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循环：从生产范式到交往范式的理论过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理性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理性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但是，一般地讲，理性总是与人的能力之拓展、个性的自由发展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就是指向建立一个合乎人性的合理社会秩序的。就这一理论传统而言，不管是马克思、卢卡奇还是带有马克思主义血统的法兰克福学派成员阿多诺都没有偏离理性的拯救这一基本思路。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他们所面对的社会现实困境及其有关理性的具体阐述又是有相当大的差异的。我们认为，从马克思、卢卡奇到阿多诺及哈贝马斯，本质上是一个由生产范式回到实证的交往范式的理性批判之循环。
一、物质生产基础上的历史理性
我们知道，黑格尔那里，理性是游历了整个世界（自然界、人类社会）历史、并到达自我认识、自我完善的精神性存在，“蕴含着为自由和合理生活秩序的顽强抗争”（注：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程志民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4页。）。 黑格尔的理性本质上是一种主体性存在，它在唯心主义的语言表述中表达了主体人对自然客体、社会客体的按照规律所进行的认识与改造的必然性。所以，历史的不同时期也就是理性实现的一个特定阶段，历史必然是走向理性的发展与进步的。
马克思把历史首次准确地置回到物质生产基础中：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注：《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3页。）马克思认为，这样的观点才“为历史提供世俗基础”（注：《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3页。），人与其他动物区别的根本不在于意识、宗教等等，而在于物质生产：“一旦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注：《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页。）
物质生产的历史也是人的能力发展、个性自由拓展的前提，所以，当我们停留在思想、精神领域里谈人的自由的实现、人的解放时，大凡都是冥冥空想，而只有回到真正历史基础上来才可以有资格去谈人的解放。马克思指责德意志唯心主义哲学家（鲍威尔等）把人的解放放到精神领域去讨论，指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注：《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8页。）
所以，理性就是人们认识、改造客观现实并且同时改造人本身的规律性。
然而，马克思看到，人们在生产自己的物质资料的同时，又生产着一种社会关系，“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注：《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4页。）。人们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所不断推进的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是无中介地直接被社会成员共同地享用的，这里所描述的社会关系便是这种中介。所以，马克思肯定地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5页。）
以此线索，马克思把人类历史指认为三个基本阶段，首先是人对人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形态，在这一历史阶段里，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此时人的个性是从属于等级制的，最高的统治者与其臣民是严格区分开来的。第二大形态中，人的个性归属于物，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正是在这个阶段里，马克思看到了理性受损的具体现状：“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71、197、103、104、120页。 ）这种社会关系的物的代表便是货币，货币“完全不以对自己占有者的任何个性关系为前提；占有货币不是占有个性的某个本质方面的发展，倒不如说，这是占有没有个性的东西，因为这种社会关系同时作为一种可感觉的外在对象而存在着，它可以机械地被占有，也可以同样丧失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71、197、103、104、120页。）
马克思清楚地把以上现象归之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历史不成熟性：“在个人创造出他们自己的社会联系之前，他们不可能把这种联系置于自己支配之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71、197、103、104、120页。）“全面发展的个人……不是自然的产物， 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71、197、103、104、120页。 ）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注：《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6页。 《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7页。）
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看，马克思从自己时代出发，认为资本作为社会关系，作为本质的生产关系必然走向自己的末路穷途，代表着普遍利益的无产阶级由于生活状况的逼迫必然走向推翻现存社会制度的伟大革命，争取到人类的解放。由此，人类便进入了第三种社会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的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71、197、103、104、120页。）。在这种社会形态中， 人的自主活动与劳动、 物质生产就统一起来了（注：《费尔巴哈》， 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6页。）。马克思强调的还是物质生产的历史基础性，所以，社会历史第三形态的条件之一便是社会性成为生产的直接基础：“生产的社会性是前提，并且个人分享产品界，参与消费，并不是以互相独立的劳动或劳动产品之间的交换为媒介。它是以个人在其中活动的社会生产条件为媒介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71 、197、103、104、120页。）在自由联合体中，人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注：《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4页。）。
总而言之，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理性的存在是仍然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它对现实奴役性的超越性则是依靠无产阶级主体的革命而实现的。这种对理性的界定仍是卢卡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前提。卢卡奇对物质生产基础性的论述集中在《社会存在本体论》一书中。一方面，阿多诺对卢卡奇的评论焦点在《历史和阶级意识》；另一方面，从我们的论题看，《历史和阶级意识》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路的中介环节。所以我们将集中对卢卡奇关于科学技术对人的奴役性及他对无产阶级主体的早期期望开始讨论。
二、被批判的工具理性
卢卡奇对马克斯·韦伯所发挥的科学技术对人的奴役性质沿着马克思批判的思路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与阐述。对卢卡奇来说，理性始终是与社会的客观进步联系在一起的：“对客观性和合理性的背弃，立刻地直接地表现为反对社会进步的坚决立场。”（注：《理性的毁灭》，王玖兴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0页。）这是卢卡奇针对法西斯主义所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社会灾难及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野蛮性而提出的观点。他认为，人们应在理性的旗帜下团结起来，警惕抛弃理性而给人类带来危险。在卢卡奇看来，非理性与理性的区别由于直接与人的自由个性、人们正确的价值趋向、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向相联系，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则分属两种态度，所以，理性与非理性就直接与阶级联系在一起了：“就哲学的意义而言，赞成理性或反对理性的立场，就直接决定着一种哲学所以为哲学的本质，决定着它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其所以如此，乃是因为理性自身不能是某种飘浮于社会发展之上的、不偏不倚的中性东西，相反，它总是反映着一个社会情况或一个发展趋势中具体合理的东西（或具体的不合理的东西），使之成为概念，从而促进或抑制该具体的东西。但理性的内容和形式的这种社会规定性，并不含有任何历史相对主义。在这些内容和形式的一切社会历史制约性里，每个社会情况或发展趋势的进步性，都是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存于人的意识而有效的东西。至于究竟是把这种向前运动着的东西当作理性或非理性来理解，究竟是把它当作理性而予以肯定或当成非理性而予以否定，这恰恰是哲学里的党性和阶级斗争的一个有决定意义的本质环节。”（注：《理性的毁灭》，王玖兴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页。）显见， 卢卡奇所谈的理性总是与社会客观进步相联系、与无产阶级的整个世界观立场相一致。
理性不仅仅在法西斯主义所发动的战争中受到毁灭性的阻挠，现实中的科学技术逻辑中的形式理性化也阻碍了客观的社会总体进步：“一方面，劳动的过程逐渐地分化为抽象的、合理的、专门的操作过程，以致工人失去了同最终产品的接触，工人的工作被归为一个专门的固定动作的机械重复。另一方面，由于生产过程的机械和合理化被加强，工人完成一件工作的必要时间期限（这是合理化计算的基础）发生了转变，开始从仅仅是一种经验水平上的数字变为一种客观的、能计算的工作定额；使它作为一种固定的和既定的现实与工人所相对。随着对工人工作过程的近代‘心理学的’分析（在泰勒制中），这种合理的机械化被一直扩展到工人的‘心灵’中。为了促使工人们的心理特性结合到专门的合理性的系统中去，把他们的心理特性归结为统计学上可行概念当中去，工人的心理特性被这种合理的机械化过程从他的总体人格中分离出去，并使这种心理特性与其人格相对立。”（注：《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张西平译，第98页。）由此，卢卡奇指出两点结果：首先是劳动过程分化了，整体的劳动过程在现实中分解成了武断的专门操作，其次，这是最主要的：“生产客体的这种分裂，必然造成生产主体的分裂……工人的人的属性的特征日益表现为只是错误的源泉。人既不是在客观上也不是在他同他的工作关系上表现为劳动过程的真正主人。”（注：《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张西平译，第99页。）
作为最终结果，机械化过程把工人分裂成孤立的、抽象的原子，他们的工作不再把他们直接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种世界的理性化显得很完美，它似乎渗透到了人的身体和心灵的各个深处。然而，它却受到它自己的形式主义的局限。这就是说，生活各个孤立方面的理性在导致产生了各种形式上的规律。对于浅薄的观察者来说，所有这些事物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般‘规律’的统一体系。但是，如果忽视了这些规律所包含的内容中的各个具体方面，看不到它们的权威作为规律建立在这些具体方面的基础之上，那就实际上使自己陷入了这种支离破碎的体系之中。”（注：《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张西平译，第112页。）世界成了碎片，就像人早已被肢解为碎片一样。
由于这种科学技术逻辑中的形式理性的现实性，“隐蔽在直接商品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真正满足他们需求的物体之间存在的关系都已隐退到无法被认出、被察觉的地步”（注：《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张西平译，第104页。）。卢卡奇的意思是：“物化的思想所关切的是，通过‘科学的完善化’使这些有效的规律（指社会现实中科学技术齐一化、标准化等）永久化。当资本主义的体系本身不断地在越来越高的经济水平上生产和再生产的时候，物化的结构逐步地、越来越深入地、更加致命地、更加明确地沉浸到人的意识当中。”（注：《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张西平译，第104页。）人们要想从这种直接性中超拔出来， 向着理性的客观进步前进，只有首先超越物化意识。这个使命首先由哲学来完成。
“如果哲学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它的方法，并且把注意力集中到能够并且也应该认识的物质的总体性之上，只有到那时候，它才能突破已经退化到完全分裂状态的形式主义所设定的障碍。”（注：《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张西平译，第122页。）显见， 卢卡奇提出了总体性方法以对抗本质上是实证主义的形式主义方法。问题是由什么来保证哲学的这种内在转向呢？卢卡奇毫不犹豫地指出，这必然由代表着历史进步、沿着理性客观趋向前进并渴望着总体性的无产阶级来作最终的价值依托：“在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性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双方都是——直接的——相同的……但我们要补充的是，这种相同的现实性，运用阶级利益这个原动力把资产阶级限制在这种直接性之中而迫使无产阶级超越这种直接性。因为无产阶级的社会存在在受历史过程中辩证特征的极大影响，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各个因素的中介性质只是在中介的整体中才被打上真理和真正客观性的烙印。对无产阶级来说，认识到自己存在的辩证特征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注：《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张西平译，第186页。 ）无产阶级是唯一能正确认识并合理改造现实世界的历史主体，“无产阶级是历史过程的主体—客体的统一。”（注：《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张西平译，第226页。）
要是说阿多诺、霍克海默思想来源之一是卢卡奇的物化理论，那么，这里的卢卡奇主要指写作《历史和阶级意识》时期的卢卡奇，而不是《社会存在本体论》的作者。讨论还是由现实的历史条件引起。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看来，自本世纪30年代前后以降的历史现实表明，法西斯主义与极权社会主义给人类带来的同样是不自由与灾难，所以，霍克海默在1968年还坚持认为：“今天，我同以往一样被一种强烈的冲动所驱使，这种冲动要我去向一个明显不能成立的论断挑战，就像它曾要我向其他相关的偏见挑战一样。这个明显不能成立的论断是：诸如阶级统治和帝国主义这些咄咄逼人的概念只能被用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不能运用于那些自称是共产主义的国家一样。”（注：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李小兵译，第2页。）
在霍克海默看来，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上层不再被一些竞争着的企业家所代表，而是被管理层、联合企业、议会所代表，原来雇佣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对立已被工会等中间地带所缓和。凯恩斯革命开始了自由竞争无政府社会走向终结的表象。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对理性的捍卫只有“用自由世界的概念本身去判断自由世界，对这个世界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然而又坚决地捍卫它的理想，保卫它不受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希特勒主义及其他东西的侵害，就成为每一个有思想的人的权利和义务。”（注：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李小兵译，第5页。 ）就马克思意义上的革命主体而言，阿多诺与霍克海默一致认为，在一个消费世界里，无产阶级与个人一样都溶入了社会体系，无产阶级以前还可以体验到自己生存的苦难，而现在工人阶级及其组织已日益被资本主义极权体制所包围，不仅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被剥夺了批判感受力，无产阶级运动也同样失去了批判感受力。所以无产阶级也不再是能站出来对抗现状的革命主体。
但是，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等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主将并没有在让人感到绝望的世界面前屈服，他们相信理性是可以救赎的，虽然现在它已下降为主观的工具理性，从而使客观的理性整体受到了严重的侵蚀。
阿多诺等人认为，理性是综合性的、客观的，而不单单体现为主观性的工具理性。在工具理性统治下的社会里，客观的综合理性受到了遮蔽，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话说，这是目的理性凌架于价值理性的霸权。他们认为，这种理性的受侵蚀最终缘起于旨在自我保护的人对自然的支配与控制。这种支配与控制的发展体现在主观的工具理性对人本身的奴役以及人对人的统制，它是通过启蒙辩证法的整个逻辑达到的。他们认为，与工具理性同一性共生的是一种以工具理性为模型的同一性思维，它们是恶的现实的共谋。所以，要揭穿工具理性对世界统治的野蛮性，首先要探索同一性思维的基本根源，解除人们思维中对理性的遮蔽。
显见，法兰克福学派的主将阿多诺已经对卢卡奇的理论范式之基本构架作为分析的对象：其一，生产活动本身而不仅仅是生产关系是批判理论所指向的分析对象之一。其二，工具理性统治下的阶级意识本身也应成为批判理论的分析对象，而不是想当然地认为无产阶级意识是可以从直接意识中剥离出来的先进意识。
三、交往理性：对生产范式的反叛
从霍克海默、阿多诺的批判理论分析可以看出，他们的批判理论并没有离开物质生产基本理论，只是沿着马克斯·韦伯思路对人与自然关系这一方面的生产基础作了反思。阿多诺按照“启蒙辩证法”的基本思路，把自然统治的合理性与人对人的统治关系的非合理性溶合起来。在哈贝马斯看来，阿多诺的分析是有失偏颇的：一方面把社会合理化与行动联系的工具性和策略性的增长等同起来，另一方面，又幻想通过自由生产者联合的概念，进入到一种普遍的社会合理性。哈贝马斯认为，这样在生产范式中指认出来的理性至少是不全面的：“马克思，马克斯·韦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作为基础的行动概念不够复合宽广，不能通过社会行动把所有的社会合理化能借以体现的方面都包括在内。”（注：[德]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重庆出版社1994， 第195页。）哈贝马斯认为， 这种把理性狭窄化的方法直接来源于韦伯，虽然，“韦伯提出了一个实践合理性的复合概念，这个复合概念以目的合理性行动方面与价值合理的行动方面的连结为出发点。但是，韦伯在另外一面，却完全按照目的合理性来考察社会合理性”（注：[德]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重庆出版社1994，第323页。）。就法律形式特征而言，韦伯也只是限在工具性方向进行讨论：“他从实证主义方面限制了法律概念，他认为法律的合理化可以忽略道德实践方面（论证原则），而只注意认识的工具性的方面（规范原则）。韦伯完全是按照形式合理性的观点，就是说，按照一种价值上中立化的观点，按照归结为策略行动类型的行动领域计划性贯彻的目的—手段方面，来考察现代法律发展的进步。”（注：[德]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重庆出版社1994，第342页。）
所以，哈贝马斯最终把矛头指向了生产范式，他认为，从马克思到韦伯，社会理论经典作家们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即认为市民社会的特征是抽象劳动，是一种市场调节的，资本主义地利用的和按企业组织的获利劳动类型。因为这种抽象劳动形式曾展现出一种以此为特征的、贯穿一切领域的力量，所以，乌托邦的期望也能以生产领域为目标。阿多诺也一样，虽然他把生产本身作为分析对象，把奴役一直追溯到人对自然的支配性之源头，然而他仍然期望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相联系的生产中产生乌托邦的和谐状态。
哈贝马斯认为，仅仅从人对自然的认识与控制出发对工具理性作批判必然是主体、客体二分的主体意识哲学，主体意识哲学必然走向失败的乌托邦：“工具理性批判所陷入的，并且顽固地与极为圆滑的辩证法相对立的矛盾，就在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必须提出一种模仿的理论，但这种理论按照他们自己的概念，却是不可能制定的。”（注：[德]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重庆出版社1994，第486页。）哈贝马斯指责说，霍克海默与阿多诺都继承了伟大哲学传统的主要特点：“坚持静观性，坚持一种脱离实践的理论；脱离自然界和人类世界的完整性；回归到开始时的尝试，回到文化与自然的分裂；甚至回到了霍克海默所定义为语言与现实一致的真实性。”（注：[德]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重庆出版社1994，第486页。 ）作为主体意识哲学，工具理性批判无休止地来回地在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之间进行，并且毫无希望（注：[德]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重庆出版社1994，第487页。）。
我们将看到哈贝马斯对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批判在于确立起本质上的实证主义思路。
哈贝马斯把社会理解为系统和生活世界两层次，系统由经济与行政管理体系构成，它的进化以社会控制能力的提高为衡量标准，而文化、社会和个性的分离，则展现了通过符号构成的生活世界的发展水平。理性潜力的增长是在三方面展开的：工具理性在“系统”中的增长，道德实践和美学表现的理性在“生活世界”中的增长。在这里，在哈贝马斯看来，理性便不仅仅是阿多诺等人以基于生产范式从主体意识哲学出发所指认的工具理性了。所以，哈贝马斯指责阿多诺等人“在搭建理论范畴的框架时，没有在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异化体制与主观性之间留下空间，也没有为生活或生活方式[狄尔泰或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留下空间。他们无意窥视日常生活的空白地带，对他们来说，那是管理机构或总体苦难实质的一种附属现象，在主体性相互联系之间，他们也得留下哲学的足迹。”（注：《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李安东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94页。）
哈贝马斯虽然也提出人对自然关系于人类历史的前提性：“事实上这种行动者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内部活动中实质性的关系。因为行动可以归结为有目的地干预客观世界的活动，所以，目的与手段的关系的合理性是前提。”（注：[德]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重庆出版社1994，第347页。）但是，人首先是社会关系、 社会交往而且是以语言交往为前提的交往的动物。所以，哈贝马斯倒过来指责马克斯·韦伯说，“韦伯不是以社会关系为依据，他只是把一种按照目的论观点想象的单独行动的目的手段关系，看作为一种能够合理化的方面。”（注：[德]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重庆出版社1994， 第357页。）“韦伯脱离了一种交往行动的理论，就是说，不是把通过语言理解的、两个有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主体之间的个人内部的关系，看作为基础，而是把一个孤独的行动主体的目的活动看作基础。”（注：[德]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 第一卷， 重庆出版社1994，第355页。）
看起来，哈贝马斯自己倒是真正的马克思思路的继承人。然而具体分析其交往性社会关系，便知道交往活动本质上是以语言交往为基础，假设人们都会遵循其最终所达成的共同的批判性的一种关系：“在交往行动中，参与者不是首先以自己的成就为方向；他们是在一定条件下遵循他的个人的目的的，就是说，他们能够在共同状况规定的基础上，相互决定他们的行动计划。”（注：[德]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重庆出版社1994，第362页。）
按哈贝马斯所言，其交往实践活动无非是语言、意识的主体际交往，它虽然也涉及社会关系，但已是属于第二层次的。本质上，他在两个理论层次上颠倒了马克思理论。第一，马克思认为：人们在生产自己的物质资料同时生产社会关系，是生产力水平决定生产关系，一定社会关系总与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而不是相反；第二，社会意识、语言本身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知识。”（注：《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6页。）当哈贝马斯反其道而行之时，必然走向认同现存资本主义状况的实证主义。
哈贝马斯从自己对合理性的理解中得出结论说，马克思等人所言的物化可以从交往行动合理性理论得到说明，即经济与行政的管理系统脱离了与生活世界的关系，最终导致系统中的工具理性渗透与控制生活世界。资本主义的现实的危机表现在以工具理性摆脱了传统的生活形式，而没有拯救生活世界的交往实体，“它破坏了这种生活形式，但是并不是把它改变成使认识工具性的因素与道德实践和带表情的因素联系，这种联系还没有处于合理化的日常实践中，而仍然保持在区分的更高水平上。”（注：《交往行动理论》，第二卷，第426页。 ）但是这是可以通过交往行动来解决的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只要福利国家所制定的纲领，同一种广泛的技术至上大众意识联系在一起；只要福利国家充分注意国民的私人利益，合法性的困难必定不会酿成危机。”（注：哈贝马斯：《何谓今日之危机？》，载《哲学译丛》1981年第5期，第60 页。）哈贝马斯借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表明了他的实证主义本质立场：“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判断结果：‘取消私有的资本主义……绝对不意味着粉碎现代行业劳动的钢铁般坚硬的外壳’是正确的。”（注：《交往行动理论》，第二卷，第438页。）
由此可见，哈贝马斯对主体意识哲学的解构，无非是为其实证主义本质的辩护。从生产范式到交往范式的转换，实质是全面推翻马克思历史辩证法基础的理论策略。从马克思、卢卡奇，经由阿多诺，最后到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道路实际上是条倒退的思路，而决不像哈贝马斯所言，是由主体意识哲学走向综合了现代哲学最新成果之哲学新境界。
标签：哈贝马斯论文; 工具理性论文; 卢卡奇论文; 阿多诺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