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文献中的《全唐诗》逸诗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韩国论文,文献论文,全唐诗论文,逸诗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韩两国的文化交往源远流长，韩国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至深且巨。在15世纪中叶世宗大王制定《训民正音》以前，韩国并无文字，一切书籍皆用汉字。即使《训民正音》颁布之后，其上流社会仍崇尚使用汉文，直至近代。因此韩国保存有大量的汉文典籍。在这些典籍中，有很多与中国文学相关的资料，这些资料对我国古代的一些文学史料，特别是那些在我国已经没有最初版本或失传的文学史料，可以起一定的校正或补充作用。如清末黎庶昌在编辑《草堂诗笺》时就曾以高丽本校订南宋本（注：《古逸丛书》载：“予所收《草堂诗笺》，有南宋、高丽两本。宋本阙《补遗外集》十一卷，今据以复本者，前四十卷南宋本，后十一卷高丽本。两本具多模糊，而高丽本，刻尤粗率，然颇有校正宋本处……。”）。近年来，笔者留学韩国，发现有关典籍中存有不少未见诸《全唐诗》的唐代逸诗，留心辑录，竟得300余首。其中除新罗人崔致远的一部分诗已被收录陈尚君所辑《全唐诗补编》外，大多数逸诗尚未见于我国文献。本文拟根据韩国的有关古籍资料和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将韩国文献中的唐代逸诗分为唐人逸诗和在唐新罗人逸诗两部分予以简单介绍，以供方家参考。
一、《十抄诗》中的唐人逸诗考
谈起海外的唐代逸诗，人们首先会想到日本的《千载佳句》和《全唐诗逸》。《千载佳句》是日本平安朝文人大江维时(888～963)于10世纪20年代编撰的，收唐诗1083首。其中有312首诗未被收录于清康熙时期编辑的《全唐诗》。后来河世宁(1749～1820)将这些诗加以整理，撰成《全唐诗逸》，从而使这些散逸海外的重要的中国文学资料得以保存和流传。
从唐宋和朝鲜、日本的文化交流来看，朝鲜存有我国古代文献资料的可能性更大。近年来正在引起韩国学者关注的《十抄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十抄诗》是高丽时期韩国人所编辑的一部唐诗选集，书中收录了中晚唐30位诗人（包括4位新罗人）的作品，全部为七言律诗，每人10首，共300首。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在这部唐诗选集的300首诗中，未见于后来《全唐诗》的作品竟达183首之多。诗集不仅收录了唐代一些著名诗人如白居易、贾岛、张祜、张籍、罗隐、皮日休、章孝标等人的逸诗，而且还录有《全唐诗》遗漏或收录作品极少的几位诗人的作品。
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十抄诗》版本，只有韩国奎章阁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朝鲜朝的重刊本，而且上卷的前一部分和下卷的后一部分多已脱落，不见序跋，从这一版本已难以考证《十抄诗》的编者以及最初的成书时间和背景。所幸今天还有根据《十抄诗》编撰的《夹注名贤十抄诗》的两个版本传世，才使得我们有可能对《十抄诗》进行较详细的考证。
现存《夹注名贤十抄诗》有木版本和手抄本两个版本。木版本前后多有脱落，不见序跋；手抄本完全出自木版本，甚至连页行都没有任何变动，该版本保存完好，前有神印宗老僧之序，后有李云俊、权
之跋，这些序跋成了考证《十抄诗》和《夹注名贤十抄诗》的重要依据。今录之于下：
《夹注名贤十抄诗》序：贫道暂寓东都灵妙寺，圣余闲，偶见本朝前辈钜儒据唐室群贤，凡三百篇，命题为《十抄诗》。体格典雅，有益于后进学者，句夹注，分为三卷，其所未见其违阙，补注雌黄。时作人，神印宗老僧。
府使阳城李侯伯常，当诗赋取士之时，窃有兴学之志，得《十抄诗》一本，欲锓梓广施，而字颇舛错，嘱诸校理权君校正，然后使儒生朴学问书写。而募游手者始事于壬申五月，工未半而见代。今府使李侯紧，仍督其事，甫及数月，功乃告讫。噫，二君子成始成终于斯文，岂曰偶然哉！因书始未以传不朽云耳。通善郎密阳儒学教授官月城李云俊跋。
余来浴东莱，出密阳，适见重勘《夹注十抄诗》，取看一两板，注多鱼鲁，持以告府伯李侯，侯言之曰：“是诗抄者东贤也，注者亦东僧也。而世之启蒙者，率由是入真，吾东方之青毡也。然版本甚鲜，且今更设进士科用诗赋，则学者不可不知也。惜其湮没，旁求仅得一本，窃有重刊之志。告于监司相国全城李公，公欣然乐从，即命锓梓。而子行适至，诚幸也。将子为我刊误，以惠来学。”重违雅命，就校之。然学未精博，旁无书籍，姑以所记忆者，改正之，凡四百单五字。虽有所疑误，不敢的记为某字，仍留以侯博闻者。噫，是本乃后至元三年丁丑岁，今安东府所刊，而福城君慎村权先生，讳思复，为进士时所写也。距今才百有六年，世已无藏者，诚可惜也。侯既工于诗，精于三尺，深味是诗，有切于初学，故拳拳若是。而监司李公，乐与为善之意，亦至美。噫，继自今如二君子之用心，使不泯以传者，有几人乎。侯，阳城世家也，名伯常。时景泰三年壬申仲夏初，告奉训郎校书校理知制教权敬跋。
通过以上序跋我们大体上可以了解到《十抄诗》和《夹注名贤十抄诗》的基本情况。关于《十抄诗》的编者，从神印宗老僧的序中可知为“本朝前辈钜儒”，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言及编者的记述。神印宗老僧在灵妙寺偶然见到《十抄诗》，认为其“体格典雅，有益于后进学者”，于是在句间夹注，撰成《夹注名贤十抄诗》。李侯重刊该书的时间是“景泰三年壬申仲夏初”，也就是1452年的阴历五月，重刊所据的样本则是刊印于“后至元三年丁丑岁”，即1337年的安东府刊本，而安东府的刊本又是据权思复为进士时所抄写的版本（注：权思复与闵思平(1295～1359)是同时代人，闵思平的《及庵先生诗集》卷三有《贺权思复正言》、《奉贺权侍郎思复遇谷诗韵》等诗。）。那么最初的《十抄诗》和《夹注名贤十抄诗》究竟是什么时候成书的呢？韩国学者扈承喜根据有关灵妙寺的文献记载和《夹注名贤十抄诗》的作者为僧侣的事实，以及书中夹注所引用的书籍等进行分析后，认为神印宗老僧撰《夹注名贤十抄诗》的时期可上推至公元1200年左右，而夹注的底本《十抄诗》则可能成书于高丽朝前期（注：扈承喜：《〈十抄诗〉一考》，《书志学报》（汉城），1995年第15期。）。
《十抄诗》最初成书时具体参考了哪些书籍已无从考证，但从《十抄诗》所载的不见诸《全唐诗》的唐人逸诗，我们则不难推测当时这些唐代诗人文集的流传和后来散逸的情况。下面先看一下《十抄诗》中的唐人逸诗。
《十抄诗》所收30位诗人中，除4名新罗人外，共有唐代诗人26人。其中温庭筠、许浑、杜荀鹤、方干、秦韬玉5人之诗，《全唐诗》里皆有收录，此外的21人则都有未见于《全唐诗》的逸诗，少则1首，多则10首不等。逸诗的具体数量分别为刘禹锡1首、白居易4首、张籍4首、章孝标10首、杜牧1首、李远6首、雍陶7首、张祜8首、赵嘏4首、马戴10首、韦蟾10首、皮日休9首、曹唐8首、李雄10首、吴仁璧10首、韩琮9首、罗邺9首、罗隐8首、贾岛4首、李山甫10首、李群玉10首，共143首。
根据逸诗的有无，我们可以将《十抄诗》中的唐诗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十抄诗》中没有逸诗的温庭筠、许浑、杜荀鹤、方干、秦韬玉5人；另一部分是有逸诗的其他21人。前者5位诗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的文集刊行较早，并且几乎没有散逸，《全唐诗》所收他们的作品也相对较齐全。后者的情况就复杂了，通过和《全唐诗》所载作品的对比，可以判断出《十抄诗》所载的唐人逸诗中，有的明显出自诗人散逸的诗文集，这种情况逸诗的数量往往较多；而有的则属于文集尚存，只是在编辑《全唐诗》时被遗漏。
《十抄诗》所载皮日休、章孝标、韩琮、吴仁壁等人的逸诗出于各自散逸诗文集的情况最为明显。皮日休(833～?)除《文薮》10卷之外，《崇文总目》中尚有《皮日休文集》10卷、《胥台集》7卷的记载，《唐书·艺文志》中也还有皮日休《诗》1卷的记录，但这些诗文集都已散失。《全唐诗》只收录了皮日休《文薮》中的诗，《十抄诗》所载的《洞湖春暮》、《彭泽谒狄梁公生祠》、《题李处士山池》、《利仁郑员外居》、《题蹇全朴襄州故居》、《奉和令狐补缺白莲诗》、《武当山晨起》、《题石眺秀才襄州幽居》、《春宵饮醒》等9首都未收录，可以说这些诗出自皮日休散逸诗文集的可能性很大。章孝标(785～?)是唐代诗文集散失较多的诗人之一，《唐书·艺文志》有章孝标诗1卷的记载，《全唐诗》也只收录了他的诗1卷，但《千载佳句》却录有他的逸诗18首，《十抄诗》所载的《寄朝士》、《十五夜玩月遇云》、《及第后归吴州孟元翊件寄》、《送韦观文助教分司东都前秘书省同官》、《赠萧先生》、《送俞凫秀才》、《送贞宝上人》、《送内作陆判官归洞庭旧隐》、《上汴州韩司空》、《题杭州天竺灵隐寺》第10首诗也都不见于《全唐诗》。由此可见，章孝标的个人诗文集有可能在宋朝初期就已经在国内散失，而在日本和韩国却得以流传。与章孝标同时代的韩琮(795～?)诗文集散失的时期也和章孝标差不多，《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唐才子传》都记载有《韩琮诗》1卷，《全唐诗》也只收录了他的诗1卷，但《十抄诗》中的《柳》、《松》、《霜》、《烟》、《泪》、《别》、《水》、《愁》、《恨》等9首诗皆不见于《全唐诗》。《唐书·艺文志》和《崇文总目》皆有吴仁壁诗1卷的记载，但《全唐诗》却只收录了吴仁壁的11首诗，《十抄诗》中的《宣州》、《罗隐书记借诗集寻惠园蔬以诗谢》、《宛陵题顾蒙处士斋即元征君旧居》、《吴中早春题王处士斋》、《苏州崔谏议》、《秋日寄钟明府》、《西华春寒寄潘校书》、《梅花》、《还罗隐书记诗集》、《放春榜日献座主》等10首都未收录于《全唐诗》。
《十抄诗》除收录了那些文集尚存或散逸的唐人作品外，还录有几位无法断定是否有过文集流传的诗人的作品。如《全唐诗》未收李雄的诗，而《十抄诗》却录有李雄的《漳水河》、《云门寺》、《秦淮》、《台城》、《江淹宅》、《向吴亭》、《水帘亭》、《濯锦江》、《子规》、《张仪楼》等10首诗。再如韦詹的诗，《全唐诗》只收韦詹诗《嘲李玚题名》1首，而《十抄诗》却收录了韦詹的《闲题》、《未归》、《鹦鹉》、《芳草》、《春分》、《壬申岁寒食》、《霜夜纪咏》、《送友人及第后东游伊洛》、《白琉璃篦》、《公子》等10首诗。由于《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唐才子传》等文献中都没有有关李雄、韦詹文集的记载，所以很难判定《十抄诗》中的作品是出于他们的个人文集还是其他文献。
通过《十抄诗》，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众多的唐代逸诗，而且还能从侧面了解到一些唐人诗文集的流传和散逸情况以及宋朝和高丽的文化交流情况等等。《十抄诗》所收唐诗总的数量虽不及《千载绝句》那么多，但《十抄诗》中唐代逸诗所占的比率却比《千载绝句》要高，而且所有的诗都很完整，不像《千载佳句》那样多为摘句。因此，就文学史料的价值和意义来讲，《十抄诗》完全可以和日本的《千载佳句》相媲美。
二、在唐新罗人逸诗考
唐朝时期，中国和新罗的关系非常密切，大批新罗子弟来唐留学。对这些新罗学子，唐更是“广荡无外，不以外国人为之轻重”（注：李奎报：《东国李相国集》卷二十二。），不仅许其入学，而且许其就试贤科，故有崔致远、崔匡裕之游中华，先后得成进士。当时新罗人入唐学习，一般要在唐停留十年以上，不少人宾贡科及第，有的还在唐为官，如崔致远曾任宣州溧水县尉，后为高骈从事；金云卿曾做兖州都督府司马，后又改任淄州长史（注：《三国史记》卷十一，文圣王三年秋七月条：“唐武宗敕归国新罗官前入新罗宣慰副使，充兖州都督府司马，赐绯鱼袋，金云卿可淄州长史，仍为使。”）；金文蔚曾做工部员外郎，后又做了沂州府咨议参军等等（注：《三国史记》卷十二，孝恭王十年三月条：“前入唐及第金文蔚官至工部员外郎，沂州府咨议参军，充册命使而还。”）。这些来唐新罗人久居中国，对唐文化有着相当的理解，他们与唐朝的墨客韵士“肩相比，臂相抵”，彼此唱和，切磋诗艺，相互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在唐期间所作汉文诗，深受唐诗风的影响，而且造诣颇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新罗人在唐期间的汉诗文作品可以看做是唐文化的一部分。《全唐诗》把新罗诗人杂于唐代诗人之列，而不以外国人相别也自在情理之中。
《全唐诗》共收载新罗人诗5首及高丽使和贾岛的联句诗1首，其中除1首谶语诗《高丽镜文》（注：《全唐诗》卷八百七十五。）的作者和《过海联句》（注：见《全唐诗》卷七百九十一。另朝鲜徐居正(1420～1488)《东人诗话》载：“唐时高丽使过海有诗云：‘水鸟浮还没，山云断复连’，贾浪仙诈为艄人，联下句云‘棹穿波底月，船压水中天’，丽使佳叹，世传丽使为崔文昌。余考文昌入唐，为高骈书记，不与浪仙同时，或者以顾学士送文昌诗有乘船渡海之语，有此误耳。”）的作者之一高丽使无考外，其余4首诗分别为王巨仁的《愤怨诗》（注：《全唐诗》卷七百三十二。）、金真德的《太平颂》（注：《全唐诗》卷七百九十七。）、薛瑶的《返俗谣》（注：《全唐诗》卷七百九十九。）、金地藏的《送童子下山》（注：《全唐诗》卷八百零八。）。《全唐诗》还对每位新罗诗人都附了简略的介绍。
研究唐代新罗以及日本等友邦诗人在唐期间的作品，通过比较从另一个角度对唐诗进行研究，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新罗人以诗名于中国者不在少数，然而《全唐诗》却只载5首另1联，颇令人疑惑。因此历代《全唐诗》辑逸者在精心辑补唐人逸诗时，都注意到了友邦诗人的作品。
最早对《全唐诗》进行辑逸的当数日本的河世宁，他在我国乾隆时期搜罗本国旧籍，参采《千载佳句》、《文镜秘府》等书所撰的《全唐诗逸》共3卷，凡120余家诗，是最早的《全唐诗》补遗之作，虽大多数为摘句，但仍不无搜玉之功。书中辑录的新罗人诗有崔致远诗1首又句7联、金立之句7联、金可纪、金云卿句各1联（注：河世宁：《全唐诗逸》卷中。）。河世宁所辑的新罗人诗大部分成了这些作品得以流传至今的唯一记录。
孙望所辑《全唐诗补逸》也补录了部分新罗人诗，其中有崔致远诗60首、慧超诗2首（注：孙望：《全唐诗补逸》卷十九，见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上，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07页。）。慧超的2首诗出自《大藏经》二零八九号的《游方记抄》，不属本文考查范围。《全唐诗补逸》所辑崔致远诗60首皆出于崔氏的《桂苑笔耕集》。《桂苑笔耕集》共20卷，文集中收录的表、状、启、檄、书、诗等都是崔致远在唐任淮南节度使高骈幕府时的公私应酬之作，崔致远回新罗后曾将该文集献给新罗王。其第17卷《献诗启》中的30首诗是崔致远献给高骈的记德诗，第20卷中的30首则为一些唱和赠答或写景之作。《全唐诗补逸》未将崔致远和慧超的诗杂列于唐代诗人之中，而是独自成卷，标以“友邦”之目，附于编末。
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以附录卷的形式补录了金地藏的诗1首（注：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附录，见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上，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58页。），该诗出于中国文献《嘉靖池州府志》，陈尚君《全唐诗续拾》又补慧超诗3首（金地藏、慧超诗均出自中国文献，不属本文考查范围）、崔致远诗22首，并在崔致远诗后附有如下按语：
按：据金东勋说，崔诗除《全唐诗逸》及《桂苑笔耕集》（已收《全唐诗补逸》）所收外，《三国史记》存五首，《东文选》收三十首，另外见于石刻、方志者尚存十余首，共存百首左右。今所得仅二十余首，尚缺二十首左右。据前引各文所述，未见者有《饶州鄱阳亭》、《夜赠乐官》、《芋江驿湾》、《赠智光上人》等。
又按：《朝鲜文学史》录崔匡裕《长安春日有感》云：“麻衣难拂路歧尘，鬓改颜衰晓镜新。上国好花愁里艳，故园芳树梦中春。扁舟烟月思浮海，嬴马关河倦问津。只为未酬萤雪志，绿杨莺语太伤神”。又谓其另有《效居呈知己》、《忆江南李处士》等诗，崔承祐有《送曹松入罗浮》，朴仁范有《九成宫怀古》、《泾州龙朔寺》、《江行呈张秀才》诗。诸诗皆新罗人在唐时所作，因未注出处，世次不明，又仅录一首，姑附识于此（注：陈尚君：《全唐诗续拾》卷三十六。见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下，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246页。）。
经过以上几位辑逸者辛勤不懈的努力，《全唐诗》所载新罗人诗的补遗取得了很大的成果。然而由于新罗人在唐期间所作的诗文有很多被带回了本国，有的佚失无传，有的则被后人辑入诗文集，流传于海外。因资料难觅，《全唐诗补编》中新罗人诗仍不能见其全貌。
多年来，韩国有关学者非常重视新罗时期文学的研究，他们不断地发现新的文学史料，使新罗文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本文拟根据韩国有关的古代典籍和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汇总尚未收录于有关《全唐诗》补逸之作的唐代新罗人诗，并略作说明。
唐代新罗诗人中成就最大的当推崔致远，他12岁渡海入唐，28岁衣锦荣归新罗，在唐生活达16年之久。他回国后向新罗王呈献了他在唐期间的著作，其中有“私试今体赋五首一卷、五言七言今体诗共一百首一卷、杂诗赋共三十首一卷、中山覆篑集一部五卷、桂苑笔耕集一部二十卷”（注：崔致远：《桂苑笔耕集》自序。），再加上他回国后的著作，可谓是洋洋大观。但由于时隔久远，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根据近年来崔致远汉诗考证的最新成果进行统计，现存崔致远的诗共有127首，分别载于下列文献：
《桂苑笔耕集》60首
《法藏和尚传》1首
《白云小说》1首
《三国史记》5首
《十抄诗》9首（重收《桂苑笔耕集》1首不计）
《东文选》23首（重收《桂苑笔耕集》、《十抄诗》诸诗不计）
《星叟诗话》1首
《芝峰类说》8首
《小华诗评》1首
《千载佳句》7首（重收《东文选》1首不计）
《伽倻山海印寺古籍》6首
《东国舆地胜览》2首
《孤云先生文集》2首（重收诗不计）
口传诗1首
以上所列文献中的崔致远诗，大部分已被收录于有关唐诗的补遗之作，其中《全唐诗逸》收录了《千载佳句》所载的7首；《全唐诗补遗》收录了《桂苑笔耕集》的全部诗60首；《全唐诗续拾》收录《法藏和尚传》中的《梦中作》1首和《十抄诗》9首中的2首、《东文选》23首中的11首，以及《三国史记》所载的《乡乐杂咏》5首、《芝峰类说》8首中的《智异山花开洞》1首、《东国舆地胜览》2首中的《寄颢源上人》1首、还有口传诗《入山诗》1首。这样，《全唐诗逸》和《全唐诗补逸》、《全唐诗续拾》共收补崔致远诗89首，尚有38首没有补录。它们分别是载于《白云小说》的《题舆地图》（句），载于《十抄诗》的《和李展长官冬日游山寺》、《汴河怀古》、《友人以球杖见惠以宝刀为答》、《辛丑年寄进士吴瞻》、《和友人春日游野亭》、《和顾云侍御重阳咏菊》、《和张进士乔村居病中见寄》，载于徐居正(1420～1488)《东文选》的《长安旅舍与于慎微长官接邻》、《赠云门兰若智光上人》、《题云峰寺》、《旅游唐城有王乐官将西归夜吹数曲恋恩悲泣以诗赠之》、《春晓偶书》、《邮亭夜雨》、《途中作》、《饶州鄱阳亭》、《题芋江驿亭》、《春日邀知友不至因寄绝句》、《留别西京金少尹峻》、《赠梓谷兰若独居僧》，载于徐居正《东国舆地胜览》的《公山城怀古》，载于许筠(1569～1618)《惺叟诗话》的《马上作》（句），载于李晬光(1563～1628)《芝峰类说》的绝句7首，载于洪万宗(1643～1725)《小华诗评》的《泛海》，载于《伽倻山海印寺古籍》的《赠海印僧希朗》绝句6首，载于崔国述《孤云先生文集》的《姑苏台》（句）、《碧松亭》（句）。
在唐代，和崔致远一样入唐学习并以诗名于中国的新罗诗人，除上引各书所收录的王巨仁、金立之、金可纪、金云卿等人之外，较著名的还有崔匡裕、朴仁范、崔承祐等。崔匡裕和崔致远是同时代人，885年新罗王派试殿中监金仅为庆贺副史使唐时，崔匡裕和金茂先、崔涣等做为卫宿学生被一起派往唐朝留学。其宾贡科及第的确切时间，已无从考证，但朝鲜文献《海东绎史》中提到崔匡裕和崔致远“接踵成进士”（注：《海东绎史》卷六十七。）。从这一记载，我们则不难推断崔匡裕在唐的时期以及宾贡科及第的时间应该和崔致远相差不远。朴仁范入唐和及第的情况没有详细记载，只能根据崔致远的《新罗王与唐江西高大夫湘状》所载进行推测，崔致远在该《状》中云：“……顾鸡林之士子，特令朴仁范、金渥两人，双飞凤里，对跃龙门，许列青衿……”（注：《东文选》卷四十七。）。高湘任职礼部侍郎是在876年（注：见李基东《新罗骨品制社会和花郎徒》（汉城），一潮阁出版社，1984年版，第252页。），那么朴仁范宾贡及第当在此前后。崔承祐入唐和及第的时间都有详细的记录，他于890年入唐，在唐学习三年之后，893年宾贡科及第（注：《三国史记》卷四十六载：“崔承祐以唐昭宗龙纪二年入唐，至景福二年待郎杨涉下及第。”）。
崔匡裕、朴仁范、崔承祐三人学问精深并且都擅长汉诗，他们同崔致远等人一起被唐朝誉为“新罗十贤”。从三人现存的诗作来看，唱和或赠答诗占有很大的比例，这说明他们和唐朝文人的交往非常密切。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在唐时的作品大部分已经散失，每人仅存10首七言律诗，收录于高丽时期所编撰的诗集《十抄诗》。这些诗的诗题分别为崔匡裕的《御沟》、《长安春日有感》、《庭梅》、《送乡人及第还国》、《效居呈知己》、《细雨》、《早行》、《鹭鸶》、《商山路作》、《忆江南李处士居》、朴仁范的《送俨上人归乾竺国》、《江行呈张峻秀才》、《马嵬怀古》、《寄香岩山睿上人》、《早秋书情》、《泾州龙朔寺阁兼柬云栖上人》、《上殷员外》、《赠田校书》、《上冯员外》、《九成宫怀古》、崔承祐的《镜湖》、《献新除中书李舍人》、《送曹进士松入罗浮》、《春日送韦大尉自西川除淮南》、《关中送陈策先辈赴邠州幕》、《赠薛杂端》、《读姚卿云传》、《忆江西旧游因寄知己》、《别》、《邺下和李秀才与镜》。
以上所考韩国文献中的《全唐诗》逸诗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相信仍有不少唐朝诗人以及在唐新罗人的作品散载于韩国的典籍中。韩国古代汉籍浩如烟海，并且尚未得到很好的整理，因此韩国典籍中所存唐诗的辑逸仍有待更深入地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