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英格兰民族主义历史的重新书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格兰论文,民族主义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225(2016)01-0085-09 瓦尔特·司各特(Sir Walter Scott，1771-1832)是苏格兰著名诗人和小说家，也是欧洲历史小说的首创者。[1]他的艺术特色在于“成功地把奇特的艺术想象和真实的历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创造出了一种既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又有丰富的历史内涵的真正的历史小说”。[2]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雨果对司各特也颇为欣赏：“把历史的伟大灿烂，小说的趣味和编年史的那种严格的精确结合了起来”。[3]以《威弗利》为代表的苏格兰小说是司各特历史小说的精华部分，历史小说《艾凡赫》(Ivanhoe)的出版标志着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创作进入了第二阶段，其题材不再局限于苏格兰，而扩展到英国、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 《艾凡赫》是司各特第一部关于英国历史的小说，真实地再现了中世纪英国的风俗习尚和生活图景，比较深刻地反映了当时英国社会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例如诺曼征服者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萨克逊贵族和诺曼贵族之间的矛盾，以及被压迫的农民与封建压迫者之间的矛盾，在小说中都通过人物形象、场景和事件反映了出来。 在司各特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当中，犹太商人艾萨克和他的女儿蕊贝卡颠覆了以往文学作品中犹太人的反面形象，是司各特进步民族观的载体。艾萨克和蕊贝卡背后站立着的是整个犹太民族，他们是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见证人和受害者。在面对迫害和驱逐的时候，他们常常被给予改宗基督教的选择。[4]在英国，犹太人的解放问题是从19世纪20年代起被逐渐提上国家议事日程的。[5]对犹太民族的解放，司各特持支持态度。对强迫犹太人改宗基督教的个人行为和社会趋向，司各特则在小说中予以无情的批判。诺曼征服在英格兰的民族构成中注入了诺曼族这一新鲜血液。在民族交往初期，排异反应在所难免，这已为历史事实所证明。历史学界将1066年诺曼底大公威廉征服英格兰视为英国历史的转折点。其主要标志就是英格兰民族认同(English Identity)萌发了。[6]早在19世纪初，司各特就已经将民族身份构建上升到书写英格兰民族历史的高度。在对萨克逊族、诺曼族、犹太族共存于中世纪英格兰的历史叙述中，司各特艺术化地批判了宗教和民族间的“改宗”行为，从而创造了不同于传统的英格兰民族主义历史书写的新模式。 一、历史小说《艾凡赫》对传统历史编纂学的颠覆 莎伦·特纳是英国跨越18和19两个世纪的历史学家，他的名作《盎格鲁—萨克逊史》是传统历史编纂学的代表。传统的历史书写模式在下面这段话里可见一斑： 他为什么要鄙视国家发展的初期阶段以及他的萨克逊祖先创造的持续不断的进步？这个国家展示出从残忍的海盗转变成高度文明的，有见识的，慷慨的人民——总之，即我们自己的过程。[7]Ⅻ 司各特在《艾凡赫》的“献辞”中表示莎伦·特纳是他作品素材最重要的提供者，因此在分析司各特历史观的同时，联系特纳的历史写作模式显得尤为重要。上述那段话里，特纳用到了“转变”(conversion)这个词。在他的笔下，“转变”成了历史变革的中心修辞：在历史长河中，古代萨克逊人转变成了现代英国人。所以“转变”就被定义成了历史过程本身，而且这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进步”的过程。特纳描述的“转变”的结果是造就了“我们自己人”，从而这一术语被人为地归化，即盎格鲁化：“转变”就是萨克逊祖先变成现代英国人的自然过程。“转变”这一脱离了理论维度的自然过程却忽略了犹太人被迫改信基督教的辛酸经历，也忽略了犹太人曾受到来自民众和国家的粗暴的威胁，威胁他们做出要么改宗，要么受死或流亡这一两难选择。 特纳的这一观点实质上忽略了“转化”的文化体制化和作为社会进化的自然过程的重要区别。“转化”文化体制化的表现就是将“他者”身份进行转换的一套机制。而“转化”作为社会进化的自然过程则是特纳理解的萨克逊祖先经历数个世纪的发展，变成现代英国人的历史进程。当司各特在他的小说中表达他对历史，或者英格兰民族身份的发展的看法时，他是通过将“转化”放入犹太人历史的语境中来加以考察的。放眼整部小说，“conversion”的含义也会大大扩展。小说文本涉及到宗教的改信，民族身份的抹杀等，所以“改宗”一词最能引出司各特对于民族身份构建的观念。从这方面来说，《艾凡赫》就是对“改宗”的批判。司各特解构了“改宗”作为社会进化连续性保证的历史观念，取而代之，“改宗”问题恰恰暴露出历史的极端不连续性。前者代表的是一种传统的英格兰民族主义历史的书写模式，建立了萨克逊祖先和现代英国人绝对的连续性。对此，司各特持批判态度，并在《艾凡赫》中通过艾萨克和蕊贝卡被劝诱改宗的一系列场景，揭示出“改宗”作为割断犹太人自我与祖先血脉联系的手段的历史真相。 司各特对以特纳为代表的传统历史编纂学的颠覆，基于双方与英格兰关系的不同。特纳在19世纪早期历史编纂学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这一时期的历史编纂学偏离了苏格兰启蒙运动历史写作的普世或哲学倾向，而朝向特定民族即国家历史的方向发展。在当时，这是一种新的历史写作方向。特纳也明确表示他对英格兰早期历史的兴趣是被一种对民族起源的自豪感激发的，这种感情与启蒙思想格格不入。[7]Ⅻ启蒙思想家休姆曾在他的《英格兰史》中对盎格鲁—萨克逊和中世纪历史不屑一顾，而特纳对这段时期历史的兴趣源于他的这一认识：这段历史是英格兰民族身份成形的时期，祖先依然活在“我们”的现代经验中。他的《盎格鲁—萨克逊史》的一段话可为之佐证：“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的法律在每一部分都显现出我们的哥特祖先：他们不仅活在我们的编年史和传统中，也活在我们的民事制度和永恒的话语中”。[7]27-28特纳对“我们自己”的召唤不是要说明普世文明对人类蒙昧阶段的胜利(这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哲学历史学家的普遍信条)，而是对英格兰民族身份的具体化和明确化。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主要面对欧洲读者，他们认为局限于一个民族的历史是对历史写作的亵渎。而特纳的写作对象“我们自己”表明他的目标读者就是英格兰同胞。 司各特在《艾凡赫》的“献辞”中表示他已由“苏格兰小说”转向“纯英格兰主题”。[8]Ⅵ《艾凡赫》的背景就设在12世纪的英格兰，而司各特与英格兰的关系与特纳相比要复杂得多。司各特被写进英国文学史，但准确地说，他是一个苏格兰作家。苏格兰人有一种强烈的民族精神和顽强的抵御外敌的尚武精神。由于自觉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同于英格兰人，苏格兰人顽强地抗拒着英格兰对其文化“现代化”和“殖民化”的企图。[9]司各特在他的小说和诗歌中反映出了苏格兰人的民族情感。司各特在他的《苏格兰边区歌谣集》的前言中谈到他收集歌谣的目的是试图为“我们祖国的历史”做出贡献，而苏格兰“风尚和习性的特征正日渐融入她的姐妹国的特性当中。尽管这一呈递给王国之魂的歌谣集可能显得微不足道，而这一王国曾是个骄傲独立的国家，但我还是把它放在祭坛上，并带着一种我不打算描述的复杂感情”。[10]1707年，苏格兰与英格兰合并的《联合法案》最终获得通过，苏格兰王国成为逝去的历史。在英国的疆界之内，苏格兰成了少数民族，受到了强大的英格兰文化的冲击，甚至面临着被同化的处遇。“英格兰对苏格兰利益的压制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苏格兰对英格兰的仇恨”[11]，两国之间的矛盾斗争时有发生。1745年发生的詹姆斯党叛乱(小说《威弗利》的历史原型)使得苏格兰被冠以“国中之国”的贬称，[12]联系12世纪生活在英格兰的犹太人的政治地位，“国中之国”也是适用于犹太民族的。在欧洲人的观念中，犹太人是极难归化的民族：“他们在这里自愿充当陌生人，没有要成为公民的诉求……”[13]司各特的苏格兰背景使之能够同情犹太人的境遇，并在《艾凡赫》中通过艾萨克和蕊贝卡的艺术虚构探讨了犹太人的民族身份问题。司各特让在政治上患了失语症的犹太人出现在他的欧洲读者们的阅读视野里，并由之引出了诺曼征服后的萨克逊人的民族身份问题，因为在政治地位低下这一方面，两者是可以互为映照的。 传统历史编纂学将英格兰历史视为连续的自然的进化过程，并把英格兰民族身份看作是由纯正的萨克逊血统构成的，对此，司各特持反对立场。在他看来，国家历史是民族融合的漫长历程，英格兰历史也不例外。司各特通过《艾凡赫》的情节证明现代英国人源于萨克逊人和诺曼人的融合，那种在现代英国人和萨克逊祖先之间划直线的简单做法是司各特批判的英格兰民族主义历史的编纂原则。司各特在“献辞”中提到，苏格兰读者能接受这样一种观点：“一套野蛮的行为方式，处在原始社会中的国家”代表着他自己的祖先，而英格兰人却不相信“他的祖先过着与他自己完全不同的生活”。[8]XXII从这个角度来说，《艾凡赫》就是对“纯”英格兰主题的批判，对养尊处优的现代英国人的讽刺，他们“在自己舒适的客厅里，被火炉带来的惬意所环绕”。[8]XXII 总之，司各特将历史看作是对差异的记录，《艾凡赫》中的历史书写旨在通过重构英格兰民族身份的基础来对英格兰主体性进行祛魅。如何重构英格兰民族身份的根基？司各特的答案是在尊重民族和宗教差异前提下的多民族融合。 二、英国民族历史接受犹太人的存在 司各特在1819年写下了他的第一部中世纪历史小说《艾凡赫》，这时候德国民族主义因反犹运动的兴起而达到了高潮。中世纪西欧在对待犹太人的态度上“呈现出复杂性、矛盾性和多重性的特点”。[14]在小说中，艾凡赫艺术化地表达出他自己对犹太民族态度的同时，探讨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和英格兰民族身份形成初期之间的关系。这里存在着一种冲突，即民族主义的兴起和解放犹太人的吁求之间的冲突。解放犹太人意义重大，因为“宗教、意识形态、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危机都和犹太人的解放问题捆绑在了一起”。[15]基于类似这样的认识，司各特强调了如何处理好英格兰和“外族”、当地人和“外人”之间的关系是英格兰民族身份构建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改宗”是贯穿这部小说的隐喻，司各特通过使“改宗”历史化来达到祛魅的目的，所谓的“改宗”历史化也就是把它放在犹太人历史的语境下加以重新定义。通过将英格兰历史再定义为接受犹太人的民族历史，司各特揭露出传统的民族主义历史编纂学抹除民族和文化差异的书写策略。对小说的文本分析将有助于厘清司各特如何在民族身份构建语境下对犹太人“改宗”加以批判，从而表达自己新的英格兰民族历史观。 蕊贝卡是这部小说刻画得相当成功的一个犹太女子形象，她的命运就是关于犹太历史的一部政治寓言。小说中一共有三个强迫蕊贝卡改宗(改信基督教)的场景，司各特借助这三个场景，为英格兰民族身份下了新的定义。第一个场景即是圣殿骑士布里昂·德·波阿—基尔勃对蕊贝卡的引诱。那位圣殿骑士试图用物质利益和军事力量的美好前景来诱惑蕊贝卡做自己的妻子，最后又承诺要护送她像女王一样地荣归家园巴勒斯坦。圣殿骑士的引诱计谋基于启蒙运动时期和19世纪初欧洲许多国家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犹太人会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作为获得解放和民权的代价吗？圣殿骑士的计策是不但要求蕊贝卡“接受我们的宗教”[16]216，还要求她屈服于他的欲望，所以他对蕊贝卡的改宗是和他的强奸威胁分不开的。蕊贝卡企图自杀以坚决回击圣殿骑士的无礼要求。自杀也是中世纪许多犹太人在不接受改宗的情况下，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第二个强迫蕊贝卡改宗的场景发生在圣殿教派对蕊贝卡施行巫术的审判，这让人想到了宗教裁判所对异端的审判。在这个场景中，司各特突出了迷信和仇外情绪使蕊贝卡走上了审判台，但被司各特推上审判席的恰恰是滥用祭司权的狂热。对施行巫术的控告只是攻击犹太人蕊贝卡的借口，因为如果蕊贝卡愿意改宗，大枢机表示可以赦免她：“悔罪吧，我的闺女，忏悔你不该施行妖术，抛弃你的邪恶信仰，皈依我们的圣教，从今以后，你就可以安然无事了。”[16]373在火刑的威胁下，蕊贝卡就像那个自愿葬身火海以保志的“萨克逊女巫”尤尔莉珈[16]269，将以死来保全她的民族身份。 作为英格兰代表的罗文娜也是劝导蕊贝卡改宗的力量之一。在情节设计上，司各特有意将罗文娜和蕊贝卡见面的场景安排在罗文娜和艾凡赫的婚庆之后，并取代两人的婚庆成为小说的高潮。也就是说，预示着萨克逊族和诺曼族融合的艾凡赫和罗文娜的婚姻并没有掩盖有关犹太民族在英格兰的前途命运的问题。以此观之，《艾凡赫》最后一章中蕊贝卡在罗文娜闺房的意外出现传达出作者的这一讯息：若没有犹太人历史的一席之地，对英格兰历史的书写将是不完整的。简言之，在这一场景，也是小说的高潮中，司各特视接受犹太人的身份为英格兰民族历史的一部分。 小说中有多处关于比武场面的精彩描写，但小说的高潮却是两个女子的私人会面。“在婚礼完成以后第二天早晨”[16]，蕊贝卡就来到罗文娜的房间，并且要求侍女们都退出去，这可以看作是一种“闯入”。蕊贝卡还要求她的女主人揭去面纱，在一定程度上，罗文娜处于毫无抵抗能力的状态。蕊贝卡进入罗文娜的闺房这一行为本身有两个象征意义，一是对她的情敌，现在被称为艾凡赫夫人思想意识的心理侵犯，但更重要的是对英格兰民族主义意识的入侵。总之，蕊贝卡在小说结局的突然再现代表受压迫民族回归的力量，而在这之前，蕊贝卡经受住了圣殿骑士派强迫她改宗和把她烧死在刑柱上的威胁。首先蕊贝卡代表着一种爱的力量，罗文娜和艾凡赫都无法将之驱除，但蕊贝卡更代表着英格兰还未解决的民族和宗教问题，这在英格兰民族意识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污点。她在小说结尾是作为无法掩盖的罪恶的受害者形象出现的，她在情节设计中的意义就是破除了基督教神话和英格兰神话，这两种神话体现了前两场逼迫蕊贝卡改宗的场景中。第一个场景中蕊贝卡质疑了波阿—基尔勃的基督教原则，从而破除了基督教神话；在女巫审判的场景中，蕊贝卡对“快乐的英格兰国度”，“慷慨好义、热爱自由的人民”的呼唤[16]372，不无充满着反讽语调，这是她对英格兰神话的蔑视。 在吞不拉斯陀比武场被赦免以后，蕊贝卡来到新娘的房间开始她自己对罗文娜和基督教英格兰的“审判”。蕊贝卡来访的表面目的是“请您转告他我是来道谢并且告辞的”[16]458，但在这一目的背后是对英格兰民族的批判。首先，罗文娜关于英格兰安全性的保证遇到了蕊贝卡的反驳：“……英国的人民是一个凶猛的民族，不断地和邻国发生争执，国内也是扰攘不休，动不动就互相砍杀。对于我们民族的子孙来说，这的确不是一个安居乐业的地方。”[16]458蕊贝卡的来访成了她要离开基督教英格兰，前往穆斯林西班牙自我流放的宣言。在这之前，她曾表示西班牙是她的理想之地：“摩尔人纵然残暴，然其对待吾犹太族之态度，犹胜于英格兰之纳撒里安人也。”[16]380她的自我流放预示着1290年英格兰对犹太人的大驱逐，“开了欧洲各国驱犹的先河”。[17]造成犹太人被大驱逐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本质原因在于中世纪末期英格兰民族主义的兴起和迫使犹太人改宗的英格兰政策的失败。巴伦(Baron)在他的《犹太人社会和宗教史》中详细论述了通过强迫犹太人改宗来吸纳他们的政策的失败导致了驱逐犹太人决策的施行。[18] 蕊贝卡感谢艾凡赫冒着生命危险从吞不拉斯托将她救出来，对此罗文娜表示，相对于艾凡赫受到蕊贝卡无微不至的照顾，这是不足道的：“您在威尔弗莱德受伤遭难的时候，对他是那样的百般照料，他那天不过才报答了一点儿罢了。请您说一说，他和我还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地方吗？”[16]458当然，蕊贝卡谦逊地谢绝了她的好意，在否定了罗文娜做出的关于英格兰安全性的保证，并向她道别之后，她才表明了来访的另一目的，这几乎成了她的临时想法：“现在我的责任还剩下一件小事没有完成”。[16]459她让艾凡赫夫人收下一个装着金刚钻项圈和耳饰的镶银的小匣作为礼物。 接下来，对罗文娜的强有力的“审判”开始了。蕊贝卡发出了一连串的反问句质疑那些歪曲犹太人形象的陈词滥调，比如犹太人父亲将她女儿的价值与他的钱财相提并论，犹太人女儿为了私奔窃取他父亲的财产，并抛弃犹太教，这些对犹太人的偏见在后世的莎士比亚的戏剧中也有所反映。“您难道以为我把这几块闪光的石粒儿看得比自由更重吗？难道您以为我父亲把这些东西看得比他独生孩子的荣誉更为珍贵吗？夫人，请收下吧——对于我，这些东西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我以后也决不再戴什么珠宝了。”[16]459就像《威尼斯商人》中著名的三匣选亲场景，小说中这一场景是对价值的检验。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女主角的父亲通过匣子来检验女儿追求者的价值；但是在司各特的小说中，女主角的情敌在检验女主角自身的价值。犹太人取代了基督徒成了价值的判断者。当罗文娜将面纱掀开，蕊贝卡在她的脸上看到了“人世间骄傲或虚荣意味”。[16]459装在匣子里的钻石项链和耳环就代表着那种“骄傲或虚荣”，蕊贝卡视之如粪土，表明了犹太妇女已超越了世俗价值。当蕊贝卡将这些首饰赠给罗文娜时，她以主人公的姿态劝蕊贝卡改宗：“这样说来，您大概是有什么难言之痛吧!……嗳，您就留下来和我们住在一起吧——这里的教士们可以指引您改从我们的正教，我一定做您的一个好姊妹。”[16]460蕊贝卡对这一改宗的邀请不屑一顾：“我不能改变我从父祖以来就信奉的宗教，像脱掉一件不适合于我住处的天气的旧衣服一样”。[16]460最终，艾凡赫夫人还是接受了这件象征着物质财富的礼物。众所周知，富有曾是犹太人的传统形象，在历史上他们的财富不时被国家和教会没收。 银匣对男主角艾凡赫同样具有它的意义。在《威尼斯商人》中，银匣代表着对选择它的男士的反讽：“谁选择了我，将要得到他所应得的东西”。[19]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银匣从正面暗示了艾凡赫因为选择了罗文娜而得到了他所应得的东西。可以想象出，每当艾凡赫看到戴着这些首饰的罗文娜，必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想到蕊贝卡。在小说的第二十八章，当负伤的艾凡赫在蕊贝卡的精心照料下苏醒过来后，表示要用“头盔盛满”金币来酬谢蕊贝卡，蕊贝卡再一次充当了犹太人价值观的评判人和宣传者：“也并不是什么别的事情……我只不过请求你从今以后能够相信，犹太人也能对基督教徒行点善事，并且不是因为希冀什么物质的报酬，而只是奉行上帝的旨意，因为吴昊上苍对于犹太人和异教徒是一视同仁的。”[16]264-265在小说的结尾，她还给艾凡赫的妻子留下了一个匣子的首饰。若与《威尼斯商人》的情节设计一致，艾凡赫冒着生命危险去救蕊贝卡，实际上应该赢得了那个铅匣子和匣子主人的芳心。但是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小说中艾凡赫和蕊贝卡并没有结成伉俪，莎士比亚那部戏剧中的“三匣选亲”的美丽故事在这部小说中完全被颠倒了过来。 当她辞别罗文娜，“剩下罗文娜一人恍恍惚惚的好像做了一场梦”[16]460，蕊贝卡的造访不仅在银匣子上留下了印记，还给她的恩主留下了萦绕不去的回忆：“后来这位萨克逊美人把这次奇特的会谈告诉她的丈夫，在他的心中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不过假如我们要追问，艾凡赫对于蕊贝卡的美貌和慷慨之情，是不是回忆的次数太多了些，也许不是阿尔弗瑞德王的女裔孙所能赞许的”。[16]460艾凡赫可以被视为英格兰的代表，在他的心里留下的深刻印象既是一种未满足的爱欲，也是一种未解决的历史罪恶留下的伤疤。司各特通过对给艾凡赫即英格兰留下的深刻印象的追溯、来反思中世纪英格兰对犹太人迫害的那段历史。 英格兰民族身份构建的过程回避不了“犹太人问题”，犹太人在传统的英格兰民族主义历史中处于失语状态。司各特呼唤的是一种包容犹太人、承认犹太人政治地位的新英格兰民族历史编纂学。在这种经过了重新书写的历史中，犹太人的宗教差异将得到尊重，劝服他们“改宗”的努力将遭到批判，犹太人的负面形象将得到匡正。总之，缺失犹太人的英格兰民族历史将是不完整的。 三、英格兰民族身份的根基——萨克逊族和诺曼族的融合 一个民族的发展与形成往往是漫长而曲折的历程。英格兰民族及其民族性的发展与成熟尤其如此。[20]英格兰民族丰富的文化、顽强的生命力、开阔的视野和对外开拓的精神，在很大的程度上得益于外族的融入。1066年的诺曼征服全面而深刻地改变了英格兰，征服者威廉为巩固统治采取了各种严厉手段，加深了萨克逊族和诺曼族之间的民族矛盾，这在小说中主要表现为萨克逊族和诺曼族迫使对方“改宗”的企图。这里借用“改宗”一词，实际表示强迫他族族人改变民族信仰，甚至消灭其血统之义。司各特对“改宗”一贯的批判态度表明了他对英格兰民族身份构建的个人看法。 小说开头出现的两个人葛尔兹和汪巴就是“改宗”的潜在受害人。司各特对这两人萨克逊式着装和行为的描述充满着反讽语调，因为这两人自己就谈到了他们所面临的危险，也就是被诺曼文化同化的危险。汪巴奉劝猪倌葛尔兹：“让这群畜生听天由命，不管碰上一帮过路的大兵，一伙强盗，还是游方的香客，大不了明天早晨以前都变成诺曼人”。[16]7接下来，汪巴对“改宗”隐喻的解释是这样的：“‘司外因’(猪)这个字是道地的萨克逊话……可是它要是给人宰了，剥了皮，剁成几块，像一个叛逆那样倒挂起来……它就诺曼化，叫做卜尔克了。”[16]8对于汪巴来说，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的转化意味着一种文化被另一种文化抹除和消灭。小说开头的这番对话隐藏着这样一个关于“改宗”的定义：“改宗”不啻种族灭绝。“司外因”通常是诺曼人给予萨克逊人的外号，如圣殿骑士说道：“替那些萨克逊的蠢猪们做点准备工作，好把它们送进屠宰场。”[16]232简言之，在汪巴看来，萨克逊“司外因”转变成诺曼“卜尔克”说明诺曼征服具备了种族屠杀的特征。这里的“改宗”不是宗教的改信，而是民族压迫和同化。 尤尔莉珈的萨克逊家族被诺曼贵族屠杀的故事在小说中最能说明汪巴“改宗即种族灭绝”的定义。诺曼贵族的残暴可以从塞德利克的话中体现出来：“那暴君把你一家人都斩尽杀绝，为了斩草除根，连婴儿也不饶过”。[16]241“改宗”在尤尔莉珈的例子中既体现为性侵犯，也表现为民族抹煞行为。司各特历史书写的策略之一就是揭开改宗者以前的身份。这一身份要么已经丧失，要么在心理上受压抑，要么被更强大的文化所压迫。尤尔莉珈是以忏悔的形式向被她称作“萨克逊人的塞得利克”(他当时装扮成一个和尚)讲述她的故事，[16]241尤尔莉珈的故事成了对她叛教的忏悔，而塞得利克则扮演着促使尤尔莉珈恢复她的萨克逊身份的角色。塞得利克知道眼前的这个女人就是“殉节的尤尔莉珈”之后非常震惊[16]241，因为他以为她和她的父亲和兄弟们遭到同样的不测。但是，按照“改宗即种族灭绝”这一定义，尤尔莉珈虽生犹死，因为在她的家族被屠杀之后，她的萨克逊身份也丧失了——她的名字都被诺曼人改成了“欧弗莉德”，成了她仇人的“情妇”和“奴隶”。[16]241 尤尔莉珈以假名生活在诺曼人中间，操着她鄙视的语言，还不得不遵守令她作呕的诺曼习俗，实际上只是个伪改宗者：她装作诺曼人，只是为了从对她家族的屠杀中幸存下来。她失去了真名，甚至在她的脸上都不能清楚地看出妥吉尔家族容貌的痕迹。小说中还有些男性角色，例如理查王、艾凡赫、葛尔兹、塞得利克、罗宾汉等都为了特定的目的而隐姓埋名、遮掩面容，尤尔莉珈就成了对他们的悲剧性模仿。从这方面来说，《艾凡赫》就具有了伪装喜剧的结构，莎士比亚喜剧中常见的换装伪装在这里表现为故意跨越民族和阶级的界线。小说中最典型的伪装是萨克逊男人为了安全潜入诺曼人中，而将真名和脸遮掩起来。也就是说，当他们性命依赖于一个诺曼身份时，他们会陷入暂时的强迫性改宗中。尤尔莉珈忏悔场景中一个颇为有趣的反讽是：装扮成诺曼和尚的塞得利克在施计从诺曼城堡后门出去而重获自由之前，还为尤尔莉珈的叛教和“伪装”而斥责她。小说中葛尔兹希望他能够生活下去，而“用不着隐藏我的脸和我的姓名了。”[16]99这实际上也说出了小说中萨克逊人物角色的集体心声。 小说中男性角色最终扔掉了他们的伪装，收获了喜剧性的结局。但这对于尤尔莉珈来说，却是灾难性的，她自己似乎就预测到了这一天，就像她预计塞得利克会说的：“无论尤尔莉珈的一生是怎样的糟糕，她的死却使她不愧为崇高的妥吉尔的女儿。”[16]244尤尔莉珈的结局是被大火活活烧死，她的死标志着她恢复了她的萨克逊身份，并且保护了那些围攻诺曼城堡的萨克逊人。当她出现在小说的最后一个场面中，她被描述成了“萨克逊尤尔莉珈”。[16]302而且，尤尔莉珈亲手放的烧死自己的大火也让两个女主角逃脱了囚禁他们的诺曼城堡。被囚禁在城堡中的时候，两个女主角面临着被强迫改宗的威胁：罗文娜被强迫做诺曼人和诺曼新娘，蕊贝卡被强迫做基督徒和情妇。 罗文娜被称作“萨克逊族的女承嗣人”[16]201，她成了两场婚姻阴谋的对象，是英格兰种族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约翰王图谋把罗文娜嫁给诺曼人狄布莱西是为了消灭萨克逊王朝，而塞得利克计划将罗文娜嫁给阿泽尔斯坦，“萨克逊王朝的末代皇孙”[16]298，是为了保全萨克逊民族。约翰王对罗文娜婚姻安排的目的是“改善她的血统”[16]121，狄布莱西还准备“不让她看见一个亲人，一直到她做了毛里斯·狄布莱西的新娘子以后再说。”[16]141总之，诺曼贵族对她的婚姻安排就是为了改变她的家系，抹除她的祖先，这是一场强迫罗文娜改宗的阴谋。 罗文娜最终嫁给了艾凡赫，不仅是她个人意志的胜利，更代表了一种政治和历史的中间道路。罗文娜和诺曼化的艾凡赫之间的婚姻象征着两个民族的和谐共融。司各特的整部小说是围绕着这样一个历史难题展开的：“虽然经过了四个时代，诺曼和盎格鲁·萨克逊这两个敌对民族的血统还没有融合起来，没有借共同的语言和相互的利益团结一致。”[16]2第一章里提出的两个民族的敌对问题在最后一章的婚庆中得以解决，艾凡赫和罗文娜的结合标志着未来两个民族的政治联合： 这次盛大的结婚典礼，除了本家戚串以外，还到了许多诺曼的贵族和萨克逊贵族，为数更多的地位较低的人们也都广泛地参加欢庆，他们是把新郎新娘的结合看作两个民族的和谐保证来庆祝的。自从那个时期以后，两个民族已经水乳交融，任何界限的痕迹都已消失了。塞得利克在他的生前还亲眼看到两个民族达成完全的团结，双方互相交往，互相婚姻，诺曼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倨傲，萨克逊人也比以前文雅得多。但直到爱德华三世登基以后，两个民族的语言才合而为一，成为现在的英文，在伦敦的朝廷里也使用这种语言，这才使诺曼族和萨克逊族的敌对情绪完全泯灭。[16]457 传统的以后代的出生为结局的喜剧性婚姻情节在这部小说里充满了政治和历史隐喻，他们的婚姻成了一种对他们的象征性后代——英格兰人民的洗礼。 艾凡赫和罗文娜的婚姻之所以代表民族敌对问题的解决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是因为两人的婚姻在某种意义上可被视为一种民族间的通婚。艾凡赫是一个处在两段历史时期夹缝中的英雄，即他父辈代表的萨克逊的过去和理查王代表的诺曼的现在。艾凡赫虽然在血统上属于萨克逊族，但他是诺曼理查王的忠实追随者，所以已经诺曼化了。小说中还有个细节，理查王拒绝塞得利克把自己称作“安茹的理查”，而愿意被叫作“英格兰的理查”，并且表示“我最恳切的关怀……我最热烈的愿望，就是看到英格兰的儿子们互相团结起来。”[16]428这样，理查王成了个父亲般的角色，他的儿子们既包括萨克逊人，又包括诺曼人。通过以上这些情节安排，司各特旨在将“英格兰”定义为民族和文化融合的产物，这种融合既不是简单地在诺曼征服面前保留萨克逊的过去，而不做任何改变，也不是简单地将萨克逊人改宗为诺曼人。 司各特利用诺曼征服来说明英格兰民族身份的混合性质，而诺曼征服在英格兰历史编纂学中更是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诺曼征服是历史学家定义英格兰民族身份的重要载体。传统的历史编纂学为了英格兰(即萨克逊)体制的古老性和连续性，否认诺曼征服是一次征服，减弱甚至消除诺曼文化对英格兰历史和英格兰民族性格的影响。当司各特在小说中运用反讽手法有意将理查王盎格鲁化时，历史编纂学关于诺曼征服的意识形态策略就被暴露无遗，该策略将英格兰传统当做是纯萨克逊的，从而否认诺曼人对英格兰民族建立的贡献。理查王的盎格鲁化表现在：他精通萨克逊语，并且当他扮作黑甲骑士的时候把自己称作“一个地道的英国骑士”。[16]290诺曼身份(在小说中即诺曼理查王)被改写为英格兰(与“萨克逊”同义)身份这个意识形态作用下的历史书写策略在小说的一个脚注中遭到解构。理查王在隐士的挑战下，用地道的英语唱了支英格兰民歌，但司各特又在脚注中承认：“他(理查王)是不可能会创作或演唱英格兰民歌的；然而我们还是希望将狮心王同化在他引领的骑士的国土之上，那么如果出现时代错误的话，也是可以原谅的”。[8]453这段脚注不仅承认了理查王这个小说主要角色的虚构性，而且还暗示了政治意识形态对英格兰民族主义历史写作的决定性作用。 爱德华·奥古斯都·弗里曼是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他在《诺曼征服史》中就将诺曼征服定性为萨克逊征服：“但是几个世代以来，我们奴役着我们的征服者；英格兰再次成了英格兰，我们发现诺曼入侵者的后代才是真正的英格兰人”；[21]1:1总之，“诺曼征服就是萨克逊征服”。[21]5:106英格兰民族身份的连续性和无间断性是弗里曼历史著作论证的重点：“暂时的效果是使得在他们自己土地上的英格兰人成了外族征服者征服的对象。长远的效果是将那些外族征服者变成了英格兰人。”[22]这里之所以提到弗里曼这位历史学家，是因为他曾对司各特的历史观颇有微词：“他(弗里曼)因为司各特在《艾凡赫》里对历史作了错误的表征而批判他。”[23]弗里曼坚持英格兰民族历史的连续性和纯粹性，而司各特主张英格兰民族身份的混合性，两人必将对诺曼征服的历史意义做出反差极大的评价。可以说，司各特既批判了历史上诺曼族对萨克逊族的改宗行为，也批判了英格兰历史编纂学里颠倒历史真相的书写策略。 对于司各特在《艾凡赫》中表达的有关英格兰民族身份构建的观念，国内外学者多有述评。卢卡契在《历史小说的古典形式》中谈到：“(司各特)在两个相互敌对的力量之间找到了一条中间道路。在萨克逊人和诺曼人的斗争中产生了既非萨克逊族也非诺曼族的英国民族。”[24]99这较好地概括了司各特的民族观。文美惠在《司各特研究》前言中说到：“他的小说虽然反映了历史转折时期的重大斗争，最后却常常是以斗争双方的妥协告终”，并归之于他的“保守思想”。[24]Ⅳ这代表了学界的广泛共识，但从另一层面来说，这是司各特的民族观使然，恰恰是他进步思想的体现。 一个民族只有在一个人群意识到他们自己是一个民族时才真正存在。[25]这种民族自我意识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具有很大的稳定性。有些民族的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甚至民族共同语言等特征都已发生变化，但他们的民族自我意识仍然明显存在，成为维系该民族的重要因素。经历诺曼征服的英格兰，面临着萨克逊族和诺曼族应该对立还是融合的历史难题；对于共存于英格兰大地上的犹太人，又该如何去对待。对此，司各特反对任何形式的强迫“改宗”行为，他认为英格兰民族身份应建构在萨克逊族和诺曼族共融的基础之上，并逐步接受犹太人的存在。与强调“连续性”、“纯粹性”的传统的英格兰民族主义历史编纂学相比，司各特对英格兰民族历史的重新书写对全球化的今天如何保持民族身份不无启发意义。“拒绝建构在压制文化差异和社会异议之上的‘民族身份’的概念，要探索如何围绕着文化差异来提出各种主导的‘民族身份’观点”。[26]作为多民族国家的国民，我们应该抛弃狭隘的个体民族主义去构建统一的中华民族认同，促进民族统一与实现民族平等，达到政治、文化与经济的良性互动，从而最终上升到中华民族认同这个大局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