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来汉语方言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二十论文,述评论文,方言论文,年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壹
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从汉代扬雄算起，已经历了两千年的历史。但是，用现代语言科学的理论、技术和方法来调查方言，研究方言，却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的事，只有七十多年的历史。这七十多年现代汉语方言研究的历程，大致可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前三十年从1924年1月北京大学成立方言调查会开始，以赵元任为着的一批具有现代语言理论和技术素养的学者，从汉语方言的实际出发，以赵元任的现代吴语调查为发端，连续开展了一系列包括两广、陕南、徽州、江西、湖南、湖北、云南、四川等地区的大面积方言调查，出版了有分量、有影响的著作，为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积累了一批前所未有的可靠资料，使我们对现代汉语方言的类别和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为现代汉语方言研究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这三十年的实践，可说是现代汉语方言研究的奠基期。后四十年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中国大陆的汉语方言研究，经历了逐步深入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普查期和飞跃期。普查期的时间比较短，从五十年代中到六十年代中，只有十年左右；接下来是将近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偃旗息鼓时间，随后到了七十年代末“十年浩劫”结束，中国进入到学术振兴的新时期，汉语方言的研究也随之跨进了一个堪称飞跃发展的时期。这个飞跃持续发展到今天，已有足足二十年了。另一方面，就台湾和海外学者的汉语方言研究而言，董同龢、丁邦新、张琨和桥本万太郎、易加乐、包拟古、罗杰瑞等学者，则一直继承赵元任等前辈学者开创的方言研究的传统，结合着现代语言科学的发展，在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少的成果。本文根据作者掌握的资料，对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汉语方言调查研究进行简要的述评。
贰
近二十年来，汉语方言研究的飞跃发展有目共睹。这门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展“全国方言普查”就引起社会瞩目的学科，此刻已彻底摘掉了“冷门”的帽子，在中国语言学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了。1979年开始的这二十年间，汉语方言学界学术活动频繁，充分显示出这门学科是充满活力的，朝气蓬勃的，下面举几个方面的事实来看：
（一）学术团体和学术机构的组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汉语方言调查工作，几乎都由当时的中研院史语所包揽了。五十年代初，北京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其中有一个方言组，这个方言组自然也就是全国汉语方言工作的中心之一。五十年代那次全国方言普查，正是在语言研究所方言组的策划和指导下开展的。那时还谈不上建立汉语方言研究的专门学术团体。全国汉语方言学会以及一些省（市）的大学中方言调查研究机构，都是在八十年代以后建立起来的。这许多方言调查研究学术团体、学术机构的产生，在近二十年来的汉语方言研究的飞跃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就以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的创建来说，这个诞生于1981年11月的全国性学会，是1979年6月24日由一批去集福建厦门参加汉语方言科学讨论会的语言学者发出倡议书而着手筹建的。当时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叫“抢救方言”。语言研究所吕叔湘所长给厦门举行的这次方言学术讨论会的学者们写了一封信，强调了方言研究的迫切性，他说：“方言正在不断地变化，慢慢丧失自己的特点，破坏自己的系统性。现在赶紧进行调查，还不太晚，如果现在不着手，再过二三十年，有许多极有价值的材料将要无可挽回地丢失。”（见1979年6月24日《厦门日报》，题为《方言研究的迫切性》）。这个中国历史上首创的中国汉语方言学会，作为团结全国汉语方言工作者，推动汉语方言研究的学术团体，一经成立就显示出它在汉语方言学界的重要作用。学会不仅大力推动全国方言研究工作的开展，也大大促进了海内外同道学者的学术交往。学会的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讨论会于1981年11月23日-29日在厦门举行时，出席的方言研究者就有100多人，会上宣读的论文就有60多篇。此后，学会会员逐年增加，截至1995年底，会员数目已达520多名。从1981年起，全国汉语方言学会每两年组织一次大型学术讨论会，已先后举行了十届。从第三届起，每届都有香港及国外的汉语方言学者应邀出席，90年代海峡两岸沟通以来，近几届的学术会议又都有台湾的同行学者与会。
在成立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的同时，不少地方的语言学术团体（学会）和高等院校也根据本身的条件分别设立方言研究的学术机构。起步最早的厦门大学方言研究室地1979年成立，其后上海复旦大学成立了吴方言研究室，广州暨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也在八十年代陆续建立了汉语方言研究室或汉语方言研究中心。有的省、市如山东、山西、湖南、天津、汕头等也成立了省、市一级的汉语方言研究学术团体。
（二）《方言》杂志的创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在李荣教授的积极倡导和具体策划下，办起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方言研究专业期刊——《方言》杂志。这份每年出版4期，每期16开80页（2000年起改为每期16开96页）的季刊，是近二十年中国方言研究飞跃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通过刊物既推动方言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又培养、锻炼出一批方言研究的后起之秀。据统计，《方言》迄今出刊逾二十年八十多期中，从未有过脱期的记者。每年4期刊出52万字，20年来刊出汉语方言研究文章，字数已突破一千万字大关。一千万字的成果，也足够说明二十年来汉语方言研究事业的飞跃发展了。通过《方言》二十年来所发表的论文、让人们领略到汉语方言资源无比丰富，汉语方言研究道路无比宽广。这份刊物已成为所有方言研究者必备的杂志，方言工作者无不经常从中找到自己研究中所需要的新鲜养料。
（三）学术会议的频繁举行 近二十年来，汉语方言研究飞跃发展，突出表现在有关汉语方言的学术活动异常频繁上。而多层次、多类型的学术研讨会，更是不术活动空前活跃的明显标志。自从八十年代以来，汉语方言方面的专业学术会议此起彼伏，具体数字难以准确统计，几乎每年都有一两次会议，地点遍及南北各地以及港、澳地区。下面就笔者所知，列举一些汉语方言学术会议：
(1)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学术研讨会：
届次时间地点出席人数
提交论文
第一次
1981.11
福建厦门
100人60多篇
第二次1983.5
安徽合肥 97人 89篇
第三次1985.7
山西忻州 160多人 65篇
第四次1987.9
浙江舟山 130多人 109篇
第五次1989.8
湖南大庸 130多人 70多篇
第六次1991.11
江苏南京 120多人 60多篇
第七次1993.7
山东青岛 130多人 90多篇
第八次1995.10
湖南武汉 110多人 95篇
第九次1997.2
广东汕头 140多人 70多篇
第十次1999.8
广西桂林 200多人 173篇
(2)国际粤方言研讨会：
届次
时间
地点
出席人数
提交论文
第一次1987.7香港 50多人40多篇
第二次1989.7广州 50多人40多篇
第三次1991.7澳门 40多人30多篇
第四次1993.12
香港 100多人
60多篇
第五次1995.12
广州 70多人60多篇
第六次1997.8澳门 70多人40多篇
第七次1999.6香港 150多人
99篇
(3)国际闽方言研讨会：
届次
时间
地点
出席人数
提交交论文
第一次1988.4福建福州30多人 20多篇
第二次1990.8广东汕头65人55篇
第三次1993.1香港63人46篇
第四次1995.4海南海口50多人 40多篇
第五次1997.2福建泉州50多人 44篇
第六次1999.6香港50多人 43篇
除了上述全国方言学会学术讨论会和国际粤方言、闽方言研讨会都是两年一届定期举行外，还有：
(4)国际吴方言、晋方言、官话方言研讨会。198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过一次“国际吴方言研讨会”，徐云扬、许宝华教授为召集人。1995年在山西太原举行过一次“首届晋语国际研讨会”，由侯精一、温端政、陈庆延等教授主持。而作为汉语方言最大一支的官话方言，也在1997年7月于山东青岛举行了首届国际研讨会，由钱曾怡教授、李行杰教授主持，出席会议的海内外学者109人，提交论文92篇。
(5)客家方言（国际）研讨会。研究客家方言的学者曾于1993年9月聚会福建省龙岩，举行首届客家方言研讨会，其后又于1996年8月在广东增城举行了第二届客家方言（国际）研讨会，于1998年10月在广东省韶关市举行了第三届客家方言（国际）研讨会。这几次客家方言研讨会分别由饶长溶、李如龙、周日建、林立芳等方言学者主持。
(6)双语双方言研讨会。由深圳深港语言研究所主办，每两年在深圳举行一次双语双方言研讨会（国际），自1988年以来已举行过六次，每次都由该所所长陈恩泉主持，研讨会内容主要是研究方言地区双语双方言（今多方言）的社会应用问题。
(7)李实学术研讨会。1991年9月在四川遂宁举行过了次别开生面的国际李实学术研讨会，会上对李实的著《蜀语》进行了讨论，有海内外学者40多人出席，宣读论文20多篇。
(8)《方言》创刊二十周年学术讨论会。1998年5月28-31日在四川成都举行了“庆祝《方言》杂志创刊二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出席会议的有70多人，会上宣读论文40多篇。
(9)今日粤语研讨会。这是定期举行的国际粤方言研讨会的补充，规模较小，以粤语语法现象为主要研究内容。自1993年起在广州先后举行过四次(1993、1994、1995、1998)，分别由广州几所大学轮流主办。主持人为香港城市大学郑定欧博士和主办学校的青年粤语学者。
此外，还有1994年10月，在厦门大学举行的一次小规模的“海峡两岸闽南方言学术研讨会”，1996年12月在广州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举行的一次“首届东南亚华人语言学术研讨会”，以及由李如龙、张双庆（港）、平田昌司（日）等主持分别于1993、1994、1995、1996、1997、1998、2000年在上海、广东韶关、湖南武汉、安徽黄山、江苏苏州、福建武夷等地举行的小型“东南方言语法比较研讨会”等。
以上所举，汉语方言学术会议已有30多次，难免还有遗漏。二十年来汉语方言学术活动之频繁，也就可见一斑了。
（四）人才的培养和专业队伍的建设 近二十年来，汉语方言研究的飞跃发展在人才的培养和专业队伍的建设上也有所体现。五十年代在开展大规模汉语方言普查时，就曾以短期培训的方式培训了一批散布在全国各地的能够从事方言调查的人才。他们中不少人士，在近二十年方言研究事业的腾飞中，进一步通过调查实践，充实自己的业务，提高自己的研究能力，在方言研究中作出贡献。与此同时、随着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八十年代以来，各地高等院校开始招收以汉语方言研究为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先后毕业的已有几十人投身到方言研究的行列中来，成为方言研究的骨干力量。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广州暨南大学、厦门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高等学校的相关专业，又先后招收了一些有志于汉语方言研究的博士研究生，迄今已有三十多位获得博士学位，其中不少已是汉语方言研究专业队伍中的学科带头人。
叁
以上四个方面的事实，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二十年来汉语方言研究飞跃发展的状况。然而，这些都还没有触及方言研究在路向和内涵上的变化。综观二十年来发表的数以千计的汉语方言研究论文和数以百计的汉语方言研究专著，给人的印象是：这二十年来，遍布各地的汉语方言工作者在填补方言研究空白，揭示方言特点，编纂方言词典，绘制方言是图，以及扩展研究领域，进行成片调查等多方面都取得可观的成绩。就拿“填补空白”来说，近二十年来，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北至陕甘宁青、新疆内蒙和东北三省，南至云贵川湘闽粤琼桂，东京鲁皖苏浙赣，中及豫鄂等省、市、自治区，几乎凡有汉语方言的地方，或多或少都已有过方言调查的记录，完全未有方言工作者“染指”过的“处女地”，为数已越来越少了。再拿深挖汉语方言特点方面来看，二十年来发表在《方言》、《中国语言》及各地学术刊物中的文章不计其数，其中不少是就汉语方言某一方面特点进行深入挖掘，深入探讨的。如揭示方言语音的屈折变化，讨论方言中的连读变调，文白异读等现象的文章就很不少。这反映出语音方面的研究路向，已从一般的记录描写，转向对特殊语音现象的深入探讨。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对于方言词汇，方言语法特征的揭示和比较，在近几年发表的汉语方言论文，乃至汉语方言专著中，已占有相当的比重，一扫过去只重方音研究而忽略方言词汇方言语法研究的偏向。拿方言语法的研究来说，以往人们很少看到专论方言语法的专著出版，张洪年教授早年所写的《香港粤语语法研究》一书，就是难得一见的少数研究方言语法而卓有成效的专著。近年来这一情况有所改变了，不但在《方言》等刊物上经常出现探讨方言语法现象，深挖方言语法特征的论文，以方言语法为内容的专著也时有所见。华盛顿大学余霭芹教授1993年在法国出版的《汉语方言语法比较》和黄伯荣教授主编的《汉语方言语法类编》便是突出的代表。此外，九十年代以来，各地都有方言研究者潜心于语法的研究，这方面的成果非常可观。已公开出版的著作就有《湖南方言语法系列丛书》中的《湖南方言的动态助词》和《湖南方言的介词》（伍云姬主编），《汉语方言共时与历时语法研讨会论文集》（伍云姬主编），《大冶方言语法研究》（汪国胜），《内蒙古西部方言语法研究》（邢向东），《上海方言语法研究》（徐烈炯、邵敬敏），《梅县方言语法论稿》（林立芳）等多种。在拓展方言研究领域，进行大面积成片方言调查方面，近二十年来所取得的成绩也十分显著。众所周知，八十年代以来，汉语方言学者为配合各地编修地方史志而大力开展的《方言志》编纂工作，取得了空前的大丰收。各类大、中、小型，详略不一的《方言志》不断出版，这比起六十年代只有语言研究所方言组编写的一部《昌黎方言志》来，真可谓一日千里，大踏步前进了。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大型方言志，已问世的就有《云南省志方言志》（吴积才主编）、《上海市区方言志》（许宝华、汤珍珠主编）、《苏州方言志》（叶详苓）、《江苏省志方言志》（鲍明炜主编）、《广西通志方言志》（杨焕典主编）、《陕西省志方言志（陕北部分）》（刘育林主编）、《福建省志方言志》（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市志方言志》（李新魁主编）以及由温端政等撰写的山西省方言志系列从书和由钱曾怡等编撰的山东省方言志系列丛书等等。如果说《方言志》的编写是方言工作者在扩大方言研究领域中迈出的可喜一步，那么进一步把方言研究和地域文化联系起来，和社会语言应用联系起来，方言研究的天地就更加广阔了。二十年来在这方面也有成功的例子。上海复旦大学游汝杰教授与周振鹤教授合著的《方言与中国文化》，就是把方言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而获得好评的一本专著。其后四川学者崔荣昌也出版了《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黄尚军出版了《四川方言与民俗》。时下不少学者在双语双方言的命题下对方害社会应用问题开展了系列的探讨，这类探讨使方言研究更富有现实的社会意义。二十年来，方言工作者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果，体现在由连续六届双语双方言研讨会的论文汇集编成的几本《双语双方言》论文集中，总共近二百万字，无疑也大大丰富了现代汉语方言学的宝库。
如前所述，由赵元任、罗常培、丁声树、杨时逢、董同龢等前辈学者开始的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就以分省分区的大面积成片调查引起学术界的瞩目。在五十年代的普查以后，也曾经有过要在普查的基础上再作进一步有重点的深入调查，以期能够编写出分省分区方言调查报告或方言概况的设想。可惜的是“文革”风暴呼啸而来，学术界“万马齐喑”，方言调查工作被迫停顿，许多地点连“普查”积累下来的一些原始方言材料也荡然无存，进一步的大面积调查也就无法实现了。只是到了近二十年，在方言研究工作进入飞跃时期后，这一类属于方言研究中重大基础建设的大面积方言调查才又得到充分的重视。不少省（市）为此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经过了少则三载五载，多则十载八载的努力，才终于有了预期的收获。使人们对广东粤方言的调查来说，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连续“作战”了将近十载，才终于完成了对珠江三角洲、北江流域和西江流域这三个地区几十个粤方言点的初步调查，编出了约五百万字共五册粗线条的方言调查报告（《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三卷，《粤北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粤西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像这样经得起长年累月“折腾”的方言工作，近二十年来同样出现在江苏、浙江两省的吴语调查中，也出现在山东省的胶东方言调查，福建省的闽方言调查，山西省的“晋语”调查和湖南省、四川省、云南省的大面积方言调查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期出版的773万字五卷巨著《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从1985年立项到1996年出版，集结了数以百计的北方方言工作者，进行了近十载的耕耘，终于把面积占大半个汉语地区的北方方言的基本词汇展示到读者面前。这类重大的方言基础工程的完成，无疑是二十年来汉语方言研究取得辉煌成果的重要标志。
在论及“巨大工程”时，人们当然不会忘记摆在许多图书馆汉语方言书架上堪称巨著的《中国语言地图集》和四十一卷本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这两套巨著是在语言研究所方言研究室李荣教授、熊正辉教授、张振兴教授的主持下，集结了全国各地的方言工作者的力量，分别在八十年代中期和近期协力完成的。与此同时，由复旦大学许宝华教授和日本京都外国语大学宫田一郎教授主编的五卷本1700万字《汉语方言大词典》，融古今南北汉语方言于一体，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也终于在近期出版问世了。它和四十一卷本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堪称是汉语方言研究史上的两大杰作，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无疑是占有突出地位的。
二十年来，在投入巨大力量建设汉语方言重大工程的同时，方言学界的同道并没有放松继续按照各自的条件，深入开展个别方言或成片方言的深入研究。“七五”(1986-1990)期间被列入国家社科研究重点项目的“汉语方言重点调查”，在贺巍、张振兴的主持下，十多位方言学者深入实地，对各方言点进行了语音、词汇、语法的全面调查，分别写出了《漳平方言研究》（张振兴）、《洛阳方言研究》（贺巍）、《博山方言研究》（钱曾怡）、《江永方言研究》（黄雪贞）、《嘉定方言研究》（汤珍珠、陈忠敏）、《福清方言研究》（冯爱珍）、《武汉方言研究》（朱建颂）、《舟山方言研究》（方松熹）、《黎川方言研究》（颜森）等一批体例一致，内容全面，分析详尽而又各具特色的单一方言研究专著。这批专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八十年代后期方言研究达到的水平。除此以外，八十年代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各地方言研究者还编写出一批颇为引人注目的方言新著。这些著作既有方言学界资深学者多年研究的结晶，也不乏后起之秀刻苦经营的精湛之作，既体现出方言研究的深入发展，也体现出方言研究不断涌现新人，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可喜景象。如今检视书架上的方言著作，除前面提到过的以外，较有份量的就有：《闽语研究》（陈章太、李如龙）、《客赣方言调查报告》（李如龙、张双庆主编）、《广州方言研究》（李新魁等）、《现代晋语的研究》（侯精一）、《长沙方言》（李永明）、《当代吴语研究》（钱乃荣）、《严州方言研究》（曹志耘）、《厦门方言研究》（周长楫、欧阳忆耘）、《澄海方言研究》（林伦伦）、《音韵与方言研究》（麦耘）、《方言论稿》（施其生），还有厚厚一大本刚刚收到的《客赣方言比较研究》（刘纶鑫主编）等等。这里我想特别一提《当代吴语研究》一书。作者跟进语言学大师赵元任当年编写《现代吴语的研究》调查过的吴方言点重新进行逐一调查，对比相隔七十年后同一地点方言的发展变化，令人看到现代吴语发展的情况，实在是很有意义的事。我还想提提湖南的汉语方言研究。湖南省的语言学者近二十年来对方言研究工作的高度重视，实在令人感动！打从八十年代开始一本又一本地出版李永明等人的方言研究成果以后，一直在花力气壮大方言研究的队伍，扩大方言研究的范围。九十年代以来，除出版湖南方言语法研究系列丛书以外，近期又陆续以《湖南方言研究丛书》为题出版包括十五个湖南方言代表点的十五本湖南方言研究专著。这套丛书体例一致，书前有湖南汉语方言概况，导论介绍历史沿革，地理人口和方言内部差异，中心内容是语音、词汇、语法的描写，还有方言和中古音、普通话的比较。我想，如果每一个省都能像湖南这样抓紧方言研究工作，汉语方言工作必然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有更大的飞跃。
二十年来我国方言学者一方面积极拓宽方言研究领域，深入探索各种方言问题，另一方面也关注研究方法上的革新。如为了利用音声科学的成果，使汉语方言著作能以声文具备的形式推向社会，由侯精一策划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音库》在九十年代完成了40种汉语方言音档的制作。这套方言音档对于人们理解方言，确是一件大好的事。
肆
如上所述，持续二十年的汉语方言研究飞跃时期，为汉语方言学的学术大厦打下了坚实的基石，也为中国语言学宝库增添了一大笔珍贵的财富。二十年来发展的事实说明，汉语方言的研究，正在不断向着多层次、全方位的方向发展。那就是：既坚持全面开花，又强调深入挖掘；既要注意开拓新领域，又要重视传统研究。在综观二十年来汉语方言研究持续发展的历程，赞赏取得辉煌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感到在某些方面，尚有值得改进的余地：(1)尽管大面积成片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还嫌覆盖面不够大，从已发表的专著和论文看，大多数仍是描写、研究地点方言的居多，涉及成片地区的方言调查项目不多。目前能够看到的反映一个省或一个地区方言面貌的著述更是屈指可数，有必要在统一规划下投入更多的力量，组织更强大的研究队伍来投入这类大面积的汉语方言调查工作，争取几年内有更大的突破。与此相关，对一些重要的跨地区的方言，如闽方言、粤方言等，也有必要组织大兵团作战，为不同地区的闽方言、粤方音、客方言等分别编写出跨地区的、综合性的《闽方言概说》、《粤方言概说》、《客方言概说》一类较有分量的反映该方言全貌的著述来。(2)方言比较方面的研究有必要进一步加强。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无论是历时的比较还是共时的比较，都要重要的研究课题，如闽吴方言的比较研究，闽粤方言的比较研究等等。二十年来发表的这类成果极少，这无疑是值得加强的薄弱环节。(3)方言应用问题的研究。在共同语日渐普及的情况下，方言的社会功能如何？方言是不可能消灭的，如何在既推广共同语，又保持方言的作用方面取得适当的平衡，这中间有理论的问题，有政策的问题，也有技术性的问题。方言的研究应该与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紧密配合。在这方面，过去二十年似乎注意得不多，今后也有必要加强。(4)二十年来汉语方言研究中曾经有过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然而，对这些问题的讨论由于没有能够一竿子插到底，以致仍有“悬而未决”的现象存在。其中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汉语方言的分区以及某些方言的归属。方言学会第二届学术讨论会在合肥举行时，曾以汉语方言的分区为研讨主题，随后在《方言》杂志上也曾陆续发表过几篇讨论分区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在解决某些方言的区界，其些方言的归属问题上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可是，对于整个汉语方言分区的格局，对于总体上如何确立汉语各个方言区，讨论还不够充分，某些问题也还没能取得一致的见解。例如晋语能否从官话大区分立，平话能否做为一个独立的方言区，粤北土话和湖南土话的系属问题等等，海内外学者都有不同意见，有必要进行深入广泛的讨论。(5)跟学术争鸣问题有关，我们想到：二十年来汉语方言研究硕果累累，成绩斐然。出版了许许多多的学术著作，却很少看到有关这些著作的书评在刊物上发表。这种缺少评论气氛的现象，显然也是不利于汉语方言学的健康发展的。近十多年来，我们研究汉语方言的人，书架上都增添了许多大部头的汉语方言巨者，可是，我们从《方言》杂志或《中国语言》等权威语文杂志中却很难看到这类巨著的书评。看来，有必要提倡我们的同道多写书评，也希望刊物多发表书评。我很赞赏《方言》、《中国语文》等刊物中开辟书刊评论的专栏，经常发表一些书评，也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