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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494(2001)03-0005-05
数量和质量是我们考察一切问题和现象的基本出发点，高等教育亦不例外。我国高等学校连续2年以至继将延伸的扩招行动，是一个时事视点、社会焦点、大众热点性的话题，思考、分析、研究扩招与高等教育质量成为高等研究者不可推卸的时代使命。我们就是在“盘点”扩招后高等学校资源现状的基础上，探究高等教育发展中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内涵，提出几点当前保障高等教育质量的举措。
一、扩招后高校资源现状
（一）普通高等学校师资配备的数量、结构和水平，对保证教育质量的影响最为直接，已上升为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首要因素
国内外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实践表明，师资配置的数量和水平同发展高教规模、提高高教质量有着最为直接的密切关系。1998年至2000年，由于普通高校连续2年大幅度扩大招生规模，师资配备数量不足、结构失调以及水平不高成为空前突出的关键因素。
1、生师比升幅过高。按照有关宏观统计数据，1998年至2000年，全国普通高校本专科以相应比例折算后的生师比已从10.7:1窜升至15.2:1。以国际专家们提出的同类本科高校最佳生师比标准14:1为基数，则我国普通高校生师比超负荷8.57%。生师比平均水平的背后隐藏着这样的事实——不少地区的生师比升幅远远超出平均数，许多高校已经出现了程度不高的教师紧缺现象。2000年，黑龙江、江苏、福建、江西、河南5省普通高校生师比达到16:1，而广东、四川2省普通高校生师比更是惊人地达到了18:1。一般说一个教师平均所指导学生越多则教学效率更高、高教效益更好，但必须把效率、效益与专业特点和教学效果紧密联系起来考察，如果教师太少影响了教学效果，就一切无从谈起。
2、师资学科专业结构失调。高校教师既总量偏缺，又结构失调。师资结构上的矛盾突出表现在部分公共基础课如大学公共英语、公共计算机课、高新技术相关的学科专业（如电子信息、通信工程等学科）与其他热门学科专业以及工程型、实践型师资严重短缺——一些高校的公共英语、公共计算机课和电子信息、通信工程学科专业教师的平均周学时高达14以上，同时外聘兼任教师和退休返聘教师人数达到本校专任教师的1/4到1/3，并且还安排了一些专业外语的在读研究生给本科生上公共外语课。当然这也是一种必要的手段，但只能是救急措施和吸引人才的辅助手段，如果把这作为维持正常教学的主要手段，必然使原本短缺的资金更加短缺，改善办学条件更加困难，更难稳定和引进常任专业教师，据了解外聘、返聘和在读研究生的教学效果未必很好。
3、师资整体水平不高。一是师资学历构成远未达标。2000年我国普通高校专任教师中具有硕士、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还只有29.48%，不仅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高校教师的学历构成水平，也明显低于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多数同等经济发展水准国家高校师资的学历构成水平。不难预计的是，今后若干年内我国普通高校尤其是省、市属地方高校中青年教师需要在职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人数相当多，必须留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完成课程任务和准备学位论文。二是每百名大学生拥有的高级职称教师数偏低。2000年全国高校的每百名学生拥有高级职称的教师数，本科院校为3人，专科院校为2人，意味着面向本专科大学生担任教学任务的教师的主体不是高级职称教师，这构成了影响高等教育教学质量与健康发展的又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二）普通高等学校教学仪器设备的配置水平，是影响高等教育发展仅次于师资水平的第二个重要因素
国际高等教育统计资料表明，高等学校教学仪器设备固定资产值占全部固定资产总值近年来有了显著提高，这与科技进步关系密切。以美国为例，教学仪器固定资产值占高校固定资产总值比例由1969年的21.7%提高至1993年的42.17%；相反，土地和校舍固定资产值所占比例由78.3%下降到57.83%。我国普通高校教学仪器设备固定资产值占全部固定资产总值1999年仅为26.4%，加上折旧比例过低，仪器设备老化程度严重。许多高校的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达不到规定标准，难以保证实验教学需要；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把本来应由一个人独立完成的实验“置换”成二人甚至三人一组共同完成，“折扣”教学实验和技能训练的质量。据上海市教委1999年的一项调查，全市27所理工农医类高校的317个基础实验室，未来10年设备更新、仪器增添、设施改造所需经费达3.8亿元。这为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窥探、说明高等教育发展的“硬件”制约的严重性。
（三）普通高校校舍中，同教育教学直接相关的教学用房建筑面积仍是牵制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必要因素
随着市场经济机制的逐步建立、完善与向高校的引入，普通高校生活设施特别是新建的学生公寓已越来越多地采用社会化市场机制来运作。据上海市教科院对四川工学院、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大学、湖北大学、武汉职业技术学院、湖北中医学院6校的调查结果显示，房产开发商投资建造的4人合住一单元的大学生公寓，每生每年交租金1000～1200元，通常7年左右即可收回成本，对开发商来说有一定的吸引力。因此，未来的学生宿舍已不成为制约高校扩大招生规模的主要因素。然而，普通高校的教学用房（如教室、图书馆、实验室、体育馆等）由于不能直接收费，开发商因趋利性的选择标准而不愿投资建造。由此，虽然几年来许多高校在积极地运用财政、金融、信贷等多种筹资渠道大规模地进行教学基础设施建设，使得教学建筑设施配置需求已不成为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但与基本教育教学质量密切相关的教学设施建设和配置状况仍是考虑高等教育发展时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四）充分考虑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对高等学校办学条件的深刻影响，改善与高等教育现代化相关的基本办学条件势在必行
面对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高等学校的教学内容、模式、方法与手段及其对基本办学条件的要求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网络计算机、电子阅览室与电子读物可以较大地改变传统图书、期刊、书库、阅览室与有关设备的配置水平和格局。二是信息技术的迅猛成长，一方面需要提高实验室教学仪器设备的配置水平；而另一方面，通过开发建立由电子信息技术控制的虚拟实验室，则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实验室仪器设备配置的数量规模。三是教师运用多媒体、计算机技术制作课件或者利用多媒体教室进行较大规模的授课，既可扩大授课的班级数、也可拓展教师的教学工作量定额。（注：本部分所引用数据参见上海市教科院的《普通高等学校合格办学条件标准研究》报告.）
二、高等教育发展中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内涵
无论从静态的发展状况还是就动态的发展进程来看，数量和质量都是衡量、把握高等教育发展的两个基本指标。高等教育发展是按照自身规律，以长期、持续、稳定地维护数量、质量、结构、效益协调发展为目标，以最大限度地与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相适应为准则，来选择发展道路的。由于社会经济的规模和水平是由低到高、由不发达到发达递进发展的，它对专门人才的需求和对人才培养的投入也是由少到多、由小到大渐次提高的，此其一；其二，高等教育是育人事业，不能像工业化工厂那样频繁、大幅地调整“生产计划”，其吸纳能力和发展程度是由弱到强、由落后到先进逐步演进的。因此，我们通常追求高等教育长期连续、相对平稳地发展。但事实上，一个国家或因政治经济的急剧变革，或因外来文化思潮的冲击，一方面其高等教育会沿着指数振荡式上升的路径发展。如20世纪70年代初的德、意、法、美等国，缘于二战后婴儿激增带来的青年人口高峰、中产阶级扩大及其家庭财富增加和工业化对专门人才需求攀升，德、意、法三国18岁人口的高等学校入学率分别从1970年的7.45%、9.70%、9.29%剧增到1975年的18.60%、24.34%、22.24%，美国20～24岁年龄组人口的高等学校入学率则由22.06%提高到26.41%，（注：黄福涛.20世纪西方高等教育发展的特征与趋势[J].厦门大学学报，1999,(2).）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0.08%、20.20%、18.27%、3.67%，除美国外（早在20世纪50年代即已实现“大众化”）其他三国也从“精英”阶段过渡到“大众”阶段。然而70年代中期以后，因外延粗放式增长和学龄人口波动等因素的影响，欧洲国家的高等教育进入史称为“紧缩的”、“不确定的”甚至“黑暗的”年代，整饬数量过快增长带来的负面问题——高等教育的适龄人口入学率稳定在20%左右。然而与此不同的是，美国的高等教育事业进一步扩张，得以达到“普及化”阶段，除其经济持续增长的强力推动因素外，高等教育数量增长保持适当幅度的特征不能不说是重要的一条原因。可见，另一方面，数量波动增长本来是有限度的。从高等教育需求及国际高等教育比较的角度看，我国高等教育尚需补偿性增长，近年来的高校扩招是这个意义上的实践，客观上存在着合理性。摆在我们面前急需解答的问题是——始于1999年的高校扩招，当年实际招生159.7万人，比1998年的招生数108万人增加47.3%（原预计增幅为44%）；2000年高校招生数达到220万人，比上年实际录取数增长了34%。——我们是追求统整数量、质量、结构、效益的发展，还是只发展诸如“数量”一个要素？
高等教育系统内数量增长与结构、质量、效益相互和谐的整体发展，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要义和真谛所在。换言之，高等教育发展是一个由数量、结构、质量、效益组成的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的概念，四要素在高等教育发展全程中不间断地发生着互动作用。这里以质量为“接口”，对四要素略作分析。首先，数量的增长既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首要要素指标，也是高等教育质量的前提。没有数量的增长，就无所谓发展，也因“附着物”的缺位而只会有抽象的质量；但仅仅是数量的增长，既不能替代高等教育发展，也因缺乏质量而沦为无意义的增长。其次，结构调整是高等教育发展常论常新的话题。我们提倡高等教育的适宜质量，所谓高等教育的适宜质量，就是能够满足各种各类各个层次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高等教育为有质量，满足程度高即为高质量；反之，视为无质量、低质量。显见的是，即使增长了数量，如果结构不合理，与经济社会需求不匹配，就会造成高等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和人才的大量积压。或者可以说，结构和质量是同一事物、现象——高等教育——的两个方面，如果结构优化，则表现了质量的优质性；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也一定具备好的结构。再次，不是空谈的高等教育数量、结构都必须耗用一定的资源或投入，利用一定的投入得到最大的产出效益，或者达到一定的产出效益所用的投入最小是各行各业的普遍追求，高等教育也是如此。且不论来自高教界之外的几近责难的“低效”呼声，有结构优化而无质量保证的数量增长，就离开了成本效益约束，就无法谈及真正的发展，充其量是一种不可能的高投入的增长。有质量的“有用物”才会有价值、有市场，也才会有效益，高等教育质量则是高等教育效益的基石；低质量或无质量的高等教育“产出”越高，效益越低，负效应越大。此外，高等教育效益还包含规模效益和结构效益——高等教育只有规模扩大适度，才能使资源获得充分、合理利用；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所带来的“节约”效益也会非常可观。事实上，规模效益和结构效益是质量效益的具体层面的反映，放逐质量的规模、结构方面的效益或效率，是脱离高等教育本质、背离高等教育逻辑因而不能允许的目标。质言之，高等教育发展不仅有数量的增长、结构的优化、效益的跃升，还要有质量的提高，必须是一种有质量的“数量”、“结构”和“效益”；不顾质量的增长，只会溢余一堆色彩绚丽的“泡沫”。
颇值关注的是，高校扩招彰显了四要素特别是数量和质量的动态平衡关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数量超常增长了，如果包括专业、层次、区域在内的结构失调，必然出现更大的资源浪费、更广范围内的失业和整个社会的不稳定，结构质量滑坡；随着多于以往的家庭和学生个人向高等教育的直接介入，使得质量要求更趋多元，入学缴费则使他们对质量要求更高、更为挑剔，即期待质量升高；规模扩张仅仅只提供了提高效益——规模效益——的可能性，真正达到高效益还应使之内涵化、质量化。这就要求高等教育务必像经济领域“边发展边治‘污’”一样在数量波动增长的同时“沉淀”其所激起的“泡沫”——及时“软着陆”，全面顾及数量和质量，努力追求外延集约式增长，避免滑向非此即彼、变此为彼、此中无彼、彼中无此的极端失衡局面。几乎可以肯定地说，高校扩招必然引发数量和质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对此，一方面应积极地化解可接受限度内的矛盾，通过各方面的创新去克服困难，问题真正解决了，就会取得高等教育实实在在的、非伪的“真”发展。另一方面应按高等教育的内在规律去寻求、把握它们相互融合的“极限区间”，因为数量增长离不开经济基础，质量保证得投入资源（包含智力、精力、财力等）。诸要素要求的投入总量和“连带”的问题，应大体上符合现有、潜在的高等教育综合力量和容量。
三、扩招中保障高等教育质量的举措
在了解高等学校资源现状和把握高等教育发展中数量和质量关系内涵的前提下，如何在扩招中保障高等教育质量呢？我们认为：
（一）筹集财力，夯实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的物质基础
以高等教育综合发展的目标及其所需的财源估算，发展目标和可供财源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缺口。据测算，未来10年我国高等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因规模发展需增加建设性投入累计约4500亿元。（注：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1998.）在解决高等教育发展财源问题方面，第一、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来源。虽然规定了国家教育投资应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但实际上则是1990年为3.04%、1992年为2.73%、1993年为2.54%、1996年为2.46%、1997年为2.5%、1998年为2.50%，教育经费的“名”“实”差距可见一斑。要保证高等教育优先的、适度的超前发展，应真正做到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那样，在多渠道筹集经费的同时，政府每年尽量多增加投入，发挥国家财源的主渠道作用。第二、明确学生的高教成本费用分担比例。面对广大居民日益高涨的高教需求和高等教育供给不足的尴尬局面与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人均GDP已超过800美元的现实状况，应适当放松高等学校的收费价格管制，学生按准成本缴费，对于有些学生如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类的大学生，可以做到经常性收费自收自支，进而化解经费矛盾。第三、充分利用民间社会力量办学。欲创造性地解决高教发展财源问题，就应大胆应用非传统的筹资手段，以有利于集聚更多的高教资金、有利于解放高教生产力、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居民接受更多更好的高等教育的需求为标准，调动一切投资和捐资助学的社会力量，发展高等教育。第四、鼓励企业财团或个人向高等学校捐赠助学。借鉴国外高校接受公司、校友、慈善机构捐赠助学的成功经验，国家出台政策、建立机制，引导、鼓励那些希望捐资资助高等学校并在新闻媒体上加以宣传的机构或个人采取行动，共同做大高等教育财源这块“蛋糕”。
（二）开发人力，壮大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的依靠力量
在迫人的形势面前，各类高等学校必须以历史责任感、积极的态度和现代思维方式，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把高等教育“人力”这一关键问题解决好。
1、转变管理思想观念，形成动态的、开放的管理模式。第一、高校的管理者要明确树立管理就是服务的思想观念，开展服务创新。管理的本质就是不断增强队伍素质，发挥教师队伍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是为教师服务，为教学服务，同时也是为走向教育大市场、搞活教育大市场服务。如果说高校管理具有学校管理和行政管理双重属性的话，那么教师队伍管理更具有学术性特征。管理的对象含教师的素质而非限于此，目标应是教学与研究的效率、效益，终极目的是教师效能的最大释放。第二、变封闭式管理为开放式管理。长期以来，由于计划经济的体制及其深刻的影响，我国高校教师队伍建设一贯固守封闭的捆绑式管理模式，奉行部门所有制、行业所有制、高校所有制，虽然有利于教师队伍的稳定、稳固，但却有碍于教师队伍培养培训、交流更新和优化整合。应既在高校之间开放，又向社会开放尤其是国营、民营、私营企业和科研院所开放，与他们建立广泛的联系，实现双向交流，互惠互利。第三、变静态的管理为动态的管理。以往的教师队伍管理往往谋取维持现状、固守一隅，把教师队伍视为凝固不变的静态“物”，设法管住、管死，这显然是不符合规律的，也是保守、无能的表现，更与现状格格不入。实现动态的教师队伍管理，就是要建立教师队伍在数和质两方面的平衡与发展模型，保持质的稳定性和量的伸缩性。
2、选择积极的培养策略，优化教师结构，提升师资水平。从培养主体来说，研究型综合大学应承担起高校教师培养的主要任务。研究型综合大学在办学性质、层次、专业设置、培养目标、培养层次等方面独具特征，其培养的高级专门人才在创新性、实践性上有明显的优势。保证研究型综合大学在教师培养中的主导地位是保证高校教师队伍质量的基本前提。研究型综合大学要在专业构建、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做必要的调整和改革特别是在张扬师范本质特征方面应有新的成就。
培养层次要上扬。从创新性人才培养、数量超常增长和高等教育质量进一步提高的标准来看，应在本科教育扩张的同时，持续扩张研究生教育规模，大幅度提高各层次高校教师队伍的博士、硕士学位的比例。
在培养形式上，高等学校应率先实现自身教师的教育终身化，既坚持国家对担任基础课、专业课教学的教学科研骨干教师的高格调、高品位、高水平的培训；又从自身实际出发，自己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搞好教师进修、培训工作。
在培养组织上，学科建设是高校教学基本建设的龙头，也是教师队伍建设的“根据地”。这已经成为一条高校基本的办学经验。因此，要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补充、更新仪器设备，满足硬件要求。另一方面，组织开展科学研究活动，以课题、项目和成果、效益回报团结、凝聚、提高教师队伍。特别要指出的是，高校要以多种形式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和人才交流，在联合、协作、研究实践中锻炼、调整、整合、优化教师队伍。
（三）聚焦精力，确立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的正确观念
1、强化心力。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数量、质量、结构、效益同样处于不平衡状态（或者说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即有时侧重数量的发展，有时侧重提高质量；有时侧重结构的调整，有时侧重效益的提高。我们认为，暂不论后二者，高校扩招暴露、激化、突出了高等教育质量方面的问题、矛盾和不足，使之成为今天和今后一段时间内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心议题之一——虽然扩招前的高等教育质量一方面存在着以高校的物质条件、教师水平及其声誉想当然地“担保”学生质量、没有真正建立“宽进严出”的淘汰机制、社会迫于“卖方市场”原因对质量未施压力的缺陷；但也有要求高校应有相当数量和规模的教育教学物质条件与相当数量和水平的师资力量、对新生的入学要求执行比较严格的标准的合理性。然而扩招后，一些高校为了短期利益大大降低了入学要求，忽视质量，甚至出现了拿钱买文凭的现象；另一方面，从持续发展来看，高校获取资源、吸引优秀师生的最大资本不是其他因素而是其声誉，获得和维持声誉的关键又是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质量是生命线”的企业宗旨在高等学校有通用性，如果某校让不合格的毕业生流入社会，就犹如不合格的产品进入市场，就必定砸自己的“牌子”。如前所述，不同办学层次、不同培养目标、不同社会面向的高校，应该有不同的质量标准。在各自的标准下，不能以过分牺牲质量为代价去迁就数量的扩张，防止时过境迁后所获的是“事与愿违”。高校和有关职能部门都应有强烈的创建、保全自己办学声誉、质量牌子的意识，通过自我检验、政府检查、社会评估、市场监督等有效机制的运行，不断地提升教育质量。
2、激发活力。如果说前述的筹集财力、开发人力是就“改善增量”而言的，那么为了推进高等教育快速、完全发展，还必须借助深化改革的力量来“盘活存量”。一是对现有高等教育资源进行重组。打破因管理分工而形成的高教系统内部的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局面，在政府有关政策的指导下，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采取体制创新的方式重组高教资源。二是进一步对高等学校放权松绑，切实落实《高等教育法》中规定的招生权、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权、教学权、科研权、对外交流合作权、人事权、财产经费管理使用权等高等学校自主权，使其真正成为自我约束、自主发展的办学实体。
3、克服阻力。在以“扩招”行动掀起的、带有明显标志的这一轮高等教育发展中，毋庸赘述地存在着一些困难和阻碍。首当其冲的是，“高校办社会”的沉重包袱迫使一所所学校精力分散、魅力全无。为此，必须积极、稳妥、纵深推进高校后勤服务的社会化，特别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快师生日常生活设施的社会化动作步伐，包括筹建、管理、使用、产权转移等。努力达到既超脱数量增长的“瓶颈”，又归还紧抓质量的精力，实现数量发展、质量提高的“双赢”局面。
4、放大动力。教学是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核心环节，已成为各界共识。教学改革本来是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基本动力和终极归途，高校扩招与教学改革的深化同步进行，是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一个必需的观念。只有进一步深化高校教学改革，才能保证扩招中的高等教育质量。为了保证连续扩招的富有成效和最终实现，也必须不断推进教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