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移理论的基础：“理解人口学”的分析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口学论文,框架论文,理论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前言
人口学家研究出生、死亡和迁移等人口现实，过分专注于数据开发和统计描述这样的定量分析，而对人口的概念和理论解释似乎重视不够。尽管数学模型和统计分析是人口学学科的重要特征，但不论定量分析多么复杂和完善，单独的定量分析对于解释、理解和预测人口现实，进行人口干预和制定人口政策还远远不够，定量分析本身并不能完全实现作为一门科学的人口学所有任务。人口学理论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他还可以为有关的人口政策提供适当的理论基础。最近一个时期，中国政府出台的与人口领域有关的政策（如农民工问题、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等），把目标从完成人口目标转向人口福利，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说明对人们决策和行为方式进行基本的和科学的理解的重要意义。而这恰恰是人口学今后一个时期需要重点研究的课题。
布鲁金（Bruijn 1999）[1] 在他的《人口理论的基础：选择、过程、 背景》中，提出了人口理论研究的新范式，本文对其概括和扩展，并将其定义为“理解人口学”的分析框架，同时，综合部分迁移研究成果，为分析人口迁移行为提供一个交叉学科的视野。
1 “理解人口学”的分析框架
社会科学的任务是对人类行为以及它的可预料到的和未预料到的后果进行理解。理论框架的一个重要作用是阐述与研究课题有关的变量和实体之间的关系。社会理论中，理解的功能是回答为什么存在这样一种关系的问题。充分的理解需要整合不同的分析层次。关于分析层次，林登堡（Lindenberg 1986，1990 ）提出了学科的“分析首位”的概念（ana-lytical primacy）[2][3]：理论首位和分析首位。他认为，在社会学和微观经济学中，分析首位在宏观层次，而理论首位在微观层次。
按照林登堡的划分法，人口学的分析首位在宏观层次，它首先关注的是对宏观层次的要素的解释：人口规模、年龄和性别分布、分年龄生育率、迁移和死亡率、结婚模式，以及按照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标准划分的亚人口群体的差异。而人口学的理论首位则在微观层次，集中解释个人的行为。宏观层次的人口现象是微观个人行动和相互作用的结果。受微观经济学和社会学几个重要分支学科的影响，人口学的理论探讨需要整合微观层次的分析，这是达到对研究主题理解的必不可少的研究设计。总之，社会理论的视角有助于人口学形成理论分析框架。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社会理论的起点是“理性选择理论”，“理解人口学”也采用相同的起点。科尔曼（Coleman 1990）的方法论个体主义认为，为了理解社会现象，我们必须强调产生这种现象的因果机制[4]。 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的描述遵循科尔曼的思想。人口学的结果（如迁移量）位于社会层面，而联系结果和决定因素的过程则处于个人层次，这种考虑关注对人口行为的理论思考，涉及需要形成关于产生迁移模式和规模的个人行为的理论。尽管这里的理论探讨采用微观方法，但不排斥宏观层面上社会环境的结构的重要影响。它只规定评估背景对个人行为影响的理论方法必须与对个人行为的描述相一致，以及背景与个人行为相互作用的方式。除了确定个人行为转变为社会结果的机制外，科尔曼提出了综合解释社会现象的三个主要理论任务：一是评估个人行为的背景的理论方法，二是背景影响和构建个人行动的机制，三是个人行为的理论。与方法论个体主义相一致，科尔曼认为解释社会系统，直接关联宏观层次的单个命题分解为三个：一是描述社会特征的独立变量和描述个人特征的依赖变量；二是描述个人特征的独立变量和依赖变量；三是描述个人特征的独立变量和描述社会特征的依赖变量。这种探讨意味着理论框架中几个分析要素的意义：评价个人行为背景的理论方法（宏观层次）；背景影响个人行动和使个人行动结构化的机制（宏观与微观的连接）；个人行为的理论（微观层次），转变机制（微观与宏观的连接）。一个完整的理论应包括这四个要素，但实际上很难做到，这就意味着要接近对人口现象的充分解释，我们必须依靠局部理论，这样，不可避免地导致分析的不足。
在微观层次与宏观层次转变上，方法论个体主义与理性选择理论提倡的基本理论框架遇到两个问题：社会文背景化和社会经济背景影响个人的方式，一致的个人行为如何转变为社会的或集体的现象。这两个问题涉及微观和宏观的鸿沟，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核心。人口学的理论分析也不例外。因此，“理解人口学”的解释计划包括：个人行为理论，背景以及背景与个人行为的关系，此外，时间和个人发展的概念也被考虑进来，以便更多从动态，而不仅仅是静态的角度探讨。
像其他形式的人口行为一样，迁移可以被看作总的现象，也可看作是个人行为。前者探讨迁移的模式和趋势，区分迁移者的特征，探讨与人口迁移有关的社会经济和生态因素。后者则分析微观层次个人的迁移选择。尽管探讨的角度不同，但都是为了理解人类的社会行为。与方法论个体主义一致，遵循科尔曼提出的命题的基本安排，我们使用的理论框架实际上是多层次的，具体包括：
Ⅰ迁移行为的概念假设
（i）“模型人”假设（model of man）
（ii）理性概念和构成
Ⅱ迁移行为的发端：选择
（iii）信息在选择和背景中的作用
（iv）选择的动机
（v）决策的方式
（vi）控制
Ⅲ迁移行为的外部环境：背景
（vii）制度观点中的背景：制度的分析方法
（viii）赋予意义和指导行为的制度和规则
（ix）制度的类型
Ⅳ迁移行为的时间维度：过程
（x）静态与动态的探讨：时间因素
（xi）生命进程的分析方法
（xii）个人的发展阶段与迁移
2 迁移行为的概念假设
像经济学中“经济人”假设一样，以下的分析首先从假设开始，因为预先设立的假设是理论分析框架中对概念进行选择和阐释的关键。
2.1 模型人假设
人口学与社会和行为科学一样，需要探讨人类行为。分析人口行为主要基于“模型人”的假设，“模型人”概念是关于“人的本性，基本能力和局限以及行为的驱动力”的基本假设，“模型人”最重要的作用是为分析和研究提供理论的指导，它不仅影响所要研究的主题，还影响探讨最有意义的分析要素所使用的工具。评价“模型人”概念恰当性的主要标准是：它能否准确地说明人们的行为（Sears 1987）[5]。作为对人类行为的一种抽象，“模型人”的功能不是阐述一个具体个人的行为，而是人们一般行为的主要原则。
像任何社会科学一样，人口学依靠关于人们通过行为引起人口现象产生和变化的具体假设。模型人概念构成一套基本假设，对于理解人类行为，特别是迁移行为具有意义。模型人假设涉及人类行为中精神力量的作用，决策中动机和理性的重要性，个人的社会嵌入，个人发展中的时间依赖等等。在考察人口行为的时候，我们还需要注意，行动者在唯意志论和决定论的连续体中所处的位置。唯意志论的“模型人”概念首先强调人的内在的方面，如个人动机、内在的反应和创造力；决定论的“模型人”概念认为外在的和内在的动力影响人们的行为，这些动力通常按照环境的限制和内在的驱动分别定义（Alexander and Giesen 1987）[6]。
2.2 理性概念和构成
在社会科学研究和日常生活中，理性被作为解释、理解和预测行为结果的准则。理性的要素一般被假定为构成行为，特别是决策的基础。尽管如此，理性仍是一个含糊的概念。在科学研究和日常世界中，理性的概念是有差别的。依据应用的领域，理性具有描述的、规范的和规定的内涵意义，如在决策领域，理性有时指选择的过程，有时指选择本身（Simon 1987）[7]。相应地，理性可以分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或从广义上讲，有过程理性、有限理性、背景理性和表达理性等等。社会科学中如此多的理性观点，问题是：理性行为意味着什么？或更具体地说，理性选择意味着什么？有这么多的理性概念，哪种理性概念更好地用于理解人口行为，以及它的局限是什么。
不同理性概念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它在分析人类行为中的手段与目的时，处于中心位置。本文重点阐述以下被用于分析人口行为的四个理性概念。
第一，实质理性：理性行为的基础。实质理性，或者叫工具理性，是社会科学中运用最广泛的概念。实质理性指在给定的条件和限制下，以最优的方式完成既定的目标的行为（Simon 1979）[8]。 实质理性概念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最大程度地被运用，同样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理性选择社会学中被运用。在实质理性的决策探讨中，理性人是追求效用最大化者，他对可利用的手段及其后果有清醒的认识，并有能力按照偏好顺序评价它们（偏好次序对于决策问题来说，通常被假定是稳定的、一致的、精确的和外生的）。
第二，有限理性和背景理性。理性行为只能在决策背景中，按照目标、机会和限制来评价。这些条件和限制可能是客观的环境特征，可能是被知觉的特征，也可能是决策者本身的特征。类似地，目标可能是行动者的目标，社会系统的目标或者观察者赋予的目标（Simon，1964）[9]。需要注意的问题是：真实世界的客观抉择与决策者所考虑的是否一致，观察者从以完成的行为中推断的偏好与推动行动者行动的意图时候一致，特别是在复杂情形下，真实的环境与行动者感知的环境可能有相当大的差距。
第三，过程理性。如果我们接受有限理性这个命题，承认真实世界与决策者感知的世界有差距，那么选择理论必定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思考所选择实质内容，二是形成行动者对于决策问题的主观描述的过程。换句话说，理论必须解释现实的特殊方面，而不是其它方面，如何引起决策者的注意。偏好的形成和次序如何显现，推理过程如何运用于引出如此描述的后果。过程理性指形成行动者对于决策问题的主观描述的过程。过程理性的引入有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它为决策和行为引进了动态的观点。二是过程理性把选择嵌入到更广阔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中。三是涉及研究和分析方法的转变。
第四，表达理性。表达理性与过程理性一样具有动态的特征。过程理性关注形成和改变决策者的手段—目的框架的过程，如果说过程理性更多关注手段的话，表达理性则更多关注目的，在表达理性的观点中，目标本身成为评价和选择的主题。
2.3 小结
为了更好地解释和理解人口迁移，我们需要理解迁移行为的性质，因此，采用微观的视角是最恰当的方法，因为这种观点把个人行为看作是理解人口迁移现象的主要工具。根据上述，本文假定个人迁移是自由决定的和理性的，迁移者理性遵循上述理性原则。为了分析的方便，本文只分析自愿迁移，而不考虑受强制的迁移。
3 迁移行为的发端：选择
作为理解人口行为的一般方法，选择不只是探讨决策概念，我们从涉及模型人、相互紧密联系和部分重叠的四个方面阐述选择概念。一是宽泛的理性概念的应用；二是在更宽泛的认知视角中探讨选择所处的位置，而认知观点探讨人口行为中信息和认知的作用；三是在结构化信息的社会背景中选择决策的状况；四是选择的观点适用于特殊的人口领域。在这个概念模型中，信息提供了综合效力。认知计划的概念作为个人思考和精神上构建的信息，进入决策过程，并将信息、选择和行为联系起来。李（Lee 1966）认为，迁移不可能不具有选择性，选择的种类各不相同，对某些迁移流讲是积极的，对另一些则是消极的，把迁移者归在一起，选择往往具有双向性[10]。
3.1 信息在选择和背景中的作用
信息可以被定义为存在的和传送的知识。信息作为一个解释概念，整合各种与选择、背景和发展相联系的观点。使用这样的中层理论概念引出了许多问题：信息包含什么内容，信息的内容，我们如何理解影响人们知觉和行为的信息，在注意、选择、加工和自制信息过程中，哪种认知被包含在其中等等。阐述信息概念，目的是为解释构成概念框架的各种要素和过程提供一个共同的根基。这样一来，信息概念不仅保证分析框架内某种程度的协调一致，而且在更高层次上，作为整合各种行为科学的一种手段。大多数决策理论的不足是他们忽视了思考是如何产生的这样一个问题，另外，许多选择理论的弱点是采用静态的观点，忽视了个人思考是不断变化的问题。
信息概念应当包括情感成分，然而，许多理论倾向淡化或忽视情感的作用。如果情感被看作行为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那么概念框架就应当整合情感因素，因此，从过程理性考虑，情感是决策的一个内在因素。另外，认知计划（cognitive schemes）也应被纳入分析中。
迁移决策受到两种基本信息的影响，一是信息不能用钱购买，而与时间相关，如在“目前行动的未来后果”的决策模型中，未来向量和未来效用函数。二是在迁移决策中可以用钱买到的信息，这种信息与“精神映像”（mental map）和“意识空间”（awareness space）紧密相连。有研究表明，朋友、亲属、市场、大众媒体和政府是迁移选择的主要信息来源（Goodman 1981）[11]。经济学家用不完全信息、信息不对称、风险厌恶、不确定性等概念研究迁移选择。
凯兹和斯达克（Katz Stark 1987）分析了信息不对称对迁移的影响[12]，信息不对称可以从定性和定量上改变迁移人口的分布，并会降低迁移者的技能水平，恢复信息对称的办法对迁移模式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夸克和利兰（Kwok Leland 1982）用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理论模型研究发展中国家“脑流失”现象[13]，发现，本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的不完全性，将驱使本国优秀的毕业生到国外留学深造，但是当这些优秀的毕业生在国外完成学业时，本国的劳动力市场又不能够吸引其中最优秀的群体归国，本国所需要的优秀毕业生群体绝大部分就因此而流失了。迁移行为不仅是理性的，也受到情感的影响。“决策的冲突模型”强调迁移决策过程中情感构成成分的意义，把紧张作为决策冲突的源泉，把生理和心理的紧张和社会症状归因于预知的由决策导致的预期损失（Janis and Mann 1977）[14]。
3.2 动机
如果我们研究的目标是理解人口迁移行为，那么，我们必须对动机的内容、结构和起源做具体的说明。根据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的经验研究，动机的内容概括为：身体福利（如良好的健康状况等）；物质福利；安全；归属（如爱、亲密等）；社会地位（如社会赞同、威望等）；权利；自我尊重；内在的愉快状态（如满意，不确定性的降低等）；创造力。行为的产生来源于环境事件和生理的或情感的状况。社会学习理论认为行为的动机产生于情感的唤起、个人的经历，观察到的他人的经验，社会学习理论承认动机的内在的和个人的背景，以及环境的背景。此外，一些共同特征（如生命进程的经历）和直接的交流（如个人交流、信息传递等）对人们的动机产生结构性的影响。
乌伦伯格（Uhlenberg 1973）提议用这样一个考察迁移的构架[15]：以个人支持迁移的动机和个人迁移的障碍因素作为发展迁移理论的起点。还有学者认为，迁移动机理论有经济最大化理论、社会流动（追求社会地位）动机、居住满意动机、生活方式偏好动机等，但要充分理解迁移决策和随后的行为，需要整合社会层次的因素和个人层次动机，“价值—预期”模型是研究迁移动机和决策的有前途的框架，在这个模型中，迁移被看作是一种工具行为，与迁移有关的价值（目标）包括财富、地位、舒适、激励、自由、归属和道德观七个方面（De Jong and Fawceff 1981）[16]。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将社会心理学的理论方法引入迁移动机的研究中，研究价值如何形成这样一个问题。
3.3 作为过程的决策
尽管有许多关于决策的不同观点，但它们有三个共同的基础。一是面向选择的一套可供替代的抉择；二是评价这些可供替代的抉择的后果；三是按照一些规则和标准选择一个特别的方案。这三个划分只是为了分析的方便，实际上它们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关于第一个方面，最重要的问题是：谁的抉择，什么样的抉择和为什么是这些抉择。第二个方面直接触及人类行为的动机方面。第三个方面涉及决策规则的问题，被嵌入到关于决策方式的更广阔的视野中。大多数选择理论用静态的方法描述决策，通常认为在决策过程中，时间和次序对于理解选择和选择的结果没有什么影响，很少考虑选择的动态方面。作为过程的选择，至少要包括三个方面（Fawcett 1991）[17]。一是具体的选择和决策规则的构建。二是“序列决策”，即在动态的生命进程中作为经历成分的连续决策。三是作为过程的决策，它的阶段顺序。
博格（Bogue 1977）认为传统的“推—拉”理论对迁移微观研究的解释力有限[18]，因为个人迁移决策中包含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因素，所以用“成本—收益”方法取而代之。戴范佐（Davanzo 1981）把迁移看作人力资本投资，认为迁移收益需要一段时间的积累，才能得到[19]。他进而建议在迁移决策研究中，使用纵向调查数据、收集影响迁移决策的信息，分析迁移者个人特征对迁移的影响、建立变量解释谁迁移和为什么迁移、解释迁移者对目的地的选择等等。
3.4 控制
对选择理论一个最近的贡献是加入了“控制”概念，控制机制对人们的决策和至少部分独立于动机之外而实施的某种决策有显著的效应。将控制融入选择理论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它可以减轻影响行为的被决策赋予的唯意志特征。
有的学者批评选择理论过分依赖模型人，在选择概念中，或明或暗地，处于中心位置的动机突出强调个人想做什么，而不是他或她能做什么，决定做什么和最终做什么。通常出现在选择理论中作为外部因素的行为限制，对决策过程没有什么影响，只对行为结果有影响。这就严重限制了选择理论对理解和解释行为的应用性。选择理论加进控制概念有两个意图：一是增加研究非动机行为解释和理解的重要来源，二是在依赖、无知和不确定的环境下，在运用于行为的决策中增加保留空间。
几位心理学家强调人类行为中知觉控制的作用，罗特（Rotter 1966）区分了内在的和外在的控制中心，并将其作为对某种行为和随后的表现进行选择的决定因素[20]。在人口学中，控制的内在—外在中心被运用到迁移研究（Hanson and Simmons 1986）[21]。另一个概念是自身效力（self-efficacy），它直接调节动机和表现（Bandura 1977）[22]。经验研究表明，如果缺乏自身效力，人们的行为趋向无效，即使他们知道要做什么。
4 迁移行为的外部环境：背景
对于迁移来说，宏观影响因素的重要性不仅仅局限理论意义，并且有直接的政策意义。因为政府按照他的性质来说，一般从宏观角度制定政策，以影响人口的分布和流动。通常影响迁移的宏观因素分为经济、政治、社会态度、文化、制度气候等等。弗里德曼（Freedman 1979）区分了两种宏观变量[23]，一是背景变量（contextual variables），指总的个人特征（如人口的教育水平）；另一个是环境变量（setting variables），指整个人口的特征（详见Gardner 1981）[24]。 宏观因素如何与微观迁移行为分析相连接，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4.1 制度观点中的背景：制度的分析方法
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越来越意识到：要理解学科研究的对象，至少要把所要评论的现象，部分嵌入到产生此种对象特殊的历史背景中去。不论这些现象是社会系统和制度或个人选择和行为，学科关注的兴趣越来越倾向于这些对象所发展的过程。在各种社会学科中，制度的方法开始占据着突出的位置，制度方法的发展展示着社会科学研究中出现的新范式的特征。尽管人口学的分支领域研究呈现相当大的异质性，但制度的方法通过一些人口学家的努力，似乎已经有了立足之处。制度的概念被用于分析个人行动的社会环境的结构和意义。制度概念的属性不仅包括诸如大学、公司等这样的背景实体，也包括共同的语言等。这些制度构成个人用特别的方式进行选择和行为的微观世界。制度概念还包括更抽象的诸如民主、宗教、性别、政策等社会建构。编制社会背景的制度按照共同的规则来解释。社会背景不能被解释为静态的，应被看作是动态的影响行为的社会建构。在迁移行为研究中，制度的方法对于分析社会背景要素，如市场、亲属关系、法律、教育系统、迁移政策等对于迁移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4.2 赋予迁移意义和指导迁移行为的制度和规则
认知的观点认为，可按照共同的规则来解释社会环境中的制度。社会制度组成一套相对一致的构建现实和指导行为的规则。在对社会环境的认知—制度解释中，规则设想背景如何成为个体决策者有意义的背景的机制。有学者将规则区分为四种，即或然的、工具的、规范的和解释的规则（Hargreaves 1980）[25]。 或然的规则与习惯行为相联系，这种规则太习性化，不能解释迁移行为的社会模式，除非它有规范性的含义。工具规则指完成任务的技术上的有效性。规范规则指行为受到外部力量加强的影响，它体现了规则的特殊意义，涉及社会规范、惯例、行为准则等。解释规则指关于行动者、参与者和情境的限定和分类的主观信息，以及关于行动者、目标、事件和条件之间关系的信息。从社会理论的观点来看，规范和解释的两种规则在描述和解释不同社会背景中的行为模式最重要，他们分别被称为指导行为的规则和赋予意义的规则。这些复杂的行为指导的规则和意义赋予的规则为与迁移行为有关的认知、动机结构、决策方式和知觉控制提供了解释的背景。
4.3 制度的类型
从广义上讲，制度通常分为四类：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制度的方法承认社会复杂的结构和组织以及具体的环境影响迁移行为。本文重点阐述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对迁移行为的影响。社会制度特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家庭。家庭结构和功能通过影响动机四个组成部分中的任何一个影响迁移决策，即激励（或目标）、动机、可能性和预期（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动机的四个构成可以被看作联系环境、社会文化、家庭和个人实际决策过程的“中间变量”。家庭有三个功能影响迁移动机：一是家庭作为生计单位，他给家庭劳动力安排不同的角色等等；二是家庭作为社会化，培养家庭成员的态度、价值观、责任感和适当的行为，对迁移行为有重要的影响；三是家庭作为社会群体和社会网络，特别是扩展家庭在地理上的不同分布，对迁移决策过程产生影响。强调家庭在迁移决策过程的重要性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制度结构和功能的变化对迁移决策的意义；二是用动态的观点考察对制度结构和功能变迁以及对迁移研究方法论的意义（Harbison 1981）[26]。政治制度是指权利的关系和资源的可得性。中国长期实行二元结构和严格的户籍制度，在这种政治背景下，迁移选择的机会有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正在逐步消除二元社会结构，放松户籍制度，人们的迁移选择的余地越来越大。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们需要从动态的角度研究制度变迁与迁移选择转变的相互作用关系。当然，制度的分类知识为了分析的方便，实际上，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制度是交织在一起的，共同对个人的迁移行为产生影响。
5 迁移行为的时间维度：过程
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把结构和过程视为它们学科问题两个相互依存的方面。在一些学科中，过程取向甚至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关注的兴趣越来越倾向于现象的发展过程。虽然过程的意义在不同的学科或分支学科中是具有差异性的，并且过程的意义也与变迁、发展、历史变革呈现出不同程度的联系，但是有一点是具有共性的，那就是“时间因素”。尽管时间在人口和人口变迁的研究中占有显著地位，但是通常对它的理解是相当机械的；并且通常孤立于潜藏在人口变迁之下的社会和行为过程。
5.1 静态与动态的探讨：时间的概念
5.1.1 静态与动态的探讨的意义
动态方法和静态方法对它们所要研究的课题采取具有根本性差异的理解取向。静态视角关注结构和结果，并以静止状态去描述它们的研究对象。动态视角强调结构和结构由过程演化而来，并以动态演化过程去描述它们的研究对象。
无论是静态方法还是动态方法都运用时间概念，但是其含义是不同的。时间这一概念的内涵，可以理解为时点，也可以理解为变迁。静态视角把时间理解为时点，依赖于这种静态方法的解释持有这样的潜在假设：历史是无足轻重的，过去和将来的作用是一样的。然而动态方法，把时间视为动态变迁的过程。时间和发展、演化具有强烈的亲和性。时间可以被理解为衡量变迁的尺度。这种含义上的时间根本上区别于物理时间之处在于它们对所描述过程的不同理解：过程具有不可改变性，还是过程具有路径依赖性。
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课题中，静态意义的时间是没有充分解释力的。对动态研究方法日益高涨的关注可以解读为社会科学领域研究范式的转向。虽然在人口学中，这种向动态研究方法靠拢的趋势是可见的（Crimmins 1993）[27]，然而威尔肯斯（Willekens 1990）认为人口学的理论标准还没有显现出这种范式的转型[28]。他推断，动态过程方法（process approach）无论是对人口预测还是人口政策研究的改善都是一种主要的需求。他的著述的精华也被人口学之外的学者所采纳。
我们这里所想要说的是，如果概念框架能够转变向动态的概念框架，那么对迁移行为科学洞察，并且对这种洞察的实际运用，都能够获得提升。然而，以这种真正的动态解释并不是简单的加入时间因素，而是加入动态意义上的时间。在这样一种动态的视角中，事件的顺次或变迁被视为发展过程，在此过程在中，结果是早期环境的结果，而且环境是随时间变迁的。
5.1.2 时间概念
时间维度可以划分为：一是历史时间，这是最具包含性的时间概念。二是制度时间，即指组成这些社会环境的各种各样制度的发展。三是社会时间，即隐含于年龄系统中的时间。四是个体时间，即与个体生命周期相关的时间尺度，个体时间代表着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动态时间概念，因为生命阶段，事件或现在的性格均被认为是生命过程中一个即时性的点，在生命过程中随后的结果是生命周期中早期环境、事件和经验的结果（Mayer and Tuma 1990）[29]。五是过程时间，即在生命周期中，发展可以解释为生理、社会、心理方面的扩展，大量过程的组合建构出生命周期的具体形态和内容。由于本文研究一开始就采取微观层次的方法，因此个体时间维度，占据着核心地位。个体时间维度与动态概念框架的契合可以包容动态的选择和行为概念，这些选择和行为都是发展过程的结果。宏观环境变革的效应被假定为主要通过对个体生命周期的影响而发生作用。
在行为研究中，尤其是人口统计学研究中，年龄通常被当作一个主要的标准用来判断行为的时间调配，以及用于对情景和事件进行分类。然而必须清楚的是，年代学的年龄并不是个体行为的决定因素。年代学的年龄不能代表真正意义的导致特定生命周期模式的年龄概念。年龄不能解释行为，或者说不是变迁的原因；事实上年龄只不过是时间的流逝以及发展序列的阶段标志，同样年龄只不过是潜在发展过程一个简略的代表性术语。年龄及与年龄相关的行为和变迁仍然是时间的静态解释，除非年龄是意指潜含在其下的发展过程。行为被解释为过程，不是年龄，而是经验（过去的或预期的）划定出人们某个生命发展阶段的能力、观点和动机。段成荣（2000）认为，“时间因素”在人口迁移研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只要资料允许，就应该千方百计按照事件发展的真实时间顺序来处理研究资料。[30]
5.2 生命进程的分析方法
人口学中的行为和隐含其中的个体选择，如果它们的定位蕴涵在个体生命沿革过程的状态背景之中，那么这些行为和选择能够增进解释力。生命周期的方法提供了一种关于个体行为动态视角的适当解释。生命进程的解释力在于它以时间和发展的概念框架来组织相关的事件和因素， 从而简化理解行为逻辑一致性的尝试（Abeles 1987）[31]。然而，应该注意的是，生命进程的分析不能够取代行为理论，由于生命进程本身并不能提供任何关于个人行为形成的假设，以及过程和事件之间的因果解释或机制。生命进程的概念应当理解为行为研究中的组织原则。
尽管学科方法的差异，但是大部分学科认同这一解释：即生命是以具有某种逻辑顺序的阶段发展结构呈现出来。 生命进程分析提供了发现这些变迁结构的卓越分析工具，但是生命进程分析的局限之一是，它不得不依靠其他理论视角来解释隐含在这些变迁和结构之下的机制。主要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学科对生命进程的理解出现了分歧。就人口学研究而言，鲜有运用生命进程的分析方法去深入探讨行为的逻辑原则。如果生命进程分析把生命细化为相关的组成过程或生涯，那么就能增大生命进程分析的分析潜能。生命周期的分析方法和生涯的概念，与勾画人们生命的社会、心理和生理的时间和发展概念相联系。关于个人行为的动态视角的细化包括生命周期的历史或纵向的含义，也包含生命周期的横截面的含义。
生命进程方法的本质是：分析单位为处于地理、社会、历史和政治空间的个人，家庭户或家庭的研究成为与生命进程连接在一起的研究。通过研究个人，生命进程分析承认人生经历的不同形式，并不试图把标准的或理想的生命路径强加给个人。另外，生命进程的核心概念不是“阶段”概念，而是“转变”概念（Boyle， Halfacree and Robinson 1998）[32]。
马尔德（（Mulder 1993）用生命进程的方法研究了迁移行为[33]，他提出迁移经历从属于“并行经历”（parallel careers）：其中的发动经历（triggering career），指并行经历产生的迁移寻求达到的目标。包括：（1）事件依赖（event dependence）：在并行经历中如结婚、离婚、上大学或换工作，一个事件发生所产生的效应。（2）状况依赖（state dependence ）：在某种经历中处于某种状态产生的效应。按照距离、方向和目的地的选择，不同的发动经历也会引起不同类型的迁移，事件和状态不仅影响迁移决策，也影响流动的类型。不仅如此，并行经历也会产生个人的资源和限制，这被称为条件限定的经历（conditioning careers）。如职业经历决定个人的收入和储蓄，家庭户经历限制个人迁移的自由，居住经历的投资可能限制随后的流动。
5.3 个人的发展阶段与迁移
生命进程可以解释为包含各种发展阶段的发展过程，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表征，内化以前的经验并影响后来的发展。生命过程中某个个人位置反映了一组特殊能力，与他人关系，动机，责任，义务，约束以及对世界认识的集合。这些体现为在不同社会环境下人们生活过程中的可识别的各种各样的行为模式或发展轨迹（Elder 1985， Mayer and Tuma 1990， Runyan 1982）[34][35]。确切的发展性理解是以动态的时间视角定位行为和事件，把这些行为和事件看作是早期情况的发展延续。以动态的视角看，生命进程中，行为及其意义依据不同生涯的发展而改变。我们这里的任务是要概化这一机制：个人通过这一机制接受他人和社会背景资源的信息，组织和处理这些信息，赋予行动意义，并把生命发展起伏过程中的不同生活领域和阶段与其他领域和阶段相调适。
对生命进程的认知性解释可以视为个体行为及选择的动态背景。这种认知解释对不同生涯中以共时和历时形式所建构的经验进行解读。这种对个人历史的动态性评估是潜含在人么行为决策之中的认知图式建构的决定性因素。这些认知图式不是静态的，而是随着生命过程的发展不断建构的。虽然个体生命过程是个人信息流过程，但是它完全是嵌入社会之中的，不仅是因为对人们发展历史的解释要依靠社会建构的意义规则，而且是因为，生命进程的组织反映了先于生命进程发展的特殊社会环境的影响。就这个意义上，以人们的心理表现所体现出来的个体发展历史，拥有两个基本的时间维度发展轨迹：制度时间和个人时间。
迁移与生命进程存在密切联系，有不少研究集中于生命进程模式对迁移决策的影响（Jansen 1969）[36]。有研究表明，那些有可能改变住所意图的迁移者正是那些处在生命进程中发展阶段并有向上流动潜能的人（Leslie Richardson 1961）[37]。罗杰斯和沃特金斯（Rogers and Watkins 1987）通过实证研究发现[38]，在生命转变的过程中，即儿童早期、进入劳动力市场早期、退休和老年晚期四个年龄段是迁移的高峰。影响迁移的具体的个人生命进程转变主要包括：i离开父母的迁移决策。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必须进入好等教育机构；二是为了寻找第一份工作；三是组建新的性生活单位。ii结婚或离婚影响迁移。iii生育与迁移。许多经验研究证实家庭户迁移是为了调整适合家庭规模的居住空间。iv退休与迁移。在许多国家，养老金制度允许退休者停止工作，而不担心陷入贫困，寿命延长和健康水平提高允许老年人积极参与流动和迁移。许多老年人迁移决策的核心是为了与亲属住得近或是为了能有人照料。
评论
人口统计学需要理论基础，但作为一个以描述人口与人口变化为核心任务的学科，他本身并不是以追求理论为目的，也不需要复杂的理论来阐释呈现各种事实状况的统计数值。但是，要对人口现象和人口变化进行恰当解释，他的却需要行为理论为背景。这种理论背景对解决不断循环出现的问题是不可缺少的，因何就在于它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解释的框架。本文的解释模式没有给迁移提供彻底的、无所不包的理论，但就扩展学科理论基础，融合不同研究方法而言，他的确为迁移研究提供了理论深度。笔者大胆设想，本文的分析框架可以用来分析中国的生育率（布如金先生已对生育理论和印度的生育状况进行了分析）、出生性别比，甚至对分析老龄问题也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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