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中国现代史研究成果概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史论文,研究成果论文,近两年论文,中国论文,概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党史、革命史研究的特点
特点之一，在建国45周年之际，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成绩斐然。首先，学术活动十分活跃。1993年6月，中央党史研究室在北京召开“张闻天关于利用资本主义和市场的经济思想专题研讨会”；7月，中央党史研究室在北京召开小型“文革”史研究学术讨论会；9月，北京师大马列所在北京举办“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与社会主义改造评价问题”学术研讨会；11月，江苏社科院等在南京主办“知青运动理论研讨会”；12月，中国现代文化学会等在海口市主办“现代中国的文化走向国际学术讨论会”；1994年9月，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在西安召开“全国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学术讨论会”；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在郑州举行“国史学术讨论会”等。
其次，档案文献资料和回忆录的整理出版受到充分重视。中央文献研究室推出一至十卷《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邓小平文选》一至三卷、《邓颖超文集》等。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的《张闻天文集》第二卷和《楚图南文选》、人民出版社的《胡乔木文集》第二卷、黄道霞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等也先后出版。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同志的回忆文集的整理出版也十分喜人，如《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黄启璪主编《怀念邓颖超大姐》、中央文献出版社的《忆邓大姐》、八一出版社的《聂荣臻同志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康克清回忆录》、《李志民回忆录》、《黄克诚自述》、《宋任穷回忆录》、《模糊的荧屏——李一氓回忆录》、《廖汉生回忆录》、童小鹏著《风雨40年》第一部、乐时鸣等主编《好主任钟期光上将》、刘振德著《我为刘少奇当秘书》、肖锋等著《回顾金门登陆战》、志华等编《回忆廖沫沙》、萧风著《八秩回顾》、李庄主编《共和国的记忆》、穆欣著《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北京出版社的《从延安到中南海——中共中央部分机要人员的回忆》、余湛邦著《张治中与中共——张治中机要秘书回忆录》、晓风主编《我与胡风——胡风事件37人回忆》、中国和平出版社的《日中关系18年——古井喜实回忆录》等均得以问世。此外，还有王健英编《中共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上海市档案馆等编《接管上海》、王一华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日志》、《中共党史资料》第45至52辑、中共党史出版社的《海峡两岸关系大事记》、中共党史研究室科研局和编译处分别编的《建国后伟人、名人讣告、悼词资料索引》和《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论著目录大全》、张晋藩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中国经济出版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典》、翟作君主编《中共党史史学史辞典》等。
其三，一批记述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巨作脱颖而出，工程规模之大是以往所罕见的。如徐达深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全书10册计600万字；刘国新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长编》，共4卷亦600万字；苏东海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风云实录》、有林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也达500余万字。上述巨著不仅有精深的论述分析，同时系统地介绍社会主义时期重要的党史资料，具有较高的学术和史料价值。其他著作尚有人民出版社的《胡乔木谈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金隆德等主编《新中国的光辉历程》、陈明显主编《新中国45年研究》、林蕴晖等著《风雨兼程——新中国40年发展战略的演变》、林志雄主编《新中国要事述评》、朱宗玉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修订本、丁守和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实》、王劲松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政治》、陈雪薇著《历史的启示十年(1957-1966)》、盖军主编《改革开放14年纪事》、孙本尧主编《14大纪实》、孙健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青海人民出版社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丛书》11卷、高尚全著《中国经济制度的创新——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三辑、张沱生著《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郭明主编《中越关系演变40年》、杨剑鸣著《内幕1970——周恩来派出特使》、胡礼忠等著《从尼布楚条约到叶利钦访华》、吴景平著《从胶澳被占到科尔访华》、衡学明著《生死三八线——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始末》、［美］托兰著《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李明天等著《上甘岭大战》、解力夫著《朝鲜战争实录》、师博主编《西藏风雨纪实》、吉柚权著《白雪——解放西藏纪实》、邓礼峰著《建国后军事行动全录》、沙力等著《中国海军征战纪实》、文之清等著《国共隔海对峙录》、刘亚洲著《国共飞行员投诚战》、王朝彬著《三反实录》、徐汉民著《人民治安40年》、魏世仪著《昨天的秘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始末》、［美］伯恩斯坦著《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火木著《光荣与梦想——中国知青25年史》、晓地著《“文革”之谜》、江讳著《红卫兵狂飆》、图们等著《共和国最大冤案》、金石开著《历史的代价——“文革”死亡档案》等。
特点之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史研究继续向纵深发展。1993年10月，中央党校等在成都召开“全国首届中华苏维埃运动学术研讨会”；1994年8月，中国现代史学会等在哈尔滨举行“全国第二届解放战争与东北学术讨论会”。一些成果填补了研究空白，如朱佳木主编《老一代革命家论党史与党史研究》、沙健孙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概论》、王聚英等著《中国革命历程和经验论集》、唐志宏等主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稿》、王荣先主编《土地革命战争史新论》、周文琪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共关系编年史》、向青等著《苏联与中国革命》、唐宝林著《中国托派史》、李文实主编《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史略》、军事科学院编《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肖克著《朱毛红军侧记》、解放军出版社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张希坡著《革命根据地的工运纲领和劳动立法史》、善文主编《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戴向青等著《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黄少群著《中区风云——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史》、罗坊会议纪念馆编《罗坊会议》、刘勉玉著《中央苏区三年游击战争史》、郑锦华主编《中共闽浙赣边区史》、宁夏人民出版社的《红军西征》、冯亚光著《西路军生死档案》、唐纯良著《中共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关系史》、李国梁等著《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窦爱芝著《中国民主党派史》、王德夫等著《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历史研究》、军事谊文出版社的《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源流》、上海市党史研究室主编《中国济难会、革命互济会在上海》、陕西省党史研究室著《延安整风运动》、陈景彪等著《黑雾红尘——国共重庆谈判的前前后后》、李少瑜等著《中原突围纪事》、黄友岚著《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唐义路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一卷、赵功德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70个军》、柳海捷著《纵横天下——第四野战军征战纪实》、陈舟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民主制度的理论与实践》、王国本主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辞典》、李敏等主编《中央革命根据地词典》、姜思毅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典》、郭化若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大辞典》、钱丹辉编《中国解放区文艺大辞典》以及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三卷本《陈独秀著作选》、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等。
特点之三，党史、革命史人物研究更是盛况空前，硕果累累。1993年3月，“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在北京大学建立；同月，中央文献研究室等在南京召开“纪念周恩来诞辰95周年学术讨论会”；6月，中国现代史人物研究会在武汉发起“青年毛泽东与五四时期人物”研讨会；7月，第三次全国朱德研究学术讨论会在武汉举行；10月，中央文献研究室等在郑州举行“纪念刘少奇诞辰95周年”学术讨论会；1994年4月，中国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等在江苏海安县举行“粟裕与苏中”研讨会；10月，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等在唐山召开全国李大钊研究学术讨论会；同月，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在四川江津市举行第三次陈独秀学术研讨会；同月，中华全国总工会等在湖南宜章召开“邓中夏生平和思想研讨会”等。而人物传记、年谱和研究文的出版，更是林林总总、蔚为大观。有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李大钊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李大钊与故乡》、李权兴主编《李大钊研究辞典》、吴晓著《陈独秀一家人》、曹仲彬著《何孟雄传》、江苏人民出版社的《何孟雄研究文集》、金立人著《恽代英教育思想研究》、周勇主编《杨公纪念集》、都钟秀著《石评梅传》、陈桂生著《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程中原著《张闻天传》、马文奇等著《张闻天》、张培森主编《张闻天研究文集》、常好礼主编《张闻天在东北的革命实践与理论贡献》、师博著《张国焘的浮沉》、利拉著《中共叛逆沉浮录》、李志英著《博古传》、李良明等著《林育南传》、刘晓农著《共和国第九烈士——陈毅安》、李海文编《李求实文集》、金冲及主编《朱德传》、鲍劲夫著《许继慎将军传》、白黎著《刘志丹传》、范青著《陈昌浩传》、中国财经出版社的《朱理治金融论稿》、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任弼时传》和《任弼时年谱》、当代中国出版社的《彭德怀传》、《贺龙传》、《聂荣臻传》、《陈毅传》、《徐向前传》、蒋洪斌著《陈毅传》、山东大学出版社的《陈毅的艺术世界丛书》、权延赤著《生活中的领袖们》、张李文等著《杰出女性陈少敏》、齐志文著《赖际发传》、解放军出版社的《李天佑将军传》、陈挺一著《许世友传奇》、白黎著《中国行——记史沫特莱》、叶永烈著《胡乔木》、薛建华著《程思远传》、山东人民出版社的《战斗在中华大地——汉斯·希伯在中国》、金振林著《毛岸英》、邓加荣著《南汉宸传》、［美］金介甫著《沈从文传》、秦川著《文化巨人郭沫若》、赖正和著《郭沫若的婚恋与交游》、金梅著《傅雷传》、李伟著《曹聚仁传》、柯文辉著《艺术大师刘海粟传》、袁志煌著《刘海粟年谱》、黄药眠著《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辛述威著《丁聪传》、章含之著《我与乔冠华》、葛康同等著《两弹元勋邓稼先》、吴崇其著《林巧稚》、杨欢进著《薛暮桥经济思想研究》、官晋东著《跋涉与寻觅——沙汀评传》、刘书泉著《人生的答卷——中国保尔吴运铎》、师东兵著《最初的抗争——彭真在“文革”前夕》、王素萍著《她还没叫江青的时候》、［美］特里尔著《江青全传》、焦烨著《叶群之谜——一个秘书眼中的叶群与林彪》、吴思著《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戴嘉枋著《走向毁灭——“文革”文化部长于会泳沉浮录》、李永主编《昨夜星辰系列丛书》五卷、芭荼著《苍凉的回眸——毛泽东时代风云人物的历史结局》、邹爱国等著《第三代领导人的足迹》、杨建业著《李鹏》、中国广电出版社的《现任中国政界要人传略大全》、刘贤俊等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政务院）历届总理副总理小传》、陕西人民出版社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51至55卷、李侃等主编《中国革命史人名大辞典》、汪新主编《中国民主党派名人录》等等的陆续问世。
纵观两年来的党史研究，笔者认为还可在两方面作进一步的尝试：一是在研究方法上将系统理论引入到党史研究中来。系统理论强调任何一个系统都是由各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部分组成的。因而它注重把事物置于多层次、多角度、多方位的条件下，做多因素的综合研究。如果把中国现代史看成一个大系统的话，那么，中共党史则是它的支系统。因此，不应把党史看成孤立的、单纯一个政党的发展史，而应把它放入中国社会的整个历史发展中去研究，这样便可以找出中共党史的发展规律和社会环境对它发展的影响。二是在研究领域上应加强党的政策史研究。对党的历史上决策和政策的研究尚属薄弱，而中共党史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决策和实施政策的历史。同时，这一研究还具有很强的现实性。
二、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毛泽东思想史研究跃上新台阶
其标志之一，1993年不仅全国各省市区均召开了地方性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中央和国家机关及全国性学术机构团体也举办一系列学术研讨活动。5月，中国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会等17家单位联合在韶山举办“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的理论贡献学术研讨会”；9月，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等在无锡举行“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同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等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与科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同月，探讨毛泽东史学思想的第八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在广东江门市召开；10月，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等在福州发起“毛泽东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同月，全国党校系统“毛泽东思想学术研讨会”在长沙召开；11月，中国现代史学会在福建永定县举办“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暨学习《邓选》第三卷学术讨论会”；同月，中国社科院等在长沙举办“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贡献”学术讨论会；同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与西藏”学术研讨会；12月，中央宣传部等在北京主办“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同月，外交部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外交思想研讨会”；同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等在武汉召开“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等等。上述活动，极大地带动了毛泽东思想史研究热潮的到来。
标志之二，两年来陆续有400余部记述毛泽东生平思想的著作出版。一些著作还呈现出系列化、大型化的特征，显现出国内研究毛泽东思想史的雄厚实力；邵华等主编《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共32册计600万字；邵华泽等主编《毛泽东研究丛书》，有9册计200余万字；郑必坚主编《毛泽东思想的拓展与胜利丛书》13册、张广信主编《毛泽东思想体系丛书》8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大系》7册、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毛泽东的世界丛书》9册、中共党史出版社的《毛泽东在各地丛书》8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毛泽东在延安丛书》16册、湖南出版社的《毛泽东与湖南丛书》8册等，也均为200余万字的大型丛书；此外，马玉卿等主编《毛泽东的道路系列丛书》4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毛泽东之路书系》4册、郑德荣主编《毛泽东思想论纲》3册、廖盖隆主编《国外毛泽东研究选萃》4册、陈登才主编《一代伟人毛泽东丛书》、孔令华等主编《毛泽东与科学丛书》、高树等编《历史巨人毛泽东》等亦然。
中央文献研究室为深化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推出多卷本《毛泽东文集》的 第一、二卷。文集选稿起自1921年至1976年，收入《毛泽东选集》以外的重要文章、讲话、电报、书信、调查报告、新闻稿、谈话、讲话提纲、批示、批语等，其中大量文稿是首次公开发表；还编辑《毛泽东军事文集》6卷、《毛泽东外交文选》、《毛泽东年谱(1893-1949)》、《毛泽东读书笔记》、《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和《缅怀毛泽东》等，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在此基础上，有一大批颇具新意的从各个领域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专著诞生，如宋一秀著《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杨福新著《毛泽东思想专论》、彭承福等著《毛泽东思想新论》、金春明等主编《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丁晓强著《近世学风与毛泽东思想的起源》、王兴国著《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轨迹》、范忠程著《青年毛泽东与湖南思想界》、范贤超等著《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日］野村浩一著《毛泽东——人类智慧的遗产》、［美］赖斯著《毛泽东的路》、聂耀东著《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李鹏程著《毛泽东与中国文化》、张静如等主编《毛泽东的智慧（毛泽东思想研究全书）》、俞吾金著《毛泽东智慧》、韩树英等著《毛泽东哲学思想》、杨春贵等主编《毛泽东哲学思想新论》和《毛泽东哲学思想史》、赵永茂等著《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在国外》、冯虞章等主编《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研究》、魏英敏主编《毛泽东伦理思想新论》、何显明等著《毛泽东哲学与中国文化精神》、雍涛著《毛泽东哲学的历史发展》、于云志等主编《毛泽东领导哲学》、庞长富著《毛泽东辩证法规律思想考辨》、张江明等主编《毛泽东社会主义辩证法思想研究》、陈湘舸著《毛泽东经济哲学与经济思想》、刘琼英著《毛泽东经济辩证法思想概论》、郑松生著《毛泽东与美学》、刘经宇等主编《毛泽东与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杨奎松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黄顺力著《从林则徐到毛泽东》、王作坤等主编《毛泽东思想主要著作研究》、《党的文献》编辑部编《毛泽东重要著作和思想形成始末》、万福义著《毛泽东建党思想》、宋挺同等主编《毛泽东建党思想研究》、肖铁肩著《领袖心中的上帝——毛泽东的人民观》、苏希胜著《毛泽东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研究》、孟继群主编《毛泽东领导思想论纲》、李蔺田著《毛泽东领导管理思想研究》、王宪志主编《毛泽东军事思想》、夏镇九著《毛泽东人民战争后勤理论研究》、欧阳斌等主编《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研究》、韩泰华等著《延安时期毛泽东统战思想》、夏明然等著《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王占阳著《毛泽东的建国方略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萧超然著《毛泽东政治发展学说概要》、谢经华主编《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张文儒主编《毛泽东与中国现代化》、周承恩等著《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乔宗寿著《毛泽东经济思想发展史》、陈益寿著《毛泽东经济思想研究》、顾龙生著《毛泽东经济年谱》、安思山等著《毛泽东思想与国防现代化》、许全兴著《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王立胜著《晚年毛泽东的艰苦探索》、戴知贤著《毛泽东文化思想研究》、周申明主编《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概览》和《毛泽东文艺思想新探》、王子今著《毛泽东与中国史学》、唐曼珍著《毛泽东与中共党史学》、王征国著《毛泽东人才思想与实践》、刘茂才等主编《毛泽东教育思想研究》、陈桂生著《现代中国的教育魂——毛泽东与现代中国教育》、李声禄等著《毛泽东科学技术思想简论》、武汉大学出版社的《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社科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劳动改造思想研究》、公安部政治部编《毛泽东公安工作理论》、军事科学出版社的《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论文集、毕剑横等著《国外毛泽东研究述评》、叶卫平著《西方“毛泽东学”研究》、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译处编《西方学者论毛泽东思想》、辽宁人民出版社的《说不尽的毛泽东——百位名人学者访谈录》、廖盖隆主编《毛泽东百科全书》、邢贲思主编《中外毛泽东思想研读通览》、胡为雄等编《半世纪来毛泽东思想研究概览》、周一平著《毛泽东生平研究70年》、韩荣璋主编《毛泽东思想研究50年》、邢贲思和高狄主编的同名书《毛泽东思想发展事典》、廖盖隆主编《毛泽东大典》、罗远鹏等主编《毛泽东哲学思想辞典》、山西人民出版社的《〈毛泽东选集〉大辞典》、方舟等编《毛泽东图书辞典》、张惠芝编《毛泽东生平思想研究目录大全》等等。解放军后勤学院杨少俊主持的“毛泽东思想研究系统”、军事科学院军史部主持的“毛泽东军事著作信息系统”也研制成功，从而开创了电脑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新途径。
关于毛泽东生平事迹研究，也有一批较具特色的著述，如李湘文著《毛泽东家世》增订本、王以平著《走出韶山冲》、王进等主编《毛泽东生平纪事》、刘思齐著《人民领袖毛泽东》、林木森著《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徐焰著《军事家毛泽东》、龚坤祥著《毛泽东，信步危难》、陈天绶等著《毛泽东七次入闽》、叶心瑜著《惊心动魄：毛泽东在1934-1936》、［英］霍林沃丝著《直道而行为中华——毛泽东及其反对者》、何仲山著《毛泽东与蒋介石——半个世纪的较量》、陈敦德著《毛泽东与蒋介石——尚未最后实现的握手》、庄传伟等著《毛泽东与蒋介石》、李君如著《毛泽东与近代中国》、军事博物馆编《毛泽东军事活动纪事》、杨成武主编《毛泽东与他的将帅们》、李智舜著《毛泽东与十大元帅》、樊昊著《毛泽东和他的军事教育顾问》、河南人民出版社的《建国前后的毛泽东》、曲直著《历史大潮中的毛泽东》、三豆村等著《毛泽东二次苏联之行》、董保存著《毛泽东和世界风云人物》与《毛泽东和十个“老外”》、王福生著《巨人中的巨人——外国名人要人笔下的毛泽东》、宫力著《重构世界格局——毛泽东与新中国外交》、龚固忠等主编《毛泽东回湖南纪实》、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毛泽东的足迹》、北京市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与首都人民在一起》、宫力主编《毛泽东在重大历史关头》、郭金荣著《毛泽东的晚年生活》、王得山著《毛泽东一家》、成唯著《共和国第一家》、王行娟著《李敏、贺子珍与毛泽东》、秀娟著《毛泽东与亲眷》、刘光荣著《毛泽东的人际艺术》、孙琴安等著《毛泽东与名人》、陈微主编《毛泽东与文化界名流》、余飘主编《毛泽东与中国文学艺术》、卢之超著《毛泽东与民主人士》、王庆祥著《毛泽东周恩来与溥仪》、薛建华著《毛泽东和他的“右派朋友”》、范忠程主编《博览群书的毛泽东》、张贻玖著《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王占阳等编《中外记者笔下的毛泽东》等。回忆录有陈士榘著《从井冈山走进中南海》、《胡乔木回忆毛泽东》、《汪东兴日记》、高智等著《机要秘书的思念》、徐新民著《在毛泽东身边》、李锐著《毛泽东秘书实录：庐山会议实录》、何载著《毛泽东对我的教育》、《踏遍青山——毛泽东的亲家张文秋回忆录》、胡哲峰著《毛泽东谈毛泽东》等的出版。
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的研究，尚有石仲泉著《周恩来的卓越贡献》、刘焱等著《周恩来与毛泽东思想》、刘德军等著《周恩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吴志鸿著《周恩来的行政方略》、郭思敏著《我眼中的周恩来》、权延赤著《走下圣坛的周恩来》、浙江省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编《周恩来与浙江》、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王作坤等著《刘少奇的思想论稿》、金春明著《刘少奇和毛泽东思想》、商孝才著《刘少奇哲学思想研究》、刘汉升等著《1961·苦日子——刘少奇秘密回乡记》、姜忠等著《朱德和毛泽东思想》、郭思敏等著《我眼中的朱德》以及刘焱编《周恩来早期文集》、崔奇主编《周恩来政论选》、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经济文选》和《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等专著和资料文集的出版。
标志之三，对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学者云集的中央党校、国家教委、中国社科院、国防大学、上海社科院被中共中央列为5个研究中特理论的基地，《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双月刊在上海创刊，“邓小平理论研究信息系统”在军事科学院研制成功，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活动先后举行。1993年5月，全国首次邓小平特区思想研讨会在北京举行；6月，石家庄地区军队院校协作区等发起“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理论研讨会”；10月，中国人民大学等在四川广安县举行“全国第二次邓小平思想研讨会”；12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等在北京主办“邓小平战略思想理论研讨会”；1994年1月，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在深圳举行“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研讨会”；5月，中国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会等在重庆召开“全国邓小平理论与中华腾飞学术研讨会”；10月，中国社科院在北京主办“邓小平经济理论研讨会”等等。出版的著作也十分丰硕，最为显著的是辽宁人民出版社推出的《邓小平的生平思想研究丛书》，共20部计600万字，以及国防大学出版社的《邓小平思想研究》3部。此外还有龚育之著《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王洪模等主编《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新时期邓小平的理论与实践》、苗建寅主编《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戴茂林主编《毛泽东与邓小平》、彭大成著《论列宁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思想》、孟宪忠著《世纪末的最后一搏——邓小平改革评传》、杨鹏翔著《伟大的改革家邓小平》、钟业昌著《邓小平论》、宋海庆等著《当代中国的精神支柱——邓小平的思想新论》、吴秉元主编《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发展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徐博涵著《邓小平改革的哲学思维》、周毅之著《邓小平的思维艺术》、温乐群著《邓小平之初》和《邓小平与当代中国》、金羽主编《邓小平理论研究》、萧榕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刘金田主编《邓小平的历程——一个伟人和他的一个世纪》、李健著《邓小平三进三出中南海》、［英］伊文思著《邓小平与现代中国发展进程》、汪太理主编《邓小平的治国艺术》、郑晓国主编《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1977-1992年活动实录》、青野等著《邓小平在1976》、中共党史出版社的《邓小平在江西》、俞吾金著《邓小平：在历史的天平上》、徐久刚著《邓小平生产力思想概论》、中央党校出版社的《邓小平市场经济的构想与实践》、叶庆科等著《邓小平与珠海经济特区》、杨润时主编《邓小平特区建设思想与实践》、和《邓小平特区建设思想研究》、爽风等著《邓小平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与实践》、军事科学出版社的《邓小平治军方法研究》、刘绍川著《邓小平民族工作思想研究》、田酋如著《刘伯承与邓小平》、金羽等编《海外人士心中的邓小平》、冷溶等主编《海外邓小平研究译丛》第一辑、郑惠等主编《邓小平理论大辞典》、邢贲思主编《〈邓小平文选〉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的《邓小平思想理论大辞典》、山西人民出版社的《邓小平著作思想生平大事典》、翟泰丰主编《邓小平生平著作思想研究集成》等也均是重要的研究成果。
最后，应当指出，两年来毛泽东思想史研究中仍存在若干需注意的问题：一是研究的思想不够开阔。其中过细的专业分工造成的知识结构偏狭是一个重要因素；二是研究课题因信息不灵、“热点效应”等因素出现过多重复；三是研究方法的单调；四是研究格调有的沦向庸俗，主要表现在个别纪实性读物方面。笔者认为，要进一步明确毛泽东思想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增强研究的责任意识；同时加强对毛泽东思想史的难点和中特理论形成与发展的研究。
三、民国史研究的新进展
两年来民国史研究取得长足进展。不仅若干重要学术机构、团体陆续组建，如1993年6月于南京大学成立“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11月在武汉成立“海峡两岸关系和国共两党关系史研究中心”，12月在北京成立“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等，而且在若干领域出现研究热点和高潮。
（一）在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前夕，抗日战争史研究不断深入，取得显著成就。1993年1月，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等在北京举行“第二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3月，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等在重庆举行“第二届史迪威将军与中美关系研讨会”；4月，山东大学在枣庄市举办“台儿庄大战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5月，中国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等在江苏淮阴召开“纪念新四军军部进驻黄花塘50周年学术讨论会”；同月，民革四川省委等在大邑县举行“抗日爱国将领刘湘研讨会”；10月，“中国重庆抗战陪都史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召开；1994年5月，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在承德市举行第三次学术研讨会，研讨抗日战争文献资料与抗战史研究；6月，云南大学等在云南保山举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缅战场国际学术讨论会”；10月，中国现代史学会等在保定举办“保定军校暨抗日战争学术研讨会”等，这些活动将研究逐步推向高潮。
与此同时，一批研究著作先后问世，成果丰硕，蔚为壮观。最为瞩目的是王桧林主编《抗日战争史丛书》，首批推出有徐勇著《“征服中国”的哀歌——日本侵华战略》、马振犊著《惨胜——抗战正面战场大写意》、解学诗著《历史的毒瘤——伪满政权兴亡》、蔡德金著《历史的怪胎——汪精卫国民政府》、杨奎松著《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李良志著《度尽劫波兄弟在——战时国共关系》、任贵祥著《华夏向心力——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援》、王真著《动荡中的同盟——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唐宝林著《深谷幽兰——战时“国母”风采》、林治波著《抗战军人之魂——张自忠将军传》等，其中《惨胜——抗战正面战场大写意》全面详细地考证与运用历史档案资料，将正面战场各次战役放置于当时国内外战略大背景大环境中加以考察，提出对于抗战正面战场总体考察的新观点，从而开拓了研究的新途径。军事科学院军史部编著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也是颇具权威性的力作，作者站在全民族抗战的角度，全面反映了1937年7月至1940年12月间全国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军事行动及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方面的情况。其中重点反映了忻口、太原、淞沪、徐州、武汉、广州等正面战场的重要战役和敌后战场百团大战的战况。此外，李新等主编《抗日潮流的起伏》、郝晏华著《从秘密谈判到共赴国难》、常好礼著《东北抗联路军发展史略》、黄存林主编《长城察绥抗战》、余子道著《长城风云录——从榆关事变到七七抗战》、王汝丰等著《北平人民抗日斗争史稿》、谢忠厚等主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日］内田知行著《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众动员》、张国祥著《山西抗日战争史》、田酉如著《中国抗日根据地社会性质的演进》、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新四军军部在黄花塘》、魏宏运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美］威尔斯著《西行访问记——红都延安秘录》、解放军出版社的《八路军史料丛书》、上海市党史研究室编《抗战初期难民工作》、苏冀鲁著《国民党：1937——惨烈悲壮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张洪涛等著《燃烧的太阳——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纪实》、张弓等主编《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张洪涛著《“血祭”大江——中日武汉会战纪实》、赵丰主编《国民党抗战纪实》、方国瑜著《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张家德著《中国抗日远征史》第一卷《保卫滇缅路》、景敏著《二次大战中国战区统帅部内幕纪实》、梅桑榆著《花园口决堤前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日本侵华特务机构及间谍活动》、［日］楳本捨三著《关东军秘史》、张全盛等著《日本侵晋纪实》、天津编译中心著《日本军国主义侵华人物》、日本满洲移民史研究会编著《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移民》、天津编译中心译《皇帝的密约》、中央档案馆等编《华北历次大惨案》、［日］野添宪治著《花冈事件记闻》、陈理昂等编《花冈暴动回忆录》、李恩涵著《日本军战争暴行之研究》、王鸿宾著《溥仪与伪满洲国》、吉林省政协文史委编《伪满洲国大事记》、鱼佩舟著《美国飞虎队援华抗战纪实》、郑生寿等著《国际友人在延安》、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史迪威日记》、杨耀建著《史迪威与中国》、孙江林著《蒋介石与汉奸审判内幕》、刘家常等著《日伪蒋战犯改造纪实》等，均是较有参考价值的专著和史料汇集。
两年来还有200余篇论文发表，不乏新意之作。如关于抗战初期正面战场的得失问题，陈先初在《湖南师大学报》1993年3期撰文认为，史学界长期坚持的“大溃退”的结论只是一种抽象的、表面的描述，缺少具体分析和对战局的积极意义的充分评估。抗战之初国民党当局基于敌强我弱和敌企图速战速决，确定了实行持久消耗战略、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方针，据此在战局不利时主动从某些城市和地方撤守是必要的和许可的。这种在给敌以巨大杀伤和消耗之后为战略利益考虑而自动撤退，不应与“大溃退”相提并论。
至于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长期得不到统一或接近的看法。阮家新在《中共党史研究》1993年5期撰文提出新见解，认为抗战是中日两国双方之间的战争，中国始终是作为一个统一的完整的国家参战的，所以只能把日本作为交战一方，而把中国作为交战另一方来考察。中国抗战虽有正面和敌后战场之分，但总的军事战略方针是统一的。以国民革命军主力担负正面作战，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担负敌后作战，这是抗日军队的合理分工，是适应客观情况的正确的战争指导，绝不是两个战场互相分离的原因。抗战的胜利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荣耀，而不是属于某一政党或某部分中国人的。
（二）民国社会史研究愈益受到关注，得到新的拓展。上海师大率先组建“中国近代社会研究所”，拟集中江浙一带力量展开民国社会史的探索。1993年6月，南京大学等在南京发起“第一届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国际学术讨论会”；8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等在上海举行“市民社会与中国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同月，中国会党史学会等亦在上海召开“帮会与近代上海”研讨会；9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等在太原举办“中国近现代名人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学术研讨会”，等等，学术研讨活动频仍，成为社会史研究丰收的一年。出版专著有张静如等主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周育民等著《中国帮会史》、张士杰著《清洪帮秘史》、江小涛主编《中国江湖系列丛书》、［英］贝思飞著《民国时期的土匪》、敖文蔚著《中国近现代社会与民政》、李文海等著《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行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著《中国近代人口史》等。其中《中国近现代社会与民政》不仅记述各个时期土地、灾荒、烟毒、难民等主要社会问题的具体情况，而且还记述各个时期社会行政机构的沿革、职权及其在户籍管理、灾荒救济、社会福利和优待抚恤等方面的政策和措施，揭示出这些机构处置主要社会问题的特点，填补了社会史研究的一项空白。
（三）经济史是又一研究热点领域，不仅有宏观总体的论述，还触及工业、金融、贸易、交通、区域经济、农民土地问题以及实业家人物的微观研究。如许涤新等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杜恂诚著《中国传统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孙果达著《民族工业大迁徙》、姚会元著《中国货币银行》、贾秀岩等著《民国价格史》、上海市档案馆编著《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重庆市档案馆编《四联总处史料》、陈椽著《中国茶叶外销史》、王晓华等著《艰难延伸的民国铁路》、张学恕著《中国长江下游经济发展史》、李非著《战后台湾经济发展史》、史全生著《台湾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郭德宏著《中国近现代农民土地问题研究》、孔令仁等主编《中国近代企业的开拓者》、吴序光主编《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丁日初著《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与资本家阶级》、张富强等译《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赵云声主编《中国大资本家传》十卷本、杨旭著《荣氏兄弟——一代大实业家创业风云录》、李占才等著《著名实业家荣氏兄弟》、王树彬等著《胡文虎及其家族》及黄光域编著《外国在华工商企业辞典》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黄炎培研究课题组等还于1993年12月在上海川沙镇举办“黄炎培和浦东早期开发学术座谈会”。经济史家们对于为近代中国工业奠基的爱国实业家给以全方位的评价，认为他们冒着随时被外国资本挤垮、吞噬的危险，与强大的对手较量的创业精神，在求生存、谋发展的创业路上积累的尊重人才、注重科学管理、抓住机遇、改革创新的经验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不容低估的。
（四）政治史研究继续得到加强。1993年11月，在南京举行“首届中华民国史青年学者学术讨论会”；同月，“第五届国共关系史暨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7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1994年6月，《近代史研究》杂志社等在北京发起“近代中国与民族凝聚力学术讨论会”；10月，在广州举办“纪念兴中会成立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同月，“第六届国共关系史暨第二届中国国民党史学术讨论会”在西安举行；12月，于南京召开“第三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同月，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在北京举行“纪念南社成立85周年学术研讨会”。上述学术活动的举办有力推进了研究的深入展开。两年来有程思远主编《中国国民党百年风云录》、朱汉国主编《南京国民政府纪实》、贺渊著《三民主义与中国政治》、徐矛著《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郭绪印主编《国民党派系斗争史》、团结出版社的《“党国”垂亡三部曲》、刘广等著《官场百丑图——北洋军阀秘录》、贾熟村著《北洋时期的交通系》、杨光彦主编《四川军阀史》、吉林文史出版社的《蒋介石政治关系大系丛书》六卷、陈宇著《黄埔军校在大陆的最后一期》、李伟著《1949：京沪暴动内幕》、陈书麟等著《中华民国海军通史》、高晓星等著《民国空军的航迹》、郭传玺主编《中国国民党台湾40年史纲》、宋春等著《中国国民党台湾40年史》、黄嘉树著《国民党在台湾》、封汉章著《台湾40年纪实》、中国台湾研究会编《90年代之台湾》、周淑真著《中国青年党在大陆和台湾》、张克山编《台湾问题大事记》、［美］埃谢里克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陶文钊著《中美关系史(1911-1950)》、南京大学出版社的《新的视野——中美关系史论文集》、杨昭全著《中朝关系史》、师博主编《外蒙古独立内幕》、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年表》、褚德新等主编《中外约章汇要》、郭卫东主编《近代外国在华机构综录》、朱杰勤等主编《中外关系史辞典》等的问世。
档案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方面，第二历史档案馆推出总计6680万字的《中华民国史史料专编》，还编辑出版《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务月刊〉》、《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务公报〉》、《国民政府〈经济部公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党派》、《民国时期的陆军大学》、毛思诚撰《蒋介石年谱初稿》、《中德外交密档》等。中华书局的《顾维钧回忆录》第11卷、12卷也付梓印行，至此这部600万字的著作出齐，为民国政治、外交史研究提供了厚实的史料。此外，还有陈明显主编《中国现代史史料学概论》、李永璞主编《全国各级政协文史资料篇目索引》、陈兴唐主编《中国国民党大事典》、张同新主编《国共两党关系大辞典》、田益民著《西安事变经历记》、档案出版社的《杨虎城将军与西安事变补遗》、宋平等编《蒋介石来往通信集》、群众出版社的《蒋介石特工密档及其他》、重庆出版社的《大公报与现代中国》、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高晓呈编《陈绍宽文集》等的出版。上海市和江苏省档案馆还分别创办《档案与史学》和《江苏历史档案》季刊，主要刊载公布民国时期的历史档案文献。
（五）人物研究势头不减，呈现花团锦簇的繁荣景象。1993年1月，广东社科院等在广州主办“纪念宋庆龄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5月，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在青岛举办“胡适思想研讨会”；6月，广东省举办“廖仲恺何香凝学术研讨会”；10月，东北大学在沈阳发起“张学良教育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12月，中山大学等在中山市召开“孙中山毛泽东与中国现代化”学术研讨论；1994年8月，浙江省政协文史委等在奉化召开“蒋介石家世史料研讨会”；10月，中山大学在广州举办“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研讨会；同月，宋庆龄基金会在北京召开“宋庆龄与中国的近代化”学术研讨会、以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与美国黄兴基金会联合在北京举办“黄兴学术研讨会”等。
民国人物不仅有大批专著出版，而且呈现出从不同角度、侧面研究某个人物的特点。如王俯民著《孙中山详传》、邵德门主编《孙中山政治学说研究》、［美］史扶邻著《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广东高教出版社的《孙中山与护法海军论集》、张磊主编《孙中山辞典》、盛永华著《宋庆龄论》、刘家泉著《宋庆龄流亡海外岁月》、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编《宋庆龄走过的道路》、广东高教出版社的《廖仲恺何香凝研究》、尚明轩和李永等著同名书《何香凝传》、严如平等著《蒋介石传稿》、王俯民著《蒋介石详传》、齐鹏飞著《蒋介石家世》、陈宁生著《蒋介石和黄埔系》、许锡缵著《黄埔恩怨——许崇智与蒋介石》、尹家民著《蒋介石与黄埔“四凶”》、王朝柱著《汪精卫和蒋介石》、刘红著《蒋介石和他的助手们》、高屹著《蒋介石与西北四马》、侯同著《蒋介石婚姻纪实》、李松林等著《蒋介石兵败大陆》和《蒋氏父子在台湾》、刘红著《历史漩涡中的蒋经国》、李玉贞著《十二春秋爱与恨——蒋经国旅苏生活秘闻》、胡辛著《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惠德安著《张学良将军戎幕见闻》、宋黎主编《张学良和他的将军们》、李永等著《大陆·台湾——张学良生活实录》、周骥良著《杨虎城》、吴长翼著《千古功臣杨虎城》、李又宁主编《胡适与他的朋友》、飞雁等著《胡适之恋》、郑大华著《梁漱溟与胡适：文化保守主义与西北思潮的比较》、李渊庭等著《梁漱溟先生年谱》、江绍贞著《戴笠和军统》、杨者圣著《特工王戴笠》等。此外还有朱信泉等主编《民国人物传》第七卷、南昌陆军学院主编《国民党高级将领列传》第六、七卷、季宇著《段祺瑞传》、安徽人民出版社的《皖系北洋人物》、海宁市政协文史委编《蒋百里先生纪念册》、广东高教出版社的《邓演达研究》、《江苏文史》编辑部编《白雅雨》、丁言模著《鲍罗廷与中国大革命》、杨德慧著《杨杰将军传》、熊宗仁著《何应钦传》、乔希章著《阎锡山》、尚传道著《吴鼎昌略传》、中国文史出版社的《何柱国将军生平》、吴忠礼等主编《西北五马》、作家出版社的《黄埔名将陈诚》、卞杏英著《蔡廷锴将军——从淞沪抗战到福建事变》、秦天寿著《乱世独夫韩复榘》、童欣等著《民国枭雄》、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的《中国国民党九千将领》、杨浩等主编《旧上海风云人物》第二集、张静星著《陈璧君传记》、罗炯光等著《蒋介石首席秘书陈布雷》、［美］泽勒著《端纳传》、叶祖孚执笔《溥杰自传》、谢增寿等著《张澜传略》、李良松著《陈立夫与中医药学》、今日中国出版社的《陈嘉庚爱国主义思想》、中国文史出版社的《忆念杜镇远》、张放著《朋友心中的徐志摩》、林太乙著《林语堂传》、陈孝全著《朱自清传》、刘龙主编《赛珍珠研究》、黄建复等主编《我国当代杰出的教育家、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评传》、中国艺术研究院编著《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辽宁教育出版社的《中国近现代教育家系列研究丛书》、江苏教育出版社的《中国现代数学家传》、李明山著《中国近代编辑家评传》等。
两年来民国史研究取得上述进展，但还存在着对一些问题的论述含糊不清，缺乏客观评价和具体分析的问题；一些著作的编辑功能较强，而研究功能却嫌不足，对问题的论述停留在表层上；还没能出版一本能足以反映国内外最新水平，具有权威性的断代史——中华民国史，均有待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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