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兰德公司的苏政治研究：内森#183;莱特斯与《政治局行动准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兰德论文,美国论文,政治局论文,莱特论文,准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771.2；D819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4)06-0136(26) 美国的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是现代意义上世界智库团体的开创者。1945年，时任美国陆军航空队(United States Army Air Forces)①司令的五星上将亨利·哈利·阿诺德(Henry Harley Arnold)创立了兰德公司。当时，阿诺德与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签订了一项一千万美元的“研究与发展”(Research and Development)计划的合同，这就是有名的“兰德计划”(Project RAND)。1948年5月，在福特基金会一百万美元的赞助下，“兰德计划”脱离道格拉斯飞机公司，正式成为独立的兰德公司。② 兰德公司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应对来自苏联扩张的严重威胁，“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最快速地了解苏联，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热核战争和其他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同时遏制和转变‘共产主义’的优势，寻求和平和保护自由”③，作为自己的宗旨。以兰德公司为代表的美国智库团体和科研机构顺应政治需要，肩负起国家使命，开展了大量的苏联研究工作。兰德公司提交的第一份研究报告：“环绕地球的飞行器的初步设想”(Preliminary Design of an Experimental World-Circling Spaceship)就成功分析了未来航天技术的发展方向和预测了苏联卫星的上天。而直到1957年苏联率先发射世界上第一颗绕地球运行的人造卫星(Sputnik Ⅰ)之后，美国政府才意识到兰德公司这份报告的重要性和先见性。 兰德公司的苏联研究内容庞杂、涉猎广泛，包括了苏联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社会、族群、阶层等各个方面，而且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其研究的重点也在相应地发生转移。总体来说，兰德公司早期的苏联研究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苏联的政治决策情况”(Soviet decision-making)，二是“苏联的经济及其战时动员能力”(Soviet economy and war-making capability)。而这两方面则构成了日后美国苏联资料库的原始基础以及美国的“苏联学”(Sovietology)和“克里姆林宫学”(Kremlinology)④的最初模型。此外，兰德公司还对苏联军力的发展情况，特别是苏联核战略能力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大量研究。同时，还曾利用当时新兴的计算机科技来尝试发明一种英俄语自动翻译机；同哈佛大学共同开展了对旅美俄侨的访谈项目(The Harvard Refugee Interview Project)；甚至还吸收了大量反苏学者和苏联变节者来协助研究工作的开展。 可以说，以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为己任的兰德公司所做的这些研究工作，成为当时对苏联知之甚少的美国政府在制定对苏战略和政策时参考的第一手资料，深刻影响了美国对苏战略政策的发展和演变。而有着“超级军事学院”之称的兰德公司，也同美国军方、特别是美国空军以及政府高层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它所开展的大量分析和研究工作，也为美国官方制定战略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因此，在冷战的最初年代，美国国内将兰德公司视为“美国对潜在敌人加强研究的冷战科研机构的先驱”。而苏联的《真理报》则将兰德公司戏谑为“科学、死亡和毁灭学会”。⑤ 当时，囿于资料和情报的限制，关于苏联政治决策情况的研究——作为兰德公司对苏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通过用西方政治学理论来解读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经典著作，以此来探究苏联的政治状况和高层动向。其中，政治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无疑是内森·莱特斯(Nathan Leites)的《政治局行动准则》。这份报告是第一部“对共产主义及其行动准则的政治战略进行系统性分析”⑥的研究成果，它的基本论调不仅在日后成为兰德公司的信条，更作为“美国及其盟国对苏谈判人员的必读书”，⑦被美国外交官员广泛采用。 一、内森·莱特斯其人其文 内森·莱特斯1912年出生于俄国的圣彼得堡(St.Petersburg)，在丹麦和德国完成了学业。正是这样的教育背景，塑造了莱特斯西方化的价值取向和反苏的基本理念。莱特斯在1936年正式移民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莱特斯任职于芝加哥大学；战争爆发后，莱特斯移居华盛顿，作为一名反对苏联政权的苏联问题专家，服务于美国政府的战争信息和对外情报部门，为美国政府进行研究工作。⑧二战结束后，莱特斯继续回到高校任教。兰德公司组建后不久，为了满足当时美苏冷战背景下对苏联加强研究的迫切需要，莱特斯于1947年正式被吸收加入兰德公司，为美国空军和美国政府制定对苏战略决策提供研究参考。莱特斯在兰德公司一直工作到1962年，其间发表了多篇关于苏联政治决策的重要研究报告。其中最为著名的，即在1951年正式出版的、对兰德公司和美国政府和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政治局行动准则》。1962年以后，莱特斯又重新执教于芝加哥大学，直到退休。退休后，内森·莱特斯移居法国养老。1987年，由于肺部感染引起的并发症，莱特斯病逝于法国东南部城市阿维尼翁(Avignon)，享年75岁。⑨ 内森·莱特斯作为一名俄裔苏联问题专家，在进行苏联问题研究时具有先天性的优势。由于从小的教育背景和生长环境，特别是移民美国后，在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作为一名反对苏联政权的学者，莱特斯在进行研究时对苏联党和国家的政策、动向，特别是“潜在的威胁”有着更为敏感的反应，这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其研究成果的基本判断。莱特斯主要研究各国政治领袖人物及其对政策的影响，对苏联、法国、中国等各主要国家的政要都有所涉及，相关著作包括《政治语言：数量语义学研究》(Language of Politics：Studies in Quantitative Semanitcs)、《布尔什维主义研究》(A Study of Bolshevism)、《法国的政治游戏》(On the Game of Politics in France)等。而在这些研究中，莱特斯尤以研究其母国——苏联的政治领袖人物见长，其研究成果也直接服务于美国政府，为美国高层判断苏联领导人的动向及政策走向提供重要参考。莱特斯关于苏联的分析报告和研究著作主要有《战时苏联模式》(Soviet style in war)、《知识精英视野下的斯大林》(Stalin as Intellectual)、《管理学中的苏联模式》(Soviet Style in Management)、《政治局行动准则》以及前面提到的《布尔什维主义研究》等，其中诸如《战时苏联模式》等多份研究报告都是在兰德公司任职期间完成的。内森·莱特斯在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与大多数国际问题专家和苏联专家采用的方法不同。他运用独特的政治学精神分析法(Psychopolitical Analysis)来研究约瑟夫·斯大林等高层政要的活动。正是基于这种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深刻的洞察力，以及因此而推测出的政要采取行动时所遵循的原则，奠定了其享誉世界的声望。由于其自幼形成的价值取向和反苏的政治诉求，以及在研究中将政治行为同个体的心理认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导致莱特斯在研究苏联政治人物时，更为注意苏联领袖个人思想的变动和成长经历对苏联制定对外政策的影响，以及更为注意苏联意识形态中的扩张和侵略性因素，这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西方学术界早期“苏联学”研究的一种基本理念。 内森·莱特斯在研究中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是注重从“政治心理学”(Political Psychology)的层面来分析和研究各国政治人物的行为活动。莱特斯在研究政治人物之外，对于这种将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同政治学和社会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也有专门论述。⑩莱特斯的这种研究方法属于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独特而重要的流派——行为主义政治学：即在研究中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来分析和研究政治现象。该流派致力于在“心理—精神学”层面同社会科学和政治分析之间建立某种联系，从而为研究政治人物、分析政治现象和预测政治行动提供帮助。该流派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是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11)，正是他率先将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引入到了政治学的研究中。拉斯维尔在运用心理学理论分析政治领袖的行为中发现：历史上许多杰出领袖在精神或者生理上都有反常现象，而心理上的失常则会导致政治上的危险性。自卑感、仇父心理、同性恋、自我陶醉等病态心理，都是造成独裁者和专制暴君的心理来源，同时病态的恐惧心理则是造成战争的根源。因此，他认为，为了防止政治上的危险，必须消除“折磨人的灵魂的各种紧张”，建立“政治预防机制”，依靠教育来清洗人们的心灵，依靠受过精神病学训练的社会学家来指引和教育民众，而不能单靠拟定法律、改变政府组织模式抑或扩大民众参与力度等社会改革的方式来谋求政治的稳定。 莱特斯继承并发展了拉斯韦尔的理论。莱特斯认为，在研究政治领袖的行为时，应该将目光更多地关注于政治精英受所处社会环境影响的因素，以及其在孩童时代所形成的价值取向对政治行为所造成的潜在影响，正是这两个关键因素对于政治领袖成年后的政治表现和决策会有很大影响。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方法，作者往往能够从一些按照传统观念看似毫不相干的事件中发现联系，进而得出判断。例如莱特斯在1947年通过对美国国有企业撤销、私有化增长的趋势，预见到日后美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自恋化”(Narcissistic)倾向，而这在莱特斯看来无疑是影响政治人物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 莱特斯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另一个较为关注的重点，是道德和价值观的影响，即在政治学语境中注重“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12)这与冷战兴起初期研究者更多地关注于两极之间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对抗不同，莱特斯的研究同当前“冷战史新研究”(New Cold War History)中注重意识形态等“软权力”因素的研究方法不谋而合。1948年，莱特斯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写道：“在当今社会，民主不仅仅被某些狂热的共产主义者所威胁。另一个不甚明显但是也很重要的因素是——当前西方世界中传统世俗价值观所表现出来的问题，诸如传统中‘道德愤慨’(moral indignation)能力的没落。对于在另一个世界中存在的秘密和公开的迫害和破坏行为，我们理应表现出的关切程度下降了”。莱特斯在运用心理学理论进行政治研究的同时，也将这些研究和分析进行整合，试图将个体活动中包括下意识行为的各个细节联系起来，进而探寻促进个体行为转变背后的社会环境的规律性特征，以及这些规律性特征对于人类社会活动、特别是政治活动所产生的影响。莱特斯通过研究发现，就一般意义而言，政治集权的削弱一定程度上是受到政治领袖个人心理活动的影响的。在一个相对民主的社会里，政治领袖很少会有过度焦虑等病态心理特征。(13)从这样的观点出发，莱特斯认为，正是过度焦虑和盲目恐惧的心理，造成苏联领导人会过分热衷于集权和扩张。 尽管在当时冷战的背景下，莱特斯开展苏联领袖及其制定战略决策的研究工作时难以获得直接来源于苏联的资料，但正是在研究中采取了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使得他能够得出一些独特而有价值的结论。例如，作者通过研究发现，在斯大林生日时，政治局的成员都要为斯大林发表生日演说，而这正是阐释苏联对外政策的重要时机。莱特斯在《政治局行动准则》的研究报告中也引入了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莱特斯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来解读列宁和斯大林的经典著作，试图从他们的言论和著述的“弦外之音”中总结出政治局和苏共开展活动的规律和准则。莱特斯还在研究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政治心理学研究的理论，他创立和发展了“数量语义学”(14)(quantitative semantics)的概念，并将这一概念作为其开展政治行为研究的指导。该理论的核心含义是：人类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在开展其行为活动时总是基于一定的“规律准则”(Rules)，因此对政治行为活动的分析应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考虑。 二、《政治局行动准则》 莱特斯的这项研究，起初是在耶鲁大学工作时，在纽约卡耐基基金会(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资助下，为“国家政策委员会”(National Policy Committee)提供参考而开展的。在莱特斯于1947年入职兰德公司之后，这项研究课题被兰德公司接手，转而为美国空军提供战略服务。(15)可以说，莱特斯的这份研究报告汇总了当时苏联政治研究的最前沿成果。由于这项研究工作与美国国家利益乃至每个美国“负责任”的公民都密切相关，因此，其研究目的在于，运用现实中的苏联政治、军事事件来检验报告中所总结的苏联政治活动规律准则的可行性。由于莱特斯在研究中运用了独特的政治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再加上其俄裔美国人的特殊身份，所以在开展研究时有着先天的优势和独特的视角。而《政治局行动准则》研究报告也堪称兰德公司关于苏联政治研究的首份作品，进而对美国对苏的基本战略——“遏制”政策的发展和流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苏联共产党的政治哲学 莱特斯在《政治局行动准则》中总结了指导苏联共产党行动的规律准则，这是苏共政治局制定内外政策的重要依据和政治哲学。《政治局行动准则》总结出的苏联政治运行的机制是：苏联的对外政策是由十四人组成的政治局这样的“机体”(Body)的共同决策制定的。该“机体”做出决策的依据是，依靠一套来源于列宁和斯大林经典著作的基本理念以及苏共发展史而形成的“行动准则”(Operational Code)。这套行动准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为政治局的成员所坚定不移地遵循。尽管“行动准则”所依据的权威性著作距离当时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但正是它而非外部世界的现实形势指导着苏联在当时以及未来国际环境中所应采取的对外政策。为了验证这套“行动准则”是否切实可行，莱特斯在文中运用了最新的苏联政策来对其进行论证和阐述，并尝试分析出背后政治局的思考和影响因素。(16) 莱特斯认为，由于苏联在斯大林执政以后，在阐释其内外政策时逐步放弃了列宁时代的坦诚做法，对外部世界保持着一种极端保守和欺骗的态度，而大多数的苏共党员作为共产主义信仰的忠实信奉者，愿意将毕生力量贡献给这个“世俗宗教”，再加上政治局坚信苏共的成功是基于一套“正确”的规律准则而非理论上的共产主义概念，因此，有必要通过分析列宁和斯大林的经典著作以及苏共的历史，来分析和判断苏联战略政策的动向。政治局相信，遵循这套通过回顾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制定出来的规律准则，对于处理当前国际事务具有重要意义。如1949年在苏南冲突中苏联政府声称南斯拉夫政府迫害苏联侨民，在处理这一问题上正是受启发于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于1906年的斯德哥尔摩会议同1907年的伦敦会议的比较。(17)莱特斯将政治局行动的规律准则归为三类：第一类是被列宁和斯大林明确阐述过、并在其经典文本中以语录形式直接出现的规律准则；第二类是在特定环境下可以被苏共党员明确意识到的规律准则；第三类则是在苏共党内发挥作用但还不能够被他们所认识到的“潜规则”。这套规律准则适用于苏共而非苏联政府，准则贯穿于苏联共产党的整个政治决策过程，无论是对内政策、对外政策的制定，还是宣传鼓动工作和军事政策的制定，都发挥着重要作用。(18) 莱特斯认为，苏共哲学相信，未来的发展只存在两种情况，即必然发生抑或绝对不可能发生(All or None)，这是苏共信条中很重要的一点。他们认为“A与B能够共存、协调相处”等同于“A遵从于B”(19)，因此在处理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关系中，只存在“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绝不存在“和平共处”的可能。列宁在同实证主义者的争论中便很好地体现了苏共的这一思想。列宁认为，实证主义者阐释科学与宗教并不对立的观点，恰恰正是在鼓吹宗教迷信。苏共还认为，马列主义已经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所有历史事件的发生一定是历史发展造成的“必然结果”，背后一定隐藏着复杂的因素，是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然趋势，完全不像资本主义的庸俗政客(political philistines)所想的那样，有偶然事件发生的可能。在历史规律中，所有的人和物都逃脱不了历史发展的洪流，而只有具有远见卓识和无私奉献精神的苏联共产党，能够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20)因此，当苏共执行一条正确的路线时，尽管没有“发明”或“创造”任何东西，但是因为在其正确路线指导下采取的行动已经被历史规律证明是正确的，因此苏共已经“解决了在历史发展中必然会遇到的各种问题”。而人民群众(Masses)最终会选择跟随苏联共产党的英明领导，而敌人只有在苏共和人民群众或是其他因素的强大压力下，才会被迫作出顺应历史的选择。 此外，苏共信条中十分重要的一点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唯一的目标，必须无条件地加强和扩大“党”的权力。无论是道德还是法律，其基本作用和评判标准都是为了强化苏共的地位和实现共产主义。为了达到既定的目标，可以采取一切手段。在行动中，道德和伦理的因素可以忽略不计。法律的核心原则是为了“加强党的力量”，这正是苏共政治哲学的精髓，也是最为重要的唯一目标。(21)正如列宁在1920年所说的那样：“我们的道德标准来自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共产主义者的道德标准就是服务于阶级斗争的道德标准……”(22)因此，苏联共产党的最高道德目标即通过共产主义来改变人的命运，而所有政策的目的都是为了加强苏共的力量。基于这样的信条，苏共“对于政治斗争中所采用的各种手段和方法并没有严格的束缚和限制”，只要能够在现有的形势下尽可能实现既定目标，任何斗争的手段和方法都可以采用。而对于苏共党员个人来说，在执行任务时不能够被普通感情和道德顾虑所影响，如果犯了“将政治问题置于个人感情基础之上”的严重错误，不仅将导致失败，甚至将导致“党”的灭亡。然而，对于这一信条的秉持，列宁和斯大林的出发点并非完全一致：列宁之所以支持加强苏共的力量，其目的是为了采取行动来抵制那些反对共产主义的人，而斯大林则是为了铲除异己，在人民群众中以及苏共党内树立权威。此外，列宁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在对待采取行动时所使用的手段上也有很大的分歧：列宁主义者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采用诸如武力或者恶劣言语进行攻击等大规模的破坏性手段和方法都不是上上策。而斯大林主义者则认为，强硬的武力手段和威慑手腕是苏共采取行动时最为快捷、有效的方式，因此应该经常性地使用。 莱特斯认为，苏共政治哲学中必须被遵守的另一条重要准则是“情感的控制”，即苏共的一切方针、政策的制定是理性计算的结果，绝不能够受到苏共党内或党外潜在情感因素的困扰。一个合格的苏共党员必须对他的个人情感有着良好的控制，因为他的一切政治行动都会是“一场极其冷酷无情、冷血的战争”。(23)一个不能够有效控制个人情感的苏共党员将被敌人所控制，而“将情感替代客观分析”的做法最终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即便是那些被人们普遍所认同的美好情感，也应被控制，因为一个拥有丰富“同情心的革命者”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24) 莱特斯还认为，苏共在如何开展有效的行动方面也有一套要遵循的规律准则。首先，苏共党内应坚决克服“希望能够平稳、安逸地在小溪中徜徉”(25)的错误思想。苏共开展的每一项行动，都包含了“斗争”(fighting)和克服困难(overcoming difficulties)两个方面。这套规律准则要求苏共党员在行动中必须竭尽全力，“咬紧牙关”、“全力以赴”、“付出所有的力量并且不能因为任何牺牲而停止行动”，“哪怕是最为蹩脚的斗争也要开展，坚决反对那种毫无斗志的防御行动”。即使在采取“防御性策略”时，“依然要迫使敌人处于疲于奔命的状态”。(26)行动既已开展，就必须“毫不松懈”(without respite)地进行下去，因为一切良好形势的发展都是不懈努力的结果，“好事没有不请自来的”(27)，而任何时候疏忽大意都有可能导致灾难的发生。因此，苏共的政治哲学倡导，宁愿花费过多的努力去完成一项行动也要比什么也不做强得多。 组织结构上，莱特斯认为苏联共产党奉行的是高度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在苏共的政治哲学中——对于任何政治机体而言——高度集中的组织机构是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苏共是目前为止最为完美的组织机构，它是由千千万万“由特殊材料构成的人”(28)的党员组成的。在组织原则上，苏共坚持两个原则：一是铁板一块的“整体性”，组织内的高度统一(unanimity)是其核心要义，任何缺乏高度统一的形式都将导致组织上的分裂。因此，苏共反对组织形式上的“散漫”(diffuse)和“松散”(loose)，以及“分散权力”(dispersion of power)的俄罗斯传统，主张采取“严肃”(strict)和“紧密团结”(tight)的组织形式。另一个原则是拥有一个领袖团体，苏共认为，一切有效的政治行动都归因于一个杰出的领导层，“……如果没有一系列的努力和有远见卓识的领导层……在当今社会，没有哪个阶级能够开展有效的斗争。”(29) (二)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运用：政治心理学(30) 内森·莱特斯在研究国际关系问题时，很重要的一点是从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研究各国政治人物及国家政策的基本情况。莱特斯在进行《政治局行动准则》的研究时，在运用列宁、斯大林经典文本进行研究的传统方法的基础上，所采用的独特研究方法，是引入认知心理学的基本理论来阐释苏联政治决策层的基本准则和规律。 美国学界，最先将心理学研究理论引入国际关系研究的先驱者是哈罗德·拉斯韦尔。莱特斯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方法，并进一步创造性地发展出了“操作码”(行动准则，Optional Code)的研究方法。二战后，一方面由于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对传统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理论提出了质疑，另一方面在心理学领域发生了行为主义革命和认知革命，为认知心理学的发展和应用提供了理论基础。再加上在战后的学科发展中，在诸如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各领域，都产生了大量需要探究心理因素的工作，运用心理学理论进行政治分析的领域便逐步开辟出来，并在二十世纪六、七年代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31)基于对现实主义解释力的不满和认知革命的影响，认知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被引入到政治学研究中解决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问题两个层面上来，特别是在国际危机、和平与冲突解决、谈判及联盟政治等领域中，认知心理学被广泛应用，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外交决策分析领域。 在《政治局行动准则》中，尽管莱特斯回答了苏联政体是如何运行并制定政策的等美国政府最为关切的问题，但是，一方面由于莱特斯固有的反苏的政治价值倾向，另一方面由于运用政治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得出的既定假设，这就使其在研究苏联政治局运行模式时已经预设了答案。莱特斯运用认知心理学进行政治分析的一个核心假定是：个人是外交活动和国家决策中的重要行为体，人是具有理性的行为体，而人的理性要受到个体认知能力和环境的制约；不同的个体在认知能力、知觉过程、个性特征、动机与情感等方面差异巨大，因此在假定相关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个体认知变量与政策行为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关系。因此，莱特斯在研究中充分注意到了列宁、斯大林等领袖人物以及苏共党员个体对于整个政策的影响因素。他认为，由于斯大林对权力的追求、盲目的恐惧以及“自恋化”倾向，同时苏共信条的宣传造成苏共党员的“狂热化”倾向，会促使苏联形成一个独裁、集权且非理性的政体，进而不断寻求扩张，从而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形成威胁。在《政治局行动准则》中，莱特斯通过对政治领袖的公开著作、言论和信件等个人资料的双重研究，特别是对列宁和斯大林经典著作中政治辞令的运用进行了重点研究，探求出精英政治行为同政治人物个人经历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而判断出苏联政治决策的基本规律和走向。莱特斯通过从道德精神层面研究精英们的政治行为，提出了“政治行为是受‘基于所在群体导向而形成的内化的社会标准’影响”的观点。他认为，一个群体内的规律准则发端于群体成员幼年时期的经历。而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分析，这种幼年时期的经历又不断被族群文化进行内在的强化，从而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群体的规律准则被族群成员代代相传。莱特斯在政治心理学研究领域贡献卓著，正如克鲁克豪恩(Kluckhohn)所言，莱特斯关于苏联共产党的研究工作“平衡了政治学研究的‘生态系统’”。(32)除了对政治行为的心理学分析方法之外，莱特斯的《政治局行动准则》研究还采用了“数量语义学”(33)(quantitative semantics)的方法。莱特斯把这种研究方法，与指导整个研究的中心前提(即人类——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是基于一定的“规律准则”(rules)来开展活动的)结合起来，从定性和定量两方面对指导苏联政治行动的规律准则进行分析。(34) 莱特斯运用政治心理学的分析方法，不仅对《政治局行动准则》进行研究，而且对世界政治精英的世界观都进行了大量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包括对苏联共产党以及苏联的研究、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的研究、纳粹德国以及法国、越南、缅甸等不同文化、政治体系的研究。他在对政治精英活动的心理层面的分析中，重点研究“以现代社会为特征、导致‘文明崩溃’(breakdown of civilization)的非道德化趋势的政治意义”这一理论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莱特斯呼吁西方国家的研究者们加强对“良心的机能失调”(dysfunctions of the conscience)的研究。可以说，内森·莱特斯的研究弥补了政治心理学研究领域对“精英政治行为的微观研究”关注度不够的不足。进一步而言，莱特斯的研究也丰富了运用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认知心理学理论。当前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认知研究可以细化为操作码(Operational Code)、认知图解(Cognitive Map)、影像性(Image)、信息处理(Information Process)和类比法则(Analogy)等子变量，而其中“操作码”变量的提出，则无疑要归功于莱特斯的《政治局行动准则》。莱特斯在《政治局行动准则》中对苏共的研究，首次引入了“操作码”这一概念，这就是报告中莱特斯所总结出的指导苏联共产党处理对外关系的二十条规律准则。这种可被广泛运用的“标准化”的理念，为莱特斯首创。1969年，“操作码”的概念又进一步为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所发展，乔治对操作码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和概念操作化，其主要工作是对操作码进行概括化，抽象出领袖人物对于政治行动议题的根本信念。至此，操作码的概念被广泛采纳和运用。(35) (三)莱特斯的结论 在莱特斯看来，指导苏联共产党开展行动的这些规律准则，基本上都可以从苏共领导人的言论中找到依据。其实这也恰恰也印证了一点：即杰出领导层在苏共组织内部以及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指导作用。例如，1901年，列宁在指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同沙皇主义作斗争的建议中曾写道：“把所有这些队伍组织起来，要组织得使我们不仅能够实行闪电式的爆发，不仅能够给敌人以偶然的、分散的(因而是没有危险的)打击，而且能够全线出击，同敌人展开不屈不挠的顽强的斗争，凡是在专制政府播下了压迫种子和收获了仇恨果实的地方，都能够向它实行攻击。然而，不把阶级斗争和政治觉悟的种子散播到千百万农民群众中去，难道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吗？请不要说散播这些种子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正在进行着，正在沿着尚未引起我们注意和不受我们影响的千万条渠道进行着。如果我们善于加强我们的影响，提出口号，并打出使俄国农民摆脱一切可耻的农奴制残余的旗帜，这种播种工作就会进行得非常深广而快速。进城的乡下人，现在已经好奇和关心地注视着他所不了解的工人斗争，并且把斗争的消息带到一切穷乡僻壤去。我们能够而且应当使这些旁观者不是好奇，而是了解(即使不是完全了解，至少也要模糊地意识到)工人是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的，使他们变得日益同情工人的斗争。到那时候，革命的工人政党战胜警察政府的日子就将到来，而且会快得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36) 因此，基于莱特斯总结出的苏共的基本规律准则，再加上对俄罗斯发展历史的考察——苏联对“共产主义同资本主义水火不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等理念的认同，俄罗斯历史上遭受外敌入侵的经历——使苏共在夺取政权之后，对权力的态度同取得政权之前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苏联共产党的理念中形成的“不安全观”，使其在夺取政权、获得“相对安全”之后，依然去追求“绝对安全”。因此，政治局在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时，依然视其自身有如处于革命前的沙皇俄国中一般，面临着丧失权力的危险。而为应对这种危险进而实现革命目标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不断的斗争和革命，即西方国家所认为的共产主义的扩张来保证自身的安全。同时，根据苏共的政治信条，政治局在解读外部世界的时候，经常将一些在西方世界的人们看来毫不相干的事情联系起来，并将这些没有关联性的细节作为主要政治发展倾向的重要特征，进而相信在一些偶然发生的事件背后隐藏着复杂的计划和巨大的阴谋。(37)通过对列宁和斯大林经典著作的分析，莱特斯最终得出了“莫斯科正准备吞噬整个世界”的结论：贪得无厌的“苏联帝国”在其教义原则的驱使下，野心勃勃地想要征服全世界的领土。面对来自苏联的威胁，美国只有采用强硬态势才可以阻止“共产主义”扩张的趋势。(38) 三、《政治局行动准则》对美国官方机构的影响 (一)《政治局行动准则》的地位 众所周知，美国在整个冷战时期所奉行的国家安全战略是“遏制战略”。乔治·凯南首先提出了“遏制”战略思想(39)，从而奠定了美国的冷战战略思维。但是，随着冷战背景下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1949年8月苏联原子弹试爆成功，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及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原有的对峙平衡格局被打破。基于对“共产主义扩张”的基本判断，杜鲁门政府认为，凯南提出的以“威慑”和“遏制”为主要手段的有限遏制战略已经不能适应现实情况的需要，美国政府需要采取更为强硬和主动的战略来赢得冷战对峙的主动权。于是，在保罗·尼兹(Paul Nitze)主持下，1950年4月正式出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40)，促使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转变为更为强硬的“全面、无差别”的遏制战略(41)。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从有限遏制战略向全面遏制战略的转变，其基本理念的形成与美国当时新兴的“苏联学”研究的许多基本观点是不谋而合的，其核心观点实质上反映了美国国内强硬派的思想和诉求。而《政治局行动准则》最终得出的“莫斯科正准备吞噬整个世界”的结论，正是这种思潮的重要代表之一。 《政治局行动准则》以学术的方式对苏共政治局的运作模式开展研究，是当时美国的苏联政治研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代表性成果。莱特斯的这份研究报告，是第一部“对共产主义及其行动准则的政治战略进行系统性分析”的研究成果。《政治局行动准则》被美国外交官员广泛用来探测苏联下一步可能采取的行动，成为一本“美国及其盟国对苏谈判人员的必读书”。(42)《政治局行动准则》从列宁和斯大林的经典著作以及俄罗斯和苏联党的发展历史入手，分析和总结出了苏共采取行动以及政治局制定政策的基本规律准则。这份研究报告作为当时美国国内第一部关于苏联政治研究的作品，弥补了美国政府对苏联政治运作模式知识的匮乏，对于美国了解苏联政治层动态、制定更为恰当的对苏政策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参考。 (二)《政治局行动准则》在美国政府部门中所发挥的作用 显然，在美国战略决策部门中，《政治局行动准则》作为必读书和重要参考资料之一，在潜移默化中对美国官方的政策思想施加了重要的影响。 一份来自美国海军部“海军作战部长办公室”(Office of the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Department of the Navy)的秘密文件显示，代号为“ONI Study 10-58”的情报调查报告(Negotiating With The Communists，“同共产主义者的谈判技巧”)详述了共产主义国家的谈判技巧和策略，对共产主义者的道德观进行了剖析，同时对于西方国家谈判人员应该如何应对共产主义者也提供了相应的指导。(43)这份情报调查报告参考了当时“苏联学”研究的代表性学术成果，其中就包括兰德公司著名的《苏联军事信条》(44)、《组织化武器》(45)以及《政治局行动准则》。报告认为，《政治局行动准则》阐述了苏共政治局运作的一般性规律，并深入剖析了其机理和原因。由此得出了一个重要判断，即“这一中枢机构(政治局)来作出决策，而共产主义国家的谈判者们仅仅是执行它的决定”(46)。(笔者：此处删去“苏共中央主席团”等一句话。)海军的这份指南性情报调查报告，旨在帮助美国的谈判专家了解其共产主义对手和与其谈判的技巧。报告详细分析了共产主义国家谈判人员的心理活动、谈判流程以及相关的谈判技巧等。这份指南性情报由于其珍贵性和机密性，印发数量被严格控制，并且被严禁带上飞机，只有通过海军系统专门的内部渠道才可以申请获得，而且相关人员在完成谈判任务后，必须立即销毁。(47)可以说，这份文件对于美国官方处理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具体化指导，而《政治局行动准则》的理念和内容在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除了海军部门之外，《政治局行动准则》以及莱特斯的其他相关研究报告，在美国心理战略委员会(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也发挥了重要影响。(48)在心理战略委员会为部门成员开列的普及性参考文献里，就有莱特斯的《政治局行动准则》。这类文献现已解密，目的在于向对宣传(Propaganda)、公众观点(Public Opinion)以及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等问题感兴趣的公众传授宣传中的语言技巧以及心理战等相关知识。(49)除了普及性参考文献之外，针对心理战略委员会等部门的员工和专业人士，还开列了一类属于最高机密(Top Secret)级别的参考文献。这类文献集中代表了心理战略委员会的核心利益，其中不仅包括NSC-68号文件在内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系列文件(50)，而且也有莱特斯同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well)合著的著名的《政治语言：数量语义学研究》(The Language of Politics:Studies in Quantitative Semantics)等。(51)可见，不仅是《政治局行动准则》，莱特斯的许多重要著作和观点已经在潜移默化中深刻影响到了美国国家安全的各有关部门。除以上提到的两份研究报告外，在心理战略委员会的评估调查部门(Office of Evaluation and Review，PSB)，莱特斯与其他几位专家合著的《斯大林的政治局影像》(Politburo Images of Stalin)(52)和《保加利亚的索菲亚审讯的政治意义(加密)》(The Political Meaning of the Kostor Trial in Sofia，Bulgaria)(53)亦是重要的参考文献。(54) 此外，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NSC-5505号文件——“苏联及其欧洲卫星国的弱点研究”(Exploitation of Soviet and European Satellite Vulnerabilities)，在起草过程中也参考了莱特斯的代表性著作《布尔什维主义研究》。(55) 四、简要评述 (一)关于《政治局行动准则》的一点评价 总体而言，内森·莱特斯运用政治心理学的解读方式，较为系统和深刻的总结了苏联共产党的政治信条、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并从中提炼出了政治局内部运作的规律方式。可以说，莱特斯的观点基本代表了当时西方世界中的主流思想，与东方世界的人们更多地将冷战看作两种不同经济形态、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意识形态的超级大国之间对世界霸权的角力不同，西方世界的人们更多将冷战视为“民主、自由”同“集权、独裁”之间的斗争。同时，莱特斯的研究也构成了早期冷战史研究中“正统学派”(the Orthodox School)的基本理念——即冷战是由于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和自由世界为抵制这种扩张而不得不采取的行为。从文本的分析中可以发现，莱特斯对苏联威胁有着严重的关切和过度的忧虑。然而从时代背景的角度来分析却又不难理解：对西方世界的大多数人来说，刚刚从二战的硝烟和废墟中走出，冷战的阴云又笼罩在了头顶上，因此人们不免对潜在的威胁有着强烈的恐惧情绪，对未来发展有着一些悲观情绪。同时苏共政治哲学中体现出来的陌生性和高超的智慧性以及坚定的意志和强烈的愿望，再加之苏共对资本主义国家强烈的仇视态度，更加剧了莱特斯对苏联扩张的忧虑。另一方面，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之所以对形势的判断过于严重，都是出于“恐惧”——对对手的恐惧、对战争的恐惧——而形成了一些“非理性”的情感和思想，而这些因素又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其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判断。而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也是由“人性”的特质所决定的：当人在“恐惧”等非理性情绪的控制下，出于自保的本能，往往会将对手想象的过于强大。 虽然《政治局行动准则》对于西方世界认知苏联及共产主义国家运作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囿于时代的局限和信息的匮乏，其分析还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莱特斯的这份研究报告，主要是基于列宁和斯大林的经典文本，从纯理论的角度来分析苏联共产党高层的决策和运作机制，并以此为假设前提，即政治局的行动以经典理论中的显在规律和潜在规律作为采取行动和制定内外政策的唯一依据。笔者认为，这种看法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并没有反映出苏联基于其国家利益而推行政策的全貌，因为“苏联尽管是透过意识形态的棱镜看问题，但在政策上仍是以其国家利益为依据”(56)。随着时间的推移，莱特斯的分析就显得不是那么全面了。一方面，列宁和斯大林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当时苏联所倡导的指导思想更多的是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思想，而莱特斯的分析所基于的苏共政治哲学则很多来源于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共产主义理念。进一步说，苏联遵循的是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理论模式而非马列所倡导的共产主义理论模式，因此莱特斯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理论和实际的偏差。另一方面，从俄罗斯历史传统和斯大林个人因素来考虑，继承沙俄衣钵的苏联依然带有一种大国沙文主义的色彩，因而苏共在处理对外关系，无论是同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也一直以“老子党”自居，因此与马列所提倡的纯粹、无私的国际共产主义思想相比，苏联在制定其政策时是以其国家利益为基本导向的。另外，鉴于斯大林在政治局决策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必须要考虑到斯大林的个人倾向对制定政策时所产生的影响：斯大林本人虽然是格鲁吉亚人而非俄罗斯族，但他与列宁最大的一点不同是，斯大林的思想中有着浓厚的“大俄罗斯主义”情结，正是这种个人情结，进一步确定了苏共在制定战略政策时是以本国利益为第一依据，而将国际共产主义的利益置于次要的地位。尽管这符合现代国家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但是却与苏共一贯所宣扬的准则有所不同，因此也使莱特斯在分析中忽略了这一重要因素。假如按照莱特斯的分析来判断，以将“赤旗插满世界”为己任的苏联，在其对外扩张中与美国的冲突一定在所难免。然而正是苏联在制定其对外政策时将国家利益和核战争的灾难性后果进行了优先考虑，从而使冷战长久持续但大规模冲突却不至于爆发了。从美国方面来看也是：正是在以兰德公司为首的专家研究人员缜密的分析和帮助下，一次次化解了美国政府和军方所提出的诸如“杀手锏”的各种冒险政策，从而避免了冷战的升级和大战的爆发。 (二)余论：兰德公司的研究与美国官方决策 通过前文分析不难看出，内森·莱特斯的研究著述以及兰德公司其他苏联研究的相关成果对于美国官方决策和政治思想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鉴于美国独特的“旋转门”制度，我们不难发现，其实美国的学者和官员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学者就曾任职于政府，或者很多官员在退休后又执教于大学。莱特斯亦是如此，早期他从芝加哥大学调到美国战略研究部门，之后又加入到新组建的兰德公司，在1962年退休后又重新执教于芝加哥大学(57)。莱特斯“旋转门”式的经历，其实代表了美国官员和学者从政或治学的典型路径，从而也从侧面反映出，由于双重身份的叠加或是学界同政界千丝万缕的私人联系，美国政府的决策系统乃至国家安全战略都会深刻受到当时以“苏联学”为代表的学术界的观点和理念的影响。 就莱特斯本人而言，他的包括《政治局行动准则》在内的多部著作都对美国官方机构的理念和决策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其横跨政、学两界的个人经历则使得这种影响能够更为有效和快速地转化为政策实践。就兰德公司而言，亦是如此。兰德公司本身即为美国空军一手创立，而美国空军作为政府的强力部门，其意见和建议是可以直接通达至政府高层的。因此可以说，兰德公司的诸多研究报告在美国政府的各级部门实际上都发挥了巨大的影响。(58) 总之，包括莱特斯的《政治局行动准则》在内的兰德公司苏联研究的相关成果，对于美国政府的政治决策和贯彻执行的影响都是深远的，其观点在潜移默化中或多或少地左右了美国外交政策的走向：“兰德对苏联不轨图谋所持的强硬态度，来源于莱特斯的著作和尼采的哀史……这正符合那时倾向多疑和妄想的时代特征，国民对一触即发的核冲突充满了恐惧，他们憎恨任何不拥护和支持美国的事物……”(59)在兰德公司苏联研究的“黄金时期”，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其开展的大量苏联研究工作为美国空军的发展和外交政策的制定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纵观冷战时期的历史，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对苏政策的转变、柏林危机期间美国肯尼迪政府由对苏的整体核作战行动计划(SIOP)向灵活处理对苏关系的“反击力”计划的转变等，都受到了兰德公司苏联研究报告的影响。不仅如此，兰德公司的苏联研究也为后世的政府决策者、学者和情报分析专家研究“冷战期间对美国利益构成主要政治、军事威胁的因素”这一课题留下了珍贵的遗产，(60)该领域的知识也为后来的兰德公司的研究者们和其他地区的学者指明了方向，为其塑造了新的研究工具和分析方法。(61)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议，文章存在的问题由作者负责。 ①美国陆军航空队(United States Army Air Forces，缩写为USAAF)是美国空军的前身，1941年由美国陆军航空军改组而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空中武装力量，在1944年的全盛时期，拥有编制240万员、近8万架飞机及783个永久基地。1947年，哈利·S.杜鲁门总统签署了《国家安全法案》，规定组建与美国陆军和海军地位平等的独立的美国空军(United States Air Force，缩写为USAF)，创建由美国空军部长领导的美国空军部和以美国空军参谋长为首的美国空军参谋部。至此，美国空军从美国陆军航空队独立出来，正式成为与美国陆军、海军地位平等的独立军种。美国空军由空军部、空军参谋部和作战单位组成。 ②RAND CORP,"A Brief History of RAND",http://www.rand.org. ③RAND CORP,The Rand Corporation:The First Fifteen Years,Santa Monica,California,1963,p.2. ④关于美国“苏联学”的详细介绍，可参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所的许华研究员的相关成果，主要包括：许华：“美国的苏联学研究”，《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4年第6期；“美国的苏联学及其功能”，《高校理论战线》，2004年第11期；“美国的苏联学与苏联解体”，《百年潮》，2006年第7期。 ⑤关于兰德公司的成立及其苏联研究的详细内容，可参见：郝亚堃，“美国兰德公司的苏联研究(1946-1965)”，《冷战国际史研究》，2011年第11期。此外，有关“兰德公司的苏联研究”的学术成果，该文亦有系统介绍：郝亚堃，“美国兰德公司的苏联研究(1946-1965)”，《冷战国际史研究》，2011年第11期，第60页，注释1。 ⑥David Hounshell,"The Cold War,RAND,and the Generation of Knowledge,1946-1962",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Physical and Biological Sciences,1997,Vol.27,No.2,pp,262-263. ⑦吴天佑、傅曦编著：《美国重要思想库》，北京：时事出版社，1982年，第164-165页。 ⑧"Nathan Leites Is Dead at 75; Was Expert on Soviet Union",The New York Times,June 10,1987. ⑨Nathan Leites,Expert on Soviet Leaders,Los Angelis Times,June 11,1987; "Nathan Constantin Leites",Contemporary Aurthors Online.Detroit:Gale,2002.Biography in Context. ⑩关于这种研究方法的相关著作可参看：《政治学精神分析法：内森·莱特斯作品选》(Psychopolitical Analysis：Selected Writings of Nathan Leites)和内森·莱特斯的“政治行为中的心理文化因素分析”(Psycho-Cultural Hypotheses About Political Acts)。 (11)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1902-1977)，著名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他最先在政治研究中向美国学界引介了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他的研究致力于探求宣传和传播在政治活动中的影响，其博士论文《世界大战时期的宣传技巧》描述和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交战国之间的宣传战，断定宣传能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力。拉斯韦尔的主要论著有：《精神病理学与政治学》(Psychopathology and Politics，1930年)、《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什么时候和如何得到？》(Politics：Who Gets What，When，How，1936年)、《传播的结构和功能》(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1948年)、《政治的语言：语义的定量研究》(The Language of Politics：Studies in Quantitative Semantics，1965年)、《世界历史上的宣传性传播》(Propaganda Communication in World History，1979年)、《世界政治与个人不安全感》(1953年)等。他的这些著作在分析政治问题时都深受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的影响。在进一步的研究中，作者逐步建立和发展了“传播学”在政治活动中所产生的作用，从“宣传”进一步发展到“大众传播”的概念，他认为，宣传只是信息传播的一种特殊形态，而大众传播研究的范围要广得多，包括报刊、广播、书籍、电影、告示以及歌曲、戏剧、演讲等等。 (12)Alan J.Stem,Nathan Leites and Political Psychology,Contemporary Psychology,1978,Vol.23,No.11,p.936. (13)Ibid. (14)关于数量语义学，可参看莱特斯的相关研究著作：Harold D.Lasswell,Nathan Leites,Language of Politics:studies in quantitative semantics,Cambridge,Mass.:M.I.T.Press,1965. (15)Nathan Leites,The Operational Code of the Politburo,New York,Toronto,London:McGRAW-HILL Book Company,INC.,1951,Foreword,vii. (16)Rudolf Schlesinger,"A Schematic View of Soviet Foreign Policies",Soviet Studies,Vol.4 No.3 Jan.1953. (17)Nathan Leites,The Operational Code of the Politburo,Introduction,xv. 在此对这一例证作一简要阐释：苏共前身为1898年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于1903年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分化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1906年的斯得哥尔摩会议和1907年的伦敦会议分别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和第五次代表大会。斯得哥尔摩会议又被称为统一代表大会，此次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暂时在形式上统一了起来，从而也通过了一些不是十分激进的决议。次年召开的伦敦会议则是布尔什维克取得了优势，在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中拥护列宁路线的代表占多数。并且在会议期间，还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中央机关。这一历史案例旨在说明，政治局在处理苏南冲突问题上，正是汲取了苏共党史上其前身布尔什维克在列宁领导下同改良派孟什维克权力斗争中的指导思想和宝贵经验。 (18)Nathan Leites,The Operational Code of the Politburo,Introduction,xii. (19)Ibid,p.1. (20)Ibid. (21)Nathan Leites,The Operational Code of the Politburo,p.7. (22)V.I.Lenin,Selected Works,Vol.9,pp.475-479.转引自：Nathan Leites,The Operational Code of the Politburo,p.7. (23)Nathan Leites,The Operational Code of the Politburo,p.20. (24)Ibid,p.25. (25)Nathan Leites,The Operational Code of the Politburo,p.20. (26)Ibid,p.25. (27)Ibid,p.26. (28)Ibid,p.37. (29)“列宁,1902”。转引自：Nathan Leites,The Operational Code of the Politburo,p.38. (30)关于内森·莱特斯对政治心理学理论的阐述，可参见：Nathan Leites,Psycho-Cultural Hypotheses About Political Acts,World Politics,Vol.l No.1 (Oct.,1948),pp.102-119. (31)Steve Smith,Belief Systems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Richard Little and Steve Smith eds.,Belief System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Basil Blackwell Ltd.,1988,p.14. (32)A.Costandina,"Psychopolitical Analysis:Selected Writings of Nathan Leites",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Vol.31,No.4,Dec.,1978,pp.571-572. (33)关于数量语义学，可参看莱特的相关研究著作：Harold D.Lasswell,Nathan Leites,Language of Politics:studies in quantitative semantics. (34)David Hounshell,"The Cold War,RAND,and the Generation of Knowledge,1946-1962",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Physical and Biological Sciences,Vol.27,No.2,1997,p.263. (35)Alexander L.George,"The ‘Operational Code':A Neglected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Leaders and Decision Making",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13,No.2,Jun.1969,pp.190-222. (3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二版)，第四卷(1898-1901年)，“工人政党和农民”(1901年2月下半月)，第385-386页。自译《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卷第429-437页。 (37)Nathan Leites,The Operational Code of the Politburo. (38)[美]阿贝拉：《白宫第一智囊：兰德公司与美国的崛起》，梁筱芸、张小燕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第23页。 (39)乔治·凯南遏制思想的提出和系统阐释，主要由1946年的八千字“长电报”和1947年以署名“X”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组成。参见：861,.00/2-2246:Telegram,"The Charge in the Soviet Union(Kenna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Secret),Moscow,February 22,1946-9 p.m.,FRUS,1946,Vol.VI,pp.696-709，以及：X(G.Kennan),"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Foreign Affairs,Vol.25,No.l,July 1947,pp.566-582. (40)NSC-68号文件，参见：[Enclosure 2],"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1950"(Top Secret),Washington,April 7,1950,FRUS,Vol.I,pp.235-292. (41)关于NSC-68号文件形成的系列筹备会议的相关档案，可参见："Record of the Eighth Meeting(1950)of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Washington,February 2,1950,11 a.m.to 1 p.m."(Top Secret),FRUS,1950,Vol.I,pp.142-143."Study Prepared by the Director of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Nitze),Washington,February 8,1950"(Secret),FRUS,Vol.I,pp.145-147.该份文件体现了尼兹对苏联的基本态度，其强硬立场与凯南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Memorandum by the Deputy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Rusk)to the Director of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Nitze),Washington,February 23,1950"(Top Secret),FRUS,1950,Vol.I,pp.167-168.该份文件具体阐述了由“美国国防政策研究小组”起草的NSC-68号文件初稿的基本要点。"Record of the Meeting of the State-Defense Policy Review Group,Department of State,Monday,February 27,1950,3 p.m.to 6 p.m."(Top Secret),pp.168-175; "Record of the Meeting of the State-Defense Policy Review Group,Department of State,Thursday,March 2,1950,3 p.m.to 5 p.m."(Top Secret),pp.176-182; "Record of the Meeting of the State-Defense Policy Review Group,Department of State,Friday,March 10,1950,3 p.m.to 5:30 p.m."(Top Secret),pp.190-195; "Record of the Meeting of the State Defense Policy Review Group,Department of State,Thursday,March 16,1950,3 p.m.to 6:45 p.m."(Top Secret),pp.196-200; "Record of the Meeting of the State-Defense Policy Review Group,Department of State,Monday,March 20,1950,3 p.m.to 5:45 p.m."(Top Secret),pp.200-201.FRUS,1950,Vol.I.以上几份文件是美国国防政策研究小组召开的相关研讨协商会议的档案记录。"Memorandum by the Director of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Nitze)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Washington,March 22,1950"(Confidential),FRUS,1950,Vol.I,pp.202-203."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at the Department of State,Wednesday,March 22,1950,3:00 p.m.to 3:14 p.m."(Top Secret),FRUS,1950,Vol.I,pp.203-206."A Report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Lay),Washington,April 14,1950"(Top Secret),FRUS,1950,Vol.I,pp.234-292.该份文件及其两个附件即著名的NSC-68号文件。文件出台后，围绕NSC-68号文件还出台和形成了一系列相关的具体文件和备忘录等。 (42)郝亚堃，“美国兰德公司的苏联研究(1946-1965)”，《冷战国际史研究》，第11期，第71页。 (43)"Department of The Navy Office Of The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Washington 25,D.C."(Confidential),"In Reply Refer to:ONI Study 10-58,Letter of Promulgation","Negotiating With The Communists",pp.1-19.Date Declassified:July 11,1979,DDRS,Document No.:CK3100441565. (44)Raymond L.Garthoff,Soviet Military Doctrine,The Rand Corporation,The Free Press,Glencoe,Ⅲ,1953. (45)P.Selznick,The Organizational Weapon:A Study of Bolshevik Strategy and Tactics,The Rand Corporation,1952. (46)"Department of The Navy Office of the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Washington 25,D.C."(Confidential),"Negotiating With The Communists",p.17.Date Declassified:July 11,1979,DDRS,Document No.:CK3100441565. (47)"Department of the Navy Office of the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Washington 25,D.C.(Confidential),"In Reply Refer to:ONI Study 10-58,Letter of Promulgation",p.1.Date Declassified:July 11,1979,DDRS,Document No.:CK3100441565. (48)"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708 Jackson Place,N.W.,Washington 25,D.C.,August 15"(Security Information,Top Secret),"Bibliography to propaganda and public opinion,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foreign affairs prepared for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 staff",pp.1-3.Date Declassified:July 31,1990,DDRS,Document No.:CK3100298531. (49)"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708 Jackson Place,N.W.,Washington 25,D.C.,August 15"(Security Information,Top Secret),"General Bibliography",pp.1-2.Date Declassified:July 31,1990,DDRS,Document No.:CK3100298531. (50)参考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系列文件包括：NSC-4,NSC-20/4,NSC-43,NSC-59/1,NSC-68,NSC-74,NSC-86,NSC-114,NSC-114/2,NSC-127.参见："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708 Jackson Place,N.W.,Washington 25,D.C.,August 15"(Security Information,Top Secret),"Bibliography For Staff Background Reading",p.3.Date Declassified:July 31,1990,DDRS,Document No.:CK3100298531. (51)"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708 Jackson Place,N.W.,Washington 25,D.C.,August 15"(Security Information,Top Secret),"Bibliography For Staff Background Reading",pp.1-3.Date Declassified:July 31,1990,DDRS,Document No.:CK3100298531. (52)Nathan Leites,Raymond P.Garthoff,Elsa Bernaut,"Politburo Images of Stalin",World Politics,July 31,1951. (53)Nathan Leites and Elsa Bernaut,"The Political Meaning of the Kostor Trial in Sofia,Bulgaria"(Confidential),April 5,1950. (54)"List of material received by Office of Evaluation and Review,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Unsanitized Complete 21 page(s).Date Declassified:July 10,1992,DDRS,Document No.:CK3100003895. (55)Nathan Leites,A Study of Bolshevism,Glencoe,Illinois,1953."Annex to NSC 5505,‘Exploitation of Soviet and European Satellite Vulnerabilities' Report,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January 18,1955"(Top Secret),Unsanitized Complete 84page(s).Date Declassified:July 24,1986,DDRS,Document No.:CK3100113522. (56)加特霍夫：《冷战史：遏制与共存备忘录》，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19页。 (57)"Nathan Constantin Leites",Contemporary Aurthors Online.Detroit:Gale,2002.Biography in Context. (58)一个代表性例证即美国的“心理战略委员会”(PSB)，兰德公司的诸多机密性研究报告，是该部门开展调查研究和制定决策方案时的重要资料来源。参见："List of material received by Office of Evaluation and Review,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Unsanitized Complete 21 page(s),"Rand Corporation",pp.5-7.Date Declassified:July 10,1992,DDRS,Document No.:CK3100003895. (59)[美]阿贝拉：《白宫第一智囊：兰德公司与美国的崛起》，梁筱芸、张小燕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第25页。 (60)RAND CORP,"History of Soviet/Eurasian Studies at RAND",http://www.rand.org. (61)RAND CORP,"50th:Project Air Force,1946-1996",pp.39-42,http://www.rand.org.标签：兰德公司论文; 斯大林论文; 美国工作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历史规律论文; 心理学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共产主义社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