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共同价值到中国价值*——与叶险明教授商榷
倪寿鹏
摘 要： 就叶险明教授《“共同价值”与“中国价值”关系辨析》一文提出三点不同意见：(1)人类共同价值和“普世价值”的关系不能仅从语境去划分，应立足马克思主义价值论指出二者背后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实践路径；(2)人类共同价值和中国价值并非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而是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中国价值应展现、落实并丰富、发展人类共同价值；(3)在国际交往中走出冷战思维，追求跨意识形态的合作共赢，这种“求同”恰恰是以“存异”为前提的，应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用实践证明社会主义较之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性。
关键词： 人类共同价值 “普世价值” 中国价值
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注]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 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道德模范表彰活动作出重要批示强调，“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魂聚力，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道德滋养”[注] 习近平：《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精神动力和道德滋养》，《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4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共同价值和中国价值的重要论述在国内外引发了重要反响。学术界也就此展开了热议，并产生了一系列理论成果，但对有关问题的理解还不够准确和深刻，存在着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必要性。以叶险明教授发表在《哲学研究》2017年第6期的《“共同价值”与“中国价值”关系辨析》一文为例，该文力图澄清人类共同价值、“普世价值”和中国价值的区别与联系，旨在有助于引导中国文化走上健康发展之路，其出发点是建设性的，也提出了一些较为敏锐和新颖的见解。但是，该文未能从哲学元理论高度展开对价值问题的研究，这使得作者在几个重大问题上得出的观点都值得商榷。
如图2所示，与对照组比较，TGF组HLFs细胞p-smad2、p-smad3蛋白表达水平升高，smad7蛋白表达水平降低(P＜0.01);与TGF组比较，Tβ4中剂量组及高剂量组HLFs细胞p-smad2、p-smad3蛋白表达水平降低，smad7蛋白表达水平升高(P＜0.05、0.01);提示中剂量(10 mg/L)及高剂量(100 mg/L)Tβ4对 TGF-β1诱导的 HLFs细胞 psmad2、p-smad3表达有显著抑制作用，对smad7蛋白表达有显著促进作用。
一、人类共同价值和“普世价值”
今天我们谈论人类共同价值，将其与所谓“普世价值”区分开来是十分必要的。叶险明教授显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
在对待“普世价值”的问题上，我们务必要在方法论上区分三种不同的语境：其一，霸权与反霸权、控制与反控制、文化侵略与反文化侵略的语境。……在这一语境中，……拒斥和反对是有其正当性的。……其二，各个民族和国家间各种形式的正常文化交流的语境。……在这种语境中，“普世价值”与我们所说的“共同价值”的一致程度就相当高了。……其三，世界上各民族和国家民间的文化交流的语境。……在这种语境中，“普世价值”与“共同价值”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注] 叶险明：《“共同价值”与“中国价值”关系辨析》，《哲学研究》2017年第6期。
登子离开孩子们，摇头叹息：张大爷，让你见笑话了，我家里真的没什么地方可见人。甲洛洛的心口紧紧的，不知道自己这样硬闯进登子的家里是否妥当，但事已至此，他只有硬着头皮笑：我们家也和你家一样，你就别难为情了。
以整体与部分来界说人类共同价值与中国价值的关系，并以前者为后者的普照之光，这一方面将共同价值同“普世价值”一样实体化、绝对化了；另一方面也忽略了中国价值的具体主体性。即使在整体与部分的解读模式下，只要这个整体不是像黑格尔哲学中作为主体的超感性实体一样，而是一般的机械性整体，那么它也不能规定其部分的发展方向和建设方式。实际上，人类共同价值决不等于世界各国价值的简单相加，叶险明教授混淆了人类共同价值和中国价值的关系与全人类和中国人的关系。如果说中国价值是中华民族在价值认同方面的最大公约数(也可说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价值)，那么人类共同价值就是世界各国人民在价值认同方面的最大公约数。
由于叶险明教授未能从哲学元理论高度区分开人类共同价值和“普世价值”，这使得他在把握人类共同价值和中国价值的关系时再度出现了疏失，尽管其本意是在拒斥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警惕中国中心主义的盲目自大，希望稳健推进中国作为文明大国和文化大国的崛起。叶险明教授认为：
其实，一切价值问题都要放到“什么对谁在何时何地有何种类型的价值”这种具体的主客体关系情境中加以理解。就人类共同价值和“普世价值”都关注价值的普遍性而言，如果进一步追问这里具体的主客体关系是什么，那么价值客体通常是指人们普遍需要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资源、普遍遵守的社会规则与规范、普遍追求的真善美等人生境界，其中就包括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价值主体则是世界各国人民。但同样是“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它们作为人类共同价值和作为“普世价值”的理论蕴涵是非常不同的，这主要看它们是被放到具体的主客体关系中去理解，还是被实体化、绝对化地理解。
在今天一些国人心目中，“普世价值”是一个新潮术语，其实它背后的思维方式是非常传统的，即“通过静观和反思，首先确立一个实际上是普遍化、理想化了的自己；然后以默认‘人我相同’为前提，进一步达到对‘一般人’的普遍性的理解；再从这种普遍化的想象中，推论出伦理道德的基本原理和原则”[注] 李德顺：《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27页。 。这种外推式思路说到底是一种伦理上的独白，哲学上的代表人物康德通过静观和反思实践理性的善良意志，确立了社会交往中的绝对命令和“普世价值”。马克思在青年时期一开始也接受了这种“普世价值”，但是他很快意识到“康德只谈‘善良意志’，哪怕这个善良意志毫无效果他也心安理得，他把这个善良意志的实现 以及它与个人的需要和欲望之间的协调都推到彼岸世界 ”[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11-212页。 。笃信这种彼岸和谐的人，往往将此岸的不和谐看作是虚假的，于是作为人的对象化本质的彼岸价值常常转化为此岸粉饰太平的意识形态。譬如，个人自由作为天赋人权被启蒙思想家认定为“普世价值”，但是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社会，“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9页。 。可见，外推的“普世价值”有时是抽象空洞的道德乌托邦，有时则沦为名不副实的意识形态。
总之，从“普世价值”到人类共同价值不是玩文字游戏，它意味着在价值论上从实体思维向关系思维的转变，从教条主义向实事求是的转变。就实现价值的现实路径而言，“普世价值”的支持者除了诉诸话语霸权强加于人，也经常采取类似福音宣传的方式说服人；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者则除了强调平等对话外，更加注重与共同体中其他成员建立合作共赢的关系，以奠定共同价值的现实基础。当然，在社会交往过程中，有些人是在“普世价值”的意义上使用人类共同价值概念的，也有些人是在人类共同价值的意义上使用“普世价值”概念的，这都要求我们能够实事求是地观其名而察其实。
要从方法论上超越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对立，就必须把“共同价值”与“中国价值”置于整体与其构成部分的关系中来考察。……“中国价值”不是在“共同价值”之外存在的价值，不是脱离“共同价值”另搞一套，也不是置身于“共同价值”之上的最优秀的价值，而只是“共同价值”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共同价值”规定了“中国价值”总的发展方向，并在总体上决定了“中国价值”建设的方式。……作为“共同价值”的一个构成部分而存在的“中国价值”，其本身必须在“文化规范”和“文化取向”方面实实在在地体现“共同价值”的普照之光。[注] 叶险明：《“共同价值”与“中国价值”关系辨析》，《哲学研究》2017年第6期。
[23] Lee B., “‘Edge’ or ‘Edgeless’ Cities?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in U.S. Metropolitan Areas, 1980 to 2000”,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Vol. 47, No. 3 (2007), pp. 479-515.
二、人类共同价值和中国价值
在马克思主义价值论中，价值是一个主体性的关系范畴，既不是某种独立自在的实体及其客观状态，也不是评价者的主观情感，而是客体的属性与人的内在尺度即需要和能力的统一，是世界对人的意义。价值在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现实实践活动中产生，既有源自自然和历史的不同程度的普遍性，又有因人而异的具体主体性。共同价值和“普世价值”在哲学上的重要区别就在于：二者在强调价值的普遍性的时候，前者还同时强调价值的具体主体性，后者则将价值的普遍性实体化、绝对化为一种无视主体特殊性的教条。
与“普世价值”不同，共同价值背后是一种内生式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论逻辑，即“由于客观上人们共同活动和交往的社会关系结构、特定的活动方式及其条件等本身，向内、向下提出了一定秩序或规则性的要求——这些要求是维持这一社会系统或活动方式的存在所不可缺少的，并促使有关的人们在意识和行为中普遍地适应这些要求，从而产生了这一系统中的伦理道德”[注] 李德顺：《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29-330页。 。人们有什么样的需要和能力，他们就追求和践行什么样的价值，而人们的需要和能力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是他们现实生活的产物。主体之间很难在需要和能力迥异的情况下追求普遍性价值，更不可能靠外在灌输尤其是强制手段来接受普遍性价值。只是随着近代工商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世界各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逐渐接近，在此基础上才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共同追求或共同价值。这种内生式思路尊重共同体中每一主体的权利和责任，注重“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的精神，主张多元文化自主发展，彼此间加强交流和对话，增进了解和共识，促成睦邻友好的跨文化合作关系，以期百花齐放相映成辉。
多发性骨髓瘤(multiple myeloma, MM)是一种恶性浆细胞病，多见于中老年人群。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每年新增病例呈逐年上升趋势[1]。MM患者存在免疫系统的多种缺陷，且患者的免疫功能缺陷是该病的一个重要特征并影响其疾病进展。MM患者T细胞的数量和功能都存在异常[2]。较早期的研究[3-4]已显示，MM患者CD4/CD8细胞比值降低，与疾病进展相关。
在叶险明教授看来，我国学术界无论是“普世价值”的反对者还是支持者，常常都是自说自话，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双方都没有搞清楚世界的复杂性和与之相应的语境的多层面性。叶险明教授从政治交锋和文化交流等不同语境对“普世价值”的含义进行区分不能说毫无道理，主观上也是希望加强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但是，将共同价值和“普世价值”之别主要限定在政治交锋的语境中，似乎共同价值的提出完全是出于政治策略，并没有学理上的科学根据，因而在一般文化交流中与“普世价值”的含义相似甚至相同。这种看法仍然流于望文生义的形式上的区分，未能从哲学元理论高度揭示共同价值和“普世价值”不同的理论蕴涵，因而很难从根本上澄清二者的区别与联系。
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充分肯定了不同国家的人民对“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的共同追求，为彼此间的求同存异、合作共赢奠定了价值观方面的坚实基础。但是，每个国家在追求人类共同价值的同时，还怀抱富有本民族特色的梦想，如美国梦和中国梦；其选择的制度路径也会因国情、世情等而不同，如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资本主义、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价值公约数的人类共同价值并不能规定中国价值总的发展方向，恰恰相反，人类共同价值内在于中国价值之中，包括中国价值在内的世界各国价值才是其本质所在。一言以蔽之，人类共同价值和中国价值不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而是共性和个性，或者说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
叶险明教授将从个性中抽象出来的共性当作某种独立自在的东西，当作实体性的整体，在哲学上犯了和黑格尔一样的思辨唯心主义错误。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批判思辨的黑格尔结构时说过，如果我们从各种水果中抽象出果实这个一般观念，并将之实体化、绝对化，宣称这个一般观念果实才是各种水果的真正本质，那么“对梨说来，决定梨成为梨的那些方面是非本质的，对苹果说来，决定苹果成为苹果的那些方面也是非本质的。作为它们的本质的并不是它们那种可以感触得到的实际的定在，而是我从它们中抽象出来又硬给它们塞进去的本质”[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72页。 。这一批判也同样适合于叶险明教授对人类共同价值和中国价值的关系定位，被他当作普照之光的人类共同价值只是一种从世界各国价值中抽象出来的一般观念而已。不是人类共同价值规定中国价值，而是包括中国价值在内的世界各国价值规定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共同价值只能在世界各国价值中存在并体现其共性，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着世界文明的发展大势。
至于怎样超越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对立，不少学者都提到一种富有建设性的思路，即“普遍性特殊化，特殊性普遍化”：一切普遍性的规则与规范都要明确其具体的适用主体，每一具体主体的权利和责任则应确立普遍性规则与规范来加以保障。普遍性特殊化主要是针对“普世价值”等观念背后的价值独断主义，即人们对自己价值判断的立场和适用范围缺少反省就轻率地下结论，并把自己所追求的价值看作是与主体的生活情境无关的，代表着对有关事项的唯一正确把握，和客观真理一样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注] 参见李德顺：《价值独断主义的终结——从“电车难题”看桑德尔的公正论》，《哲学研究》2017年第2期。 价值独断主义不懂得价值的具体主体性，将价值的普遍性与真理的普遍性混为一谈，无视他人在价值选择中的权利和责任，不仅表现为国际政治交锋中的话语霸权，也表现为一般文化交流中的话语强迫。普遍性特殊化主张“谁的事谁做主”，这并不是走向价值特殊主义或相对主义，因为每个人都是社会人，都处于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的共同体之中，其事务有些是私人性质的，有些是公共性质的，关键在于通过精准化的法治尺度，尽可能明确群己权界，明确不同主体在不同社会关系场域中的权利和责任。譬如，高校教师“学术研究无禁区，课堂讲授有纪律”，就是由于教师在科研和教学工作中的不同身份带来不同的权利和责任，二者不可相互僭越。
特殊性普遍化则主张将普遍性价值建立在具体主体的现实个性基础上，取其价值认同方面的最大公约数，以制度化形式充分保障每一主体个性化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与责任。在这一问题上，应综合道家和儒家之长并扬弃之。庄子正确地看到：“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庄子·骈拇》)但是他在强调物各适其性的时候，抹煞了人的主体性，走到了无政府主义的极端，宣称“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天下不淫其性，不迁其德，有治天下者哉？”(《庄子·在宥》)问题在于，怎样才能保证“天下不淫其性，不迁其德”呢？削足适履的道德理想主义固不可取，物竞天择的自然状态又好到哪里去呢？只会导致弱小者委曲求生，更加淫其性而迁其德。所以荀子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是很有见地的。在荀子看来，“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这段话主张以礼之普遍性来规范和疏导欲之特殊性，已经有使特殊性普遍化的意味，但是荀子将礼的发明权归于先王，又堕入外推式的伦理独白之困境。建立在特殊性基础上的普遍性，只能通过民主法治来达成，使作为普遍性价值的法成为“人民的自我规定”[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81页。 。人类共同价值和中国价值的提出，都已展现了这一思路的智慧，与此相应的国际法、国内法等制度化建设也要跟上。
三、求同存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叶险明教授用黑格尔式的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来界定人类共同价值和中国价值的关系，还使得他在反对泛意识形态化的思路时，走到另一个极端：
在国际交往中走出冷战思维，追求跨意识形态的合作共赢，这种“求同”恰恰是以“存异”为前提的。离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制度之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共同价值才会陷入逻辑混乱。叶险明教授在此过于强调“求同”，忽视了“存异”的本质重要性，尽管这样做亦有其现实针对性。前文已说明价值是一个主体性范畴，谈论一切价值问题首先要有主体性自觉，知道自己是谁，才能面对多元化的现实，坚持主体性的特色。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出发，用自由人的联合体和社会主义价值观来定位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共同价值，才能准确澄清其含义，进而说明中国价值、中国道路的特色和优越性。
目前中国思想文化界有一种泛意识形态化的思路：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同于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进而将“共同价值”视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代名词。于是乎，类似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问题”的议论便又由此引发出来了。这种议论具有典型的狭隘民族主义和“新左派”思潮的特点。如果照此而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共同价值”就被搞得“火药味”十足，从而也就必然在逻辑上被肢解。[注] 叶险明：《“共同价值”与“中国价值”关系辨析》，《哲学研究》2017年第6期。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共同价值的重要论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论述与马克思的学说是一脉相承的。201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追溯了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六个阶段，强调不能丢失根本，特别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共产主义取而代之的历史必然性，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方向和一般特征作了科学预测和设想。[注] 习近平：《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发现、创造、前进》，《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 在他们的预测和设想中，“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2页。 可见，自由人的联合体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社会理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不渝的价值追求。
自由人的联合体之所以值得追求，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资产阶级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所谓“普世价值”的普照之光并没有照到最广大的无产阶级身上。无产阶级固然摆脱了封建时代的人身依附关系，却又陷入了物的依赖性难以自拔，成为除了劳动力商品外一无所有的有名无实的“自由人”。这种“自由人”普遍从事着不自由的异化劳动，被自我否定的不幸感受所折磨。马克思为此曾痛斥自由这一“普世价值”的虚伪性：“先生们，不要一听到自由 这个抽象字眼就深受感动！这是谁的自由呢？这不是一个人在另一个人面前享有的自由。这是资本所享有的压榨工人的自由。”[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73页。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在认识历史发展一般规律和趋势的基础上，通过共产主义实践促进生产方式的变革和完善，才能吸纳资本主义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并从根本上摆脱其局限性。用恩格斯的话说，“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实现”[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582页。 ，“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70页。 。
此外，激素性骨坏死组MSCs活性氧水平升高，线粒体膜电位水平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10 μmol/L GSK126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细胞内线粒体膜电位及活性氧水平。这表明GSK126能恢复细胞内的氧化应激损伤状态促进细胞增殖。有证据表明，氧化应激参与了骨坏死的病理过程，在激素作用后不久，骨坏死发生前骨组织内氧化应激损伤就已经发生［10，11］。结合以上数据，作者认为GSK126通过降低MSCs细胞内H3K27me3蛋白含量，恢复与氧化应激有关基因的甲基化状态，从而降低细胞内氧化应激水平，促进其增殖。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对于这一高远的社会理想，我们必须分阶段、分步骤地加以实现。当今世界，一方面由于工业化、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极大提高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为人类创造了空前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由于金融动荡、生态危机和恐怖主义等问题丛生，也使人类面临着全球性的挑战。在这样一种休戚与共的状况下，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遗世独立而善其身，世界各国唯有勇于担当历史赋予自己的权利和责任，同心协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共度时艰以开盛世。对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来说，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权宜之计，其远景就是建设自由人的联合体，推进人类共同价值的发展，直到普遍地实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4页。 。具体而言，这也就是要解决好现代文明发展过程中带来的矛盾，以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一个各尽所能、合作共赢、奉行法治、公平正义、包容互鉴、共同发展的未来”[注]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页。 。
可见，在后冷战时代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环节。我们不能脱离总体的制度选择和社会主义实践来谈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共同价值。只有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明确自己在世界各国中的个性化身份，才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现实的主体性力量，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共同价值，最终在实践中证明社会主义较之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性。对这种社会主义特色和优越性的强调，并不等于搞“火药味”十足的意识形态对抗，而应坚持我们的主体性。因为在国际合作外还有国际竞争，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争论和对抗在所难免，唯有求同存异，顺应世界历史大势，掌握主动，赢得发展，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确立中华民族的个性和尊严。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人民在党的坚强有力领导下，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并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人均预期寿命在中等收入国家中位居前列，教育事业也取得了长足进展，已实现了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型，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素质水平都获得了极大提高。当然，也必须看到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面临着官员腐化、环境恶化、贫富分化等一系列难题。但我们相信，只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将改革进行到底，改革的问题就一定能在改革中解决。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走得通，而且走得对，走得好。
比赛中，少先队员们个个精神昂扬，用充沛的感情和流畅的语言，博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而在其后的才艺展示环节中，跳舞、唱歌、乐器演奏，精彩不断……选手们用最大的热情展现出自己闪亮的风采。
*本文系中国法学会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重点专项课题“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研究”〔CLS(2017)ZDZX08〕、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项目“知识与价值：比较视野的研究”(16CXTD03)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 B018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9771/j .cnki .35-1334/D .2019.01.009
作者倪寿鹏，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北京 102249)。
〔责任编辑 林小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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