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关系、网络能力对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李正锋＊，王倩，张倩
西北工业大学，陕西 西安 710072
摘 要： 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对于统筹利用军地科技资源、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协同创新网络理论，构建了网络关系、网络能力与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运用275份有效问卷检验了相关假设。结果表明，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网络关系有利于提高各参与主体在任务目标、价值诉求、资源禀赋等方面匹配性，促进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绩效；网络能力在网络关系与协同创新绩效间具有中介作用，其中在关系质量与协同创新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军民协调机制正向调节网络能力对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建立军民协调机制有利于各创新主体在协同新过程中发挥各自优势，从而提升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绩效。研究结论对于发挥军民双方优势以实现高效协同创新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参考价值。
关键词： 网络关系；网络能力；协调机制；协同创新绩效
构建军民科技协同创新体系不仅是落实国家关于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重要任务，更是进一步激发体制机制活力、增强科技与经济实力、实现富国与强军相统一的基本要求。通过不同创新主体间的充分合作以及创新要素的有效聚合，提高科技资源整合能力和科技活动组织能力，实现以市场需求为牵引的资源优化配置，有利于打破军民、行业、地域、部门的界限，形成跨军民、跨区域、跨部门的军民科技协同攻关的新模式[1,2]。现有文献对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的研究多以定性分析为主，研究视角比较宏观，大多集中在体制机制、相关政策建议等方面，缺乏对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影响机理和具体路径的深入研究。
本研究从协同创新网络的视角，探讨网络关系、网络能力对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剖析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绩效的成因和具体实现路径，对推动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网络关系对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
网络关系指协同网络中的成员与合作伙伴之间的联结情况。军民协同创新网络将军地多方主体联系起来，进行多边合作，增加成员间资源的交换与使用机会，打破以往军地封闭发展的局面，实现资源的有效对接，促进关键资源的流通，提高创新绩效，有利于实现小核心大协作的运作目标。关系强度指合作伙伴间的沟通频率。军地之间频繁地交流合作有助于明晰双方的合作诉求，明确任务分工，有助于提高网络资源共享水平，并不断统一技术标准和产品规格，增加二者融合的交集，推动技术协同攻关。关系质量指网络成员行为一致度、关系默契度，主要体现为成员间的信任程度和互惠互利观念。目前，我国军工行业的垄断现象还比较严重[3]，军民科技协同创新主体间的互信机制会对科研成果产生正向影响，军民各主体之间信任水平越高，主动分享信息资源的意向就越高且信息越有效，在信任的合作氛围下不断增强合作的协同性。关系持久度反映主体间合作关系持续的时间长短。创新主体之间长久的战略合作关系有利于合作伙伴间的资源分配和交换，减少创新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重复投入，形成集约型的资源利用模式，实现合作多方的共赢[4]。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H1：网络关系对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1a：网络关系强度对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1b：网络关系质量对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1c：网络关系持久度对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网络能力对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
网络能力指网络成员管理好自身资源禀赋的同时，充分利用外部互补性资源的能力[5]。军民科技协同创新中网络能力指有效联合军地双方的创新主体，整合网络创新资源，提升军民创新主体之间的战略协同能力。规划能力可以能够快速捕获与创新相关的信息，军口企业可以及时获取潜在的民口技术，民口企业方便获取军事需求并与自身技术优势进行匹配，提升总体创新水平[6]。沟通协调能力可以有效解决军民之间地位不对等、资源不对称、融合过程的障碍比较多的问题，打通军地合作成员之间的资源交换渠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效果。协同管理能力可以引导各创新主体资源的投入方向，使得各创新主体愿意投入优势技术以提升在创新网络中的中心位置，改善创新流程，实现协同创新产生更好的经济效益[7]。因此，提出以下假设：H2：网络能力对协同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语言是文化的一种载体，体现了这种文化的社会习俗、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等内容。作为一门外语的学习，仅仅学习一些书本的内容是远远不够的，只有理解掌握了这些文化背景，才能更好的学好这门语言。教师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要经常渗透一些英语的文化背景，让学生体会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3)网络关系对网络能力的影响
在协同创新过程中知识与资源是制约合作发展的重要因素，紧密的军民合作网络关系，可以快速扩大资源获取渠道，增加主体分享知识资源的意愿，建立统一技术标准，达到深度沟通、交换与共享的效果[8]，实现军民在目标匹配、利益诉求、心理默契等方面的一致性，从而提高军民合作创新的战略协同性。建立在相互信任和互惠互利基础上的网络关系有利于减少合作中的机会主义行为[9]，维系合作网络有效运行的协调机制的作用能够得以充分发挥，对军民各主体投入资源、知识、技术的集成效用充分释放出来[10]，推动协同管理能力提升。因此，提出以下假设：H3：军地网络关系对网络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3a：军地网络关系强度对网络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3b：军地网络关系质量对网络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3c：军地网络关系持久度对网络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4)网络能力的中介作用
大量研究表明网络关系与创新绩效相关，但网络关系强弱并不是网络创新绩效产生的充分条件，中间还会通过其他一些变量来影响二者之间的关系[11]。紧密的网络关系能增加成员间的互动频率和行为的协调一致性，促进资源共享。军民双方构建的协同创新网络有助于主体获取更多关键信息与资源，从而快速整合和利用内外部资源，迅速对国防需求或市场需求做出反应，从而增强优势资源的互补性，提高创新绩效[12]。协同创新网络有效运行是实现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的先决条件，网络成员之间的协调沟通能力有利于维持好内外部网络关系，提高成员合作的默契程度[13]。基于协调机制的网络协同管理能力，有利于军民创新主体有效识别并利用网络中的创新资源，逐渐扩展双方合作深度，探索技术和产品的应用潜力，扩大技术和产品适用范围[14]，从而提高协同创新绩效。因此，提出以下假设：H4：网络能力在军地网络关系和协同创新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H4a：网络能力在军地网络关系强度和协同创新绩效间起中介作用；H4b：网络能力在军地网络关系质量和协同创新绩效间起中介作用；H4c：网络能力在军地网络关系持久度和协同创新绩效间起中介作用。
(5)协调机制的调节作用
本文假设协调机制调节网络能力与协同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即调节中介效应后半段，为有调节的中介作用，对这类中介效应进行检验主要采用系数乘积法，运用Mplus，抽样5000 次，在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进行检验，检验标准为置信区间显著（不含0），检验结果见表7。在网络能力中介作用下，协调机制对关系强度与协同创新绩效的间接关系存在调节效应，置信区间（0.007，0.050）不含0，假设H5a得到支持；协调机制对关系质量与协同创新绩效的间接关系不存在调节效应，置信区间（-0.003，0.058）含0，假设H5b不支持；协调机制对关系持久度与协同创新绩效的间接关系存在调节效应，置信区间为（0.041，0.144），假设H5c得到支持。
综上分析，本研究提出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模型
Fig.1 Theory model
2 研究设计
2.1 变量测量
针对有学者提出Baron和Kenny检验中介作用的方法存在一定的缺陷，忽略了中介效应与直接效应方向问题，Prescher和Hayes（2004）提出了运用BooTstrap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本研究利用Mplus软件，抽样5000次，在95%的置信区间下，检验网络能力的中介作用。当变量中介作用明显时，置信区间显著（不含0），否则中介作用不显著。
2.2 样本选取
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在正式调查之前，首先选择西安市内军工企事业单位的中层管理人员进行了预测试，总共回收53 份有效问卷，通过对问卷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保证问卷题项设计的合理性以及对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的适用性，然后根据分析结果对测量题项内容进行了调整和修正，最终共设置32个题项。正式问卷调查主要采用调研发放、网上填写、邮寄等方式进行。调查对象主要为军工企事业单位、民参军企业等，在地域分布上集中在北京市、陕西西安市、四川绵阳市、广东深圳市等。正式问卷总共发放400 份，回收257 份，剔除掉选项有一定规律以及回答不完整的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228份；线上通过问卷星及微信推送给相关人员进行问卷填写，共收集73份，有效问卷47份；总计275份有效问卷。根据问卷统计数据，被调查企事业单位所相关信息包括：从成立年限看，0～3年占18.91%，4～9年占30.91%，10～19年占 36.00%，20年以上占14.18%；从单位规模(员工人数)看，1000人以下占41.08%，1000～5000 人占 30.55%，5001～10000 人占14.55%，10000 人以上占13.82%；从所属行业看，装备制造占11.64%，通信和电子设备占28.91%，新能源新材料占13.64%，其他占45.81%；从单位性质来看，国有企业占29.82%，民营企业占28.36%，科研院所与高等院校占18.91%，其他占22.91%。
3 数据分析与结果讨论
3.1 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研究采用Cronbach's α系数检验问卷的信度，表1的检验结果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测量结果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在效度分析时，本文首先对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各变量KMO 值均大于0.8，Barlett's 检验的显著性均为0，说明可以进行因子分析。提取平方和载入大于60%，说明适合做因子分析，能够进行效度检验。结果显示各部分的模型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旋转后所有因子载荷均大于0.6，说明测量效果较好。
表1 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
Table 1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 results
在运用AMOS 20.0对各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时，4个变量的验证性指标除了RMSEA 个别指标外，χ 2/df 值、GFI、AGFI、NFI、TLI、CFI等均达到适配标准。拟合指标结果见表2，可以看出测量模型拟合度良好，表明量表的收敛效度良好。
3.2 相关性分析
在进行回归分析和假设检验前，首先分析变量间的相关关系，见表3。网络关系与网络能力的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关系强度、关系质量、关系持久度均与网络能力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网络能力与协同创新绩效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关系强度、关系质量、关系持久度均与协同创新绩效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协调机制与网络能力和协同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本研究设置的控制变量中成立年限、单位性质、所属行业与协同创新绩效相关系数不显著，单位规模在P＜0.05的水平上与协同创新绩效相关关系显著。
表2 各变量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for each variable
3.3 回归分析与假设检验
邵雍理论基础是“以物观物”说。“所谓‘以物观物’是对‘以我观物’而言的，即排除个人的感情，而去体察万物，从而达到所谓‘穷理’‘尽性’‘知命’。”［39］44陈献章主张自得，注重个体的参与，故其诗歌中包含着更多自我情感的投入。由此而言，庄昶诗歌更多倾向于继承邵雍的观物说。其《雪蓬为盛行之作》末句：“只有区区观物亭，半庭茂叔窗前草”［3］卷一，46即可视为对邵雍学说的回应，也是他作诗的一贯主张。这一主张也贯穿于他的题画之作，如《题通伯先生山水画》《钟钦理画牛》《题沈石田画鹅为文元作》《题菜》等。正是陈庄二人的提倡，才使得有明一代，学击壤派者“转相模仿”［31］卷一五三，3966。
本研究运用BooTstrap 方法分别对网络能力在关系强度、关系质量、关系持久度与协同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进一步检验，结果见表5。网络能力在关系强度与协同创新绩效间的中介效应显著，置信区间（0.024，0.113）不含0，中介效应为0.058；关系强度对协同创新效应的直接作用不显著，置信区间（-0.044，0.191）含有0，表示网络能力起完全中介作用。网络能力在关系质量和协同创新绩效间的中介效应显著，置信区间（0.007，0.136）不含 0，中介效应为0.053；关系质量对协同创新效应的直接作用显著，置信区间（0.029，0.332）不含0，表示网络能力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3.5%。网络能力在关系持久度和协同创新绩效间的中介效应显著，置信区间（0.151，0.320）不含0，中介效应为0.235；关系持久度对协同创新效应的直接作用不显著，置信区间（-0.122，0.160）含有0，表示网络能力起完全中介作用。综上，检验结果表明网络能力在网络关系与协同创新绩效之间存在中介作用。
（1）网络关系、网络能力对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
表3 相关系数
Table 3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首先，以协同创新绩效为因变量，对关系强度、关系质量、关系持久度和网络能力进行回归，检验网络关系、网络能力对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分析结果见表4。模型2中的调整后R 2相较模型1增加了0.169，F值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军民网络关系与协同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假设H1 得到支持。网络关系强度与协同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β =0.220，P＜0.01)，支持假设H1a；关系质量与协同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β =0.244，P＜0.01)，支持假设H1b；关系持久度与协同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β =0.210，P＜0.01)，支持假设H1c。模型3中，控制变量和网络能力一起解释了协同创新绩效的17.6%（F=12.669，P＜0.001），说明网络能力与协同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β =0.416，P＜0.001），假设H2得到支持。
（2）网络能力的中介作用
2016年12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要求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消费者自由选择、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的能源市场体系，重塑能源监管体系和持续提升监管效能。2017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17〕15号），要求改革油气管网运营机制，分步推进国有大型油气企业干线管道独立，实现管输和销售分离；完善油气管网公平接入机制，油气干线管道、省内和省际管网均向第三方市场主体公平开放，等等。这一系列的部署都体现了监管与市场并重的改革思路。
本试验选取了4种目前航空摄影最常用的像控点布设方法，使用低空无人机对唐山市曹妃甸区华北理工大学进行了航空摄影，使用Pix4Dmapper分别对这四种方案进行了空三加密，对每种方案的空三成果进行了精度分析，并对每种方案之间分别进行了平面以及高程的精度对比，最终对于本试验得出了以下结论：
其次，网络关系对网络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合作关系持久度最有助于网络能力的形成，网络能力作为中介变量对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网络关系是军民科技协同创新过程中建立有效治理机制的基础，长久稳定的关系有利于军民主体之间深度合作，建立各行为主体共同遵守的组织准则，通过战略匹配、资源匹配、能力匹配集成一批具有不同技术优势的企业，形成优势互补、高度信任的军民科技合作网络，推动网络能力的建设。在网络能力的中介作用下，科技创新更容易实现军地跨组织协同，变临时结合为战略融合，变零散融合为系统推进。
短期政策创新方略：在继续维持现有住房调控政策不变基础上，确保房价稳定和住房金融稳定、安全，满足生存型、刚需型、改善型住房消费对金融支持的需求，抑制奢侈型、投机型住房投资对金融秩序的扰乱，为构建新时代上海市住房金融中长期长效机制赢得时间、创造条件，有效减缓新时代上海市住房风险指数上行幅度。
用网络关系与网络能力同时解释协同创新绩效，网络能力与协同创新绩效的关系仍然显著（β =0.396，P＜0.001），则存在中介效应。关系强度对协同创新绩效影响不显著（β =0.137，n.s.），且关系强度对网络能力的作用显著（β =0.209，P＜0.01），因此认为网络能力在关系强度与协同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关系质量对协同创新绩效影响显著（β =0.180，P＜0.05），β 系数降低0.064，网络能力起部分中介作用。关系持久度对协同创新绩效影响不显著（β=0.005，n.s.），且关系持久度（β =0.519，P＜0.001）对网络能力的作用显著，因此认为网络能力在关系持久度与协同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假设H4得到支持，即网络能力在网络关系和协同创新绩效间具有中介作用。
本文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来度量设计的指标，测量指标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并根据研究目的加以适当修订。网络关系主要从关系强度、关系质量和关系持久度三个维度进行测量，参考了Wang[9]和Hao[11]等的研究成果，设置了10个题项。网络能力主要从网络规划能力、资源管理能力、关系管理能力三个维度考察，参考了Jian[5]、李纲[14]等的研究成果，设置了11个题项。协同创新绩效从创新绩效、协同效应两个维度进行测量，参考了马柯航[8]以及解学梅等[15]的研究成果，设置了6个题项。协调机制的测量主要参考了解学梅等[15]的研究成果，设置了5个题项。本研究将单位成立年限、单位规模、所属行业以及单位性质4个变量设为控制变量，均采用编码测量法且纳入到结果分析过程中。
控制模块由主控芯片、CC1101无线射频模块、继电器电路、电磁开关、各种设备组成，以温室大棚为例，调节设备包括排风扇、CO2发生器、遮阳网电机、加热器、喷淋阀等[11]。控制模块通过继电器控制电磁开关来控制设备。继电器电路中，通过一定宽度的脉冲电信号触发5 V的磁保持继电器，主控芯片I/O口控制三极管Q1来驱动磁保持继电器的闭合，控制三极管Q2驱动磁保持继电器的断开，电路中并联续流二极管1N4148，继电器电路如图3所示。
（3）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首先运用多元回归检验调节效应，本文的网络关系、网络能力、协同创新绩效与协调机制都是连续变量，因此采用乘积项的逐步回归分析法来验证协调机制的调节效应是否显著。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对自变量网络能力以及调节变量协调机制进行中心化处理，以防出现多重共线性的问题。检验结果见表6。首先将控制变量输入到回归方程中（模型1），其次将中心化后的自变量网络能力引入回归方程（模型7），结果显示网络能力对协同创新绩效有显著影响（β =0.416，P＜0.001）；然后将中心化后的调节变量协调机制引入回归方程（模型8），调整后R 2由0.176 增加到0.295，协调机制回归系数为0.391（P＜0.001）；最后将网络能力和协调机制的交互项引入回归方程（模型9），得出交互项（β =0.209，P＜0.001）作用显著，F 值为 20.780（P＜0.001），调整后 R 2为0.336，证明协调机制存在调节效应，调节网络能力对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
表4 网络关系、网络能力与协同创新绩效之间的回归分析
Table 4 Regression analysis of network relation，network competence 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表5 网络能力中介作用BooTstrap检验
Table 5 BooTstrap test of network capability mediation
表6 协调机制在网络能力与协同创新绩效之间的调节效应
Table 6 Moderating effect of coordination mechanism between network capability an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军民科技协同创新主体差异性比较大，协同创新活动的有序开展离不开协调机制的保障。协调机制促使系统内的各种资源要素遵循一定的规则在系统内良性运转，主体与要素之间联动交互，产生协同效应[15]。通过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军地之间合作沟通的透明度比较高，各创新主体对创新资源的投入意愿会明显增强，协同创新网络中创新资源的丰富程度会明显提升，更便于网络中成员搜寻利用资源，实现创新要素的有序流动与耦合，促使网络成员更好地发挥对资源的配置能力，提升军地优势互补资源的利用效率，使技术双向转化过程更加顺畅，促进创新绩效。因此，提出以下假设：H5：协调机制正向调节网络能力在网络关系与协同创新绩效间的中介作用；H5a：协调机制正向调节网络能力在关系强度与协同创新绩效间的中介作用；H5b：协调机制正向调节网络能力在关系质量与协同创新绩效间的中介作用；H5c：协调机制正向调节网络能力在关系持久度与协同创新绩效间的中介作用。
表7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Table 7 Test of moderated mediating effect
本研究运用协同创新网络理论，对网络关系、网络能力与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绩效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探讨了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网络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假设H5b未获得支持，其他假设均得到实证支持。
本研究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提出的假设进行检验，主要对网络关系、网络能力对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网络能力的中介作用，协调机制在网络能力与协同创新绩效间的调节效应分别进行检验。
首先，网络关系与协同创新绩效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其中关系质量的影响最为显著。军地间良好的网络关系有利于发挥主体间的协同效应，增强科技资源的集成效应，加快资源互换，促进优势资源互补结合，实现优势倍增效应。目前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多是契约联盟，整体融合层次较低，构建高质量的军民信任互惠关系，有利于提高军地主体技术资源的共享意愿，促进科技资源的流动与整合，缓解技术路径依赖问题，同时可以有效控制合作伙伴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建立可持续的合作关系。
本文首先采用Baron ＆ Kenny(1986)提出的三步回归法进行检验，结果见表4。首先从模型6 的分析结果看，控制变量和军地网络关系一起解释了网络能力的38.7%（F=25.725，P＜0.001），较模型5，R 2增加了0.280，且F值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假设H3得到支持。模型6中关系强度与网络能力显著正相关（β =0.209，P＜ 0.01），支持假设H3a；关系质量与网络能力显著正相关（β =0.162，P＜ 0.05），支持假设H3b；关系持久度与网络能力显著正相关（β =0.519，P＜0.001），支持假设H3c。
最后，协调机制在网络能力与协同创新绩效间发挥调节作用，研究进一步发现协调机制能调节网络能力的中介作用。军民科技协同创新通过增强网络能力提升创新绩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协调机制的建设，协调机制为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网络运行提供良好的沟通环境，军地之间信息更加公开透明，各方利益诉求通过协调机制更容易达成共识，从而推动技术协同创新。
4 结束语
在当前全面推进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的实践活动中，仍然存在军民分割、壁垒重生、自成体系等现实问题，构建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网络，实现科技资源在军民两大体系的双向流动，探索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绩效成因，对于促进军民科技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结果表明，良好的军民合作网络关系能增强网络治理能力，并通过网络能力促进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绩效。稳定持久的网络关系可以减少军地技术、观念、人才、资源等方面的差异，拓宽资源获取途径及范围，加速创新资源的整合和共享。网络治理能力则有利于形成完善的资源配置策略，在战略、战术、实践层面逐步推进科技协同创新。网络能力对协同创新绩效的作用会受到协调机制的影响，建立高效的信息交流机制和透明公正的合作环境，制定有效的冲突解决机制，打破军地融合障碍，保证各方风险利益分配的合理性，会进一步提升网络能力对合作网络的动态治理效能。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对象涉及国防科技企事业单位以及民参军企业，在问卷调查中，调查范围覆盖面相对较窄，数据来源相对单一，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同源性偏差。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进一步扩大调查对象和数据源，这将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军民科技协同创新中存在的问题，同时也能为军民科技深度融合提供更具实践价值的启示。
在高等教育阶段，自主性学习领域的理论与实践逐渐受到更多人的瞩目，在外语教学领域也不例外。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大力发展高职教育，现在高职生的数量规模已经占到大学生总体数量的一半以上。高职生的一大特点就是学习的自主性不够高，或者在中学里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等等。在高职一年级，英语课通常还是必修的基础科目。但由于英语使用机会较小，所以许多学生与教育工作者并不是十分重视，许多学生在英语学习的过程中更是缺乏主动性，由此怎样有效改善这一现状已经成为有关人员需要着重思考的问题[1]。本文针对高职学生在英语学习方面主动性较差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并举出几点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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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Network Relation and Network Competence on Civil-military S ＆ T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Li Zhengfeng＊，Wang Qian，Zhang Qian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7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network theory,a conceptual model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network relation,network competence and civil-military S ＆ T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s constructed.The relevant assumptions are verified by 275 valid questionnaires.The results show that: military-civilia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network relation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matching of each participant in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in terms of task goal,value appeal,resource endowment,etc.,and promoting the performance of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network competence plays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network relation an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among which,it plays a partial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civil-military coordination mechanism plays moderating effec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twork competence an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Establishing civil-military coordination mechanism is conducive to each innovation subject giving full play to their respective advantages in the process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so as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The research conclusion has certai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value through building a civil-military S ＆ T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network to promot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Key Words: network relation; network competenc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中图分类号： F063.3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9452/j.issn1007-5453.2019.11.013
收稿日期： 2019-09-16；退修日期： 2019-10-22；录用日期： 2019-10-3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4CGL00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管理（71841047）；航空科学基金（2018ZG53078）
＊通信作者 .Tel.： 029-88460392E-mail： lizhengfeng@nwpu.edu.cn
引用格式： Li Zhengfeng，Wang Qian，Zhang Qian.The impact of network relation and network competence on civil-military S ＆ T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J］.Aeronautical Science ＆ Technology，2019，30（11）：75-82.李正锋，王倩，张倩.网络关系、网络能力对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J］.航空科学技术，2019，30（11）：75-82.
（责任编辑 皮卫东）
作者简介
李正锋（1980- ）男，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技术创新、知识管理。
Tel:029-88460392 E-mail:lizhengfeng@nwpu.edu.cn
王倩（1995- ）女，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技术创新。
Tel:029-88460392
目前随着红外气体检测技术的快速发展,利用光谱吸收原理实现气体浓度检测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本文根据甲烷气体的光谱吸收特性,基于谐波检测原理,构建高性能光路系统,并研制适用于甲烷气体检测的数字锁相放大器以提取微弱一次和二次谐波信号,来实现甲烷气体浓度的实时检测,简化了电路设计,具有仪器工作稳定,测量误差小等优点,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1-2]。
E-mail:wqd61602@163.com
“布鲁诺，由于你对邪说的坚持和传播，上帝不能饶恕你的罪行，今天我就处以你一种最仁慈的不流血的刑罚。在这最后的时刻，不知你还想讲点什么？”
张倩（1987- ）女，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技术创新。
书包除了实用以外，其安全性能也应该受到大家的关注。为了让同学们在上学放学的路上更安全，许多书包上添加了新型的多角度反光条。无论是步行还是骑车，书包上的反光条被光照射后都能反光，发出醒目的警示信号，有效地警告和提示50～100米外的过往车辆注意行人。
Tel:029-88460392 E-mail:404881737@qq.com
Received: 2019-09-16；
Revised: 2019-10-22；
Accepted: 2019-10-30
＊Foundation item: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14CGL006); Emergency Management Project of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71841047);Aeronautic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2018ZG53078)
＊Corresponding author.Tel.: 029-88460392E-mail: lizhengfeng@nwp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