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冲突的悲剧——王国维自沉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西文化论文,新论论文,悲剧论文,冲突论文,王国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7年6月2日，被誉为世界学者的王国维自沉于北京颐和园昆明湖，为世人留下了难解之谜。七十年来，对其自沉之因，众说纷纭，然多偏颇臆测，实有再行讨论之必要。
一、几种自沉原因质疑
多年来，关于王国维先生自沉原因一直众口难调、各执己见，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陈元晖和罗振玉等人的殉清说；史达和郭沫若等人的罗振玉逼债说；萧艾的叔本华悲观主义人生观说；顾颉刚和梁漱溟等人的恐惧国共合作北伐说。掩卷深思，均有值得商榷之处。
1.“殉清说”质疑
“殉清说”的得力依据有：王国维至死仍拖着发辫，做过清废帝的官，是清朝的遗老，于北伐节节胜利之际自觉复辟无望而自沉。
关于王国维的辫子，谔士曾说：“剪掉辫子的人，未必不是遗老，可是宁死也不剪辫子的人，必定是遗老。”（注：《王国维的辫子》，《人物》1984年第5期。）此语未免过于武断。在谔士先生看来， 辫子是清王朝的象征，笔者实难苟同。一则，清朝自宣统三年已有旨听任人民剪除辫发，（注：转引自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9页。 ）可见清政府已不再把剃发留辫作为人们臣服自己的标志；二则，逊帝溥仪在其师庄士敦影响下已剪去辫子，他的父亲载沣比他剪得还早。那么王国维的辫子还象征着什么呢？在清华大学期间，一次王国维夫人在给王国维梳理辫子时不耐烦地说，大家都剪掉了，你还留着。王国维则意味深长地说：“既然留了，就留吧。”故与其说他的辫子代表着他的遗老身份，毋宁说这是他坚贞不屈的人格的表征，比起那些见风使舵、毫无学者气节的人，倒更应该令人肃然起敬。
关于王国维做过溥仪的官，特别是1923年入值南书房行走，人们多以此立论说他忠于清室是遗老，甚至其门人也认为“王国维对伪小官尚且如此得意，假使他做了伪的大官，那还了得！”（注：蔡尚思《王国维的学问、思想及死因》，《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 ）王国维一向淡泊政治功名而视学术为生命，他若热衷官场，早就当上北大研究所主任或清华研究院院长了。王国维一生清贫是人所共知的，他的求学和治学，若无罗振玉的帮助是很难想象的，所以他入值南斋一方面是为了维持生活，一方面是为了报答罗氏。
需要指出的，既然出于生计考虑，他为何不就北大之聘呢？的确，早在1917年底北大即欲聘他，但被他拒绝了。因为当时他正担任哈同《学术杂志》编辑之职，主管《学术丛编》，借哈同之资本发表自己学术成果，1918年又兼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尚不忍弃之。1921年北大再次邀聘，又遭谢绝，其原因王国维自己交待得最清楚不过了。他在1921年1月28日致罗玉信中说；“惟旅沪日久，与各处关系甚多， 经手未了之件与日俱增，几辈学业多在南方，维亦有怀土之意，以迁地为畏事。”（注：吴泽主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版（以下书信除特殊注明外皆引自该书）。）2月6日致马衡信云：“沪事又烦赜，是以一时尚不得暇晷，俟南方诸家书略正顿后再北上”。其间他正为乌程蒋汝藻撰修《密韵楼藏书志》以补诸子学费之绌，并参加了《浙江通志》的编纂工作。哈同之职与编目之事皆罗振玉托人而成，于感情上亦不可轻辞。何况这些工作使他有机会接触大量善本文献，于其治学大有裨益。直到1922年8月他才接受北大聘金任其通讯导师。他于8月8 日致罗振玉信中说：“仍许留名去实，不与决绝，保此一线关系，或有益也。” 8月24日致罗信又说：“此地位将来或有利用之处，故今日已复函允之。”（注：王宇、朱金枝《王国维未刊书札十通》，《文献》1992年第 4期。）二信中“有益”、“利用”之语皆是为了今后谋生留一退路，故他此前未允北大决非因为北大是民国所办而不愿为民国效力。除去上述原因外或还有他因，从下面三封信中可略窥一二。1922年8月24 日致罗振玉信云：“前日叔平（马衡）来函又将北大研究科之款送来……维知不与说明真因，终不肯止，而此际碍难说明。”入应京后致罗信云：“大学本拟开欢迎会，经维力辞乃改为二十八人之茶话会。”（注：王宇、朱金枝《王国维未刊书札十通》，《文献》1992年第4期。）1924年4月26日致蒋汝藻信中又说：“推荐弟为此间研究所主任……但弟以绝无党派之人，与此事则可，不愿有所濡染……观北大与研究系均有包揽之意，亦互相恶，弟不愿与任何方面有所接近。”从上三信中推断，或许王国维早已知北大党派之争而不愿应聘，或者有别的人际原因，这尚待进一步探讨。
1923年4月，溥仪下旨诏王国维为南书房行走， 此时《密韵楼藏书志》已基本完成，哈同学校亦已解散，他又失去了谋生之业，故于5 月底应诏北上。若因他入值南斋并加五品衔就是清室遗老，那么是否可以说工人进资本家工厂做工也就成为资本家或资产阶级一部分呢？鲁迅在中国政治最黑暗年代里一直在反动官僚机构里任职，从民国元年他便做了教育部的官，袁世凯称帝、曹锟贿选他都在教育部，可有谁给他戴上“军阀反动派走狗”的帽子呢？王国维在1907年写的《自序》中说：“顾此五六年间，亦非能终日治学问，其为生活故而治他人事。”（注：《王观堂先生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第五册，《静安文集续编·自序》，台北文化出版公司1968年版。）此后的20年间又何尝不是这样。甲子之变后，他又失去谋生之所，适逢清华研究院成立并聘他为教授。他未随逊帝赴津，而是就任清华教授之职，因为他对南斋生活已感到极度疲乏厌倦，唯一的追求仍是从事学术研究。早在1924年6月6日致罗振玉信中即云：“观之欲请假者，一则因前书未遂， 愧对师友， 二则因此恶浊界中机械太多，一切公心在彼视之尽为私意……得请之后，拟仍居辇毂，闭门授徒以自给。”1925年3月25日致蒋汝藻信亦表明了这点：逊帝“虽困穷至此，而中间派别意见排挤倾轧，乃与承平无异。故弟于上月中已决就清华学校之聘，全家亦拟迁往清华园，离此人海，计亦良得。数日不亲书卷，直觉心思散慢，会须收召魂魄，重理旧业耳。”另外清华研究院的宗旨也与他的文化追求相合，所以他义无反顾地重新投入学术研究之中。
至于因北伐节节胜利，王国维感到复辟无望之说， 亦于理难通。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12月罗、王赴日，他若忠于清，应于此时殉节。因为此时清王朝覆灭已成定局，民国对清帝优待条件尚未公布，他怎知还有复辟之望？而1927年6月1日北伐军进逼郑州，这时溥仪仍在日本庇护下安居津园，他又怎知复辟无望？王国维若真存复辟之念，就应待逊帝有个三长两短之后再绝望殉清，那时才真是“千古流芳”呢，但事实并非如此，故复辟无望之语不可靠。
所以，静安先生并非清室遗老，他的自沉亦非殉清。
2.“逼债说”质疑。
史达在《王静庵先生致死的真因》中说王国维之死“实缘受友累，经济上挨到过量的压迫耳…去年王子病死…（罗振玉）因强令王家每年拿出二千块钱给罗女，作为津贴…又去兜搭王先生再做一趟生意…不料大折其本…且又背了不少债务…这一枝毒箭便是王先生送命的近因。”（注：《文学周报》第27卷六、七合刊。）郭沫若和溥仪等也持同样观点。但核实有关材料，此说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1926年9月底，王国维长子潜明（字伯深）病逝。事后， 罗振玉将其女迎归，这件事本来就大伤王国维的感情，又因之引出潜明遗款的误会，导致罗王交恶。原来，潜明病逝后，海关照例给其配偶一千多元恤金，但恤金落入王国维继配潘夫人手里，并未转交给罗家。后来罗氏提及此事，王国维向太太索钱，太太不给，说：“儿子衣衾棺椁丧葬费尚未料理，此款不能就给媳妇。”王国维明知无理，但经济大权在夫人手中，只得如言复罗。罗氏怫然：“衣衾棺椁之费，都是我姓罗的支付，你王家几曾出一文，伯深是我女婿，不要你还钱。恤金有关章规定：要给死者配偶…至于你家有什么困难，你说，我唯力是视。”但钱拿不出来，王国维也没办法，最后罗说：“钱不要了，我自己另给一笔钱予我女儿。你一个男子汉，在大是大非方面管不住老婆，我们的交情就算了！”（注：刘蕙孙《我所了解的王静安先生》，见吴泽主编《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三），华东师大出版社1990年版。）后来王国维回乡将薄田卖掉，凑足三千元抵海关恤金及其他项遗款寄给罗。可见罗氏并未逼债，王国维也未赖债，这也可以在罗王往来的几封信中得到进一步证明。1926年10月24日，致罗振玉信中说：亡儿遗款“共得洋三千元正，请公为之全权处理。”10月25日信中又说：“令媛声明不用一钱，此实无理，试问亡儿遗款不归令媛，又当归谁？仍请公以正理谕之。我辈皆老，而令媛来日方长，正须储此款以作预备。”10月31日信中说：“亡儿与令媛结婚已逾八年，其间恩义未尝不笃，即令不满于舅姑，当无不满于其所天之理，何以于其款如此之拒绝？”罗氏收下此款后回信云：“拟以二千元贮藏为嗣子来日长大婚学费，馀千元别有处置之方法，以心安理得为归，不负公所托也。”（注：孙敦恒《王国维年谱新编》，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60页。）
罗王虽因此事绝交，但决未达到逼王国维自沉的地步。1927年2 月14日王国维致际彪信：“去岁弟因长儿之变，于外稍有欠项。其十月二百元之款，弟实无此事，想为叔蕴先生（以已款）假弟之名以济尊处急用者。此事诚不宜揭破。然亦不敢掠美，谨以实闻。”信中的叔蕴先生即罗振玉，“十月”亦为农历，以公历计最早当在11月份，而此时遗款之事已发生。如果罗氏斤斤计较这些遗款而逼债于王国维，又何必用王国维之名而周济他人？况且，二人自相识，罗氏不知给王国维多少经济上的资助，他又怎会因几千元钱逼王国维于死地。
3.“悲观主义人生观”说质疑
萧艾认为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人生观，是王国维自沉的最根本原因。（注：萧艾《王国维评传》，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18页。 ）悲观主义思想固然是其自沉的一个因素，但这不是根本原因，而且他悲观忧郁之性格亦非因叔本华哲学之影响，在他接触叔氏学说之前，已经形成了悲观思想和抑郁的性格。他接触叔氏学说后，在心理上很快产生共鸣，引发治西方哲学之兴趣。他在《自序》中云：“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注：《王观堂先生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第五册，《静安文集续编·自序》，台北文化出版公司1968年版。）他研究哲学始于1901—1902年间，初读康德之书而苦其难解，又读叔氏之书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时他已25岁，人生观及性格已基本形成。况且，他对于叔氏学说亦“渐觉其有矛盾处，”，“旋悟叔氏之说，半出于其主观的气质，而无关于客观的知识。”所以决定“嗣今以后，将以数年之力，研究汗德。”（注：《王国维遗书》（以下简称《遗书》）第四册，《观堂别集·静安文集·自序》，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本。）所以说叔本华悲观主义人生观致其自沉并不确切。
我们应从其生活经历中寻找他悲观抑郁性格的形成原因。王国维四岁丧母，饱尝了缺少母爱的孤独，年届三十又相继丧父丧偶，及至晚年又逢爱子之逝、挚友中绝，可以说屡受感情折磨和精神打击。弱冠上下，因为“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居恒怏怏，亦不能专力于是矣。”（注：《全集》第五册，《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之二》。）家庭条件的限制给他追求理想带来痛苦。体弱多病也是加剧他悲观抑郁心情的重要原因，在他与友人的通信中谈及疾病者不少于110次。总之， 王国维不幸的生活遭遇是其性格形成的根源。
王国维虽性情忧郁悲观，但这不会导致他自杀，因为他可以在学术研究中找到乐趣排解苦闷，减轻痛苦。他的日常生活也决非死气沉沉毫无快乐。例如，1906年入学部后，每晚下班，常与罗君美、刘季英二人跑到宣外大街喝大酒缸，寻觅高阳酒徒的风味。三人还喜欢遛宣武门小市儿，从地摊上买些零星文物，并以此为乐事。有一次在琉璃厂购旧书，见一书内夹有一张纸条，看后顿时惊喜万分。买书回家，如获至宝，整日沉浸于欢愉之中。还有一事，读来更令人捧腹，当时春联多为京曹文人发牢骚或自我标榜的工具，其时，蒋伯斧先生集杜甫诗“傍人错拟扬雄宅，异代应教庚信居”为春联。王国维看到后于除夕无人时将“扬”字改为“杨”字，又教人写了一条下联贴于原下联上。次日蒋氏一看，春联已成“傍人错拟杨雄宅，半夜预防石秀刀”，直气得暴跳如雷，大骂促狭鬼不止。（注：刘蕙孙《我所了解的王静安先生》，见吴泽主编《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三），华东师大出版社1990年版。）可见，他的郁闷苦痛之情完全可以在学术研究中得以排解，并在日常生活中寻找知识分子特有的生活情趣，只有当其文化理想破灭时，在其悲观思想诱发下才会自我了断。
4.“恐惧国共北伐”说质疑。
顾颉刚、梁漱溟等许多人都局限于王国维遗书中“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之语，认为在甲子之变后，害怕国共合作的北伐攻占北京时再受侮辱，因而自沉，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从字面上看。“世变”中的“世”有“三十年”、“一生”、“人世”、“家世”等意义，所以无论取哪一种意思，“世变”都不能说成甲子之变、国共北伐等单纯的某个“事变”。“世变”应理解为他个人一生中所遭遇的家庭变故和社会各方面的变革。“再”字虽然初为“第二次”之意，但到近代已有“多次”或“继续”之意。所以他遗嘱中“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意思应该是：经过几十年人事变故和世事变迁的苦难生活，不愿再在这动荡的社会中屈辱地生活下去。
其次，从北伐之事实来看，1927年国共合作的北伐发展到长江流域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北伐性质已开始发生变化，武汉政府虽于4月19日开始二期北伐，并于6月1日与冯玉祥会师郑州，但于5月中旬时，汪精卫也开始公开压制工农运动并攻击共产党。总之，自四五月份始北伐性质已有所转变，北伐军主力亦发生变化。叶德辉被杀是罪有应得，王葆心被杀则可以说是工农运动过火的结果，二事都在国共合作之时，何况王国维与二人又不同，他从未散布过任何复辟或反革命的言论，也从未进行过这样活动，只是一个纯粹知识分子，受到许多人尊敬。而且此时已不是国共合作的北伐，郑州的北伐军中冯军有很大势力，而冯军在此前占领北京的一年半时间里，对王国维并没有什么威胁。所以王国维没有理由害怕国共北伐将会对他施加什么侮辱。他有自沉的勇气，表明他也不怕死。他自沉前的神色暗淡及从容镇定，恰好表明他对时局的悲观和对文化追求的彻底绝望。
二、王国维之死：中西文化冲突的悲剧
关于王国维自沉原因还有其他说法，如叶嘉莹“传统文化崩溃”说，王振铎的多因说，马良怀的“对传统文化献祭”说等，都有一定道理。我们认为，在考察王国维死因时，应把他的个人遭遇同当时社会大背景，尤其是近代中西文化冲突联系起来。从根本上说，他的死是中西文化冲突的结果。而贫病交加、家庭不幸，时局的剧变则直接促成了他了断残生。
中西文化冲突首先是物质层面的，即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在中国进行商品倾销与原料掠夺，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其次是制度层面和观念的入侵。鸦片战争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放眼西方。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是一次求强求富以经济立国的运动，但中法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打破了中国求强求富的梦想，几十年“师夷”溃于旦夕。20世纪初，众多学子泛舟远洋，亲身到域外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当他们置身于西方近代文明氛围中时，才失望地发现西方社会并非是完美无暇的天国。他们对西方文化在近代工业社会所带来的诸多问题，都有切近的体会。留学生创办的刊物中指出：“今之震于西法者，炫欧美日本之文明，而忘其多数平民之苦，可不谓之大惑乎！”“欧美日本，世人徒震其外观之文明，然按其实际，则平民之苦，有远甚中国者。”（注：刘师培《论新政为病民之本》，《天义报》八、九、十卷合册。）20世纪初各大国军备竞赛所制造的紧张气氛，直至引发一战，其残酷野蛮性，对于历来受重伦理轻功利、以和为贵传统熏染的中国人来说，在心寒之余无异于一盆兜头冷水，使许多崇拜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心态失衡。同时，传入中国的民主自由平等思想、天赋人权论、进化论等都漏洞百出。西方文化日益受到怀疑，如《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署名伧父）指出：“然自欧战发生以来，西方诸国日以其科学所发明之利器杀其同类，悲惨剧烈之状态，不但为吾国历史之所无，亦且为世界人类所未有。吾人对于向所羡慕之西洋文明，已不胜其怀疑之意见，而吾国之效法西洋文明者，亦不能于道德上或功业上表示其信用于吾人。”（注：《静的文明和动的文明》，《东方杂志》第13卷第10号。）上述情况表明，求师西方的道路似乎走入死胡同，许多知识分子由向往西方文化转而复归中国传统文化，如严复、章太炎、梁启超等人。
在这种文化冲突的背景下，王国维也受到很大影响，他治学方向之转变即说明了这一点。王国维在青少年时期就不愿为举子业所束缚，热心学习西方文化，并一度留学日本。1902年因病归国后，开始治西方哲学，从更高层次上体验人生与社会。在治学中逐渐发现了西方哲学的缺陷，加上怀疑西方文化浪潮的影响，对西方文化有所动摇，开始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他在三十《自序》中说：“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要之，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注：《全集》第五册，《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之二》。）这些话表明了他由哲学转治文学的原因，也透出他在中西文化碰撞下痛苦挣扎的彷徨与苦闷。
事实上，不论王国维多么喜欢西方文化，但他毕竟是在中国文化氛围中成长的，在潜意识中早已渗入民族文化的因子，他怎么都难以摆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两难情结。传统评论经自晚清以来一直受到批评斥责乃至唾弃，但并未消亡，表明它还有存在的潜力和未发挥的能量。在文化问题上，保守派常受到人们指责，却忽视了他们对传统文化精心呵护而力图维持民族生存之根和延续民族文化生命的仁者之心。激进派固然常使文化出现跃进局面，但往往因忽视继承传统而断送文化生命的延续。近代对传统文化的过火批判和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导致全民族思想的混乱和精神的崩溃。历史表明，任何民族都不可能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而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于传统文化的亲缘感情是每个知识分子不可能排除的，而传统文化所滋生的流弊又是令人痛心的。因此王国维在中西文化冲突中的困惑也就是必然的了，这种两难选择的痛楚更是非一般人所能理解。
他的“可爱”与“可信”、“情感”与“理性”的矛盾，实际上就是中西文化在其内心发生冲突的结果。西方文化以科学和民主为特征，有强烈的理性色彩，在促进人类社会发展同时，也带来了种种灾难，当时也未能使中国稳定富强。中国传统文化以宗法伦理为特征，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但这种温情脉脉的文化却使中华民族陷于被奴役的灾难中。在这种文化冲突中成长的大小军阀也满口仁义道德，但为各自利益却表现出卑鄙贪婪野蛮的本性。在学术文化领域激进派与保守派各以其偏狭的观念激烈争吵、互相攻讦，传统文化救不了中国，西方文化也未带来生机。该继承吸收的文化精华被抛弃了，该剔除排斥的文化垃圾反倒日渐盛行。西方文化的优越性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意义也不容忽视，对此走极端不行，批判地继承吸收也毫无积极成果。鉴于这些，王国维提出了超越中西文化之上的民族文化理论。由于他对中西方文化皆有精深的造诣，所以能以理性的头脑立于哲学高度冷静地剖析中西两种文化。他认为“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注：《遗书》第四册，《观堂别集·国学丛刊序》。）所以有古今新旧之说，是因为“今之君子，非一切蔑古，即一切尚古…都为调停之说者，亦未能知取舍之所以然。”（注：《遗书》第四册，《观堂别集·国学丛刊序》。）学无中西是因为“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注：《遗书》第四册，《观堂别集·国学丛刊序》。）这都是针对当时国内学术存在问题而说的，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思想文化论争的弱点。另外，他着眼于世界文化的角度，认为即使有中学西学，但“虑西学之盛之妨中学，与虑中学之盛之妨西学者，均不根之说…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注：《遗书》第四册，《观堂别集·国学丛刊序》。）这一文化理论否定了当时一切过激的或保守的论调，实开一时之新风。然而他并不能完全超脱中西文化的冲突碰撞。早年，他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先进文化，认为“异日发扬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注：《全集》第五册，《静安文集续编·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这一时期，他虽对西方哲学有所怀疑，但表现得尚不明显。但经过一战之后，对西方文化的怀疑，表现得日益突出。如1919年3月14日致罗振玉信中云：“时局如此， 乃西人数百年讲求富强之结果……若世界人民将来尚有孑遗，则非采用东方之道德及政治不可也。”1920年致日本友人狩野直喜信亦认为：“西方数百年功利之弊非是不足一扫荡，东方道德政治，或将大行于天下，此不足为浅见者道也。”1924年上书逊帝溥仪论学云：“然自欧战以后，欧洲诸强国情见势绌，道德堕落，本业衰微……盖与民休息之术，莫尚于黄老；而长治久安之道，莫备于周孔。”（注：罗振玉《王忠悫公别传》，转引自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在某种程度上看，他似乎也同严复、梁启超等人一样回归到传统文化，但事实上，他否定的只是西方文化中的功利主义，他所愤恨的是西方深邃精密之自然科学为人利用，致生流弊，而非全盘否定西学。在1922年12月致马衡信中犹建议选史学有根抵者“遣法德各国学之甚善”。故比起“全盘西化论”者与“国粹派”，王国维还是要高明得多，只是他作为一介文人，无法摆脱中西文化冲突激荡导致社会动乱、文化失序的现实。
王国维不喜欢空谈理论，更不热衷于当时热闹的思想文化论争，而是以实际的学术研究工作默默践履自己的文化理论思想。这主要体现在史学方法论的革新及其应用方面。他是融汇贯通中西文化的大学者，早年广泛涉猎康德、叔本华、尼采、洛克、休谟、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但丁、歌德，乃至达尔文、赫尔姆霍茨、法拉第、牛顿、拉普拉斯的著作，先后学习了英文、日文、德文及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从中吸收了近代西方学术中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等科学方法。另外对国学也有深厚的根基，继承了传统经史考据学无征不信、孤证不立、由字通辞、由辞通道等精华，以文字、音韵、训诂为手段，“取地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注：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遗书》第一册。）正因为他兼采中西新旧学之优长，所以每治一学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在史学研究上创立二重证据法，开辟了近代史学研究的新领域。这就是他在学无中西新旧的文化理论指导下于史学领域的成功实践。
20年代，中国学术界最有地位者唯胡适、梁启超和王国维，其中以王国维学术贡献最大，这同他的文化理论是分不开的。但他毕竟生活于那个文化冲突、社会剧变的社会，他不可能完全超脱于现实。他在中西文化冲突中的困惑与苦闷曾一度消融排解于学术研究中，这是他的成功和伟大之处。他的学术成就举世瞩目，而物质生活却极度贫困，直至逝世前一年还稍有欠项。他的遗嘱中说：“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能谨慎勤俭，亦不至饿死也。”这是多么凄凉悲苦的语调。他本来就体弱多病，晚年又逢爱子之卒、挚友中绝，种种打击，对于一个醉心于学术的知识分子来说，又是怎样的痛苦。再观当时社会，到处是赤裸裸的强权暴力与欺诈，政治军事占据了全部社会主角，学术文化蜷缩一隅，不为人重视与理解。而学术界内部，各个文化流派争吵不休，他的文化理论既不见谅于激进派，又不得信于保守派，显得势单力孤，最终陷于绝望，在剧烈的文化冲突中无以自拔，献祭给多灾多难的民族文化。这是时代的悲剧，民族的悲剧，文化的悲剧。
王国维自沉已70余年，人们仍没有让他安息九泉之下，只能以其生前挚友陈寅恪先生的话作一小结：“今先生之书流布于世，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志事颇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论。寅恪以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然则先生之志事多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论者，又何足怪耶？……呜呼！神州之外更有九洲，今世之后更有来世，其间倘亦有读先生之书者乎？如果有之，则其人于先生之书钻味既深，神理相接，不但能想见先生之人，想见先生之世，或者更能心喻先生之奇哀遗恨于一时一地、彼此是非之表欤。”（注：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遗书》第一册。）
三、余论
王国维本一纯粹学者，不应予以任何形式的政治判决。他向来重学术、轻政治，主张政治与学术分开。他认为：“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物质上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注：《全集》第五册，《静安文集·文学与教育》）“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然则彼等言政治，则言政治耳，而必欲渎哲学文学之神圣，此则大不解者也。”（注：《全集》第五册，《静安文集·论近年之学术界》。）“然则吾国今日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治手段。”（注：《全集》第五册，《静安文集·论近年之学术界》。）他一生视学术为生命，对学术也一度充满信心，认为“国家与学术为存亡，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世变愈急，则所以笃之者愈至。”（注：《遗书》第四册，《观堂集林·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
王国维作为一纯粹学者，毕生惟与书册为伴，有许多事，实乃身不由己而为之。如入值南斋，写些颂扬之语等，或出于应酬之虑，或出于生计之需。他的种种应酬实际多是为了生活，试想一个贫病交加之学者，若不事事小心，稍有不慎就会失去谋生之业，生活上无保证，又何谈学术。他在《自序》中亦有“为生活故治他人事”之语。
关于书信中有关时局的一些言论，亦不能因之而认为他政治思想保守反动。我们今天看当时的历史，很清楚当时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而对于时人，特别是对一个参与任何政治社会活动的纯粹知识分子来说，是很难看到这一点的。自入民国，无论袁世凯当政，还是段祺瑞主阁，乃至张勋复辟、国共北伐，都带有争夺政权、军事混战的色彩。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时局的言论，都是可以理解的。因对现实的困惑而有种种爱憎之语，并将其诉诸友人，以倾诉对社会、对民族深切忧虑之情，正是一切有责任感的学者关心社会、关心民族的体现。研究历史，应设身处地为古人想一想，只有这样，我们对前贤的评价才能全面而公正。
标签：王国维论文; 罗振玉论文; 文化冲突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读书论文; 遗书论文; 自序论文; 北大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