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人口迁移及其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改革开放以来论文,人口论文,国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人口迁移的定义
在人口的三大变动中，对迁移变动的研究相对较少，对“人口迁移”的定义却不少。学者 们从各自学科背景、研究角度和对象出发定义人口迁移，以致难以达成一个统一的定义。彭 勋[1]从人口迁移所具有的时间、空间、目的三大主要属性出发，将不同定义分为宽、中、 窄 三大派。宽派主要从空间属性来定义，着眼于人口的空间位移、或地区、地域分布的变动。 中派主要强调目的属性，认为迁移是以定居或居住为目的。窄派则以三属性中的两或三个属 性来共同界定人口迁移。可见，跨过较长距离、以较长期居住为目的向某地的迁移，是各种 定义均认可的人口迁移。短期外出公务、务工、度假、旅游、朝圣，或季节性、周期性、往 返性的人口空间移动，在宽派来看或可属于人口迁移，而在中派和窄派来看就只能属于人 口流动了。相应的人口就称为迁移人口或流动人口。
我国公安统计的迁移人口指跨市县伴随有户籍变动的人口迁移。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 不伴随户籍变动的人口迁移流动在总迁移人口中所占比重迅速提高，公安统计的迁移人口已 无法 反映我国人口迁移的真实情况。通常所说的迁移人口既包括户籍发生变动的迁移人口，也包 括户籍未发生变动的暂住人口；流动人口在没有特指的情况下，往往包括非居住目的、短期 移动的流动人口和居住目的、移动时间较长的暂住人口。
2 改革开放以来人口迁移进程的变化
2.1 迁移流向的发展变化
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以来，制度一直是影响人口迁移量、迁移 流向及在迁入地居住身份的重要因素[1～7]。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对人口迁移流动管理制 度和调控措施的变化，人口迁移规模迅速扩大，宏观迁移流向发生逆转。从延续数百年的向 北、向西开发自然资源富集区、边疆地区、人口稀疏地区的迁移流，转变为向东部沿海地区 [8～9]、东南沿海地区的迁移流[10～12]。国内宏观迁移流向再次与中国人口史上国内、国 际人口迁移流动从西北入境、缓缓移向东南，再从东南部出境的长期历史趋势[13]相吻合。
2.2 人口迁移的阶段性划分
根据迁移规模、增长速度、时空距离的变化、对社会的影响，及管理制度、调控措施的发 展变化等，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人口的迁移流动历程可大体分为4个阶段[14，15](注：本部分参考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赵树凯论文：1997年的农民流动：新阶段新问 题.1988.
第一阶段：1978-1983年，逐渐推广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使长期存在且日益沉重的剩余劳 动力压力开始释放，但自由流动的意识还未充分觉醒，城市体制变动晚于农村，吸纳就业的 空间有限，因此人口迁移流动规模小、增速慢，以短期、短距离迁移为主。
第二阶段：1984—1988年，1984年国家开始放宽对人口迁移的制度限制，允许农民自理口 粮 在小城镇落户，鼓励乡镇企业的发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逐步展开。由此激发了人口自发 迁移流，迁移流动规模迅速扩大，远距离迁移大范围展开。但因农村非农产业、城市和沿海 地区吸纳能力较强，流动人口与流入地的吸纳能力间未表现出强烈的不协调，流入地尚未感 到强烈的多方位冲击。继1985年北京市首次进行流动人口综合调查后，1986年起全国各大城 市 建立了流动人口日常统计制度。
第三阶段：1989—1995年，流动人口规模迅速增长，年增幅多在10%以上，高时达20%以上 。 其中前3年，宏观经济治理整顿抑制了城乡就业增长，城市清退的农民工辗转其它地区，特 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寻求就业机会。远距离迁移规模迅速扩张，并与交通运输能力及流入地 的吸纳能力间产生了强烈的不协调，1989年首次爆发“民工潮”，使社会受到强烈的多方位 冲击。1992—1993年，改革开放步伐和经济市场化进程骤然加快，就业需求大增，拉动了大 量农村劳动力外出。针对高涨的“民工潮”，潮头涌入的闸口部位率先采取措施规范引导潮 涌。如广东1991年开始实施“治潮工程”，先后与8个民工主要来源省区建立劳务协作关系 ，建立了华南劳动力市场信息网，实行对外来工管理的“证卡合一”制度。1994年底起，一 系列抑制劳动力盲目外出的全国性规定和措施相继出台。
第四阶段：1996年—，流动人口规模增长速度明显下降，在较大的总量规模上平稳运行[16 ] 。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农业政策的调整，提高了农产品的比较收益，使农业对劳动力的吸聚 力增强。改革开放向内地的扩展和开发西部地区等，促进了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部分 劳动密集型企业向内地转移。对外开放、与沿海地区企业合作、部分早期外出务工经商者 的返乡创业等，也增加了内地经济发展的机遇和就业市场的容量[17]。另一方面，在现城市 经济结构中，外来人口经过十几年的拼搏，其可开辟并占领的剩余就业空间日趋减小。加上 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城市经济运营难度增加、企业效益下降、特别是国有企 业改制等，使城市下岗人员增加、失业率上升。为保城市“再就业工程”的实施，一些大中 城市先后实施招收外来工的职业或工种准入制，抑制对外来劳动力的吸纳。1996年开始实施 “农村劳动力有序化转移工程”，建立了以京、沪、粤为中心，联结21省市区的华南、华东 、华北三大区域劳动力市场信息网，此后又与其它省先后连通，并在城市中落实流动人口就 业登记管理制度和农村就业培训，加强对流动人口的调控管理。城市的就业限制、外来工按 就业登记管理要求办理各种证件所需的费用，及伴随铁路提速的票价上调等，使外出成本增 加，也作用于减少农村劳动力的盲目外出[18，19]。
2.3 人口迁移、流动量的变化
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和1987年、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我国迁移人口规模1982 —1987年为3053.3万，1985—1990年为3412.8万，1990—1995年为3642.6万；1985—1990年 和199 0—1995年的迁移人口分别相当于1990年、1995年全国总人口的3.01%和3.02%，其中暂住人 口 分别相当于全国总人口的1.9%和2.4%[9，20～21]。
全国流动人口总量，1982年约3000万人，1985年约4000万[22]，据1992年“计划生育管理 信息系统首次调查”结果推测为9360万[14]。1995年以来的流动人口规模推测为8000万 ，其中在公安部门登记的有4400万，跨省流动的约3000万[9，16，18，23]。
据已公布的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和1999年底户籍人口资料推算，2000年我国跨省净迁移暂 住人口约为2200—2300万，约相当于全国总人口的1.74%—1.82%。
3 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和迁移选择、迁移方式
随着我国人口迁移规模的迅速扩大，统计、调查资料不断丰富，对人口迁移的研究也从一 般 性、趋势性分析，转变为80年代末以来利用各种计量分析方法，并引进西方各种人口迁移理 论对我国人口和劳动力迁移的原因进行多方面分析[24]。
3.1 寻找就业机会、寻求较高期望收入是迁移的主要原因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人口迁移原因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继80年代前半期知青和 下放干部的返城迁移潮之后，1984年起自发迁移人口开始迅速增加，但1987年前，在跨省迁 移人口中，仍以户口迁移及社会原因为主[25～28]。80年代后半期，指向经济特区和支边干 部 返乡调动为主的“孔雀东南飞”之后，90年代学习培训、毕业分配和工作调动不仅是户口迁 入大中城市的主要原因，入户也逐渐成为吸引高层次人才、吸引投资的政策工具之一。户口 迁移占迁移人口的比重虽迅速下降，却仍是迁移者实现定居性迁移。尤其是迁入大中城市 ，并融入其社会生活的主要途径[19]。以务工经商为主的自发迁移已成为迁移流的主体，且 在迁入地的滞留期日趋延长[29～31]。
研究指出[11，23，25，32～49]，我国地域广阔，相对于农业可利用土地，特别是可耕地 资源的人口压力沉重，三大地带之间及地带内部、省区之间及省区内部自然和区位条件、经 济结构等都有很大差异，导致了就业机会的差异。80年代中期可自由迁移流动以来，寻找就 业机会是劳动力迁移的首位原因，其次才是寻求较高的收入、较好的工作环境和发挥个人才 干的机会。迁移率主要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如人均GDP）、其次与经济结构的差异（如第三产 业比 重）正相关，与迁移距离负相关。户口迁移以学习培训、毕业分配、调动工作为主，暂住人 口以务工经商为主，均以大中城市为主要迁入地，以省内迁移为主，跨省迁移以地带内为主 ，远距离迁移主要指向东部沿海地区，并形成不同规模的迁移圈。
3.2 迁移者有强烈的个体选择性，并以自组织的链式迁移为主
各种调查和普查资料的分析表明[1，11，12，20，26，50～59]，我国的迁移人口有很强的 个体选择性，各类组织和机构对人口迁移也有重要影响：①首先表现在年轻人、未婚者有更 强的迁移倾向，16—40岁是迁移人口的主体。与户口迁移人口相比，自发迁移人口，特别女 性是更为年轻的人口群体。②迁移倾向与受教育程度成正比，平均受教育程度为迁移人口高 于非迁移人口，户口迁移人口又高于自发迁移人口。③关系网络和累积效应使有地区、有的 职业具有更强的迁移倾向，或形成婚姻迁移链。④在各种组织形式中，建于移民关系网络基 础上的自组织对迁移的影响最大，政府的劳务交流机构、市场化或半市场化的人才交流中心 、职业介绍所等也发挥重要作用。⑤省际人口迁移量及迁移目的地主要受移民关系网络的影 响，经济因素只是前提条件而非决定因素。
3.3 人口迁移的性别差异
我国80年代以来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净迁移间的迁移弹性趋于增加，且女性净迁移的相对 收入弹性大于男性，男性净迁移的距离弹性大于女性，体现在省际净迁移中女性比男性更倾 向于长距离迁移，更易受收入差距的激励而迁移，特别是通过婚姻迁移[60]。与男性指向东 部主迁移流相伴随的还有规模较小的逆向迁移流不同的是，女性几乎没有逆向迁移流。女性 迁 移流，包括婚姻迁移流的宏观流向均为向东[11～12]。这改变了改革开放前女性主要是短 距离婚姻迁移的态势，而且在目前的户籍体制下，婚姻几乎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农村女性永久 性迁入较发达区的最佳途径。与男性相比，外出务工女性的低龄化、未婚化倾向更突出，就 业也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业和传统服务业[61～69]。
3.4 人口迁移与城市化
我国农村人口规模庞大，改革开放前严格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使就业结构调整滞后 于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70，71]。在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及社会经济结构 转 变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而形成的城市化浪潮，这是研究者们的共识。 但以何种方式实现城市化，则见仁见智，在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掀起关于人口迁移与城市 化关系的大讨论，即是自下而上充分调动农村社区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使农村人口以离土 不离乡、就近向小城镇转移为主；还是自上而下集约式利用各种经济资源、减少对环境的破 坏，以向城市转移的集聚式为主[55，69～83]。中国巨大的地区差异，使不同地区人口迁 移 与城市化的关系各有特色，有的地区以自上而下的动力为主，有的地区以自下而上的动力为 主[84～86]；即使同以自下而上动力为主的地区，也由于发展条件、原有经济基础和城市发 展 基础、产业结构取向的差异，而形成各具特征的模式，如苏南模式和苏北模式、温州模式和 宁绍模式[87～88]、珠江三角洲各有特色的“四小虎”模式[89]等；大都市周边地区的小城 镇发展也各具特色[90]。90年代以来则动力机制日趋多元化[91]。
大量农村人口迁入各级城市，参与经济生活、使用基础设施，促进了城市各项建设事业的 发展，已成为城市人口构成的实际组成部分，促进了城市化进程[30，31，72，77]。但在难 以 转为居民身份，并保留了家乡土地份额的情况下，他们中的大多数只能在城市工作数年后返 回家乡，虽然避免了发生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失地农民滞留城市的冲击，却延缓了城市化进 程。在较发达地区，小城镇的分散发展也延缓了人口向大中城市的集中，以致目前我国城市 化仍滞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总体进程。
4 迁移人口对城市社会经济活动的参与及影响
4.1 迁移人口与劳动市场及经济发展
供给制约型劳动市场，其特点是失业率较高、人口迁移量大、迁移率高[92]，我国大体属 于此种类型。在经济转轨时期，城市劳动市场的结构性变化和累积效应，使外来劳动力有很 大的就业空间，与城市居民的就业空间虽有一定的竞争，但基本是互补的，从而形成城市的 二元劳动市场：即不完全竞争的、基本不对农民工开放的正规劳动市场，和完全竞争的、农 民工可自由参与的非正规劳动市场。再加上基本由家庭农户构成的、完全竞争的农村劳动市 场 ，就构成我国三元化的城乡劳动市场[4，75，93～98]。大量移民劳动力的进入，满足了迁 入地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扩大了城市消费市场；被替代出来的本地劳动力主要转入第三产 业 各部门，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鉴于劳动力与技术、资金等生产要素之间的相互 替代作用，在大量使用低成本外来劳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还必须通过增加投 入，提高产业技术结构，才能促进经济持续发展。90年代中期以来，人口迁移流动规模增速 的减缓，部分是由于东部地区逐渐提高产业的资金技术密集度，对低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弹性 减小所致。移民劳动力的文化技术素质偏低，也难以满足经济发展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94 ，99～101]。
4.2 迁移人口在城市居住、生活的不确定性和长期化趋势
自发迁移人口的暂住身份，使他们难以进入城市正规劳动市场，也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一 样的居住、就医、子女入托入学等社会保障，并在社会心理、生活方式、消费模式等各方面 与城市居民有很大差异，不仅使城市社会文化日趋多元化，也逐渐成为城市贫困群体的重要 组成部分[4，42，57，73，80，102～107]。暂住人口中多数在近郊工业区及乡镇企业从业 居住、或租住农民屋，在大城市的城乡结合部形成居住最为密集的地带，并形成建立于移民 关系网络基础上、以某种行业或职业为主的不同形态和功能的移民聚落。随着暂住人口规模 的扩 大，特别是家庭式迁移并长期在城市就业居住所占比重的提高，自我服务系统也逐渐建立起 来[30，55，64，104，108～112]。部分已进城多年，有了谋生技能和较高收入的暂住人口 ，通过购房或投资定居，或与城市青年结婚定居等，又促进了户籍制度的改革，如蓝印户口 的出现。这些不仅促进了暂住人口在城市滞留的长期化，逐渐缩小城市居民与暂住人口之间 、户口迁移与自发迁移人口之间，尤其具有较高学历的各类人口之间在各方面的差距，也有 利 于逐渐淡化户籍作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进程[19，29～31]。
5 总结与讨论
在社会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计划迁移机制与自发迁移机制同时运行，使影响中国人口迁 移的内外因素更为复杂。引用国外各种理论，研究者们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人口迁移趋 势的变化，迁移人口规模、特征和迁移原因、迁移过程，迁移者对来源地、目的地的影响等 已作了大量实证研究。90年代中期以后对经济结构和劳动市场结构转变与人口迁移的关系、 迁移人口在迁入地的工作选择与转换及相关影响因素、迁移人口在迁入地的居住状况、及社 会地位的变化等方面也展开了研究，但研究相对不足，尤其在人口迁移理论方面建树甚少， 还没有突破西方理论的框架。
从我国人口迁移的发展变化和已展开的研究来看，笔者认为研究中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人口 迁移与城市化模式，对人口大规模远距离迁移流动及流动人口就业是否应加以调控限制，或 如何调控限制这两个方面。对于前者，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应以集聚式城市化道路为 主，有的地区也已通过国土、规划部门的调控促进城市现代化和以中心镇带动小城镇的农村 城市化进程。对于后者，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逐渐提高、以户籍为载体的各种利益关系 逐渐市场化的过程中，户籍的作用正在逐渐淡化。1999年起有的大城市已开始对大学本科以 上学历、城市经济发展所需专业、并有企业接收人员的迁入可以不加限制地入户，2000年起 有合法住房和稳定收入的人员可以申请在小城镇入户，2001年起有的地区（如广西和广东南 海市）开始根据身份证、按实际居住地和职业进行人口管理。但目前户籍制度对人口迁移仍 有限制作用，在大量暂住人口中，真正能通过购房、投资、经商而获得合法住房和稳定收入 的人毕竟是少数，对于跨行政区域的迁移者来说，入户仍有“智力移民”、“投资移民”的 准入限制。对此还需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研究探讨。
(1)人口迁移与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的关系。不同类型的“合法住房”和“稳定收入”对人口 户籍迁移的影响程度，如果全面解除户籍限制，实行按实际居住地和职业进行人口管理，会 对人口迁移流动及地区分布（包括地带间、省区间及省区内）、城乡分布产生怎样的影响，对 城市相应设施（如廉租房、学校、托幼园等）的建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等。
(2)人口迁移与产业结构调整。人口大量迁入经济较发达地区，加大了这些人口密度已很高 地区的社会和生态环境压力。在引导和调控力度不足的情况下，几乎用之不竭的移民劳动力 ，还会延缓以技术和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步伐。因而，需要加强研究如何创造条件及通过政策 法规调控和舆论引导，通过产业转移、促进部分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加工型产业向资源丰富的 地区转移，而不是劳动力的大规模迁移来提高资源配置的经济、社会、环境效益。
(3)迁移人口与城市居民就业空间的竞争与互补关系。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保护本地低 技术劳动者的就业市场与引进或限制移民劳动力进入之间的矛盾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目前 在我国城市劳动市场中，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的就业空间虽以互补为主，但与居民中低技术 劳动者的就业空间确实是相互竞争的。城市政府为保障居民的就业，特别是失业者和低收入 者的再就业与生活，通过就业准入而对流动人口就业加以限制。但在非国有经济创造的就业 占 城市新增就业份额比重日益增加的情况下，这些限制一方面作用范围日渐缩小，也不利于竞 争性劳动市场的发育、社会公平和稳定；另一方面在失业保险和居民最低生活水平双重保障 下，又难以激励部分失业者全力参与劳动市场的竞争。对此需要加强研究劳动市场对各类劳 动力的供需平衡，对结构性失业的劳动者进行有效培训，并确定在何种程度上激励或限制不 同类型劳动力的进入，才既有利于提高本地居民就业或再就业率，又不至于降低劳动市场效 率，保证劳动市场需求。
(4)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比较分析的影响。暂住人口在暂住地创造国内生产总值， 获得国民收入的分配并将部分收入（约三分之一）转移回家乡。在分析比较区域社会经济发展 水平的差距、涉及各类人均指标时，采用户籍人口还是包括暂住人口在内的总人口作为分析 的人口基数，对分析结果会产生显著影响。目前我国各类研究多以统计年鉴的户籍人口为准 [113～116]，其结果是，在暂住人口大量迁入或迁出的地区，会统计高估或低估以人均计算 的社会经济指标，人为扩大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如暂住人口占广东省总人口的比重已从1990 年的 5.24%、1995年的8.57%上升到2000年的30.42%；2000年跨省净迁入暂住人口相当于总人 口的13.53%；同年以总人口和户籍人口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10998元和12720元， 前者低于后者13.53%。而广西则有5.68%的户籍人口净外出。不同的人口基数，会使两省区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缩小或扩大20%左右。暂住人口对区域人口年龄结构、受教育水平 等的分析也有显著影响。这方面的分析目前还未展开，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的公布，将 有助于这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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