晚年的信札中，——面对辛苦辗转的路、亲爱者死亡、回到原点的无奈生活、难以为继的生存境遇、血淋淋的撕咬以及忘恩负义的背叛……，选择什么？选择的是头也不回的“走”、是自戕式决绝、是献出头颅的复仇、是无声无语的诅咒，是独自远行沉入黑暗……选择的是正视与挑战，“选择‘反抗绝望’作为从此（生）到那（死）的现实道路。”〔51〕
另外，鲁迅与嵇阮选择的反抗方式是不同的，但也有相同的一面。嵇阮的反抗“正统”的礼教，用饮酒、服药、游山、求仙来寻求生命悲剧的解脱，“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的强烈欲求和留恋”，他们对“以前宣扬和相信的那套伦理道德、鬼神迷信、谶纬宿命、繁琐经术等等规范、价值”都提出了怀疑与对抗〔52〕。在他们放浪形骸、饮酒吃药的背后蕴藏的是他们不羁、抗争的灵魂。总之，他们用一种荒诞不经、玩世不恭、逆反流俗的方式反抗悲剧命运。但是，这种方式，相对外界的压迫的环境，又是一种迂回的、全身避祸的、变形的反抗方式。鲁迅一生的反抗，既有现实政治功利目的，又交织着个体生命挣扎的意义，与嵇阮的怪诞方式不同，鲁迅的反抗主要是在多方面文化活动中展开，写作、编辑、校对、出版、终身不辍，坚韧不拔。严肃的生活，紧张的工作，充满正义、责任感和牺牲的精神是其反抗方式的主要特点。在这不同的方式中，鲁迅对外界高压、恐怖的环境，不主张“赤膊上阵”“无谓牺牲”，白白送死，相反，主张打“壕堑仗”，注意保存自己，也具有某种迂回的特点。
其三，在反抗悲剧命运中，鲁迅与嵇阮都十分强调个性自由、人格独立的价值取向。魏晋时代，“人的内在精神性，成了最高标准”，人的才情、气质、格调、风貌、性分、能力的超凡脱俗成为一代士人追求、品评的美的理想，与酒、药、求仙、山水、谈玄论道结合起来就是所谓倜傥、超脱的魏晋风度，而个性、人格是魏晋风度中精神一面的精髓，酒、药、姿容只是“衬托这种风度的必要的衣袖与光环”〔53〕。在嵇阮的药、酒、诗的后面就是他们不容侵犯的人格与个性。为此，嵇康“刚肠嫉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一次又一次与那些“礼法之士”绝交；毫不客气地让锺会那样的权贵碰钉子，直至就戮，都风度不改，高弹“广陵散”……；阮籍虽不如嵇康激烈峻切，但同样桀傲不群，他屡屡辞官，常常以“白眼”藐视礼俗之士，甚至佯醉拒绝与司马氏联姻，不过是“酒”使他避免了非命的下场。鲁迅在反抗的生命途中，对人格的独立、个性的自由格外珍视。他强调：“要思想自由，特立独行”〔54〕。为了坚持个人的选择，宁愿拒绝“小女孩的布片”，不愿让“感激”“束缚人”〔55〕；宁愿不做“名人”，也决不能“‘自己’就没有了”〔56〕；宁愿一再遭通缉，也决不俯首、决不合作、决不“出国”；宁愿孤独、病厄、以至毁灭，即使是“老友”、上司、“领导人”乃至兄弟、妻子，即使其间不无犹豫、困惑、痛心，也决不放弃自己的尊严与自由。“我只能说自己的话”〔57〕，“以自己为主”〔58〕，他宣称：“你要那样，我偏要这样是有的；偏不遵命，偏不磕头是有的；偏要在庄严高尚的假面上拨它一拨……”〔59〕这里连续的几个“偏要”一词，说尽了个性的自由，人格的独立。当然，鲁迅的个性、人格，与嵇阮所坚持的又是有区别的，特别是后期，他深知他的反抗是与祖国、民族的命运联在一起的，在给人的信中表示：“时时想到中国，想到将来，愿为大家出一点微力”〔60〕。在鲁迅那里，个体生命（包括人格、人性）的价值与历史的、群体的责任是统一的；民族的性格，时代的精神在鲁迅人格、个性的坚持中得到重塑和张扬。
其四，鲁迅对悲剧命运反抗的选择与嵇阮有区别的另一点是：自觉承担毁灭。在选择反抗的同时就承担这种选择应负的后果。他明确宣告：“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61〕。他一再向希望他指导人生的人表示，他走人生长途，遇歧途，或歇下观察，或夺人食物，或避危险，但“不问路”“不哭不返”；遇穷途，就跨进荆棘，“姑且走走”〔62〕；“自己裁判，自己执行；既没有上帝来主持”，也拒绝“邀请”或领着别人来参加他的“试验”与“乱闯”〔63〕。宁可被黑暗沉没，宁可堕入地狱，也决不推诿，决不布施。在选择反抗的同时就承担毁灭，鲁迅的反抗是自觉面对“坟”的终点；而与之相比，同样是自觉的承担，嵇阮放浪形骸的反抗是面对“生”，是对生的渴望与留恋。对毁灭的自觉承担使鲁迅与20世纪思想家联系起来，与嵇阮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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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目光集中在“绝望”和“反抗”这两个精神（意识、心理）侧面时，鲁迅与嵇阮对于生命的悲剧性体悟和体悟后的选择，那些彼此沟通、共鸣，乃至相近相通的方面就显现出来了。作为一种文化心理，鲁迅与嵇阮同处于一个民族的历史河流，本来就有一定的承传关系，“托尼学说，魏晋文章”，鲁迅并不反对，显然嵇阮是鲁迅的精神文化的母体之一，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我们还试图越过这个历史的大背景，进一步探索他们精神相通的政治的、时代价值为、文化渊源的根据和原因。
政治上，人格独立、代表正义的历史要求与这种要求被黑暗残暴的反动统治扼杀的冲突，是鲁迅与嵇阮面临相同悲剧的重要原因。鲁迅与嵇阮，虽然时代不同，但从历史的角度，他们忧时感怀，抨击黑暗暴政是一致的；他们都是社会的正义力量，体现着社会的进步、人性的良知。嵇阮反叛礼教，蔑视司马氏集团；鲁迅指斥时弊，攻击揭露北洋军阀、国民党的罪恶。同时，他们又是公众注目，名气极大的文人，显然承受高压与恐怖，也决不放弃人格的独立，个性的自由；而他们的对立面，为了其统治的稳固，也决不能容忍鲁嵇阮这样的“异已”力量，他们软硬兼施，无所不用，必欲置于死地或降服他们，这样，反抗与压制，独立与一律，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而“文学家，对于现状早感到不满意，又不能不反对，不能不开口”〔64〕。鲁嵇阮在社会政治冲突中，悲剧的命运早经铸定：处于极端危险而又必然反抗的境遇，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种要求实际上的不能实现的冲突冲击着他们的生命感受：“虽欲无患，其可得乎？”嵇康深知，要想避免祸患，几乎是不可能的，按他的脾性，灾难的到来，只是时间的早晚，最终的下场一定是：“隐姿就长缨，卒为时所羁。”阮籍虽然免于非命，但他痛苦的感受是一样的。利刃高悬，生命无常，人格难伸，终身危惧的痛苦纠着嵇阮。而鲁迅不论在北洋军阀或国民党统治下，看到的只是“禽兽中所未曾见”的“残虐险狠的行为”〔65〕；是青年“层层淤积起来”的血，“将我埋得不能呼吸”；遭受的是，被当作“学匪”、“堕落文人”，长期遭监视的非人生活。历史上少有的黑暗与残暴，让他憎恨不已，窒息难忍，在与恐怖统治对峙中，嵇阮感受的生命的脆弱，鲁迅感到的是生命的沉重，他们忧惧的痛苦是一致的，是不可避免的。
文化上，鲁嵇阮都承受着易时换代所给定的悲剧命运——不同时代的价值观念在意识深层难以避免的矛盾与冲突。当一个时代的统治分崩离析，改朝换代，政权易帜时，当标志一种时代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思想模式受到冲击、截断、变革时，新的与旧的政治与文化的价值必然在它们的交错期展开剧烈搏斗，政治与文化的价值的双重剧变与冲突，把整个民族推入空前劫难，“整整一代人陷入两个时代、两种生活方式的交错之间，这一代人失去了一切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失去了惯例，一切安慰和纯洁无瑕”，“人的生活变成真正的痛苦，变成地狱。”〔66〕
鲁迅与嵇阮正是这样经历两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对于他们的生存，除了政治上的抉择、对抗与痛苦外，文化价值的变更与冲突，更是长时间撕扯着他们的灵魂，伴随他们一生。在整个民族为这种变革更替付出代价时，象鲁嵇阮这样的民族精英，时代先觉所承担的痛苦与困惑，当然更是远远超乎常人。嵇阮从曹魏时期到司马氏时代，随着赖以生存的政治基础的改变，随着生命安全感的丧失，价值观念的改变，精神上也陷于痛苦的挣扎、矛盾之中，一方面，他们放浪形骸，沉溺酒药，以脱俗的风度破坏礼教的规范，让人称异惊奇，维护着人格、人性的自由与尊严；可另一方面，阮籍又拒绝自己的儿子学习自己；嵇康给儿子的《家诫》更是琐细，一条一条地教训做人的规矩、处世的准则。他们的态度是对抗礼教，“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67〕。“态度”与“本心”的矛盾煎熬着他们：一方面“荣名非已宝，声色焉足娱”，一方面“采药无旋返，神仙志不符”，“随波”还是“列仙”？前者不足耽，后者难信实，只能长叹：“逼此良可惑，令我久踌躇”，同样时代交错的厄运，文化价值断裂的冲击也撕打着鲁迅。他习惯在解剖别人的同时，时时解剖自己，在审判国民之前，先审判、拷问自己。他时时意识到发生在自己身上两个时代的文化价值的冲突：在攻击礼教“吃人”的同时，发现自己亦是“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也参加“吃妹子的肉”；在描述审视魏连殳自戕式绝望时，自己就承认自己有“从速消磨生命”的言行；在呼吁“人类间应有爱情”时，自己却承担与“孝”联在一起的无爱的婚姻……全盘的反传统与意识深处对传统的承担，把他推向痛苦的深渊，他深知：“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为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一方面，他催促着新生，“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另一方面他又深知，自己是“从旧营垒中来”，并非“前进的目标，范本”，只是“彷徨于明暗”，连接两个时代的“中间物”〔68〕。虽然鲁迅后期思想上增添了新的素质，但他意识深处的矛盾并未缓解：战斗的寂寞、劳顿，生命的疲惫，……至死对人的警惕与犹豫。两个时代文化价值的冲突带来了鲁迅无法规避的烦忧、虚妄与寂寞。
在文化渊源上，鲁迅与嵇阮的生命体悟有着共同的哲学源头，都受到庄子生命哲学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庄子的生命哲学，鲁迅与嵇阮在体悟生命悲剧时，才有了呼应的共鸣点、沟通的桥梁、认同的基础。庄子站在他们之间，传递着生命体悟的精神信号。
庄子思想博大奇谲、不同凡响，历来公认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最重要的抗衡；庄子文章汪洋辟阖、仪态万方，自古以来，倾倒无数的文人知识者，鲁迅与嵇阮也不例外。鲁迅与庄子的关系，前人多有论述，郭沫若《庄子与鲁迅》一文，从鲁迅著述中的语汇、词句、故事题材、及对庄子的论赞、评述等5个方面，确凿地说明了鲁迅早年熟读庄子， 他的语言表达、思想意识深受庄子影响的事实。任继愈先生也指出，在鲁迅所受中国古代思想家影响中，庄子“对鲁迅的影响也是很深刻的”〔69〕；鲁迅自己也承认：“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怠”。嵇康、阮籍与庄子的联系，更是直接而深刻。“庄子哲学”“直到魏晋时期才被重新发现”〔70〕，而在重新发现庄子的过程中，对庄子学说推崇彰扬，广为阐说，名重一时，影响极大的人物中，嵇康、阮籍就是杰出的代表。他们以自己的学识、精神使庄子成为一代显学，并结合时代的需要，发展为魏晋的玄学。可以说，嵇康、阮籍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是与他们和庄子的密切关系连在一起的，他们是庄子学说在魏晋的主要传人。
鲁迅与嵇阮在生命体悟这一层面，接受庄子的影响，具体可分为三个方面。首先，对生命、个性、感性的关注与重视。鲁迅与嵇阮都注重在心灵中追寻生命的感觉，自觉思索生命的意义，将个体生命作为哲学观照的对象。鲁迅说过：精神现象实人类生活之极颠。他对个体生命的自觉观照大体相对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生命之途、生命存在发生重大转折、抉择的二十年代中后期；一是倍受死神威胁、折磨的生命晚期。在给许广平的信，《写在（坟）后面》、《野草》；给两萧及增田涉等人的信及《“这也是生活”……》《死》等文中，鲁迅的话题几乎涉及生命现象的各个方面：生命的感觉（痛苦与珍贵），生命的存在（绝望与虚妄），生命之途的选择（反抗与抗争），生命的“生”与“死”等等。因此，人们认为：“鲁迅关注的是人的精神现象”。“尤其关注的是人的生命存在，正是‘生命哲学’构成了鲁迅区别于同时代其他中国现代思想家的独特之处的一个重要方面。”〔71〕嵇阮也是这样，在他们的诗文集中，贯穿密布了“性命”“我心”“死生”“终身”“忧思”……语汇，他们忧患、咏叹的中心是“生命”，他们苦苦追寻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在这方面，庄子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人们早就指出：庄子的哲学正是生命的哲学，“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补充了儒家当时还没有充分发挥的人格——心灵”；“深深地透露出对人生、生命、感性的眷念和爱护。这正是庄子的特色之一”〔72〕。诸如“远善恶、起是非、等荣辱”的生命态度，“顺其自然，与万物合一，安命无为”的生命形态，“逍遥游”的精神人格要求，守“道”、“保身全生”的生命原则等等——一系列的生命哲学的命题，早就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所熟悉，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传统文化心理中的一种重要“原型”。另外，在把握生命的内涵上，嵇阮可以说是庄子“保身全生”哲学的直接继承与认同，他们吃药、喝酒、游仙、谈玄的种种“努力”，正是希冀在乱世恐怖统治中留住生命、平衡生理和精神。鲁迅在他生命遇到严重挑战的各个时期，也曾涌出：“玩玩”、“顾及自己”、“休息”的念头，虽然鲁迅并未真正实行，并未退回书斋，远离世事人群，但这种“放松”的想法，确也显示了意识深处与庄子的联系，也即他自己所说的“庄子的毒”的表现。另外，与生之寂寞，孤独相联系，鲁迅、嵇阮对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重视与追求，也是与庄子的影响分不开的。庄子精神中积极的一面，就是在对乱世浊事的愤懑、抨击同时，“重视人格本体的建构”，强调“相忘于江湖”的个性自由；坚持“不蕲兽于樊中”人格独立；主张精神超越的“逍遥游”。“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构成庄子哲学的核心”〔73〕。这一点同样是庄子留给中国知识分子传统文化心理中的一种“原型”，但是正面的影响，一直是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抗拒黑暗，维护自由的重要精神传统之一。王瑶先生指出：鲁迅批判庄子消极思想的同时，也在庄子思想中吸取了不少营养，鲁迅喜欢庄子，是“基于个性解放的思想”，“在反对儒家礼教上，在个人本位思想上，在‘以天下沉浊不可与庄语’的愤世精神上，鲁迅是受到了影响的”〔74〕。嵇阮也是如此，他们轻薄礼教，虽非完全出自本意，“但有一点却又是他们的本态，即对庄子所描述的理想人格的向慕。他们把这种人格看作最高标准”〔75〕。在重视人格本体建构上，嵇阮是直接继承庄子，基本一致的。
注释：
〔1〕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第179页。
〔2〕〔3〕〔67〕《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4〕刘师培《中古文学史》。
〔5〕《两地书·一二》。
〔6〕〔7〕王瑶《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
〔8〕《集外集·〈穷人〉小引》。
〔9〕〔13〕〔28〕《晋书·阮籍传》。
〔10〕阮籍《泳怀诗·其三十三》。
〔11〕阮籍《泳怀诗·其三》。
〔12〕《两地书·二九》。
〔14〕《嵇康·五言古意一首》。
〔15〕〔22〕阮籍《泳怀诗·其二十》。
〔16〕〔25〕〔41〕〔68〕《写在〈坟〉后面》。
〔17〕《野草·题辞》。
〔18〕〔47〕《野草·死后》。
〔19〕《鲁迅书信集·811·致萧军萧红》。
〔20〕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
〔21〕《嵇康集·五言诗一首与阮德如》。
〔23〕《两地书·七一 九五》。
〔24〕《鲁迅书信集·272·致章廷谦》。
〔26〕〔28〕《鲁迅书信集·60·致李秉中》。
〔27〕《且介亭杂文二集·阮思妥夫斯基的事》。
〔29〕《嵇康集·四言十八首赠兄秀才入军》。
〔30〕阮籍《泳怀诗·其一 其十七 其三十七》。
〔31〕《坟·文化偏至论》。
〔32〕〔45〕《〈呐喊〉自序》。
〔33〕《野草·复仇（其二）》。
〔34〕《野草·这样的战士》。
〔35〕《鲁迅书信集·438·致曹聚仁》。
〔36〕〔39〕〔52〕〔53〕李泽厚《美的历程》。
〔37〕《嵇康集·五言诗》。
〔38〕阮籍《泳怀诗·其三十二》。
〔40〕〔49〕《两地书·四》。
〔42〕《野草·影的告别》。
〔43〕〔51〕〔71〕钱理群、王乾坤《鲁迅语萃·编序》。
〔44〕《且介亭杂文末编·“这也是生活”……》。
〔46〕《野草·过客》。
〔48〕《嵇康集·幽愤诗一首》。
〔50〕〔55〕《鲁迅全集·书信·250411·致赵其文》。
〔54〕转引王得后《〈两地书〉研究》。
〔56〕《鲁迅书信集·142·致章廷谦》。
〔57〕《集外集拾遗补编·新的世故》。
〔58〕《华盖集续编·新的蔷薇》。
〔59〕华盖集续编·小引》。
〔60〕《鲁迅书信集·647·致杨霁云》。
〔61〕《华盖集·北京通信》。
〔62〕《两地书·二》。
〔63〕《坟·杂忆》《两地书·二／二四》。
〔64〕《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65〕《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
〔66〕赫尔曼·黑塞《荒原狼》。
〔69〕任继愈《鲁迅与中国古代伟大思想家的关系》。
〔70〕〔72〕〔73〕〔75〕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191 ，190页，第183，193页。
〔74〕转引《鲁迅与中外文化》第45页，江苏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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