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地理学与地缘政治学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地理学论文,地缘政治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这个政治地理学教学中常常遇见的德文名词，对许多年轻的地理学者来说，是一个比较陌生而带有一点神秘感的专业术语。由于建国初期，地缘政治学是受到严厉批评的“资产阶级地理学思想之一”。以后这个名词在中国一般的地理著作中就很少出现了，只是在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地理学的时候才会提到它。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随着我国人文地理学的“复兴”，政治地理学已不再是禁区，作为其主要流派的地缘政治学又被重新提出来了，谈论政治地理学与地缘政治学的关系以及西方各种地缘政治学的理论的人也多起来，可是对地缘政治学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论述，客观而公正地对它进行历史评述的却不多。致使许多人对这个被纳粹利用过而声名狼藉的地缘政治学仍避而远之，不敢涉足，或则含混其词，不予评论。因此，笔者认为很有必要从正面来讨论一下地缘政治学的一些问题，以澄清是非，明确认识。
吴传钧教授说：“地理政治学Geopolitics（英文）注重研究国际和国内政治活动、政治现象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这既包含对政治活动进行定向分析，又研究政治决策对地理环境的影响，它还深刻触及到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西方学者则认为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是研究国家的对外政治战略（国防、军事、外交战略）、决策与地理环境的相关关系。故有人称它是一种战略地理学。当今世界的许多国际活动都有其特定的地缘政治背景。因此各个国家要制定重大的对外战略，都是以地缘政治作为着眼点和立足点的。所以对地缘政治关系与背景的研究，并非帝国主义列强所专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可以进行研究，笔者拟从论述地缘政治的发展过程来说明这一点。
一、政治与政治地理学
人类的政治活动及由此而形成的各种政治现象与事物，是人文地理环境中显著而又复杂多变的一种人文事像。它受其经济基础的制约，又以其强有力的反作用力影响着经济基础，并对其它的人文因素及其活动产生直接的干预和限制作用。
“政治”一词，源自古希腊学者，誉称为“自然地理学鼻祖”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e（公元前384—322年）所著的《政治学》一书，古希腊文Polic（政治），原指古希腊的“城邦国家”，《政治学》的中心主题是研究国家。亚里士多德早在2300年前就全面的论述过国家的一般理论，如国家的性质、起源、目的、制度、政体、国家的活动、治国之术与国家兴衰之理、权力分配及国土、人口等。可见《政治学》就是一门以研究国家及其各种政治活动的专门学问。
“政治地理”这一术语的出现，是18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I·Kant（1724—1804年）最先提出来的。而“政治地理学”这门学科的奠基人则是其信徒、德国著名人文地理学大师拉采尔F·Ratzel（1844—1904年）1891年发表了他的《政治地理学》专著，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政治地理学著作，也是人文地理学各分支学科中最早分立的一门学科。
拉采尔认为：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是研究和阐明国家与土地之间存在关系的学科。他把国家看作是人类集团在地表的一个必要的“生存空间”，首次提出了“国家是人类集团的生存空间”的政治地理概念，并进一步指出这个“空间”是“地表有确定组织的人类集团所占据的政治地域”。使“国家”由政治学上的一般抽象的概念，改变成为政治地理学上的地域（空间）概念，今天的国家构成三要素：政权（有确定组织），居民（占据该地域的人类集团），国土（政治地域），即根源于此。可见政治学与政治地理学中的“国家”概念是有区别的。他强调国家只是“地表的一部分，人类的一部分。”即他的政治地理学只是“人类地理学”的一部分，国家的地理研究是以他的“环境论”为基础的。拉采尔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信徒，是他率先把这种学术观点引入政治地理学研究中来的，它把国家说成是“附着在地球上的一种有机体（生物）”，并以优胜劣败的生存竞争规律来解释国家的发展与兴衰规律。他创立的“国家有机体论”，在他1901年发表的《生存空间：生物地理学研究》一文中又进一步作了阐述，认为国家也和其他有机物一样，有诞生、成长、壮大、衰老、死亡的过程，说什么“作为空间的有机体的国家总是想要达到它的自然界限，如果没有强大的邻国给以有效的反对，它就要越过这些界限”，公然为帝国主义列强的政治扩张活动张目。显然，他的“生存空间论”与“国家有机体论”是一种牵强附会的错误理论，从而将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引上歧途，为此受到后代地理学家的异议和批判。当然，他在政治地理学研究中的开创性功绩，还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二、政治地理学与地缘政治学
拉采尔首创的“生存空间论”与“国家有机体论”为瑞典地理学家鲁道夫·克伦（R·kjellen，亦译作哲伦或契伦，在哥德堡大学任教）所继承和发展，1901年他在《科学的政治学》中首次提出了Geopolitik（德文）这个名称，其含义即“以地理为基础的政治”。他以拉采尔的“二论”为基础进一步论述地理环境对国家这个有机体的各种政治活动的制约作用，并引申为国家的一切政治活动均缘自它所依存的地理条件，即地缘政治的观点。故Geopolitik一词在中国和日本一般均译作地缘政治学，起初也有人直译为地理政治学或地政学的。1916年他又在《论国家》一文中对“生存空间论”进一步作了论述，1920年又发表了《关于地缘政治学体系的基本问题》一书，创立了他的政治地理学派系，他认为“地缘政治学是关于地理的有机体的国家，或者空间现象和国家的学问。”他说：“地理学以土地为对象，地缘政治学常以政治上所组织的土地（领土）为对象，作为有机体的国家的构成要素：人民、国民经济、主权、统治等内容由政治学研究，而地缘政治学则研究国家构成的主要要素：领土。”他同拉采尔一样，深受达尔文生存竞争论的影响，主张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他认为“生存空间”的大小，取决于国家的力量。强大了的国家必然导致要扩大其生存空间，这种谬论迎合了德国容克贵族要求重新分割世界和扩张领土的需要，他还在《现代诸列强》一书中公然主张德国应向外扩张，认为“德国海陆兼备，具有争夺强国地位的重要地理条件，它可以由海洋帝国变为陆上强国，又可以以陆上强国控制海洋”。这样地缘政治学的研究从一般的“理论”研究逐渐转到具体国家为争夺“生存空间（领土或实力范围）”制定政治战略的方向上来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向实用方向转化了。
三、地缘政治学发展的几个阶段
如果说拉采尔与克伦是处于地缘政治学理论的形成和创立时期的话，那么克伦以后则是地缘政治学理论的传播和应用时期。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现在，地缘政治学的研究随着国际政治地理环境的不断发展，内容与形式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地缘政治学，是地地道道的为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扩张政策服务的。
最出名的有美国海军上将马汉·T·Mahan（1840—1914）提出的《制海论》，主张美国控制海洋霸权，就可继英帝国之后，控制全世界；英国地理学者麦金德·Mackinder（1861—1947）则提出《制陆论》，他在1904年的《历史的地理枢纽》这篇举世闻名的演讲中提出的“大陆腹地学说”，把地缘政治学的研究推到全球战略研究的高度，他觉察到英国这个海洋强国的世界霸权已面临着陆权强国的挑战，1919年他明确提出了“谁统治东欧，谁就统治大陆腹地；谁统治大陆腹地，谁就统治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统治全世界”的控制大陆腹地的主张，这显然是为英帝国继续称霸世界的战略服务的。继麦金德之后，是德国的豪斯浩费K·Haushofer（1869—1946）。他是公开为希特勒法西斯侵略战争效力的地缘政治学家。1924年他在慕尼黑创办了世界第一家《地缘政治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Geopolitik），竭力鼓吹“国家有机体论”、“生存空间论”以及马汉、麦金德的理论，他的这种宣传，迎合了当时德国复仇主义者重新扩张瓜分世界的心理要求，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他被任命为地缘政治学院院长，翌年又提升为德国科学院院长，并出版了他的《军事地缘政治学》（Wehrgeopolitik）一书，公然声称地缘政治学是“利用地理知识来支持和指导一个国家的政策的一种艺术。”它“研究土地对政治的存在形态以及生活现象的制约性”。鼓吹什么“地缘政治学是地球上的国家的生命体取得生存空间的政治行为的科学基础”。主张国家要生存发展，必须扩占相应的“生存空间”，故国家的界限是不固定的。明目张胆地宣扬“德国现有生存空间是不够的，现存国界是不利的”。以“使全国人民都因生活困难感到烦恼，使他们自觉地要求改变国界”。并提出弱肉强食既是生物界的规律，也应是国际关系的规律，由于德国资源少，面积小，缺乏必要的“生存空间”和资源，因此要求重新分配世界的领土，而战争是解决“生存空间”的唯一有效办法。公然宣布他的“地缘政治学是公正地分割世界地表的生存空间、呼吸空间的斗争手段”。“地缘政治学为政治行为提供武器，而且作为政治生活的指针”。显然，豪斯浩费的军事地缘政治学完全是为希特勒法西斯政权发动侵略战争的罪恶战略目标服务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给广大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战后，法西斯势力复灭，豪斯浩费亦因惧怕国际法庭的公审而自杀，他的地缘政治学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一切反法西斯人民共同批判的对象，并为大家所唾弃。
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地缘政治学是在特定的政治历史背景和特殊的地域内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不论是拉采尔和克伦，还是马汉、麦金德和豪斯浩费，他们生活在帝国主义列强争夺势力范围、瓜分世界的时代，把弱肉强食的生物学规律引入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领域，为帝国主义国家推行强权政治制造理论，这决不是偶然的。以“二论”为基础的地缘政治学诞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而企图“东山再起”的德国，以后又发展为军事地缘政治学，并在新老两个帝国主义强国（英、美）中获得发展，更足以证明地缘政治学实为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产物。换言之，当时的地缘政治学其本质就是直接为帝国主义强国向全球侵略扩张，争夺世界霸权的政治地理学，是那些争霸强国研制全球政治战略的御用学科。
第二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八十年代的地缘政治学。处于美苏二强争霸对抗的时代，地缘政治学研究首先在两个争霸国家中获得发展，而后扩及到其它国家，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均发生了一些变化。
战后，地缘政治学重新恢复发展的国家是称霸世界的美国和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皮克曼N·T·Spykman（1893—1943年）就为美国“以地理因素设计国家安全政策的研究”。在他的《美国在世界政治方面的战略》中说：“在国际社会中，一切形式的暴力（包括战争），以及一切形式的破坏，都是可以做的。就是说，为权力而斗争等于为生存而斗争，以及改善自己的权力地位而斗争，都是国家内政和外交的主要目的。”在《安全地理学》（1944年出版）一书中，他修正了麦金德的学说，提出“边缘地带论”，主张以控制“大陆腹地”的边缘地带，来建立美国的世界霸权，他说“谁控制边缘地带，谁就能统治欧亚大陆；谁统治欧亚大陆，谁就能决定全世界的命运”，公然为美国在全球的侵略扩张活动张目。杜鲁门包围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就是“边缘地带论”的翻版。1954年美国政治地理学家哈特向（R·Hartshone）明确提出了“全球战略”的观点，他说“当前政治关系和战争扩大到全球，这就是要求政治地理学者不断关心作为整个的世界。”翌年琼斯S·H·Jones发表了《全球战略》一文，重新评述了马汉与麦金德的观点，主张以此为基础来开展全球性的政治战略研究。他还承袭了朱利奥·杜黑（G·Douhet，1869—1930年）的《制空论》观点和赛瓦斯基（A·P·Seversky，1894—1974美籍俄裔）的“全球航空战略”构想，认为在航空时代，美国应在全世界建立制空权，要建立绝对的空军优势，并把陆海军均置于空军之下，结成海、陆、空的综合战略优势，才符合美国称霸全球的总目标。可见美国战后的地缘政治是战前帝国主义国家强权政治地理研究的继续，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所不同的只是世界的政治地理环境变了，航空技术的发展对世界战略的影响加强了，可以说琼斯的“制空论”，是航空时代的美国地缘政治学理论。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历届美国政府均坚持实力政策，以苏联为主要竞争对象，进行军事对抗，不惜巨资进行空间军备竞赛，力争保持空中优势。如里根推行的“太空防御计划”和老布什的“控制太空”战略，可说是这种全球航空战略的具体反映。
同美国争霸的苏联，它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反苏战略，也在研究与制订相应的对抗战略，它的全球性的大战略研究摒弃了拉采尔的“二论”，而是建立在对国际政治环境的变量分析的基础上，这是地缘政治关系研究的一个新发展，虽然在苏联学术界不再把这种国家的政治战略研究称为地缘政治学，而实质上它与美国的地缘政治研究差不多，是侵略扩张型的争霸战略，是强权政策的工具。它可具体反映在斯大林、赫鲁晓夫与勃列日涅夫时代国际外交、军事战略之中。斯大林创立的以它为首的、“政治上一致”的社会主义阵营，在它东、西边境毗邻的人民民主国家，实际上成为苏联对抗美国反苏包围的前卫地带；赫鲁晓夫时代，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航天技术与军事实力增强了，他提出与美抗衡，推行和平共处的新战略，他积极利用周边地区的社会矛盾，支持反美活动，瓦解美国的反苏军事包围圈，并将势力引伸到亚、非、拉地区与美争霸，扩建自己的亲苏据点与反美基地，甚至冒险到古巴去建立反美导弹基地。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大力强化苏联的军事实力，尤其是在核武器、导弹、航空航天技术方面与美国“针锋相对”，竞争高下，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其强硬的、扩张对抗的争霸政策，使整个国际政治局势日趋严峻，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一直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面对美苏两霸激烈争霸的世界政治形势，世界各国也在根据各自的地理位置和国家的切身利害关系，在两霸对抗时代研制相应的政治发展战略。有的国家直接与二强结盟，以求庇护，如“北约”、“华约”诸国及与美国建立军事联盟的国家（日、新、澳等）。在美苏二大军事集团交接地带的许多国家，多采取“中立”和“不结盟”的战略，如瑞士、瑞典、芬兰、奥地利等国的中立；南斯拉夫、埃及、印度、柬埔寨、印尼等国倡导的不结盟（不与两霸结盟）运动，就是反抗美苏争霸的产物。这个不结盟的战略，发展很快，为一百多个国家所接受，这是一种保安全、求发展的政治战略，与美苏的扩张争霸战略迥然不同，可说是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地缘政治学，这是地缘政治学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牌。在70年代毛泽东划分的“三个世界”的理论，也可说是一种对抗美苏争霸，防止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积极防御型战略，它是一种新型的地缘政治观。
两霸的军备竞赛使大规模杀伤性的核武器与生、化武器急剧扩增，航空、航天技术发展，高新尖的军事技术成了争霸的主要手段，从而使地缘政治学向军事地缘政治学的危险方向倾斜了。八十年代，美苏两霸的核武库已备足了毁灭全人类文明的现代化武器了，未来的核大战中，将没有胜利者，只能是自杀性“同归于尽”的失败者，这个结局不是争取独霸天下的霸主所企盼的。因此在相持不下而危机险恶的条件下，由经济、科技实力较弱而军备竞赛包袱重的一方苏联，主动向美国提出了停止军备竞赛，缓和世界政治形势的建议，而自恃其经济、政治、科技实力的美国，也在确保其核霸地位的基础上，与唯一可与抗衡的苏联对话，于是出现了1987年戈尔巴乔夫与里根的多次会谈，使美苏的政治关系趋于缓和，从而使东西方对峙的政治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
第三阶段：九十年代以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欧洲统一进程加快、北约东扩、美国超强独霸的地位凸现，世界的政治格局又出现了“一超多强”的不稳形势，从而使与新的政治格局相适应的地缘政治观也出现了大的变革。
首先是巨霸美国，它是地跨两大洋、处北美中心地带、南北边防安稳、两次世界大战中损失最少而获利最多的工业化强国，其地缘政治条件得天独厚。苏联解体以后，它在经济、政治、科技、军事、信息等领域的领先地位均十分突出，美国朝野都陶醉于冷战结束后的“美国世纪”的来临。不少政治家与军事家均在谋划美国在21世纪的新的全球战略，力争在新世纪之初期，进一步巩固与加强美国的“超强独霸”的实力地位，为21世纪是“美国独霸”的世纪，打下稳固的基础。为此，近几届的美国政府都不遗余力地增加军费，继续发展反弹道导弹和核武器、强化其航天及控制太空的技术优势，以强大的军事威慑力量作为它称霸世界的主要手段。不过这种“军霸”主义的发展前景是险恶的。一旦政治失度，军事失控，法西斯的德国与军国主义的日本穷兵黩武的教训，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超强独霸”的格局极易引发霸主国架空联合国，有使世界政治局势失控的危险。其次是对未来的竞争对手采取不同的遏制与分化战略。据推测，在15—20年后，目前的几个实力较强的欧、日、俄、中、印等国在经济、科技方面均将有不同的增长，美国在全球的经济与贸易上的比重将随之下降，这是最具挑战性的一个方面，但在综合国力上任何一个国家仍不足以取代美国的霸主地位。而美国最关注的是它的两个潜在的竞争对手，一是地大物博的俄罗斯，一是具有巨大生产潜力与消费市场的掘进中的中国，因此这两个国家仍将是美国重点遏制的对象。此外，在西方阵营内也有两个可能分离成为对手，统一的欧洲与进一步壮大的日本，长期以来，这是美国全球战略钳制中、俄的盟友，也就是大包围圈的两翼。但地缘关系的差异以及将来经济竞争的矛盾，将会引发分异与抗争，甚至可能成为强有力的多极的一员，与美分庭抗礼，更可怕的是它们之间的联手、合作，可能对美国的独霸地位构成威胁。因此防止俄罗斯融入欧洲，日本融入亚洲，将是美国另一个极度关注的问题。至于亚、非、拉的大多数国家，美国关注的重点有四：一是谋求发展核武器和生、化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美国将其称为“无赖国家”；二是危及美国社会安全的组织，如恐怖组织；三是公开与美国对抗的国家；四是对美国未来的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国家和地区。总之，以维护与不冲击美国的霸主权益为准。
其次是发展壮大中的强国，为了自身的安全与生存发展，也有各自不同的地缘政治战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全球战略”已不为“霸主国”所专有。因为各国的地缘政治战略最终是为其经济的发展服务的。因此，这些强国与霸主美国之间既相互依存又不断争斗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遇到事关各自生存发展的切身利害的大问题时，更是如此。故这些国家的战略目标多趋向于多极格局。不过它们都侧重于自身的独立、权益与安全，重视睦邻关系、尊重国际法准则、多方与各国发展友好关系，以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这与扩张侵略型的霸主战略是不相同的。
第三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冷战时期，不少国家采取了“中立”和“不结盟”的战略。冷战结束后，多数国家按地缘关系，组成各自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联盟，拉丁美洲、非洲、阿拉伯国家、东南亚国家等都成立了相应的组织，以维护各自国家和地区的切身利益。显然，这些实力较弱的国家群体从“不结盟”走向地区“联盟”是一个积极的进步。它们都希望区域内的每一个国家都能从本国的国情出发，按照自身安全与发展的需要，自主地研究与调整与周边邻国及世界各国的政治战略，遵守联合国宪章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改善与处理好国际间的各种关系。为创建一个和平、安全的，既利于本国人民又有利于全人类生存发展的国际政治地理环境而努力奋斗。如果世界上的霸权国和强国能顺应大多数国家的要求：求和平稳定，谋共同发展，地缘政治学就能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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