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的投资:近年来女性写作的一种描写_文学论文

“成长”的投资:近年来女性写作的一种描写_文学论文

对“成长”的倾注——近年来女性写作的一种描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阅读陈染、林白、迟子建、蒋韵等年轻女性作家的作品时,一种陌生而又熟悉的震颤感油然而生。这批最活跃的女性作家在她们风格各异的文本中流淌着某种共通的、一致的倾诉,这种倾诉照亮了许多朦胧的、彼此纠缠着的阅读感受,使那些飘浮的思绪像一个个孤立的小岛之间突然有了航道而呈现出连贯与清晰,并使我获得了一个涵盖近年来女性写作的描述角度,那就是女性作家对“成长”的关切和倾注。

(一)

“成长”的内涵有两层。它首先是生理层面的,指的是作为个体的人所经历的童年、少年、青年、壮年这样一个生命生长发育的自然过程。其次它还是心理和精神层面的。这一“成长”意味着个体存在的趋向成熟,有较明确的自我意识,能协调个人意愿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冲突从而一定程度上实现自我价值。应该说,“成长”并非专属女性,它是男女两性共同面临的问题。但是,“成长”对于女性具有着特殊意义。

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波伏瓦揭示出了女性生存困惑最为本质的社会文化原因。在男性文化中心的社会里,女性的成长并不是以女性身心的全面发展、女性创造潜力的充分实现为出发点,而是以社会(男性)的需要为基点建立起所谓的女性的理想范式,文化的浸淫对女性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女性自觉地选择这种范式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从而将原是社会的、男性的要求内化为女性的自我选择,将原是外在的、文化的压抑内化为女性的自我压抑,“第二性”的生成正是女性为认同男性原则而形成的一种恶性自律。妇女解放走到今天,基本上赢得了与男性平等的政治、经济地位,但破除这种“内化”的恶果却十分艰难,因为其对象不再是外在的压迫力量,而是女性与自身的抗争。在一个女孩的成长过程中,家庭、教育、环境所施予的影响像层层厚茧包裹着女性的身心,使她被缚与自缚。因此对于女性,“成长”就含有另一种的深意:即从这层层厚茧中突围而出。而寻打自我的勇气与突围的力量源于女性的心灵深处,因为只有自己才能成为自己的最高意志。

对于以表达为生存的女性作家,将这独属于女性的心路历程呈现为文本是一种必然。她们初登文坛时,曾以林林总总的中短篇从各个角度触碰过“成长”主题,当她们积蓄起丰满的力量,其长篇往往是对以往中短篇中“成长”主题的又一次重新书写,一次更深入、更全面、更丰富的表达。如林白《一个人的战争》、陈染《私人生活》,对于“成长”,如此钟情,如此执着。正是这种强烈的表达欲望,构成了这批年轻女性的群体特征,也使她们与以往的女性写作有了清晰的分界。

(二)

回顾新文学史,不乏熠熠闪光的女性作家的名字,冰心、庐隐、丁玲、萧红、张爱玲……她们的创作都带着鲜明的女性色彩,但“成长”作为一个女性特定的主题,在她们笔下并未得到过自觉而专注的表达。

在“五四”欧风美雨的引导下诞生了这批新女性,其觉醒首先是作为“人”的觉醒,即摆脱几千年来作为男子附属品的身份,获得男女平等的人格尊严和独立地位,通过走出家庭、走向社会,从经济上精神上赢得自尊、自强、自立的人格。在那个时代,新女性们所要向社会显示的并不是有别于男性的女性特征,而恰恰是极力弥合人们传统观念中的两性差异,向男性看齐,以获得与男性同等的社会角色。

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女性写作就具有了向社会宣言的姿态,面向男性、面向社会的写作立场决定了这一代女作家很难将女性自身的“成长”作为关注的焦点,她们有太多的压抑要倾诉,她们还无暇仔细体味和把握“成长”对于女性自身的意义,所以她们笔下少有女孩、少女的形象,如果有,也是一个单纯的年龄的标志,她们着意表达的是作为一个性别整体的觉醒了的新女性的苦闷、压抑与迷惘。

庐隐和丁玲笔下那些在情与智、欲与理中挣扎着的女性,其苦不堪言的精神重负何尝不是作者真实的心灵写照呢。这样的情感体验和生命体验自然富有“成长”的内涵,但作家显然不会从“成长”的角度去认识和把握它,反而更多是处于急切的宣泄式心态中,一吐为快,将心中积郁已久的愤懑和痛苦倾泻出来。萧红的《呼兰河传》里倒是出现了一个小女孩的身影,但在读者心中留下更深刻印象的还是祖父、二伯、小团圆媳妇以及那块肥沃又贫瘠的土地上芸芸众生的蚁蝼般的生存相。说到底,萧红只是借了这女孩的一双眼而向故土倾注那满腔的悲悯与苍凉

当然,作为女性作家,自身的情感经历和心路历程往往成为写作中最自然的契入口,所以“成长”的意味总会在她们的作品中隐约闪现,但它只是作为人物和情节发展的一个背景,从未被推向舞台前方在聚光灯下为众目所视。建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一方面是政治制度所保障的男女平等权力,一方面是女性意识被泯灭的意识形态,在这荒谬的历史境遇里无缘谈女性文学。80年代出现了以张洁、张辛欣为代表的富有鲜明女性意识的创作,那是种久久积压的愤怒临界爆发的状态,在男女两性对抗的思维模式下控诉男性文化压迫的主题使一时的女性创作陈辞慷慨,深深的失望与悲哀弥漫在字里行间。进入90年代,当代文坛走向更自由、更个人化的写作状态,一些年轻的女性作家把目光从对男性的声诉转向对自身世界的探寻。童年和少女时代的片断如心灵史上的化石,从记忆深处挖掘出来并非是纯粹的悠然怀旧,而是源于女性生存现状的困惑与痛苦,对心路历程的探寻正是女性对自我的寻找。多少年来文化的禁忌与圈套早已内化为女性的自我束缚,把它们一层层地剥离下来才有可能让那被压抑扭曲了的自我还原复活,女性那生命与创造的活力才会像花一样开放!那是女性的自救与新生,但这寻找自我的过程、剥离的过程却是充满了血与泪的触目惊心。

从五四时期的女性到90年代的女性,其个性解放意味深长地走了一个回归型之路。它所能说明的是:女性写作的“解放”主题解决的只是她们和男人应共同享有做“人”的权利和自由,但这种权利和自由,或许还不能充分揭示和解决女性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存在的全部精神问题。“成长”主题的出现为我们开启了女性写作的新思路。首先,它意味着女性写作开始将视野投向自身的内宇宙,在对男性文化“内化”的层层剥离中使真正的女性本我得以呈现,那是一个比她们与男人并肩而立的外宇宙更为深邃丰富的世界,一个唯有女性自己才能书写的世界。其次,它突破了前期创作中男女两性对抗的思考模式,如果女性解放始终将男性作为对立的参照物,那么总是摆脱不了被压迫凌辱的自我定位,性别歧视性别反抗的思路只能走向另一种性别歧视与另一种性别反抗,那是个封闭的怪圈。“成长”主题的着眼点是让被扭曲被异化的女性自我得以康复,使其生长与完善。关于人类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思考是男女共通的,这就走出了男女对抗的封闭式思路,就有可能使现存的两性对抗向着两性和谐的方向发展。这也正是陈染提出“超性别写作”的意义所在。“超性别”并非像有些评论者所理解的那样是放弃女性意识,而是从男女对抗走向女性自救。女性自我价值实现的评价尺度决非是以往作品所演绎的赢得社会角色的成功(所谓事业成功者),而是女性在真正自由的精神世界下选择、创造对自己有意义的生活。因为引导女性前行的已不是男性文化所设置的标尺,而恰恰是摘除那僵化的面具后蓬勃生长的女性本我与自我,那才是女性在经济解放与政治解放之后所需要实现的自我解放。

(三)

在众多女性作家的小说文本中,“成长”主题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童年记忆。在以往的观念里, 童心世界意味着无忧无虑和天真纯洁,它常常作为污浊肮脏的成人社会的对立面而出现,像一盏灯,一束光,让那些身陷灰色人生中的人们由缅怀童年获得心灵慰藉。所以当他们追怀童年时,所能忆起的总是最美好、最快乐、最纯净的片断,而且常常不自觉地予以诗意化、圣洁化。而在这些女性作家的文本中,诗意化的童年被改写,取而代之的是创伤性童年记忆,如同深刻的心灵烙印,以潜在的力量左右她们漫长的命运道路。在她们的文本中,这些体验不断地被复制、被咀嚼、被重新体味,她们看待它的目光里有自爱的抚慰,也有理性的检讨。童年从来不是一个已逝的遥远的梦,它清晰地连接着过去与现在,成长的道路是这两点间必然要经历的过程。

这批作家年龄相仿,其童年恰好是文革期。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虽然不会直接冲击她们的生活,但动荡的时局从家庭、父母折射到她们似懂非懂的心灵上,也许比直接的冲击更为潜在、深远。父母们如履薄冰般的噤战卑微为本应朝气蓬勃的童年罩上了一层阴影。小说里的女主人公总是缺乏童年时代最需要的安全感与温暖感,总是一些聪慧、敏感、早熟的女孩,因为得不到正常的情感交流,她们对外界逐渐采取了漠视、甚至敌视的态度。在只能与自己的内心世界交流之后,她们很快发现这个世界也许比外面的世界更神奇莫测,这个世界也由于她们不倦的探索而日益成为她们真实生活的写照。随着她们日渐长大,病态的自恋使她们的心灵处于骚动不宁之中,而她们的个性也就在这幽闭与骚乱的冲突中被塑造了。

迟子建的《没有夏天》让我们认识了女性成长过程中被男性文化所内化的第一次记录。上苍赋予了女性丰富的生命潜能,主人公“我”比周围的男孩们更能领受大自然的钟爱,但这身心舒服的快乐唯有独处于自然的怀抱才能享受,一旦进入现实生活,它反而成了与别人沟通的重负,“我”被囚禁在心灵的牢笼里,从最初的砸窗户搅乱情人约会的恶作剧泄愤,到冲动之下举起斧子砍死了相依为伴的山羊,乃至最后误导了一个白痴孩子被淹死,终于遭致全村人的怨毒,“我”因此永远没有了夏天。“没有夏天了”,不仅仅意味着向童年告别,在“我”的生命中,也再不会有与阳光、土地相融的勃勃的生命野性了。由于不断地受挫与遭伤害,女性从童年起就开始压抑自己的天性以适应社会的要求,这压抑使她不能放松自如地表达内心情感,而只能用破坏、用伤害的方式表达自己对温暖、对爱的渴望,而这种变态的女性表达更难为别人所理解,由此带来更深的伤害。这样的恶性循环从童年起就纠缠着,日积月累可想它淤积之深之重。但这童年记忆之所以没有让时间完全淹没,正是那未被彻底消泯的天性在文化淤积下的呼号,这声音如此顽强,穿透时间的重围直逼耳际。回到童年,从起点开始检视成长的足迹,剥落那些丑恶的痂疤,让鲜活的生命、真实的自我得以复原,这就是创伤性童年记忆深为女性作家瞩目的原因所在、意义所在。

2、对性的体认。在少女的成长历程中, “性”永远是一个必须跨越的门坎,不管这一步是突如其来猝不及防的遭遇,还是怀着期待与好奇的试探之举。林白《一个人的战争》把少女“性”觉醒的过程表达得从未有过的坦诚和富于激情。教育与习俗告诉女孩关于身体的骚乱与迷狂是丑恶和肮脏的,但勃勃生长着的身体以她自己的语言向“我”诉说着那波涛般起伏的欲望,那么顽强。一个少女所经历的痛苦考验:发育、性觉醒、初次的情欲、初次的性兴奋、恐惧、厌恶、暧昧不清的体验是刻骨铭心的。当一个少女意识到她的内身本质,而这个事实与憧憬中的纯洁偶像格格不入,出于羞涩少女会拒绝自己的内身现实,林白犀利的笔触揭示了这种拒绝几近虚伪。

陈染的小说文本凡写到少女的第一次性体验时,常常出现一个年长男性的模糊身影,这个深深扎根于作家心灵深处的情意结最为典型地剖示了少女性觉醒的文化积淀。大多数女孩在她们尚未真正感觉过爱抚之前,就渴望着爱抚。这种渴望又只能寄托在一个不真实的、模糊的幻影上,而一个兼备父兄与师长身份的年长男性最容易进入少女视野,替代那个想象的幻影。在少女的成长历程中,年长男性往往充当了“性”的引导者。这种“恋父情结”似乎是女性宿命的迷失,而且将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私人生活》中“阴阳洞”的故事是经典式的。陈染在叙述拗拗与男教师的关系时一直处于尴尬的语境,她似乎在表白什么、澄清什么,又始终抓不住症结。拗拗在阴阳洞里的感受是复杂的,快感、痛楚感和被动感交织在一起,几乎使她难以正视自己。陈染终于为拗拗找到了一个立足点从而从尴尬的语境中摆脱出来,那就是性与爱的不可分离,她把纯然的肉身快乐称为“魔鬼的快乐”,陈染让拗拗对此作出了愤怒拒绝与自我否定。但这个问题似乎还可以往深处追问,拗拗拒绝与否定的“肉身的快乐”,并不是症结所在,她之所以把“肉身的快乐”看作“魔鬼的快乐”,是因为拗拗与男教师之间建立起来的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性爱关系,在此,陈染对父兄型性爱心理作出了置疑。“恋父情结”作为一种普遍性的女性性爱心理,在以往的创作中也曾得到过细腻的表现(如张洁),但只有到了陈染笔下,我们从那些无望救赎的女性的痛苦中读到了作家理性的反思与置疑。父兄型的男人意味着寻找安全寻找依赖,这与女性从小接受的有关智力低弱、意志软弱、感情泛滥等性别文化定位息息相关。恋父心理下建立起的性爱关系必定是畸型的,女性对安全感的匮乏使她不自觉地将其对安全感的心理需求病态膨胀,由此也难以获得平等的、自由的、健康的性爱体验,拗拗也才会如此矛盾、痛苦,不能自视。而陈染用与“阴阳洞”完全不同的笔墨、用那深情而饱满的文字叙述拗拗与尹楠的故事,她让拗拗在性爱的温暖中尽情地抒展自己,让她快乐、让她幸福、让她成为真正的女人。这是否表达了如下的思考:女性性爱心理的成熟意味着走出“恋父情结”,只有自身情爱心理的健康完善、不匮乏,才有可能建立起健康和谐的性爱关系。

同时,这个问题还体现着女作家们对男女性爱体认的差异性的思考。这个世界是由男人和女人共同组成的,最高的生命快乐也是由男人与女人共同创造的,但其中的体认却是男女有别。男性作家在描述性爱体验时不乏那种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的文字,欲望满足的快乐可以超越一切。但女性的态度迥然有别。在女性笔下性与爱必须融为一体,缺乏爱的滋润是无法言说性的快乐的,这种灵肉必须合一的信念使女性在性爱追求中将承受更多的痛苦与磨难,为此也显得更执着、更坚韧、更纯真。性爱作为女性成长过程中最醒目的标志,其中所有的幸福与痛苦都将一起成为女性寻找自我、塑造自我的力量源泉。

3、同性恋情。这是一个在以往的写作中几乎空白的领域, 它在女性的成长过程中确确实实地存在着,但对它的表现,除了勇气之外,更需要深刻的把握。在陈染、林白的小说文本中,它又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在幽闭又骚乱的童年记忆中长大的女孩,或多或少发展着自恋的倾向,这种自恋与同性恋情之间潜伏着秘密通道。不少小说中都有这样的情景:女孩关上房门,拉上窗帘,对着镜子展示自己的身体,并加以仔细的端详与轻轻触抚,由对自己身体的奇妙感叹转向对作为整体的神奇美妙的女性崇拜是再自然不过了,而同性恋情中的喜悦与欢欣与女性崇拜的激情之间并无绝对的分界。

小说文本所呈现的同性恋情中,有些是纯粹精神上的情谊,有些是肉体上的亲近,更多的是两者的混合。当一个少女意识到自己被爱时,她所体验到的绝非是男性侵入的痛楚、被动、屈辱的感受,相反,它甚至可能是温柔的、爱怜的、混合着姊姊与母亲的呵护与关怀。《私人生活》中的倪拗拗与乔之间正是这样一种情爱与母爱兼融的感情。拗拗的母亲因失败的婚姻而憔悴不堪,她与女儿之间无法进行松驰的感情交流。饥渴中的拗拗与丧夫无子而同样在饥渴中无望等待的乔相遇并彼此走进对方的心灵深处,那是一种必然。在幼年的拗拗心中,乔是一个完美的女性,是她成长路上的引路人。“她的年龄站在我的面前,但是,在时间的地平线上,她是我身后的影子。”(《私人生活》)如果说幼年的拗拗与乔之间是一种依稀的母女之情,那么在以后的岁月里,乔则以全身心等待拗拗的长大,以使她们之间的生命相依有更本质的形式。陈染用一梦境表现了成年拗拗与乔的相爱具有男女性爱所无法取代的内涵。

陈染揭示了现代女性的某种生存状态:她们一方面要满足自己解放观念下的种种感官体验欲求,同时又无法摆脱深埋骨中的古典性的沉思冥想,男女性爱体认的差异使女性在男女性爱关系中不断承受灵肉分离的痛苦,心心相印的默契是短暂的,而深深的失落却是命定的。“让思想见鬼去吧!让心灵见鬼去吧!……让它们随着生命本身的欲望一同从身体里排泄出去!”(陈染《潜性逸事》)这是一个做爱中的女人的自我咒骂,但思想与心灵既已生长就毁灭不了,女人们便在躲避与寻找的两端徘徊冲突。对男性性爱的躲避自然转向在同性中寻找。一个富有意味的现象是:同性恋情的出现都是以母女关系的紧张为背景的,如拗拗与乔(《私人生活》)、黛二与伊堕人(《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这说明某种意义上女性所恋的那个对象是潜意识中母亲的理想替身,那个真实的血缘亲情的母亲已经成了高度社会化的男性文化的铸造品,它筑起了封闭女性自我的又一重城堡。而“乔”、“伊堕人”却是女性自我从文化圈套中突围的同盟者与引路人,一个飞越障碍的成长支撑点。“在我被爱的刻刀雕塑成石头人像之前用她母性的手臂,把我拉救出来!我多么需要她,需要这个女人!”(《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可以说,陈染在对女性性爱心态的挖掘上已经走到了无人回应的幽深处,她跟自己笔下的主人公同样孤独而惘然,所以,“乔”、“伊堕人”形象出现时总带着几分不真实的神秘与妖娆,其结果则是难言的无望,“乔”在一场突如而至的大火中消失,黛二面对“伊堕人”落荒而逃浪迹天涯,“乔”与拗拗高潮的契入原是一场虚幻的梦境。原因都在于作者思考本身的困惑。在这个问题上,陈染的探索究竟能走多远可暂且存疑,但无疑的是陈染们终于叙写出了女性成长道路上最隐秘、最独特的一章。

4、母女关系的重新审视。夏娃在伊甸园偷尝禁果, 上帝惩罚她从此将承受生育之苦。一个女人必须经历和承受十月怀胎的艰辛与分娩的痛苦才能成为母亲。在男性话语中使社会发展和人类生命得以延续的女性生育使命被赋予了诗意的美化。母亲,是一个与神圣、仁慈、伟大相连的语词,充满了崇敬、赞叹、感恩的色彩。张爱玲在《金锁记》中以犀利冷酷的眼光看出了母亲与女儿之间无可逃脱的阴影,但作为一种普遍性的表达,对“慈母”形象的颠覆性书写是在近几年的女性写作中才出现的,它意味着女性对自身的深层发现。

蒋韵的《落日情节》中,年幼的郗童为被反锁在家的哥哥打开房门,出了门的哥哥恰好死于一场武斗。寡居的母亲把一切责斥都倾泄到郗童身上,“你杀死了你哥哥!”母亲齿缝间漏出的一句话笼罩了郗童的一生,一个女人以一生的快乐和幸福为祭品奉献于哥哥的灵前,为化解母亲那深渊般的爱、恨与怨。郗童无疑是个牺牲品,母亲的形象更令人深思。寡居丧子的悲痛让人同情,但她反过来对女儿不露声色的摧残以及自虐与他虐的变态心理令人发指。塑造与“慈母”背道而驰的母亲形象源于女性自我认识产生的“母亲批判”意识,母亲作为高度社会化的男性文化的产物,她的悲剧正是女性将外在的男性文化压抑转为内化的恶果。她作为社会存在的价值就是充当将女儿带入这种内化循环的引路者,正是从这个角度,母亲批判是女性成长道路上自我认识的必由之路。挣脱母亲的阴影,让自我得到健康的发展或是做了母亲之后葆有清醒自觉的警策,都是女性艰难的成长历程中要翻越的障碍。

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女性比男性更多一层艰难。男性建立起的价值目标和由此而生的奋斗动力往往为社会所认同与肯定,而女性的处境要尴尬得多。活得认真的女人,常常体验到那自我迷失的困惑、孤单与焦虑,好象蓦然回首,四周苍茫,那种“飘浮”着的感觉无边无际。

为获取一种生存的力量,女性回到自身,倾听自己“成长”的声音。“成长”是一个美好的词,因为它不仅是一个年龄递增的概念。有许多人只是长大,长老,而从未感受过“成长”的沐浴。上帝造人,赋予了生命丰富的潜能使之充满创造的可能性——包括才情、气质、能力、禀赋等,它就存在于我们的生命内部,它不是由外部世界的教育习得,但培养与开发它们却需要有一个有利的环境。对于一个女孩来说,“成长”意味着那丰富的潜能打开通途的过程;意味着一个获得自我的过程;意味着她在使自己成为自己。那需要不倦的努力,不断的自省,不断的改善与创造自由的健康心态,而这一切自始至终伴随着因正视自己被内化的事实而不可避免的心灵搏斗。

使自己成为自己的搏斗只能在自己的内心展开,它的体验是最个人化的,所以林白为她的成长小说命题为“一个人的战争”。因为男性可以从社会、从公众处获得对他存在的价值肯定,而女性却天性更多地依赖于自己内心的声音,所以关于“一个人的战争”的话语是一种更为纯净的女性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说,“成长”主题所展示的童年记忆、性的体认、同性恋情、母女关系,它们不仅仅表达了独属于女性的成长体验,而且“成长”主题本身的书写就成为我们正在寻找和建设的纯净的女性话语书写,在这一点上,女性写作与“成长”主题建立起深刻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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