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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贸易秩序
当今，新的世界经济秩序逐渐现出轮廓，可以供我们任意选择的，已经不是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的二者选择其一，而是各国政府将要重新探讨，如何在开放本国市场的同时实施新的产业政策。
美国政府曾经采取政府和商业之间划清界限的政策，一九四五年以后，世界贸易也以此作为基本原则。可是，今日保持这个原则已经不可能了。随着日本以及欧洲各国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政府与企业间的密切关系促使规划新的产业体制，另一方面，企业间在国际上的紧密合作也有所进展，从而使美国传统的倡议也蒙上了一层阴影。
到目前为止，企业方面，对于政府发表的经济战略，总是强调商业在世界上的开展，要与实际情况相适应。促进跨国公司的出现和企业间的国际协作，从一开始对于企业与国家的一致性就可以看出反映当地政治上的意图，以及克服贸易障碍由经济上的权宜主义所领导。不管怎样，企业方面为了采取这种对策，在现实大多数世界经济市场上，纯粹的自由贸易可以说是不存在的。
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给予世界经济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世界贸易占海外投资的比例不过10%左右（例如，福特·欧洲，福特·美国间的交易那样），然而一系列企业内贸易实际甚至达到美国贸易的40%。当今的投资、贸易的性质和方向性都作出很多规定。
国际间的企业协作并不意味着当初的政治意图就已经消失了，只不过是与经济上的必要性相比较政治上的动机降到了次要的地位而已，当今国际间的企业协作进展很快，自己承受经济风险，在世界市场上，成功的独自进行必要的专门技术开发的企业，几乎是不存在的。世界上很多企业为了内外市场的成功，在难以解决的零件、半成品等方面都是依靠国际上其他企业的协作。
市场流通制度之抬头
围绕新世界经济秩序形成和实施的活动，正在顺利地开展，也可以把它称之为“市场流通”制度。一九四五年以后的自由贸易体制排除了国界的障碍，有关投资确立了某种程度的自由权利。同时，正在新形成的市场流通制度，自由贸易体制也在国界壁垒上采取灵活的态度，另一方面，确保投资流通，以及国内政策波及自由竞争的不良影响，关于国际监督这一点，显示出比以往更加严格的态势。
市场流通制度是政府对企业各种辅助政策事实上的认可。实际看来，按照国际间的协议，停止国内的辅助政策是不可能的。但是，经常不失时机的指出国际上的章程和贸易对手国的问题，有时有利于使各国间的国内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的协调。为了能够确保有效竞争贸易环境的最佳方式，贸易（包括国际间的贸易协作）通过投资，让有实力的海外企业进入世界的主要经济中心。如果实际上采取这样的战略，海外企业也由于保护贸易政策，受到了着眼于贸易壁垒和特殊产业振兴的辅助政策的优惠，那么，保护主义就完全没有意义了。
市场流通制度一旦具有实力，原有国际上的经济协议就破产了。例如政策决定者们，象以往那样，不依靠多边贸易协议，也不把贸易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因素来重视。再者，国内经济政策和国际经济政策彼此独立，认为互相没有关系的想法也将被淘汰。为此，各国政府为了理顺世界贸易必须重新构筑世界的框架及其手段。
为了把握其梗概，本文将就汽车、半导体、电气通信产业进行具体的说明。这些产业，是重工业、高度尖端技术、综合服务产业交错的部门，是考察新时代适宜的事例。这些产业是在以往传统的经济政策争论的框架内所无法说明的活动。事实上，这些产业所面临的世界性课题，与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的争论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的确，各国政府对国内的汽车产业、半导体产业是采取积极的辅助政策的，这些产业的世界市场比较集中，如果跟20年以前比较是开放得多了。尤其是电气通信产业，以往由政府经营，即或不是，也是置于政府管辖之下，而当今市场非常自由化，展开国际间的竞争。所以，弄清楚这些产业所经历的变化，政府围绕世界贸易进行的改组，肯定会诱导出初步的指导方针。
汽车市场的一体化
日本汽车设计·构造工程的革命，很快使世界市场大为改观。乃至日本造汽车席卷美国市场，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一下子活跃起来了。日本车进口增加，美国的大生产厂家和工人要求扩大保护主义，最终，日本方面决定主动采取对美出口的限制（就是说基于默许同意限制出口，由于限制是出口国“主动的”举措，从正面避开忽视GATT的规定）。
正如经济学家所预测的那样，日本方面的主动限制使美国内的汽车销售价格提高了。日本的汽车制造厂，从小型车向更加有利可图的大型车市场转移目标，一方面，向美国内的生产设施进行大规模的投资。然而，不仅对美出口，日本车对欧洲出口很快也遇到了困难。英国为了挽救正面临衰退的国内汽车制造厂，欢迎日本的生产厂家在其国内增添生产设施。可是，如果法国和意大利也同意这样做的话，担心是不是采取了不利于今后日本企业的本国汽车生产厂家的行动。
这20年来，就是采取这种限制的方式，可是尽管如此，美国汽车市场上日本车的市场占有率还是达到了30%。美国的汽车制造厂对于日本车的打进市场，则以改善美国车的性能、降低价格来对抗。还有那些美国内的日系汽车工厂需要利用较多的美国造零件和工人，与此同时，日本国内的汽车制造厂使用，购进很多的美国造零件，在日本扩大了美国车的销售。其结果，日本车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下降了，促进日本汽车生产工程在美国的零件生产厂家的参与，而且（日本方面进口之多，也可以说有可能是在美国的日系工厂生产的车）认为在日本市场的美国车的销售也有某些程度的上升。一方面三大国与政府协调进行有关主要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是政府安排支持政策的结果，现在开始有所认识。
也可以说是政治上的障碍，由于欧洲共同体谓的一九九二年计划，欧洲的汽车市场虽然行动缓慢，但也在向一体化的方向迈进。英国在本国内建立日系的汽车工厂是积极的，而在另一方面，法国打算限制日本车的设想如以上所指出的那样，他们也是就要求日本车出口的主动限制有着一致的见解。其结果，包括当地生产份额把日本车的欧洲市场的占有率，到2000年降低到16%达成了协议。作为当地的汽车制造厂的救济措施，连当地生产的日本车也成为限制的对象，这是一种新的尝试（可是实际上，在欧洲市场日本车的占有率已经增大到50%了）。
欧洲共同体还就为了便于欧洲车向日本市场出口与日本方面也有规定。实际欧洲的高级车在日本的进口市场的占有率有5%以上是美国车。然而围绕这个协议的解释日欧间见解是不一致的，两国间对协议的解释暖昧，为了便于回避多边贸易规则有利用的可能性，这种见解上的分岐也可以说逐渐成为问题了。
不过从总体上看，当今贸易外交日美欧正加强在世界市场上的自由竞争。世界的汽车市场，尽管有保护本国汽车制造厂的各国政府大规模的介入，而一体化程度也有所增长，世界的汽车生产厂家间的协作关系更加重要起来了。政治上的优厚待遇又当别论，汽车生产厂家对技术革新反应比较敏捷，为了减少在世界范围扩大生产系列成本，谋求生产设施的共有、有关设计的互相交流、筹措零件的世界化将会进行下去。
国际企业协作之进展－半导体产业
长期以来，美国的半导体生产厂家大体上独占了世界的半导体市场，到了一九八○年初期，因为开发高难度的新一代的存储片，这种状况也就宣告结束了。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围绕生产工序和产品设计实施国内企业间的协调支援政策。由于依靠政府这样的产业政策，使日本半导体制造厂增添了活力，掌握了有关存储片的世界市场，而美国企业在整个80年代处于守势。
美国的半导体生产厂家认为有必要在新的领域发动攻势，采取日本政府主导型的企业间的协调模式，于80年代中期开始成立了半官方的专门的生产研究机构。这种官民合作组织是接受美国政府的特别资金援助的，也并不适用于反托拉斯法。但是，不管美国的半导体产业如何努力，也还是为美国产品在日本市场上的占有率不到7%而忧心忡忡。
实际受到优厚保护的日本半导体生产厂家，在海外市场竞争以前就已经确立了相当规律的经济效益，利润已属可观了。成功的降低生产成本的日本厂家，在海外采取倾销手段也是可能的。官方合作组织和美国政府，为了对抗日本企业的这种优越性，要取缔日本企业的倾销，确保打进日本市场进行了一系列的幕后活动。其结果产生了一九八六年的日美半导体协定，这在贸易政策上是一个革新的事件。该协定为防止日本企业的不正当竞争，对于美国等外国产半导体在日本市场的占有率作出了决定。当初所面临的两个国家，美国电子计算机业界也支持这个协定。新协定再次确认反不正当竞争和市场流通的目标。其结果海外制造厂在日本市场的占有率如今已达到了15%。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构筑日美的业界间的协调体制，市场流通问题也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一九八六年，当日美缔结半导体协定时，欧洲政府有关人士为欧洲跟日美在半导体生产方面所拉大的差距，而深感焦虑。他们不会这样心甘情愿地排在第三流上，于是他们按照GATT审核日美协定的条文，并开始要求修订部分条文，其后，就有关和日本的反不正当竞争协定进行交涉。另一方面，欧洲共同体给官民合作的研究机构投入大量资金，着手制定以促进欧洲企业间的协调为目的的一大计划。并于一九九二年计划扩大本身的市场，使当地的竞争活跃起来，重新以把欧洲的电子产业搞活作为目标。
美国政府有关人士担心，欧洲通过一九九二年计划构筑“欧洲要塞”，是不是想把美国企业排挤出去，而欧洲方面对美国保证，只要美国市场开放，欧洲也向美国开放市场。在此过程中，欧洲最强大的企业西门子公司以欧共体为后盾，尽管在研究计划上起了主要作用，可还是和美国IBM公司围绕研究、生产进行协作，也可以说是暗示国际上的企业协作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IBM和西门子的协作，象征着世界的半导体产业的根本变化。日美企业间有关半导体、电子计算机的中枢技术方面的协调互补关系，避免了在政治、金融、技术方面所冒的风险。加之半导体制造厂作为其消费者的电子计算机制造厂，着眼于具有尖端设计的有利信息，也促进了和电子计算机·制造厂的协调关系。一九八六年的日美半导体协定，结果促进了世界半导体制造厂的协作关系，有着改变半导体制造厂和与之有关联的电子计算机·制造厂各自本身不足的效果。
东芝、APPTE、IBM，围绕开发第二代的最高级电子计算机，雄心勃勃地缔结了共同开发具有互补性的软件、零部件、硬件的决定。欧洲政府和日本政府还考虑今后对半导体产业采取积极的支援政策。
国际上的企业协作是给有关市场流通·技术流通问题开的新处方。又在进行通商谈判的同时，重新构筑技术基础，美国企业必将以比现在更加有利的条件加快企业协作。相反，美国的技术下滑，将会削弱协作关系。就是说，企业的协作关系跟美国的利益相吻合。因而不得不介入围绕贸易政策在国内错综复杂的要求，以补偿贸易的形式在宏观经济上实行新政策。
电气通信的自由化
经济学家们担心保护主义的高涨，而关于服务产业，完全走的是相反的方向。电气通信业界的动向也可以说是走向自由化的突出反映。
当今，美国、英国、日本所谓世界经济的三大金融·交通·中心地，已经围绕电话·信息·服务实行了自由化。还有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瑞典、韩国也在迅速走向自由化。再加上其他欧洲各国，也在实行高度信息服务自由化，很多国家加快移动型电话服务的民营化，当今，民间企业和曾经一向想独占的国营企业在市场上进行竞争。虽然民间企业的大多数持有的股票很少，但也作为外国企业所有者排列上名称，有的地方的电话公司还把具有管理能力的人才派进来。
另一方面，自己搞世界规模的通信新型企业也在出现。例如这种企业独家所有新一代的国际通信用的卫星，还有世界的信息网也正在形成。携带式微型移动电话体系国际的企业不久也即将诞生，那时作为其共有者肯定会成为形形色色联合的国际企业。
尽管出现这种自由化的浪潮，可是各国政府依然打算管理国内的电气通信。因为这也是政府革新信息网，活化整体经济作为技术上的促进剂，因此，就更想要自己亲自管理电气通信。
从电气通信这一事件来判断也可以说很清楚，按照政府的产业政策，自由化在政治上虽然反应敏感，但未必妨碍世界市场的一体化。同样，其他产业及其企业越过国界通过微妙地协作关系，在世界范围引起重视并发展下去。当今世界的大企业必须认识到，按照以下四点为前提进行活动：第一，企业为了生存下去必须考虑面对整个世界从事活动；第二，确保进入其他国家市场的唯一的手段，不外乎确认对方国家的企业进入本国市场；第三，建立世界上一流企业间的协作关系，让所有的人们都受益；第四，为了培育产业，只有贸易政策和投资政策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补充的政策。
由上而下的制定贸易章程
全世界的政策决定者，公认所有政府负有支持世界经济的责任，这一点必须肯定。各国政府在起草和实行作为介入政策和促进世界市场自由竞争双重目的政策时，必须具有灵活性。而在另一方面自己调整政策时不能忘记给予其他国家怎样的影响并负有照顾的责任。
作为美国政府，解决经济上的窘境必须改变依靠贸易政策的作法。美国的政治领导者们，协调国家政策和国际的责任满足双方的要求肯定是可能的。
还有美国，按照多边协商一致的国际原则，今后也要努力维持本国市场适当的开放性。确保美国跟其他各国谈判上的优势。这也就是说，欧洲和亚洲企业的利益多数依靠美国市场，这些企业为了确保进入美国市场，考虑跟本国政府谈判求得调和的缘故。
就美国战略上的问题，美国的利益是世界性的，作为必要的紧急对策问题，大多数是两国间或者是存在于地区这一点上。另一方面，美国也为了在平等竞争的基础上，还为了要避免由于复杂的双边谈判和协议所引起的矛盾，需要多边主义。就是说世界上的决定和个别的协议（两国间、地区）之间的调解如何进行就是课题了。
问题一旦复杂化，光这份谈判也就够困难的了。所有100多个GATT参加国，包括一致通过文件解决复杂分歧的贸易问题，就使乌拉圭回合的谈判达成协议真是困难重重。对于贸易做出协议一贯的框架，不是各国政府提出过高的目标，而是各国需要采取在基本原则上形成多边一致同意为目的的方式。
不管怎样，围绕市场开放，世界的变化还只是缓慢的。因而，各国政府管理详细的实际问题，比较重视靠双边谈判和少数国家谈判，把他的成果扩展到多数国家去。可以说必须采取由上而下的多边主义。假使欧洲和日本，乌拉圭回合达成那样的成果，GATT得以复兴，就以为两国间、少数国家间，或者是地区的协议就逐渐失去了重要性，那是很大的错误。
也许有人认为靠两国间或者是少数国家间的谈判，比起通过GATT一揽子谈判来是低效率的。然而，实际有关特殊案件（由两国间或少数国家）的谈判方面，是解决问题的有利作法。例如，当今恐怕没有人会想到欧共体的方式会扩大到世界贸易的领域，把地区的决定使之更加发展下去的作法，在解决世界范围的问题上也是比较有效的。
地区的决定比世界性的协议还有两点好处：第一，按共同规则运转如果建立适当规模的地区经济圈，可以促进海外投资进入市场。第二，地区的协议，就围绕非关税壁垒的困难问题也是有效的对策。
简单的说，为了消灭地区的差距，只要是少数国家间的协议机构还存在，地区主义合法的提议对于很多问题，一定能够提出比较良好的解决办法。如过去GATT那样，否定地区主义的解释有再认识的必要。但这并不是单纯再认识的问题，还有重新规定的必要。如何把地区协议的成就作为明确的目标，并取得一致意见后，就在于区内各国和区外各国的贸易交易如何发展了。投资成为强有力的进入市场流通手段时，如果和区外的贸易交易够格了，也就有可能把它看作是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的证据。
地区集团的形成随之而来的不安和担心，今后还会继续下去的。如果现在所进行的多边谈判不能解决重要问题时，那么地区谈判和多边谈判就应该双方进行，要想达成协议，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好办法了。以地区经济圈为单位进行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
彻底改革GATT（关贸总协定）
为了形成新的国际经济框架，GATT也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不公正的官员权限、国内·国际经济，以及对于处理有关那些限制的矛盾和问题，必须从机构上进行彻底的改革。GATT要想把今后的世界经济管理下去，从外部一看就能了解其政策的决定过程，重新认识监察体系的本来面目，必需担负起新的任务。
改革后GATT的主要任务有以下四点：
第一，GATT要担负起两国间、少数国家间的意见的地区和意见发展到多国间水平的任务。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任务。例如，美国、日本、加拿大一九八五年，把有关电子计算机零件的三国间意见，成功的扩大到多国间水平。
第二，GATT要重新接受作为贸易合同保管所的作用。乍一看，也没什么作用，不过非常重要。因为秘密协议什么的，条文载在备忘录上，妨碍多边主义的可能性就小了。所有的贸易合同都登记在GATT上，就其内容感兴趣的GATT参加国随时可以阅览。
第三，为了处理由多数两国间、少数国家间协定的先例和原则，GATT参加国，对有关新贸易投资协定的当事国，其所给予多边主义怎样的影响有提出简单报告书的义务。在协定文件上签字的国家，在意见书上该协定给予其他国家以怎样的影响，这种协定，简明表示规定的什么样的一般的规章和行动原则。通过这样的措施，各种条约在GATT的限制下如果也是合法的，就能够排除给予其他各国损害的临时决定。
第四，要促进GATT限制的再解释和进展必须采取新的策略。按现在GATT解决纠纷的办法始终是马后的。然而，今后不要靠这些来对付，有关困难问题，由特定的一个国家采取主导权，表明自己立场的意见书，发动其他各国赞同·签名，采取形成一致意见的办法。有关表示这种解释贸易和投资义务的意见书是极其重要。也要可以这样说，只有采取这样的作法，对于很难取得国际上一致同意的难题，才有可能促成一个共同的标准。
GATT今后必须表明重视某种相互主义的立场。就是说某个国家接受特殊的任务时，可以享受高层次的特权。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已经为了打开乌拉圭回合就有关服务产业自由化谈判的僵局，建议采用这种方法，但其他国家反对实行这种措施。然而美国的尝试也可以说是恰当的。
按不同产业进行谈判
各国政府，如果不着眼对总体的贸易领域制定一体化章程，而按不同产业为目标制定章程，会更能促进构筑新经济秩序。与多边谈判容易陷入僵局一样，处理总体贸易也是低效率的。
不同产业的协议，曾经被看作是例外的举措，认为会给经济带来不良影响，实际，按不同产业制定的章程在补助金、不正当竞争、强制措施、基本规则等难办的问题容易解决。问题在于，政府不大幅度的阻碍市场竞争，如何制定好章程。
因此，各个章程最低限度必须要与一般原则相一致。还有，第三者参加本章程要承认享受由此而产生的责任和权利。再者，这种协议也需要写清楚是相互主义。所谓特殊权利在另一方面意味着特殊的责任。
对于相互主义采取批判主义立场的人，认为不可能有实际效果，是不公正的。那些人担心，如果采用相互主义，对贸易谈判达成协议取得应得的利益一直是愚蠢的议论。然而实际未必如此。也可以说是由于相互主义承认各种各样权利的同时，各国也有可能承担比较重大的责任。还有在这个时候，各国也不需要负所有的责任，跟特殊权利受惠有关系的国家，在章程的范围内完成必要的责任就可以了。最后指出，出口自主限制政策，作为产业培育政策也是非效率的。这也就是说，限制的结果，最终是为了提高价格，所以，这一部分还是加在消费者身上。
产业政策和经济联合
虽然政府采取比较积极的产业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开放的联合的世界经济的结束。与其说欧洲和日本的兴起，不如说暗示有关经济上的政府和企业作用的前提本身发生了变化。
当今围绕世界经济管理的旧框架和手段已经到了重新评价的时期。GATT今后如果还打算起到世界贸易中心的作用，只有进行重新认识有关其任务机能。不要忘记今天的多边主义已经是在由小向大扩展。
我们对一事态的变化，既不要惊慌失措，更不能感到过分不安。分权化的软弱政治体系，关于通常的谈判和执行法律必须有复杂的机构。
不过，如在瑞士维护法律秩序和经济上的成功所表示的，这种体系取得成功也是可能的。战后世界经济，着眼于努力排除国界的贸易壁垒和依靠美国的影响力而复兴、繁荣起来了，然而当今比较广泛的市场自由化，以及比较复杂的国际任务的确立，需要稳妥地抓住新贸易秩序的核心目标。
附记：本书是美国的国际问题专家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P·Cowhey和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J·Aroson合著的。由日本外国关系评论－竹下兴喜监译。摘要登在日本《中央公论》1993年第5期上。此文是根据日译本译成中文的，文中略有删节。
张福彦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