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尧臣的诗论——兼正梅尧臣“学唐人平淡处”之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人论文,平淡论文,之论论文,诗论论文,梅尧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寅彭 译
一、绪言
明人胡应麟对于梅尧臣的诗有如下的评语：
梅诗和平简远，淡而不枯，丽而有则，实为宋人之冠。学王右丞者梅圣俞。（《诗薮》）
这段话作为梅诗的评论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是，又存在着若干问题需要探讨。
首先是将梅诗“和平简远”的诗风置于宋诗之冠的问题。梅尧臣以所谓平淡的诗风开宋诗风气之先，这是一般文学史界的评价；但他的诗决非只有平淡一面。吉川幸次郎博士归纳宋诗的特点，有叙述性（散文化）、紧贴生活（题材的扩大）、社会连带性（作为社会的良心而普遍创作政治批判诗）、哲学性（表达理知）、悲哀的扬止、平静的获得，等等。宋诗的上述公约数性的特色，梅诗基本上程度不等地都具备。关于梅诗所有的这些特点，笕文生氏已经论及〔2〕； 这里欲试作分析的，是对于梅诗而尚不多言及的“社会连带性”这个特点。在这一点上，梅尧臣究竟持有怎样的认识呢？这与“诗的存在价值是什么”这样的根本问题有关，也可以由此搞清楚梅诗在宋诗中的地位问题。
其次是梅诗学王维的问题。《沧浪诗话》中有“学唐人平淡处”之语。梅尧臣被认为师范唐人平淡之风，这是从梅诗只有平淡特色的看法而产生的片面性见解。梅尧臣究竟倾倒于、师范于怎样的诗人？本文试图修正上述结论。
第三是关于“淡而不枯、丽而有则”的平淡体问题，这在梅尧臣身上是怎样形成的？此外，“平淡”之谓的意味究竟是什么？下面即以梅尧臣本人表达论诗见解的诗句为中心，试解上述三个问题。
二、梅尧臣的诗观
梅尧臣作为诗人和社会人的起点，可以说是从30岁之时赴洛阳任河南主簿开始的。在洛阳仅留居了一年，此后担任地方官，长期转任于各地。洛阳在居时，与当时的洛阳留守钱惟演（后任宰相）结为忘年交，得到好评；又与许多著名人士交往，与欧阳修也建立了友情。在中央诗坛的这些交游活动，给他的诗创作建立一个方向。
宋初，宗晚唐李商隐的西昆体诗流行。此种诗体好堆砌华丽的对句和繁复的典故，往往诗意晦涩难解，产生了追求表现形式而内容流于空疏的弊害。梅尧臣以反拨此种诗风开始了自己的诗人历程。
世人作肥字，正如论馒头。厚皮虽然佳，俗物已可羞。字法叹中绝，今将五十秋。（《韵语答永叔内翰》，《宛陵先生集》卷十九，以下出处相同者不再注书名，仅注卷数）〔3〕
这是他对于诗坛现状的认识：叹惜于字法的中绝，产生出要使完美正确的诗风复归的意识。
我于诗言岂徒尔，因事激风成小篇。……辞虽浅陋颇刻苦，未到二雅未忍损。安取唐季二三子，区区物象磨穷年。（《答裴送序意》，卷二十五）
不书儿女书，不作风月诗。（《寄滁州欧阳永叔》，卷二十六）
西昆体、儿女书、风月诗，都不是他追求的对象，这些都不过是语言等形形色色的游戏而已。他的愿望是刻苦作“二雅”。二雅即《诗经》的大、小雅，内容为天子诸侯宴集宾客时所唱之乐歌的汇集。“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毛诗大序》）。儒家的这种理解，成为诗人的传统意识，形成了诗必须批评社会的诗观。李白的“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古风》其一），也是同样的意识。
诗教始二南，皆著贤圣迹。后世竟翦裁，破碎随刀尺。我辈强追仿，画龙成晰蜴。（《还吴长文舍人》，卷五十一）
诗教始于《国风》的《周南》、《召南》，都带有圣贤之迹；正如《关雎》序谓：“《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诗建筑在叙述为政者的教化之功的基础上。这种看法在下面这首诗中得到了全面的说明：
圣人于诗言，曾不专其中。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自下而磨上，是之谓《国风》，《雅》章及《颂》篇，刺美亦道同。不独诀鸟兽，而为文字工。屈原作《离骚》，自哀其志穷。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虫。迩来道颇丧，有作皆言空。烟云写形象，葩卉咏青红。人事极谀谄，引古称辩雄。经营唯切偶，荣利因被蒙。遂使世上人，只曰一艺充。以巧比戏奕，以声喻鸣桐。嗟嗟一何陋，甘用无言终。……（《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卷二十七）
“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礼记·王制》），“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艺文志》），这是对于诗的功用及其价值的承认。更进一层，从他叹惜诗自屈原以来重比喻性的表现技巧的看法可知，他奉表现与内容和谐一致的《风》、《雅》、《颂》诗篇为理想。他的诗，用《诗经》语作为典故的诗句很多，可能与这一理想有关吧。他晚年给兼带点亲戚关系的王安石作《诗经》讲义，“勒勒问我《诗小传》，《国风》才毕《葛履》章”（《得王介甫常州书》，卷五十五），书《毛诗小传》二十卷，毕现出他对于《诗经》的倾倒之状。在他的向《诗经》追求诗理想的意识的底蕴，如同文方面的复古运动那般，难道不可以认为也潜藏着诗方面的实现复古的志向吗？承认诗的儒家性功用的他，同时也是位学者，又是名下层官吏，在政府机构中占据着一席位置。当时的背景情况是，周敦颐（1017—1073）等“文所以载道也”的所谓载道派文学观在思想界流行，但这并非仅有消极的意义。他谓自己的诗“咏歌祖宗之功能，述礼乐之声容，宜被朱弦以荐清庙”（《奖谕》，卷六）。在这种对于诗的存在价值的强调中，表现出他对于自己作为一个诗人更胜于作为一个官吏的存在价值的认识，以及作一名对社会尽责的诗人的积极的追求。
在上述诗应面向社会、面向国家的意识支配下，梅尧臣把自己的视线投向人民的生活。自古以来，诗人议政传统，主要不是直接论述政治情状，而是用描写人民生活情况作镜子，来反映政治的善恶。在20年的长时间中，辗转各地历任地方官的梅尧臣，将眼见的人民生活作为诗的主要题材，是他应尽的责任。由此，他次第创作了从《陶者》（卷四）、《岸贫》（卷三十三）、《小村》（卷三十四）等小品，到《汝愤贫女》（卷七）、《田家语》（卷七）〔15〕等如杜甫《兵车行》、《三吏》诗的作品，到《沟渠》（卷十七）等如白居易新乐府的作品，诗人的视线也不只限于人民，行为不正的儒生、官吏亦是他的诗作针砭的对象。兹举一诗如下：
山园茶盛四五月，江南窃贩如豺狼。顽凶少壮冒岭险，夜行作队如刀枪。浮浪书生亦贪利，史笥经箱为盗囊。津头吏卒虽捕获，官司直惜儒衣裳。却来城中谈孔孟，言语便欲非尧汤。三日夏雨刺昏塾，五日炎热讥旱伤。百端得钱事酒炙，屋里饿妇无餱粮。一身沟壑乃自取，将相贤科何尔当！（《闻进士贩茶》，卷三十四）
如此尖锐地抨击了不正之风，贯彻的也正是《田家语》序所言的诗观：“因录田家之言，次为文，以俟采诗者云。”
然而，他的上述愿望和实践并不为世人所理解。他在世时编成的诗集中，欧阳修的序文〔6〕对此有云：
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二百年无此作矣。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
虽然曾任宰相的王曙（文康公）激赏梅诗：“其诗有晋宋遗风，自杜子美没后二百年，不见此作矣”，但梅尧臣直至终老亦未能见用于中央朝廷。世人也不理解他的根本，徒然地欣赏其枝叶。欧阳修叹息其遭遇，在他晚年推荐梅尧臣担任科举考试的试官，又参加了《新唐书》的编纂工作。梅尧臣一直持续着下层官吏的生活，又患眼疾，身体十分衰弱，加上感情笃深的妻子的去世，公私两方面一连串的打击，使他的诗的视野由社会转向身边之事。
梅尧臣的59年的生涯，始于北宋第三朝皇帝真宗咸平五年（1002），终于第四朝皇帝仁宗嘉祐五年（1060）。当时宋朝基盘尚固，政治和文化方面的责任者，都由学识深厚且有诗文教养的进士出身者担当。他由于任翰林侍读学士的叔父梅询的关系，享受到作为官吏子弟的特殊优待，以此开始了他本人的仕途。但这样被动的出发点，使他除了20余年出不了头的官吏生活以外，并未得到什么其他结果。北宋中期是进士及第者最多的时期，相应地，也是贵族政治遗留下来的讲究出身门第之风相对冷落的时期。
梅尧臣26岁时，娶太子宾客谢涛之女为妻；因与谢氏联姻的关系，他与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也沾上了姻戚关系，由此获得了许多诗的知音。他与谢氏共度了18个苦乐与共的年头。谢氏死于诗人43岁那年，即庆历四年（1044）的七月七日，当时正在赴汴京的旅途中。诗人作《悼亡》诗（卷十）三首，抒发自己的悲伤之情。接着又在同一月里，次男十十亦死去。诗人的悲痛此时达于极点：
天既丧我妻，又复丧我子。两眼虽未枯，片心将欲死。雨落入地中，珠沉入海底。赴海可见珠，掘地可见水。唯人归泉下，万古知已矣。拊膺当问谁？憔悴鉴中鬼。（《书哀》，卷十）
这是一首悲哀深沉的诗。诗人叹息世上之苦，莫过于孤身之寂寞。由是，诗人的目光停留在家属身上，隐含着悲楚的回忆执拗地、反复地涌上心头，栩栩如生地写下了《泪》（卷十）、《秋日舟中有感》（同上）、《正月十五夜出迥》（卷十一）、《悼子》（卷二十上）、《元旦》（卷二十六）、《新婚》（卷二十八）、《戊子正月二十六日夜梦》（卷三十一）、《五月二十四日过高邮三沟》（卷三十三）等一系列如同日记般的诗作，记下了诗人错将二年后再婚的刁氏呼成谢氏、夜梦谢氏而泪流不止等眷眷情深之事。如此绵绵不绝地咏唱亡妻，在诗人中实属罕例。四年后的1048年，女儿称称也死去了，诗人又在《戊子三月二十一日殇小女称称三首》（卷三十二）中抒发了自己的悲伤之怀。
对于仕途无望，亲人相次先逝的他来说，剩下的便只有诗与酒了：“我生无所嗜，唯嗜酒与诗。一日舍此心肠悲”（《依韵和永叔劝酒》，卷五十一）。又吟曰：
君尝谓我性嗜酒，又复谓我耽于诗。一日不饮情颇恶，一日不吟无所为。酒能销忧忘富贵，诗欲主盟张鼓旗。（《缙叔以诗遗酒、次其韵》，卷二十）
饮酒以销忧和忘却富贵，作诗以鼓舞战意斗志——针对其时西夏的入侵。诗人虽主张诗要写得激越，但他的性格中本有好闲静和躲避骚然世事的一面，如其所吟：“人心本好静，世事方扰扰”（《留题毗陵潘化宅假山》，卷十）；“固非傲不往，心实厌扰扰”（《永叔内翰见过》，卷五十七）。安于寸进之官位，只要免于贫苦即可：“平生独以文字乐，曾未敢耻贫贱为。官虽寸进实过分，名姓已被贤者知”（《途中寄上尚书晏相公》，卷二十八）。对于他来说，发迹也好，富贵也好，都已无缘份。“年老取次须偷赏，何用功名节与幢”（《依韵和孙都官》，卷四十六）。光阴匆匆流去，尽量偷闲以享用风物之乐吧。因此，舞弄的飞黄腾达之节呀、旗呀，都是无用之物。再者，诗人虽保持着“岂能以口腹，屈节事豪权”（《永叔赠酒》，卷十一）的自尊，却又叹息处世之艰，谋生乏术：“嗟余老大无所用，白发冉冉将侵颠。文章自是与时背，妻饿儿鸣无一钱。幸得诗书销白日，岂顾富贵摩青天。而今饮酒亦复少，未及再酌肠如煎”（《回自青龙呈谢师直》，卷十）。诗人晚年，喜欢把自己益老而益穷的境况写进诗作之中。
笃生梅公应时求，颂歌文武功业优。经奇纬丽散九州，众皆少锐老则不。翁独辛苦不能休，惜未采者人名遒。（《哭梅圣俞》、《王临川集》卷九）
正如王安石所言，梅尧臣与那些少时气锐、比及年长则气衰者不同，他始终不倦地精进于诗的造诣。他的坚毅的精神来自他对于诗的存在价值的坚信，这样的诗人至老也不会放弃心志的建树。只是这种诗精神，为如上述种种磨擦而来的平静之姿所笼罩着。
三、对于阮籍和陶渊明的倾慕
如果从上述梅尧臣的诗观来看，很难得出他直接学唐人平淡诗风的结论。以下再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
如他自己所言：“追踪慕前流，曾未三数人”（《韵语答永叔内翰》，卷十九），梅尧臣曾从很多的前代诗人学诗。在他的诗集中提到的即有屈原、曹植、嵇康、阮籍、陶潜、鲍照、宋之问、张九龄、李益、杜甫、李贺、王维、韦应物、韩愈、孟郊、张籍、卢仝等多人。但其中除阮、陶二人外，都不过仅出现了一二回。再者，诗题为“拟……”的明确的模仿对象，有王维的《偶然作》（梅诗见于卷三）、《观猎》，李益的《竹窗闻风》，宋之问的《春日剪采花应制》，张九龄的《咏燕》，杜甫的《玉华宫》，韦应物的《残灯》，韩愈的《射训狐》（以上均见于卷十二）等篇。仅从这里便可以明白，梅的学唐诗，对象决不只限于平淡诗一域。关于王维的诗，也仅有两篇，虽然较其他诗人的一篇略多，但也不能就据此断言诗人倾倒于王维。这些模仿之作都是年轻时代的作品，与其说是对于特定诗人的倾慕，还不如说是为了丰富自己的诗质诗技而作的修业努力。比之于上述这些诗人，他真心倾慕，一有机会便要言及的诗人乃是阮籍和陶渊明。
关于阮籍，他呼之为“白眼步兵吾久师”《缙叔以诗遗酒次其韵》，卷二十），爱诵其诗：“我咏阮公诗”（《送达观禅师》，卷三十），又有模仿阮诗所作的《效阮步兵一日复一日》诗二首（卷四十），并谓：“诗能如阮籍，评不愧钟嵘”（《依韵和仲源暮冬见寄》，卷十七）。
阮籍是学识渊博，尤通老庄之学的诗人。他曾任步兵校尉之职，但大部分时间在野；作有愤世疾俗、感叹人生的《咏怀》诗八十余首。为了免招人谤之祸，这些蕴含着深意的诗都采用了曲折而非率直的表现手法。钟嵘《诗品》评曰：“其源出于《小雅》。无雕虫之功，而《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恩，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从这种新的表现法发展出一种被称之为“正始体”的时代样式。梅尧臣很爱援用阮籍的诗作。
夜久方虑寂，空堂灯烛明。落叶有暂响，暗虫无停声。力学不为己，甘贫且徇名。聊为《咏怀》篇，还想阮步兵。（《夜坐》，卷三十六）
明确地表白此诗是为常悬于心头的阮籍而作的，可以看作是阮籍八十二首《咏怀》诗之第一首的仿作吧。
关于陶渊明的情形怎样呢？梅尧臣也引用其诗，作《拟陶潜〈止酒〉》（卷十二）和《拟陶体三首》（卷二十四）。《拟陶体》仿陶的《形赠影》、《影答形》和《神释》，取题《手问足》、《足答手》和《目释》。从他的吟句“才比陶潜无用处”（《依韵和〈秋夜对月〉》，卷十一）、“宁从陶令野，不取孟郊新”（《以近诗贽尚书晏相公忽有酬》，卷二十八），可知被引用的其人其诗之品质。再从“诗本道情性，不须大厥声。方闻理平澹，昏晓在渊明”（《答中道小疾见寄》，卷二十四），可知梅尧臣晚年的诗法，实源于渊明。
如上所述，阮籍和陶渊明在梅尧臣心目中占据着远过于其他诗人的位置，这一事实是可以一目了然了。
梅尧臣在贫穷之中度过自己的暮年。“常爱陶潜远世缘，阮家仍有竹便娟”（《依韵和马都官宿县斋》，卷四十一），他借助友于诗酒和阮、陶二人的生活态度来超然世俗之外。他自己亦有与陶渊明相仿的想法：“我闻诚所惭，徒尔叨君禄。却咏《归去来》，刈薪向深谷”（《田家语》）。不过，他安于现状，始终没有中止居官的身份。他虽有追慕阮、陶又并不彻底的弱点，但却学取了阮、陶之诗法，开拓了“平淡”的诗体。
四、“平淡”之论
梅尧臣反拨了西昆体偏重于表现美的方向，树《诗经》的《雅》、《颂》为诗之理想。但是，他的诗必须如《雅》、《颂》那般才能存世的诗观，又并不是当时的道学者们所标榜的达意主义。宋人多取“主意从词”的立场，而梅尧臣在表现主义和达意主义之间并无偏嗜，他主张以两者的调和为上。梅尧臣曾十分圆满地向欧阳修表述自己的这一立场：
圣俞尝语予曰：“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六一诗话》）
表现与内容同样重要；只有在表现方面有新创造的，方为诗人；将难以描写的对象表现得仿佛在眼前一般，同时又含有不尽深意的诗，方为好诗〔8〕。符合这一标准的理想的诗，梅尧臣找到了陶渊明。 他曾经信奉诗应该批评社会，应该用实写矛盾世相的激进语辞来歌唱等主张；又与孔子“哀而不伤”的原则相违，公然在诗中作至哀之吟。但沉静下来回顾上述种种时，便悟出了昨日之非：“诗本道情性，不须大厥声。方闻理平澹，昏晓在渊明。”诗没有必要大声疾呼，过分讲究表现反而取消了内容。有深度的思想用不过度修饰的准确的言辞表现为好。他存有这样的愿望。为此，他从阮籍、陶渊明学习诗法。这两人并不单是隐逸诗人，苏轼指出的“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转引自吴可《藏海诗话》）的方面，梅尧臣也已经认识到，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倾慕之情。这样的诗，他称之为“平淡”：
微生守贫贱，文字出肝胆。……因吟适情性，稍欲到平淡。（《依韵和晏相公》，卷二十八）
作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卷四十六）梅尧臣晚年的诗，也当得上这样的评语：“圣俞诗工于平淡，自成一家”（《苕溪渔隐丛话》）。
但平淡并不是简单平易、容易理解的表现之意，也不是以隐者心境、身边杂事为内容的意思，而是指在表现对象的基础上构成的作品全体所持之姿，是内容与表现调和成一体化的作品之谓。作为宋诗的一个样式，从梅尧臣开始，持续出现了很多论及“平淡”的诗论〔9〕。 其要旨为：年轻时贪婪地什么都吸收，但随着年龄的成长而慢慢结晶成品的，只是其中的精华部分；诗的这种成熟过程与果实的成熟过程相似；而果实外皮粗硬，内质味美的结构形态，也是诗的理想的形态。排除华丽的表现，取用平易质朴的语言，不着斧迹地将内面所含之不尽深意表现出来。达到此等艺术境地的诗，便称得上平淡之诗了。此种典型，可以从陶渊明、柳宗元的诗求之。
关于“平淡”，吉川幸次郎博士曾作过如下的说明：“平淡即平静之谓。过去的诗，尤其是唐诗的激情，或许因为那是一种被制作出来的激情的缘故，读来有一种陷入公式化的幼稚的感觉；平静是对于这种激情的反拨，是从消极的动机发生的。但既是有意识地追求这一点，它的效果的指向便是积极性质的。即以平静的心境，多角度地、周详地、细致地把握及表现人的各个侧面。这至少是梅尧臣的诗所企求的。……平静并非只有平静，而是宁静的热情的持续；积蓄起细碎的点滴观察为了诗的创作，热情隐伏在平静之中。”“这样的诗以‘平淡’作为座右铭，但平淡是在磨擦之后才获得的，终究还是锐敏的、纤细的神经的产儿。”〔10〕
梅尧臣的诗，如前所述，确是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方才到达平淡之境的。再者，与那些同时也致力于文、词等的创作，称其为文人亦无不适的诗人相反，梅尧臣是纯粹的诗人。于是，他一方面从传统的诗意识出发，同时更倾心于新的表现手法的探索，在这种努力中诞生了平淡之体。沉醉在激情之中引吭高歌，以文章之美作为第一义的信条等，平淡超越了这种作法，以冷静的眼，耐心地注视着对象，把握其真实，通过透明般的文章，来实现与读者面对面地交流的愿望。平淡一方面是一种高度透明的表现，一方面又含有深幽的内容。这或许可用“水深而底不露”来比喻吧？
冷静之眼往往能够透视日常事物的细部，注目的对象甚至及于虱、蚯蚓、蛆之类不堪小虫。这里举一首倾耳夜聆之诗，试见其表现细密之特点：
夜中未成寐，邻歌闻所稀。想象朱唇动，仿佛梁尘飞。误节应偷笑，窃听起披衣。披衣曲已终，窗月存余晖。（《夜听邻家唱》，卷三十一）
此诗与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完全异趣。“误节应偷笑，窃听起披衣。披衣曲已终”等描写，作为诗的素材尚未采用过。这样的歌唱使表现又细致又新颖。“圣俞尝云：诗句义理虽通，语涉浅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六一诗话》），因有此意识，所以他的表现虽平易然并未陷入浅俗。结句“窗月存余晖”则是余韵满蓄的句子。
梅尧臣的诗曾得到欧阳修如下的评赞：
……梅翁事清切，石齿漱寒濑。作诗三十年，视我犹后辈。文词愈清新，心意虽老大。譬如妖韶女，老自有馀态。近诗尤古硬，咀嚼苦难嘬。初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
初读苦涩难嘬，然咀嚼以后，便有真味出来。这便是梅尧臣的平淡诗的特色。
五、结语
论述梅诗的特色，作为先决条件，应首先分析其诗；考察梅诗的源流，同样也应首先将前辈诗人与梅尧臣进行比较分析。本文已尝试着这样做了；但如果充分展开的话，将需要极大的篇幅方能容纳。本文受此限制，仅作小论，结论从以梅尧臣的诗句为中心所作的概观中得出。
本来，在中国诗人中，大抵可分成所谓愤世的入世诗人和嫉俗的出世诗人两类。这中间也有站在出世的立场上，玉眼环睁注视着世俗的交差型诗人。陶渊明是如此；陆游也是同时具有悲愤激昂与闲适细腻两面性的一个例子。宋代诗人兼求这两个方面的很多，梅尧臣则是作为他们中间的一位先驱者出现的。只是，他在这一点上可以达到什么程度，仍是一个未解之题。关于梅尧臣的评价，容改日再议。
注释：
〔1〕〔10〕见《宋诗概说》。
〔2〕见《梅尧臣》的解说。
〔3〕《宛陵先生集》六十卷。 卷一至卷二十三按编年方式集其洛阳时代至晚年的诗以外的作品，卷二十四至卷五十九亦以编年方式集其四十六岁至晚年的诗作。
〔4〕著有《注孙子》十三篇，《唐载记》二十六卷， 《毛诗小传》二十卷。58岁时参加《新唐书》的编纂。《注孙子》作于38岁时，有批评政府的疲软外交之意，为《十一家注孙子》所收。
〔5〕朱东润《陆游研究》据这些诗对梅圣俞的社会意识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他中年以后，因为国势的安定和自身的老衰才趋向平淡的。
〔6〕《梅圣俞诗集序》见《居士集》卷四十二。序文末署有“庆历六年三月”字样，此时梅尧臣45岁。
〔7〕王安石之弟娶谢涛之孙女，黄庭坚娶谢涛孙景初之女。 而景初与欧阳修一齐娶了胥偃的女儿姐妹俩。
〔8〕《韵语阳秋》以梅诗“沙鸟看来没，云山爱后移”、 “秋雨生陂水，高风落庙梧”等句作为“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的例子；以“危帆淮上去，古木海边秋”、“江水几经岁，鉴中无壮颜”等句作为“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例子。
〔9〕参见拙稿《从宋代诗话看宋诗的平淡体》， 东京教育大学《汉文学会会报》二十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