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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为一种建构的启蒙
工业社会的启蒙是一场解放的启蒙，而新的启蒙将是一场建构的启蒙。我们知道，工业社会的启蒙运动解放了个体，解放了人性，所以，它使人与社会分离，虽然在人性的解放中社会已经转化为人的社会，但人却走向了与社会分离的征程，越来越远离生活世界，进入一种形式化、片面化的存在形态。当然，近代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于把非生活世界的人群集合形态称作社会，在这种意义上认识人与社会的关联性。其实，社会失去了生活的内容也就意味着其有机性的丧失，因而成了各种各样矛盾和冲突的总汇，在一切方面都以对立、对抗、竞争等形式来实现自我和建构社会。所以，解放个体和解放人性只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序曲，是人类文明行进中在工业社会阶段的必要步骤，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门槛边，新的启蒙不再紧抱住解放个体、解放人性的主题，而是承担起解放生活世界的任务。由于新的启蒙所解放的是生活世界，所以，它使解放与生活统一了起来，它解放生活世界的过程也同时就是建构合作社会生活模式的过程。
也就是说，走向后工业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启蒙决不仅仅是解放的启蒙，近代社会解放与生活的疏离甚至分离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不会出现，革命者不懂生活的状况也不会存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启蒙既是解放的启蒙也是生活的启蒙，是二者有机统一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解放的启蒙是包蕴在生活的启蒙之中的，而生活的启蒙则以解放的启蒙而呈现给历史。因而，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进程中，会突出人的自我实现的主题，解放和生活则是构成这一主题的两个要素，网络结构的自觉建构、合作关系的历史性生成，都服务于人的自我实现的主题，并为人的自我实现开辟切实可行的途径。因此，我们看到，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全球化所扮演的不是解放的功能，世界的任何一个（比如阿拉伯）地区也不需要有人使用暴力去加以解放，关键的问题是要去发现合作社会将为我们提供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模式，我们如何在这种生活模式的建构中使人普遍地达成自我实现。全球化展示的是合作的前景，它让人类以往一切形式的征服（甚至是解放旗帜引导下的征服）都丧失合理性。只有怀着合作的动机，按照合作的理念去做出行为选择，才是合乎历史进步趋势的行动。
个体的解放必然导向民主和法制，因为当人们立足于个体这一中心去环顾世界的时候，个体的权利无疑会被放置到至高无上的制高点上，为了使这一位置不被怀疑，就需要建立健全法制的工具。其实，权利是一种主张，在很多情况下，是根据18世纪启蒙思想而在工业社会的矛盾体中提出的必要政治主张。如果这种主张没有得到法律的承认，就无法获得切实的保障。也就是说，只有得到法律认可甚至明文规定的权利，才是具有现实性和合理性的权利。显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人们会提出不同的主张，即使那些人类社会每一个世代共有的主张，在其各种主张所构成的系统中的优先次序也是不同的。在工业社会，关于权利的主张是一种优位主张，但是，到了后工业社会，它就不再会成为优位主张了。随着法的精神衰微和伦理精神的兴起，人类社会的基本生活原则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这时，权利主张可能就显得不合时宜了，相反，那些有利于社会合作体系建构、有利于合作行为发生和有利于和谐的社会合作机制运行的主张就会成为优位主张。总的说来，近代社会的制度及其结构，都肇始于个体的解放，虽然历史是属于所谓社会的，但这个社会无非是失去生活内容的个体依据一定结构而汇聚在一起的群，是这类个体依据一定程序活动的戏台子，无数的个体却只有一副面孔，他的理想、愿望、行为等都被模式化为同一种格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工业社会是一个失去了生活世界的社会，而后工业社会的启蒙运动，就是要把这个已经失去了的生活世界找回来。
当解放的启蒙转化为社会改造运动的时候，会以革命的形式出现。这时，革命会成为时代的主题，人们会因革命而分化成“左”与“右”、“激进”与“保守”的人群。但是，一旦一个社会革命的主题褪色了的时候，生活的旋律就开始高扬，“左”与“右”、“激进”与“保守”就会为善与恶、乐观与悲观、高雅与庸俗的判断所取代。这是存在于以往人类历史表象上的特征，特别是在工业社会的发展历程中，得到了几乎是夸张的表现。然而，后工业社会将会使这种特征黯然失色。因为，这个社会不会在任何一个阶段片面地突出解放或生活的主题，不仅在这个社会到来的时刻会把解放的启蒙与生活的启蒙融为一体，而且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也会把这两个主题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如果说工业社会在18世纪经历了一场解放的启蒙，到了20世纪才出现了生活的启蒙，那么后工业社会是不需要这样一种分阶段的二次启蒙的。后工业社会的启蒙从此刻开始，而且仅此一次。
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大都相信暴力行动是解决问题的基本途径。比如，在卢梭看来，欧洲的统治者们正在一致盲目地加速命中注定的革命的到来，所以需要采取政治行动。这种看法成了近代社会的普遍信念，即社会危机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有必要诉诸于暴烈的行动。在新的历史转型中，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还主要是零散的、无规律的小规模危机事件，这些危机事件背后是否包含着聚集成大规模危机事件的可能性呢？答案是肯定的。近些年频繁爆发的国际上的地域性冲突、局部战争等，虽然大都被纳入到工业社会文明冲突的解释框架中去了，其实，它也是历史转型所造成的振荡，如果看不到这一方面的话，全球性的危机是完全有可能爆发的。面对这一可能性，我们怎样才能发现一条“静悄悄”的革命道路呢？这也是第三次启蒙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寻找一套系统地解决危机的行动方案，要把新的历史转型中的危机看作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动力，把任何一种危机的出现，都看作是要求我们变革这个社会的呼声。更为根本的是，要以面向后工业社会的开放心态去消除危机因素，而不是出于维护工业社会既有传统的目的去压制危机因素。
解放的启蒙拥有批判的特征，而生活的启蒙则突出建构的意义。列奥·施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一书中写道：“人份内的工作就在于有思想的生活，在于理解，在于深思熟虑的行动。善的生活就是与人的存在的自然秩序相一致的生活，是由秩序良好的或健康的灵魂所流溢出来的生活。善的生活简单说来，就是人的自然喜好能在最大程度上按恰当秩序得到满足的生活，就是人最大程度地保持头脑清醒的生活，就是人的灵魂中没有任何东西被虚掷浪费的生活。善的生活就是人性的完美化。它是与自然相一致的生活。”[1] 这是对作为个体的人的生活的诗意憧憬。从历史上看，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也是无法实现的生活境界，除了诗人的想往之外，在现实中，是无法找到支持它的力量的。但是，毕竟人类持续地拥有这种浪漫情怀，而且总是处于不断的追寻之中，人欲达到的就是目标，只要人始终不渝地朝着这个目标奋斗，无论道路会多么曲折，总会有一天逼近这个目标。
人类之所以在奔向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走了弯路，在一定程度上，近代工业社会的启蒙应负有责任。虽然在这一次启蒙运动的早期，是充满着生活理想的，但是，到了后来，这类理想被看作空想而受到嘲弄，从而在失去目标的道路上忙碌不堪，满足于既得既存的利益。因此，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启蒙将重申这种理想，把它明确地宣示出来，使它成为合作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无条件地拥有并为之奋斗的理想。如果在这里使用“自然”一词的话，我们是可以把合作社会看作向自然的回归。但是，这是一种超越自然的自然，是合乎自然之道的生活及其秩序，这种生活超越了自然之形，却获得了自然之道。是自然之道在社会中的实现，或者说是社会的形式包蕴着的自然之道。自然之道之所以是一种超越自然的自然，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人所构想、人所创造，然后再植入自然的形式之中的质，是人类一切具有普遍意义的善的观念的集成，因而是一个理想的目标。
显然，社会的等级制是从自然差异中生长出来的，但是，自然差异一旦以社会等级制的形式而被确立起来之后，就走上了独自发展的道路，自然差异的色彩不仅逐渐褪去，而且会时常出现反自然差异的情景。这也是社会与自然相分离的一种表现。所以，当人们谴责等级制的反人性的一面时，其实也包含了对其反自然的谴责，只不过人们在对这种谴责作出进一步论证时表现不同而已。但是，关于自然的理解不应停留在形式上。自然差异拟人化的善恶是不存在的。因为，当我们对自然差异作出价值判断时，其实是把它作为全然对象性的存在，是把人的介入加以抽离后作出的判断，当人被抽离出来的时候，自然的价值因素也就消失了，也就不再包含善恶了。
由此可见，自然如果不包含介入其中的人就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存在，只有当自然包含了人，才具有质，人赋予自然以质，人在自然中看到的一切价值因素都是人的价值，或者说，是与人相关联的价值。所以，当自然差异在社会中以等级制的恶而存在时，它是人所创造的恶，当自然的和谐被作为改造社会行动的目标时，其实是人在自然中看到了自己的理想。自然中如果存在着“道”的话，究其根源，是人的创造。所以，无论对社会作出肯定性的还是否定性的判断，无论关于社会的建设性方案还是批判文章，求助于自然意像的历史应当终结。新的启蒙所开启的历史是“就社会而论社会”的历史。就此而言，上文所说的“向自然的回归”，其实是人及其社会的重新发现，是人终于找到了一种最适宜于人类生存的社会的过程。因而，在这样一场走向合作社会的启蒙运动中，不再会出现卢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自然”情结了。
总之，农业社会是较为简单的社会，人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中，自主选择的机会是较少的，而且人们自主选择的能力也较为低下。与农业社会相比，工业社会变得复杂了许多，但是，工业社会的制度以及生活模式却追求统一性和形式化，因而，也限制了人们自主选择能力的发展，屏蔽了人们自主选择的机遇。但是，工业社会毕竟还是一个低度复杂性社会，也正是这种低度复杂性才使制度和生活模式的统一性追求成为可能。到了后工业社会，复杂性程度的迅速攀升，使追求统一性和形式化的制度安排和生活模式建构变得完全不可能了。所以，在这一社会中，必须顺应高度复杂性的现实去作出制度安排和生活模式建构，合作的制度和生活模式就是能够适应高度复杂性的制度和生活模式。
四、实质上是一场伦理启蒙
托夫勒认识到了确立后工业文明的艰巨性，指出后工业社会“政治结构的创立，不会在单独一次社会变动趋势中到来，而是在许多地方，在各个层次上，经过数十年时间的千百次革新和冲突的结果。”[2] 不过，如果我们走上启蒙的道路，这个过程中的阻碍和风险都会大大减少，时间也会缩短，而且，我们相信，由于有了一场成功的启蒙，社会发展的进程不再需要通过暴力去为自己开辟道路。
其实，农业社会的启蒙是一场觉识的启蒙，工业社会的启蒙是一场解放的启蒙，而后工业社会的启蒙将是一场建构的启蒙。如果我们给予启蒙以学科标识的话，我们还会看到这三次启蒙有着不同的学术特征。农业社会的启蒙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哲学的启蒙；工业社会的启蒙虽然孕育了整个近代以来的哲学史，却在终极意义上包含着法学的意蕴，属于一场法学的启蒙；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我们正在声声呼唤的新的一场启蒙将是以思考公共管理为核心的启蒙，是关于社会治理的伦理启蒙。
由于公共管理以社会自治为基本内容，因而，它所代表的启蒙不是由精英倡导和付诸实施的运动，而是社会自身的启蒙，每一个人都是启蒙者和被启蒙对象，是在走向合作社会的历程中实现的自我启蒙。以公共管理为标志的启蒙突出了服务精神和理念，建构起以服务为核心价值的文化。回顾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两次启蒙，都可以发现启蒙者与启蒙对象相分离的景象，启蒙是社会精英或将成为社会精英的那部分人的活动，正如齐格蒙特·鲍曼所揭示的近代走向工业社会过程中的启蒙运动那样，在实践上是造就由精英统治和管理的对象，在理论上寻找通向“统一性”的道路。他说：“在实践中，自我启蒙的精英所面对的大众并不仅仅是应当引导的、可恶的、可憎的‘他人’，而是他们统治和管理的目标——在政治领导的位置上，这两个任务相互盘绕在一起。交流通道的崩溃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不得不重新修复大的分裂，不得不重新跨越新近挖掘的无底洞。对哲学家来说，不得不对实践上的挑战进行回应，即疯狂地寻求一个能够跨越悬崖两边的连接处，抵制把珍贵人性限制在自我解放的精英当中的诱惑。此外，以发掘人类潜力的名义，人自我塑造的自由也被提了出来：如果不断要求人的自由的话，就需要以普遍的人类能力需要，而不是以宗派的名义提出。”[3] 由公共管理代表的这次启蒙不仅在个体的意义上将造就出服务而不是统治、管理的对象，而且在社会的意义上，也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服务建立起的是合作与服务同构的体系。合作与服务把人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避免了任何社会分裂的可能性。
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在规划近代社会的时候，也给予了道德以极大的关注，但是，他们所讲的道德只有相对性，缺乏绝对性和权威性。道德之所以必要，并不仅仅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使人的生存和生活得以维持。比如，社会契约论为道德所找到的根据还只是外在的，它不能说明人为什么从灵魂深处要讲道德，要服从道德律。功利主义、快乐论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寻求现实的功利、现实的快乐，得到功利、得到快乐，就是善、就是道德。而且，工业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人的个性内容对于矫正社会的机械确实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工业社会的“平衡态”是由此带来的。但是，这种社会平衡机制的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到了工业社会的后期，甚至连学者们也无法真正理解启蒙时期以及整个早期思想家们张扬人的个性的确切涵义。相应地，在制度安排以及社会生活方式的重建过程中，在一些领域，这种平衡机制被放弃了，而在另一些领域，这种平衡机制则变成了僵化的形式。在新的启蒙视野中，后工业社会有理性，但不是工具理性；后工业社会有信仰，但不是情感关怀的信仰。因而，后工业社会是一种不需要哲学家和牧师的社会。后工业社会的人们，在自我设计中设计社会，在自我服务和相互合作的行动中建构社会，社会与人相分离、相异化的历史在此彻底终结。
但是，工业社会的原子化构成要素在18世纪启蒙思想中又是有其理论根据的，“自由主义学派不但认为人有天赋权利，并且认为这些权利属于孤立、自足的个体。霍布斯和洛克所勾勒的自然人，最关心的事情是照顾自己，至于最主要的社会接触是与人冲突。对于未经文明洗礼的人而言，社会关系是不自然的，只有在个人无法独力达成心愿时，才会借由社会关系的手段来达成；到了法国哲学家卢梭指陈的人类自然状态，其孤立情形更加严重，甚至家庭对人的生存与幸福都不是必要的了。”[4]305 “现代的早期的盎格鲁萨克逊自由派政治理论所指的自然人，和后来古典经济自由派理论的经济人……都针对孤立的个人，都认为个人在本性上是追求保障自身的基本权利（政治自由主义），或是追求私人‘功利’（经济自由理论）；两种理论都以为，社会关系只能透过契约关系产生，由于每一个个体都追求自己的权利或利益，最后自然会经由与他人合作来达到目标。”[4]306 实际上，说“经由与他人合作来达到目标”是对这种原子化社会的模糊的肯定判断。因为，这种原子化社会由于从个人出发，基于个人的权利和利益进行交往，必然会把他人作为工具，出现于他们之间的只是一种工具性的合作，更准确地说，是只有在官僚制的支持下才能实现的协作。这与通过第三次启蒙所建构起的合作社会中的合作相比，有着根本性质的不同。
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把权力制约的问题作为启蒙的基本内容提出来思考，在后工业社会，相信也会存在着权力。而且，只要权力还存在，无论它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处于中心的地位还是边缘的地位，“只要有使用，就会有滥用的可能。”[5] 所以，工业社会的启蒙思想家们告诫我们关注权力制约的问题是有道理的，我们任何时候都没有理由忽视对权力制约问题的思考。然而，关键问题并不是要不要权力制约，而是如何制约的问题。人类社会治理的实践，特别是公共行政的历史证明，依据权力分立和强化监督机制，总是收效甚微，而运用道德说教的方式，也显得软弱无力。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谋求制度的根本变革，即考虑道德制度建立的可能性以及在解决这些问题上的优越性的问题。所以说，道德制度不是出于一种诗意的空想，而是在人类以往的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去构想一种解决当前和今后各种各样不得不遇到的问题的现实性方案。
在当代，罗尔斯是人们公认的制度伦理思想的阐释者，而且，罗尔斯在自己的理论建构过程中也确确实实地去努力恢复18世纪启蒙思想中的道德内涵。但是，罗尔斯把现实中作为个人的公民与作为社会系统中成员的个人割裂开来了，认为“作为公民的个人具有全部使他们能够成为社会合作成员的那些能力”，“被看作是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和终身充分合作的社会成员。”在他们之间，之所以没有合作的事实，那是作为政治的正义观念没有建立起来。所以，罗尔斯努力追寻“最合适的正义观念”。[6] 当然，罗尔斯努力发现政治的正义观念，试图从制度甚至社会结构的创设中去获得社会合作系统的思路是积极的，但是，他把制度、社会结构与个人割裂开来进行考察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因为，在他所做的割裂中所包含着的是“人性本善”的“套路”。其实，近代功利主义者所认识到的个人自私追求的冲动以及与他人之间争斗的不合作冲动等，都是近代社会中的事实，即使罗尔斯闭上了眼睛，这些事实也是存在的。这些事实是与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的非正义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个人的自私性与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的非正义性是互动共生的，并不能断然判定公民个人是拥有充分合作能力的存在物，而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则是非正义的和阻碍合作的因素。所以，仅仅发现了重建制度和社会结构的政治正义，也不是把整个社会引入合作社会的出路。
即使关注伦理建构的问题，也应当看到，个人并不拥有先验的充分合作的能力，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的非正义性也并不是与个人完全无关的，在通向合作社会的道路上，无论是对现实病症的诊断还是开方配药，都不能仅从个人或政治的单方面出发。在这里，需要拥有的是历史（社会）的总体性观念，需要在社会总体的意义上来思考合作社会的有无和能否建立的根据。这样一来，就会发现，工业社会的非合作性是有着合理性根据的，任何试图把工业社会改造成合作社会的努力，也都是徒劳的。但是，当人类走向后工业社会的时候，其实也就是走向合作化的社会形态。第三次启蒙的工作，正是需要根据后工业社会的合作需要去选择自己的课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推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革命性历史转型的运动，而不是搜肠刮肚地去发现完善工业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的方案。如果评价罗尔斯的理论活动的话，可以说，他把个人的聪明睿智用错了地方，他没有根据历史转型的客观要求去阐发自己的思想，而是希望通过对18世纪启蒙思想的深度发掘而修缮其关于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的理想蓝图。也就是说，罗尔斯所欲努力实现的是：完善工业社会的政治制度，修补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重新把工业化进程中缺失的伦理之维加以恢复。这实际上是徒劳无功的，无论他在思想界煽起了什么样的轰动，而对实际的历史进程，则是无助的。只有在启蒙后工业社会的意义上去进行伦理思考和伦理建构，才是有着积极现实意义的理论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