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政治工作者的楷模——纪念王稼祥同志诞辰9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楷模论文,我军论文,工作者论文,周年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王稼祥同志诞辰90周年。王稼祥同志是我党我军的杰出领导人之一。他把毕生精力和智慧都无私地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前后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十多年，为我军政治工作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王稼祥同志无论是立身治事，还是为言为行，都体现了对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忠诚的伟大品格，体现了完全彻底地对党负责、对军队负责、对人民负责的坚强党性。今天我们纪念他，学习他，对于更好地继承和发扬革命前辈的优良传统，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王稼祥同志坚定地站在党的政治立场上，善于从政治全局上认识问题、解决问题。
王稼祥同志1906年8月15日出生于安徽省泾县厚岸村。他在家乡读书时，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积极组织反帝爱国学生运动。1925年，为了实现“革命是我终身的寄托”的远大抱负，他考进我党创办的上海大学附中，随后加入共青团，被选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他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他曾主编党的《红旗》和《实话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他主动要求到根据地参加实际斗争。1931年，王稼祥奉党中央委派前往中央苏区，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和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同年11月，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此后，他就为巩固发展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决定中国革命事业成败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王稼祥同志凭着自己的政治远见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赤胆忠心，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到中央苏区后很短的时间里，就从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同志战争指导的正确性开坚定不移地予以支持。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他坚决反对“左”倾教条主义者解除毛泽东同志指挥权的错误做法。长征途中，他首先提出要召开一个会议，解决组织问题，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和其他同志一起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并在会上明确提出要毛泽东同志指挥红军，为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危难之际挽救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1937年6月到1938年8月，他作为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尽一切努力向共产国际介绍毛泽东同志和党的抗战路线，与后来去的任弼时同志一起，争取了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同志的支持。1938年8月，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回国，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为维护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和正确路线，发挥了重大作用。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充分肯定了王稼祥同志的历史贡献，多次称赞他是有功的人。
王稼祥在军队建设和革命战争实践中，深深感受到加强党对军队领导的极端重要性，并以自己的政治智慧，为全面坚持和贯彻党领导军队这一根本原则作出了贡献。实行和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党建军的一条根本原则。南昌起义时，党就在军队各级建立了组织。在秋收起义部队著名的三湾改编中，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把党支部建在连上，从根本上实现了党对军队的领导。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确定了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制度措施，保证了我们党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军队改造成为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后来，“左”倾教条主义者在根据地内开展反对所谓的“狭隘经验主义”和“党包办一切”、“事务主义”的斗争，否定了党领导军队的一些制度措施，使红军基层党组织中出现了一种危险倾向，一些党组织对思想政治教育、群众生活、群众情绪甚至违纪现象都不管不问。1932年1月王稼祥同志以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向全军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领导干部发出了《改善和加强红军中党的支部工作》的指示信。信中严肃批评了放弃党的领导责任的倾向，强调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他指出提高并巩固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保证红军对上级命令的执行与巩固红军中的纪律，这是目前红军中党的最中心任务，并提出了加强连队党支部工作的一系列要求和措施。
1937年3月到6月，王稼祥同志去苏联治伤途中在上海等船期间，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问题，给中央写了一封长达万言的建议信。信中结合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教训，分析了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与前途，预测了国民党政府可能采取的对策等问题。王稼祥同志建议：对红军与苏区的领导权要绝对保持在我们手中，同时教育红军、教育党员，使他们适应于新的环境，保持革命的坚定与纯洁，不为任何东西所动摇。他的建议，受到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重视，为我党在统一战线中保持领导权和独立性，为我军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并始终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8年到1943年，王稼祥同志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核心领导成员，参与中央对重大问题的决策，协助毛泽东同志处理了大量有关党、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的问题。1942年，由于多种原因，一些地方党政军民关系中出现了“统一精神不足、步伐不齐、各自为政、本位主义”等倾向。王稼祥及时地为党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提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思想，强调军队要成为执行政府法令的模范。这一文件经党中央批准发到全党，有力地指导了各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成熟和完备的阶段。王稼祥同志通过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对中国革命失败与成功正反两面经验的分析，对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理论和实践有了深刻的认识和理解。1943年7月5日，他在《解放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含义。文章指出：中国民族解放的整个过程——过去、现在与将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相结合的结果。这个正在继续发展的理论，是引导中国民族解放与中国共产主义胜利的保证。王稼祥同志提出的这一概念及其论述，很快就为全党同志所接受，为党在七大正式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指导思想尊定了基础。
（二）
王稼祥同志注重实践、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创造性地开展政治工作。
王稼祥同志到中央苏区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后，虚心向毛泽东同志请教军队建设、政治工作等问题。1932年党中央在给湘粤两省委的指示中明确地指出：在红军中，“政治工作不是附加的，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然而由于多种原因，总有一些同志不重视政治工作。1934年2月，在异常艰苦的战争条件下，王稼祥同志主持召开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这是全军政工干部的第一次大聚会。王稼祥同志在开幕词中重申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他指出一切战争如果没有政治工作的保障是不能完成任务的。我们红军斗争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工农，政治工作就是要提高红军战士与工农群众的积极性。政治工作是提高红军战斗力的原动力。1938年底，王稼祥同志在主持制定八路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时，把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的论断写入条例。从此，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就以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
王稼祥同志很重视加强政治工作制度和政治机关建设。1931年，他担任总政治部主任不久，就领导总政治部制定并颁布了《各级政治机关编制系统表与组织及其工作纲要》，逐步健全红军各级政治机关。接着，他又主持起草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明确规定了政治工作的目的、任务、主要内容和方法，各级政治机关及政治委员、政治指导员的职责，使我军有了一部初步成型的政工条例。1934年，他主持创办了《红星报》。在办报人员的辛勤努力下，《红星报》办成了一面反映红军工作、生活的“大镜子”，一架传播红军、地方以及全世界革命斗争消息的大“无线电台”，一个帮助红军指战员提高思想、改进工作的“政治指导员”，深受红军广大官兵欢迎。总政治部于1939年1月创办了《八路军军政杂志》，由毛泽东、王稼祥、肖劲光、郭化若、肖向荣等组成编委会，毛泽东同志亲笔撰写了发刊词。1940年1月，王稼祥主持创建了八路军军政学院，并亲自担任院长。这个学院对培养八路军团以上军政领导干部发挥了积极作用。
王稼祥同志在担任总政治部主任期间，强调要把思想教育作为红军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在他的主持下，总政治部成立了教育委员会，专门研究红军中的教育问题。为了加强军队中党组织建设，王稼祥同志提出要即时补充健全党支部，这样才能在红军建立强固的堡垒，从而使部队把党组织成员即缺即补作为制度坚持下来，保证了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党组织对战斗分队的不间断的领导。王稼祥同志对政治工作的经验总结，丰富了毛泽东政治工作理论。
（三）
在总政治部主任岗位上十多年的时间里，王稼祥同志一直强调政工干部要以身作则。他对干部的要求，都首先在自己身上体现出来。和他一起战斗过、工作过的同志，都赞誉他坦荡无私，光明磊落；谦虚谨慎，顾全大局；勤于学习，积极进取；严以律己，艰苦朴素，充分体现了我军政治工作者率先垂范的高尚品格。
王稼祥同志要求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要严于思想改造，树立革命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自己首先为干部树立了榜样。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王稼祥同志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他从不向别人包括亲属提及自己的功劳。相反，对于自己早期由于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而一度卷入“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却一再向党检讨。在延安整风中，为了使全党干部从党的历史经验中认清教条主义及其危害，王稼祥同志作为中央学习组副组长，受中央委托主持编辑《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的文件集，有力地帮助党的高级干部划清了路线问题的是非界限，清算了教条主义的影响。王稼祥同志因为治病，没有参加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和七大。在七大召开前，他给毛泽东同志写了“对待党的批评和自己的错误应取严肃态度”和“检讨自己错误的一点经验”两封信，表明了对七大的态度，进一步检讨了自己早年的错误，讲述了对自己缺点错误的反省精神和反省方法。毛泽东同志批示将这两封信印发七大代表，使大家深受教育，进一步增强了自我批评精神。
勤于学习，不断进取，是王稼祥同志对干部的一贯要求，也是他几十年如一日的优良品质。在艰苦险恶的战争岁月里，王稼祥同志几乎把一切业余时间都用来看书、看材料和思考问题。他虽然有比较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造诣，但从不放松对马列和毛泽东著作的学习。他阅读的范围很广泛，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地理、外交、国际共运和现代科学技术，他都涉猎。除了向书本学习，他还注重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读“无字书”。王稼祥同志所以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和很强的政治敏锐性，认识和解决问题善于抓住本质和关键，成为全党公认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与他在实践中勤奋学习和研究分不开的。
王稼祥同志具有顽强的革命意志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在红军第四次反“围剿”中，敌机空袭，弹片把他的肠子打穿了，耳膜震破了，后来又患急性化脓性腹膜炎。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不得不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实施腹部手术，开刀时间长达八个小时之久，他一直坚持下来。长征途中，他的伤口经常发炎，腹部溃烂。但他坚持与同志们一道爬雪山，过草地。他以病残之躯，努力地为党工作。很多老同志回忆起来，至今感慨不已，都说，如果没有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没有顽强的革命毅力，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王稼祥同志心里想着党和群众，唯独不关心自己。在长征途中，由于他伤势很重，组织上给他安排了担架。他对担架队的同志十分关心，如果不是万不得已，他绝不坐担架，在翻越夹金山时，他骑牲口到半山腰，伤口疼得支持不住了，宁肯下来步行，也不肯坐担架，忍受着巨大痛苦一直爬到山顶。过草地时，他把节省下的粮食让给战士吃。延安时期，中央为照顾王稼祥同志的身体，规定他的伙食标准实报实销，他从不因此而搞特殊。他被中央军委评为一等残废，按规定每月可领取几十元的残废金，他不但自己不去领取，也不准家属代领。进城以后，王稼祥同志仍然艰苦朴素、清正廉洁。他生活非常简单，只要求饭菜卫生、易于消化即可。他的桌上放着一个饼干筒，里面盛着烤馒头片，熬夜时饿了就拿几片充饥。他不仅自己不搞特殊化，对家人要求也十分严格，从不以手中的权力谋私利。
王稼祥同志离开我们已经22年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永放光芒的。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我们每一个军队干部特别是政治工作干部，都要学习王稼祥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继承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周围，奋发图强，努力工作，为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建设，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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