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仍有快速增长的潜力_生产率论文

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仍有快速增长的潜力_生产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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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配合“十五”计划和远景目标规划基本思路的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于近日组织召开了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国际研讨会。多数专家认为,在中长期内,中国经济仍然具有快速增长的潜力。

(一)过去2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源于资本的迅速积累和经济效率的快速提高

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是由生产率,资本和劳动力在数量和质量上的提高及其使用效率决定的。过去20年,资本的快速积累和生产率的提高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贡献占主要部分,劳动力总量增长的贡献较小,但是,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的贡献不容忽视。大量的有关中国经济增长核算的研究认为,1978~1997年间,资本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接近60%,生产率提高的贡献为30%,而劳动力总量扩张的作用只占12%左右。

第一,资本投入的高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投资率一直维持在35%左右。在1978至1998年的20年中,有一半左右的年份的投资率接近或超过40%。高投资率的形成,一是由于中国居民的收入快速增长和较高的居民储蓄倾向。1980至1998年,全部银行存款由1600亿元上升到95698亿元,其中居民储蓄由400亿元增加到53407亿元, 所占比例由25%上升到56%; 二是由于优惠的外资政策吸引了大量的外资流入。 1979~1998年,中国累计利用外资4067亿美元。

第二,生产率的提高。以下因素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1 )技术的进步。技术进步增加了资本的技术含量,提高了等量资本的产出水平。(2)居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国民教育水平的提高, 增加了劳动的技术含量,提高了等量劳动的产出水平。(3)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市场化的改革促进了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在部门间的合理流动,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从微观层次上,增强了企业追求利润的动机。 (4)外资的示范效应。外资引入不仅弥补了国内资本供给的不足,增加了投资总量,而且还带来了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促进了竞争机制的形成,提升了国内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大量的研究认为,过去20年的生产率提高首先来自于改革所导致的资源配置的优化,其次来自于市场化带来的企业微观效率提高、技术进步、外资和外贸的溢出效应等的贡献。技术进步并不是促进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因素。劳动力在产业部门和地区间的重新配置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增长源泉。近20年来,大量的劳动力从低效率的农业向效率较高的第二和第三产业的转移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二)中长期内,中国经济仍然具有快速增长的潜力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逐年放缓, 从1992 年的14.2 %降至1999年的 7.1%。有人据此认为中国经济从此驶出了快速增长的轨道,而进入了慢速增长阶段。然而多数专家认为,在中长期内,中国经济仍可以保持快速增长,虽然其速度可能低于过去20年的水平。这主要是因为,经济改革的深化与对外开放的扩大,将进一步推动中国投资的持续增长和技术的不断进步。

在初步告别短缺、产品出现结构性相对过剩的经济中,长期的经济增长过程受到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影响。研究表明,在中长期内,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既不会受到供给方面的制约,也不会受到需求方面的制约。

(1)估计未来10年的投资率可以保持在目前35%~40 %的水平上。长时期保持较高的储蓄和投资率有不少先例,台湾省、日本和韩国都在相当长时期保持了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

首先,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将带来居民储蓄的高速增长(虽然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但中国居民较高的储蓄倾向不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其次,中国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巨大的市场,对外国投资者有着较大的吸引力;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外资政策的规范化和透明化,将坚定外商投资中国大陆的信心。因此,长期来看,外国资本流入仍会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

(2)未来10年劳动力增长速度可望保持在年均1.2%左右,能够满足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随着教育与城市化的发展,劳动力的质量也会不断提高,与过去20年相比,人力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将起到更大的作用。这10年,劳动力供求方面的主要矛盾是,劳动力的快速增长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可能会加大就业压力。

(3)“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在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同时, 还将提高整个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对外开放,在继续引来外资的同时,还将继续带来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而作为发展中国家和技术后进国,通过学习和创新,中国技术进步的潜力巨大,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望保持或超过过去20年的绩效。

(4)中国的工业化尚未完成,经济的“二元结构”广泛存在, 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在部门之间的转移,如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的转移,将导致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和国民总产出水平的增长。

(5)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对外开放的扩大和深化, 企业竞争将不断加强并导致整体经济活动效率的提高。

中长期内,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不会受到需求方面的制约。第一,中国的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需要大幅度提高。1998年,中国人均GNP为750美元,排在世界第149位, 虽然超过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520美元),但远低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1710美元)。 即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发展水平在世界上的排位也没有实质性的不同。1998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人均GNP 为3220 美元, 排在世界第129位,高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2130美元), 但仍低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4080美元)。1995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尚有29.1%的人口日均消费在1美元以下(包括1美元),尚有81.9%的人口日均消费在2美元以下(包括2美元)。

第二,基础设施尚需大规模建设。中国基础设施人均拥有水平(或每平方公里上的基础设施水平)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很远,在未来15年甚至更长的时期内需要大力发展,如道路(包括铁路、公路)、电力设施和通讯设施等。1996年,中国人均消耗石油当量902千克, 人均消耗电力687千瓦时。同年,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为1684千克和2027千瓦时。

第三,传统产业要在高新技术条件下改造或扩张。中国的传统产业技术水平低,竞争力不强,需要用高新技术进行改造。另外,从人均水平上说,一些传统产业总量规模并不高,仍然需要进行扩张,如食品加工业。因此,对于传统产业,一方面,要用高新技术对既有项目进行改造;另一方面,要用高新技术建设新项目。这两方面都需要大量的投资。

第四,高新技术产业需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一般都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它的发展同样需要大量的投资。

第五,城市化需要大力推进。1997年,中国城市化水平为32%,而同年世界平均水平为46%,中等收入国家为49%,高收入国家为76%。大批农民向城市的转移将带来总需求的巨大增长。一方面,农民进城将产生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巨大需求,从而带动投资需求的增长;另一方面,农民进城将导致其消费行为的市民化,从而带动消费需求的增长。

表1 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预测

来源预测方法和时段 主要假设

国务院发展研究 动态的多部门可 (1)基于正式的人口预测,假设人

中心发展部 计算一般均衡模

口年均增长0.8%,劳动力2000~

2005期间年均增长1.5%,2005~

2010期间年均增长1%,2010~2015

期间年均增长0.5%;

(2)生产率增长与过去20年水平相

当;

2000~2015 (3)农业劳动力比重在2015年下降

到30%.

美国普林斯顿大 单部门科布-道劳动力增长与投资率都与过去20

学邹至庄教授格拉斯生产函数年水平相当(劳动力年均增长2.8

2000~2010%,固定资产投资率为36%,资本产

出弹性0.6)

世界银行"2020

多部门过索罗增(1)人口由于人口增长和年龄结

年的中国"研究

长模型构,劳动力增长将放慢.

(2)资本存量由于收益递减法则,

增加单位资本存量对产出的作用

会减少.

1995~2020

(3)资源配置结构变革为增长所

提供的动力将日益减少

(4)技术进步由于中国与其他国

家缩小了技术差距,其技术进步

的势头将减弱.

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发展趋势 中国过去20年的发展趋势和国际

1999年国别报告 2000~2020经验.

国民经济研究所 增长核算方法 有效地提高投资效率、并加速人

王小鲁等 力资本积累.

2000~2020

高盛公司跨国经验模型 中国继续推进改革,保持相对较

胡祖六(Fred高的投资率和生产率增长率.人

Hu) 2000~2025口结构将发生变动,老龄人口的

比重增加将使储蓄率下降。追赶

潜力的缓慢减小.增长将放慢,

但增长率不会急剧下降.

来源预测结果

国务院发展研究 GDP年均增长率:2000~2005年为8.1%(6.9%)

中心发展部2005~2010年为7.8%(6.4%)

2010~2015年为7.1%(5.6%)

2000~2015年平均为7.7%(6.3%)

(括号内数字为低增长情景的增

长率)

美国普林斯顿大 (1)生产率增长速度下降一半,即年均增长1.35%,

学邹至庄教授GDP年均增长率为7.9%;

(2)生产率增长速度为0,GDP年均增长为7.0%.

世界银行"2020

GDP年均增长率:

年的中国"研究 2001~2010年为6.9%

2011~2020年为5.5%

1995~2020年为6.6%

亚洲开发银行GDP年均增长率:2000~2010年为6%

1999年国别报告2010~2020年为5%

国民经济研究所 (1)要素投入贡献保持在5.7个百分点,保持0.8%

王小鲁等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经济增长可保持在年均6.5%

的速度.

(2)如果能够加速城市化进程,促进市场导向下

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以技术进步主导的增长方式转

换,改善市场环境,同时整治腐败,保持社会稳定

则今后20年的经济增长完全有可能保持在7%甚至

更高水平.

高盛公司2001~2010年可保持大约7.2%的增长,然后逐

胡祖六(Fred Hu) 渐降到2010~2025年间的6.8%.

综合表1中的各种预测结果,未来10 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可达到年均6.5%~7.5%。这一水平虽然低于过去2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但仍是较快的增长速度。因此,没有理由预期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将面临一个大的下降,从而进入低速增长的时期。

必须指出的是,上述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估计反映的是经济的长期潜在趋势。考虑到当前国有经济大幅度改革的现实,在未来2~3年里,经济增长有可能低于其潜在速度。如果能够减少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加速企业改革,促进技术向国内企业的转移和非国有部门的增长,未来生产率的增长可能快于过去20年的增长速度,经济增长速度在短暂的下滑之后,将得以回升。但是,如果不能成功地改革金融体系和适应对外开放的挑战,中国经济的增长将受到抑制。

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统计方面的原因,过去2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可能被高估。世界银行1997年的一项研究成果认为, 1978 ~1995年GDP的年均增长率应为8.2%;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麦迪逊教授1998年的一项研究成果则认为,同一时期的年均增长率当为7.5%, 均低于国家统计局的9.9%。这次会上的一份报告认为, 1978 ~1998 年GDP年均9.7%增长率应调整为8.5%。如果这些估计正确,那么, 未来10年GDP的潜在增长率并没有比前20年下降多少。

(三)“十五”计划期间, 经济增长的适宜目标为年均7%~8%

基于以上分析,课题组在对一些基本影响因素作出不同假设的基础上,运用动态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模拟了未来20 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可能情景。第一种情景为基准情景,它假设未来20年中国经济在能够保持其过去的增长绩效,实现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第二情景为低增长情景,它强调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风险与挑战可能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

基准情景假设,未来20年,中国将继续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和完善,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不断转移,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和加深,国际环境也保持稳定,而这些因素使得中国在未来20年中生产率的提高与过去20年相当,即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2.5%~3%。

表2 基准情景经济增长和其源泉(1990~2020)

增长率(%) 1990~1995 1996~2000 2001~2005 2006~2010

GDP 12.08.2 8.1 7.8

其中:劳动 0.50.5 0.7 0.6

资本6.45.1 4.9 4.4

全要素生产率 5.12.5 2.5 2.8

增长率(%) 2011~2015 2016~2020 2001~2015 2001~2020

GDP

7.1 6.2 7.7 7.2

其中:劳动 0.3 0.0 0.5 0.3

资本3.9 3.3 4.4 4.1

全要素生产率 2.9 2.9 2.7 2.8

表3 低增长情景经济增长和其源泉(1990~2020)

增长率(%) 1990~1995 1996~2000 2001~2005 2006~2010

GDP 12.08.2 6.9 6.4

其中:劳动 0.50.5 0.7 0.5

资本6.45.1 4.2 3.7

全要素生产率 5.12.5 2.0 2.2

增长率(%) 2011~2015 2016~2020 2001~2015 2001~2020

GDP

5.6 4.0 6.3 5.7

其中:劳动0.3 0.0 0.5 0.4

资本3.1 2.0 3.6 3.2

全要素生产率 2.2 2.0 2.2 2.1

低增长情景突出强调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主要挑战和风险:第一,在银行体系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方面不尽如人意,资本市场发育缓慢,从而导致下一个世纪初或更长的时间里在资本使用方面的低效益继续存在;第二,“科教兴国”的战略未能切实执行,基础教育未能普及,劳动力素质提高不快;第三,农业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的各种障碍仍然存在,劳动力转移进展缓慢;第四,由于观念上的变化导致居民的储蓄倾向下降,居民整体的储蓄水平下降,投资率不能保持在35%~40%的水平之上;第五,在中国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同时,传统的家庭赡养模式也逐步瓦解,政府不得不在社会保障方面承担相当多的责任,从而导致财政赤字增加或是税收负担加重。

在低增长情景中,生产率的提高不能保持过去20年的水平,每年仅增长2%左右,居民储蓄率也有所下降,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较为缓慢, 大致相当于近几年来的平均水平;而且进入2010年以后,政府的公共支出水平和税收水平都将提高。

在基准情景中,在2001~202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将达到7.2%。其中,2001~2010年,GDP增长相对较快,年均增长7.9%;2011~2020年间年均增长6.6%,较前一时期为慢。

在低增长情景中,2001~2020年,GDP年均增长率为5.7%。其中,2001~2010年,GDP年均增长6.6%;2011~2020年,GDP年均增长4.7%。

根据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未来20年经济增长仍主要依赖于资本的积累和生产率的提高。前10年,资本的快速积累,生产率的提高,和劳动力的增长共同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后10年,由于劳动力在2010年之后停止增长,劳动力数量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减少;由于资本增长趋于缓慢,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将下降,此二者将导致经济年均增长速度比前10年下降1.3~1.4个百分点。

2001~2010年,中国居民的相对高的储蓄倾向不可能很快改变,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确立也要求居民储蓄的增加,而下一世纪初劳动人口的较快增长和抚养率的降低则有利于国民储蓄率的进一步提高。同时,政府可能坚持的相对审慎的财政政策也会使财政赤字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在基准情景中,2001~2010年,总投资率维持在40%左右。但是进入2010年以后,抚养率的逐步提高,特别是老龄人口的快速增加,将导致居民储蓄水平的下降。在2020年,总投资率将降至35%以下。

在低增长情景中,由于居民储蓄倾向降低,以及政府在社会保障、环境治理等方面的公共开支增加,总体储蓄水平将低于基准情景,投资率将由2000年的近40%逐步下降到2020年的32%。

无论是在基准情景中,还是在低增长情景中,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在未来20年中,中国经济增长在前10年和后10年将呈现一些不同的特征。在2001~2010年间,中国劳动力将保持较快的增长,人口抚养率继续下降,实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具有较为有利的条件。而进入2010年以后,劳动力将缓慢增长直至进入零增长阶段,老龄人口增长较快,人口抚养率升高,社会负担加重,国民储蓄倾向可能会下降。这些将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

综合分析两种情景,在2001~2010年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可以达到7.0%~7.9%,其中“十五”期间潜在增长速度可达7.0%~8.1%;而在2010~2020年间,这一速度将降至5.5%~6.6%之间。

在2010~2020年这一相对低速增长的时期,人口、环境、自然资源等方面的挑战和问题却有可能更为突出。这意味着2000~2010年将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一个非常关键时期。如何实现期间的高速增长,并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顺利推动各项改革,关系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经济增长速度目标的确定既决定于需要,也决定于可能。面对劳动力增长及国有企业改革所带来的巨大的就业压力,“十五”时期经济增长必须有一个较高的速度。而课题组的研究表明,“十五”时期,中国经济也可以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由于未来3~5年里经济增长有可能低于其潜在速度,整个5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大约在7.5%左右。

综上,课题组建议,“十五”期间经济增长速度的目标可在7%~8%区间内决策。

(四)消除抑制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因素,加强风险防范,是实现经济增长潜力的根本前提

1.多数与会专家认为,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主要是由结构性因素造成的。短期需求的不足其实也与结构因素密切相关。

从需求来看,主要表现在这几方面:(1)中低收入居民, 特别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的减缓,抑制了消费需求的增长;(2 )国有经济的改革、非国有经济投资机会的匮乏及其融资的困难,抑制了投资需求的增长;(3)亚洲金融风暴暂时影响了出口需求的增长。

需求不足有着更为深刻的结构性原因:第一,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赶不上生产能力的扩张,导致了产品总体上的相对过剩;第二,产品结构不适应居民需求结构的变化,导致了产品的结构性过剩;第三,短缺经济时代的消费抑制政策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抑制了居民消费的增长;第四,产业结构的调整,减少了就业机会,影响了居民收入的提高;第五,金融体制的改革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资本市场的低效运行。主要表现在:一方面,银行系统存在着巨额的存贷差额;一方面,许多非国有企业特别是其中的中小企业告贷无门;第六,一些部门的垄断超过了必要的限度,抑制了企业的竞争,导致了资源配置的浪费,同时也限制了投资机会;第七,国有企业改革推进缓慢,导致企业效率难以提高;第八,城市化推动的滞后,造成了农民收入难以提高,第三产业难以发展,内需难以扩大,就业问题难以解决。

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政策的着眼点应在于消除导致当前增长放慢的结构性因素。首先,应消除社会投资增长的制约。金融机构要更多地为非国有部门提供服务,以促进社会投资的增长,扩大非国有部门吸收国有部门改革所释放的人力与物力资源的能力,为经济的复苏创造条件。其次,在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应逐步减少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依赖。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保持适度的增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缓解通货紧缩的压力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为保证将来有充分的财政能力以满足改革金融体系和其他必要的财政支出的需要,避免可能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必须防止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依赖。

2.实现经济增长的潜力,从需求方面说,需要解决以下两个关键问题:第一,如何提高居民的消费支出能力,变居民的潜在需求为现实需求;第二,如何消除投资增长的“瓶颈”,实现投资的应有增长。而从供给方面来说,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1)提高居民消费支出能力。 首先主要是解决农民收入提高的问题。其关键仍在于城市经济能否快速发展。其次,必须对农业实施战略性的结构调整,创造农业和农村经济新的增长动力。第一,加快改变政府对农业的补贴体制。将以价格补贴为主的办法,变为不断地增加政府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和科技等方面的投资。第二,支持农产品加工行业的发展,并对现有农产品加工业进行改组和改造。第三,调整农业生产的区域结构。进一步改革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的出口体制,扩大农产品出口,并以此带动整个农业生产区域结构的优化。第四,促使农村人口更大规模地向大、中、小城镇转移。

(2)消除投资增长的“瓶颈”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关键是要消除行业垄断,为各类所有制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促进社会投资的增长,加快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第一,推进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促进金融业的有效竞争,积极发展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打通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融资渠道。第二,消除某些服务行业的“进入壁垒”,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某些服务行业,如金融、电信等,将不可避免地对外开放。在对外开放之前,这些行业应首先对国内非国有部门开放,打破行业垄断,促进行业竞争,以提升其与国外同行业的竞争能力。第三,消除城市化方面的制约。一要制定鼓励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政策,如允许社会资本和农村资本投资于城市基础设施等,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二要适时取消劳动力异地转移的限制政策,实现劳动资源的合理配置。第四,消除人力资本方面的制约。一要通过普及义务教育,和适时提高义务教育年限(有条件的地区可率先实行12年义务教育),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二要通过发展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培养大批具有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高层次的人才。第五,消除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方面的制约。前者的目的在于,为私人资本的合法投资与合法运行提供法律保护,以增强私人资本进行长期投资的信心。后者的目的在于,通过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鼓励技术和产品创新。

3.在中长期内,中国经济发展中也会存在着一些风险或不确定性。对于可能出现的风险,必须加以防范,以为经济增长潜力的实现提供稳定的内外部环境。

第一,要防范政府债务危机。从80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看,最初的债务危机可能会酿成持久的经济危机。当债务负担增大时,政府往往采取通货膨胀的办法弥补财政赤字。 通货膨胀的风险在于:(1)降低政府的信誉度和居民对于持有本国货币的信心,从而引起资本的外逃;(2)恶化投资环境,降低投资回报预期, 从而引起外资流入的迅速减少。这两者将引起国内投资的萎缩,从而导致经济危机的产生。目前,中国政府的债务负担占GDP的比重较低, 尚未突破危机的预警线。但是,现阶段,中国政府明显地存在财政赤字增加,债务负担加重的预期。具体地说,在近期和中期,银行不良贷款的处置、养老基金的隐性债务、国有企业改革带来的失业人员的失业保险和其他补偿、地方政府各种显性和隐性担保等问题将反映为政府债务的进一步上升。另外,加大科技、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开发中西部都会对财政形成很大的压力。与会者建议,中国有关部门应借鉴国际经验,对各项财政风险作一个较为准确的分类和估算,并对如何监控和管理这些风险提出一个中长期的计划。

第二,要防范金融部门的危机和货币危机。虽然由于采取了适当措施,中国最大限度地减少了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保持了国内经济的稳定运行,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将来仍可规避这种危机的影响。事实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外汇管制的放松和货币兑换的自由化,将加大外部金融危机冲击内部经济运行的可能性。

第三,要积极应对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的挑战。加入世贸组织,在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将带来挑战。其中,政府所面临的挑战最为严峻,包括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劳动力的平稳转移,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调整和完善产业政策的目标、内容和手段,以及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等。

第四,要防范老龄化带来的不确定性。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已经显现并不断加重,在2010~2015年间,老龄化问题将相当严重。如果目前的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不加以改革,届时,劳动创造的附加价值的25%~30%将用于赡养老年人,居民税赋必须提高,劳动的积极性从而生产率的增长将受到抑制。必须尽快建立新的养老保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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