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政治文化与明初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文化与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太祖朱元璋在元末起义中脱颖而出，“不十余年而成帝业”，颇具传奇色彩地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出自贫苦农家而登上封建帝王宝座，并开创了二百多年封建王朝的人物。长期以来，对他成功的奥秘何在的问题，往往强调从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儒士对他的影响作用方面来总结研究，而忽视了广阔的文化背景和深层的文化心理因素的探寻。本文拟通过传统政治文化与明初政治历史现象，对朱元璋的成功之道作一新的诠释。
一、从农民到皇帝
－－传统政治文化作用中的成功范例
由于本文主要论述传统政治文化与明初政治的关系，因此，有必要首先谈一谈政治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概念。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是本世纪五十年代由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首先提出的。阿尔蒙德认为，政治学的核心是政治体系，研究任何一种政治体系不应局限于政治结构及其作为，而且还应当了解和分析其基本倾向，这就是“政治体系心理的方面”。即政治文化。①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一个特定时期对政治潮流的态度、信念、情感的总和。由于人们的政治活动与政治体系的运行，都离不开政治思想观念、政治价值取向、心理情感等因素的方法支配，政治文化概念的提出，提供给我们一种有可能更全面地把握和限制政治现象因素的方法，有利于我们开展对政治史的整体研究。
一切文化都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物质形态的凝聚。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从整体思想的视野来看，传统文化中的政治思想发韧于上古先秦时代。从那时起，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孜孜以求的就是理想的社会政治模式，于是，取之不竭的传统政治智慧便贯穿着中国的政治历史。在中国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这种特有的政治文化，反过来又作用影响于整个社会。汉代刘熙解释“传统”一词曰：“传，传也，以传示后人也。”②传统所指的是历史沿传下来的具有一定特色的文化、思想、道德、制度、艺术、风俗、心态等，是反映客观事物的一般规定性的概念。就某种意义来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儒家圣贤世代相传的“道统”几乎可以相提并论。纵观传统政治思想与实践的历史，儒家所倡导的社会政治学说占有重要地位，它铸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政治观念、政治俗价值取向，以及行为方式、心理情感。植根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家庭血缘宗法社会土壤中的古代君主政体和与之相适应的这种政治文化紧密相结，构成中国古树上的常青之藤。
从历史主体的实践活动出发，理解事物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史观的基本要求。下面结合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和作用，对朱元璋作为主体的选择和实践作些具体的考察。
1.从小的熏陶与潜意识的产生和存在
朱元璋出身于古代封建社会的一个典型贫苦农民家庭。他的祖父辈因贫穷一再举家迁徙，他的父母、兄长“农业艰辛，朝夕彷徨。”③他从小就替地主牧羊。可是，在史籍中，载有他和牧童伙伴们常玩装帝王游戏的记录。他会用棕叶做成胡须，把一块车轮木板顶在头上当作王冠，用碎木片做笏，命令其他孩子在自己面前站成一排大礼朝拜，“俨然王者。”④这提示我们，尽管他当时年龄尚小，地位低微，但传统政治文化世代传递的投射，已在其内心深处埋下了为王称帝的潜意识。
参与政治活动以前，朱元璋只上过几个月私塾。小时候他对国家政治大事的启蒙，是来自他的外公。他外公曾在宋朝大将张世杰部下做过亲兵。宋亡时，陆秀夫背负六岁小皇帝跳海身亡。张世杰率船突围，不幸遇风殉难。朱元璋的外公九死一生，侥幸生还，晚年时常常谈起这段伤心的家国之恨。朱元璋幼年时很有可能在这方面得到一些政治启蒙教育，⑤接受了传统忠君爱国观念和反抗民族征服的思想，自然也会接受一些政治莫测、王朝更换、皇帝可以替代而为的思想。
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年）濠州遭受严重灾荒，朱元璋的父母兄长于半年内相继死去，孤苦无依的他不得不栖身皇觉寺，做了和尚。在到处游方化缘的三年多时间里，朱元璋到过淮西一带不少地方。淮西是后来成为元未农民起义领袖之一的彭莹玉进行秘密活动的地区，朱元璋作为一名社会底层的青年，在漂泊生活中受到起义的启蒙，感受到改朝换代的风雨欲来，是很正常的现象。回寺院后，他交结朋友，“立志勤学”。⑥红巾军大起义爆发，伙伴汤和传信召唤，朱元璋起初尚出于本能“既忧且惧”，但在寺庙化为灰烬，又占卜得吉后，毅然投奔，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2.与政治生涯几乎同步开始的深层心理结构的变化
投军的第二年，朱元璋略地妙山，得到冯国用、国胜兄弟的归附。当时，朱元璋“从容询天下大计”。国用对曰：“金陵龙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伐，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⑦不久，在攻取滁州的途中，“少读书，有智计”的李善长到军中谒见，言道：“秦乱，汉高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载成帝业。今元纲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产，距沛不远，山川王气，公当受之。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⑧占领金陵帝王之都、仿汉高行事平定天下，这一建议，无疑唤醒了朱元璋内心深处为王称帝、改朝换代的潜意识，由此，朱元璋从事政治活动追求的政治目标真实而明确地树立了起来。应该说这是朱元璋和儒士在政治目标认同基础上形成有机结合的开始。值得注意的是，这仅发生于他参与政治活动的第二年。
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率军渡江，拔太平（今安徽当涂）。当地李习、陶安等出迎。陶安这位“习先圣之道，所目皆通”的儒士，⑨又以不烧杀掳掠，“首取金陵以图王业”进言。⑩朱元璋于是“首抚姑孰，礼仪是尚”。(11)由此开始自觉地以传统儒家政治学说及观念指导自己的政治行为。
攻下金陵后，他改名应天，设官建政，为日后奠定了帝王之基。这时，他命有司访求古今书籍藏之秘府，以供阅览。曾对侍臣詹同等说，汉武帝时购求遗书，“六经出也，三代之治始见”，提到他在宫中无事时，“辄取孔子之言观之”，认为“真治国之良规。”(12)参与政治活动五年后，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已经深刻地渗入了朱元璋的内心，其深层心理结构产生了重大变化。他始终牢记徽州老儒朱升教给他的三字诀：“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13)以及徽儒唐仲实告诉他的历史上著名帝王汉高祖、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得以平天下的道理。占据婺州这一理学中心后，他特聘当地儒士十三人为他讲解经史，任宋濂为五经师，从此深信集传统儒释道学说大成的理学是统治天下不可或缺的政治学说。(14)在平定浙东的过程中，他又再三礼聘浙东著名儒士叶琛、章溢、刘基到应天，为他的政权服务。这是他进一步全面接受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时期。
3.新王朝政治目标设定所体现的全面继承传统政治文化的态度
在朱元璋成就他建国称帝政治大业的过程中，曾经发布过两个著名檄文。其一是声讨张士诚的《平周榜》，历数张氏罪状8条，完全是以传统政治文化的政治道德观念为出发点。
其二就是他遣师北伐，发布的告北方官民的檄文。这篇出自大儒宋濂之手的檄文，明确声称：“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15)毫无疑问，其中心思想是以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华夷观和天命观论证了朱元璋讨元、王朝兴替的合理性，表明新王朝的建国纲领是要恢复传统政治文化所规范的封建纲常统治秩序。因此，我们认为，这篇檄文极为突出地体现了对传统政治文化全面恢复和继承的态度。檄文的发布，极大地促进了北伐进军与朱元璋登上帝位步伐。
4.成功的奥秘所在
从上简略回顾了朱元璋由农民到皇帝地位转换的历史过程，我们认为，传统政治文化的重大影响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过去研究中讲朱元璋背叛、锐变的多，但是对他从小在传统政治文化氛围熏陶下形成的政治心理因素注意不够，更没有看到这不仅是他个人或者阶级的局限，还有着整个传统文化的深厚背景。朱元璋的成功正是他对传统政治文化中理想政治人格模式自觉仿效和成功实践的结果。
①“顺天应人”。 对于王朝更替的所谓“革命”的政治行为规范，在政治文化上直接导源自先秦儒家。《易·彖传·革卦》：“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顺乎天”，即“天命”。汉董仲舒言：“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16)这一观念沿袭下来，成为一种不可动摇的基本政治观念。当王朝更替已成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之时，朱元璋崛起于群雄，声明替天行道，充分论证他起而代元的合理合法性。北伐檄文中的“恭承天命”，意义即在此。二是“应乎人”，也就是人归。自先秦以来积淀的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天命”，体现的不是一种抽象概念，而是依赖于现实，见诸于民心的。民意是表示天意的基本途径。荀子曰：“天下归之之谓王。”(17)因此后世明智帝王创建帝业，无不遵行儒家传统“倡仁义”，“收人心”。朱元璋正是走的这条传统政治的有效途径，“不嗜杀人”，“勿贪子女玉帛”，以此戡乱摧强，成就帝业。自觉地以传统政治文化指导规范自己的政治追求与活动，才使他在元末群雄中卓然不群。应该说朱元璋在反元斗争中审时度势，鉴古知今，遵行“顺天应人”传统政治准则，不仅在主观上而且在客观上顺应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集中反映了元末社会各阶层求治、求统一的政治期盼，所以才能拨乱反正，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使命，促进社会向前发展。
②“内圣外王”。 “内圣”是指人的道德修养工夫；“外王”是指人对于社会的功用，即事功。“内圣外王”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梁启超曾言：“‘内圣外王之道’一语，包举中国学术之全体，其旨在于内足以资修而外足以经世。”(18)高度概括了“内圣外王”在传统文化中的极为重要的地位。
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20)要求克己，重建与礼的和谐关系，正是儒家内圣学的起点。其目的是恢复重建社会秩序，无疑也就达到了“外王”的目标。古代思想家们都在这一基础上作出各自的发挥。而“内圣外王”形成完整理论体系的标志是《礼记·大学篇》。其中的三纲八条在于说明治国平天下和个人道德修养的一致性。这种传统政治意识世代传递，经宋代理学家的大力阐释，更突出了“内圣”的一面。他们强调格物穷理，获得道德规范的认识，最终使个人言行自觉地符合“天理”的要求。“内圣外王”实际上是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政治理想人格模式。
社会向人的内化造就了个人，人向社会的外化或积极或消极地影响社会前进。人生的历程是能动地表现自己的过程，是不断地内化和外化的过程。我们不能说朱元璋的成功，是他达到了“内圣”的道德完满，但是一定的历史前提为人们的活动提供的只是可能性，而可能向现实的转化则必须依赖人的主观能动性，朱元璋的成功除有元末历史所提供的参与政治的条件以外，毕竟还取决于他本人对特定的政治形势及政治角色的选择认识和把握程度。
政治文化的功能在于指导人们的政治行为。一切政治实践无不为一定的政治思想所指导。在朱元璋的政治活动中，供他选择的政治文化观念，是为当时的社会生产状况所规定的。历史为他提供的为王称帝成功的范例，也无一不是依从传统政治文化的规范。因此，想要成功地圆他的帝王之梦，无疑就要遵行传统。对于这一点，朱元璋很早就已认识到了。他从一个潜意识中具有出人头地统治欲的贫苦农民开始他的帝王之旅，在无法生存的社会环境中怀着挺而走险的心理投身政治激流，随政治自我认识的深化，潜意识的升华，他“身在行间，手不辍书，礼致儒臣，深思治道”，政治思想观念逐渐成熟，在自觉地与满腹经纶的儒士们结合，以传统政治文化指导规范自我、调节自我的过程中，展开了帝业的追求，并最终实现了称帝，完成了传统政治文化中“外王”的赫赫事功。从农民到皇帝，这一历程折射出传统政治文化无形的强大力量，而朱元璋的抉择是自觉地走进传统政治文化铸就的帝王模式。可以说朱元璋的成功，是历史传统的客观制约性和主体选择性两方面结合成功的结果。
二、治国之道与治世
－－传统政治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统一的新王朝取代腐朽的旧王朝，是历史的进步。作为封建帝王，朱元璋既是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者，又是创造者，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如何治国，是历代统治者所苦心积虑的重大问题，明太祖朱元璋在政治文化传统中找到了稳定国家的钥匙。明初他对大明王朝的构建，对社会的整合，以及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所立一系列制度，无一不渗透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精神与其突出的个人性格特征。明初政治是传统政治文化全面付诸实践的重要时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礼治观的继承和实践
在传统政治文化中，政治的理想蓝图是建立和谐稳定的统治秩序，达到长治久安。因此，礼，作为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被赋予了特殊意义。儒家一贯主张以礼治国，认为“国家无礼不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21)以礼区分君臣、父子贵贱、亲疏之别，使所有的人都按照礼的规范，各出其位，各称其事，从而达到和谐的秩序，天下太平。因此，礼的实质是维护封建社会等级秩序，绝非抽象的原理。礼因其社会功用极为重要，所以才会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治国的不二法门。
明代代元而立，元朝后期封建纪纲已荡然无存，明初统治者急欲恢复重建安定的社会秩序，稳固统治。于是明太祖初定天下，“他务未遑，首开礼、乐二局，广征耆儒，分曹究讨。”(22)他认为元朝废弃传统礼教，“因循百年而中国之礼变易几尽”，而“礼者，国之防范，人道之纪纲，朝廷所当先务，不可一日无也。”(23)因此，制礼作乐成为明初“夏先王之治”和树立朱氏天下正统地位的重要内容。“改衣冠，别章服，正纲常，明上下”，(24)依次展开。令诸儒臣遍历群书，详考酌定礼仪，务求“合于古而宜于今者”，颁布天下，一部《明太祖实录》二五七卷，其中以大量篇幅不厌其烦地记载了各种礼仪。而朱元璋在位三十余年，命儒臣修定的礼书也有十五、六种之多。洪武三年成书的《大明集礼》，在吉、凶、军、宾、嘉五礼之外，又增加了冠服、车辂、仪仗、卤簿、宗学、音乐等，史称“凡升降仪节，制度名数，纤悉毕具。”(25)朱元璋在国家祭祀礼仪制度化的过程中，一方面极力复古，另一方面也曾或以传统政治文化准则为据，或从个人的好恶出发，进行了一些改革。如革除天皇、太乙、六天、五帝祀典，诸神的卦号，都改从本称。又根据“君臣同德”的原则重新确定历代从祀帝王庙的名臣等等。
对于礼乐二者的关系，朱元璋曾云：“若通于礼而不通于乐，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达于乐而不达于礼，非所以振纪纲而立大中。必礼乐并行，然后教化醇一。”(26)早在称吴王之前，朱元璋已选道童充乐舞生，阅试雅乐。这是他对传统文化中乐的“协和”作用格外重视的表现。明初，太祖以元时废弃古乐，更为浮词艳曲，或“与正声相杂”，命废止不用，重新依古制作乐章。他自己也曾亲作乐章乐歌颁行。(27)
礼乐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涉及到国民的各个阶层，成为臣民的行为规范。明初在乡村大力推行乡饮之礼，朱元璋曾诏告天下：“乡饮之礼，所以明长幼厚风俗。今废缺已久，宜令中书评定仪式，颁布遵守。”明太祖在明初锐意复古，试图全面复兴传统文化，在制礼作乐上尤为究心，实是因为他充分认识到了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等级秩序原则是君主政治得以生存的制度保障。
2.君权至上观念的继承和实践
君主政治的文化传统存在深厚的积淀。在古代政治中，宗法制的国家以家族为基础建立，因此产生了家国同构的政治模式。家族组织中父权是绝对权威，国家系统中君权至高无上。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专制思想正是专制政治的衍生物。从秦时开始，政治制度一直沿着君主专制制度不断强化的轨道向前运转。明太祖开国后，根据传统政治文化提供的政治原理和准则，吸取历史上各朝政治统治的得失，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统治。他所进行的一系列制度的改革，旨在强化君权。
在军事上，明太祖和儒臣刘基权衡历代征兵制和募兵制的利弊，创建了新的军事制度－－卫所制度。兼采历代征兵，募兵制之优点。而使五军都督府和兵部分别管理，形成“将不专军，军不私将”，成功地防止了大将拥兵自重，危及君权。在国家行政机构设置上，明太祖首先在地方废除行中书省，把全国分为13个承宣布政使司，设有布政使司、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合称“三司”。分理一省地方事务，互不统属，直接听命于朝廷。一改分权于地方而为集权于中央。随后，他在中央以“擅权植党”罪名杀丞相胡惟庸，取消中书省，废除丞相等官。将原中书省下六部品秩提高，分理朝廷政务，听命于皇帝本人。由此，明太祖宣布了中国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的终结，给封建史上君权和相权之争打了句号。使自己成为历史上权力最大的皇帝。他说：“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抗，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28)
在司法上，都察院、刑部和大理寺合称“三法司”。凡有重案，三法司会审，由皇帝亲自裁决。在监察上，明太祖改御史台为都察院，正官都御史地位很高，同六部尚书并称七卿。于是明朝皇帝将军事、行政、司法、监察大权尽收于一，使封建君主专制统治达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而锦衣卫的设置及大兴党狱带有个性特征的强烈色彩，更将传统政治文化中封建君主的权威原则推向了极致。
在立法方面，明太祖把礼法相提并论，指出：“为国之治道，非礼则无法，若专法而无礼，则又非法也。所以礼之为用，表也；法之为用，里也。”(29)认为刑以辅治，唐虞所不免”。(30)“德主刑辅”是传统政治文化中封建立法和司法的指导原则，法是君主的工具和意志的转换形式，朱元璋重视立法，也在明初以唐律为蓝本制订了《大明律》，颁行了《御制大法》、《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正是要通过法律的制订，以达到维护封建社会秩序和巩固统治的目的。而明初的法外用刑，又是封建君主专制高度发展的产物。
3.贤人治国观的继承和实践
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久已形成以贤治国的思想。荀子专门著有《臣道》一文，把臣划分为五种类型：态臣、篡臣、功臣、圣臣、社稷之臣。前面两类是奸臣的典型，而后面三种则是贤臣的模式。“治国之道，本在得贤，得贤则治，失贤则乱。”(31)因此，人才的问题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明太祖深明此理，他以为“贤才不备，不足以为治”。(32)”。认为元朝“设官不以任贤”是“不明先王之道”，成为其社稷倾危的重要原因。
早在渡江下金陵以前，朱元璋就开始百般招揽录用大批儒士参加他的政权。建国以后，洪武元年“征贤才至京，授以守令”外，“又遣文原吉、詹同、魏观、吴辅、赵寿等分行天下，访求贤才。”(33)明初录用官吏采用了荐举、学校、选举三途并用之法，可谓网罗人才不遗余力。
史称：“荐举盛于明初”。洪武年间，明太祖屡次下诏求贤，他曾对礼部臣言：“为天下者，譬如作大厦。大厦非一木所成，必聚材而后成。天下非一人独理，必选贤而后治。故为国得宝，不如荐贤。”(34)命大臣分行天下访求贤才外，他又命君臣举荐所知贤士，授之以官。并且不拘一格录用人才，认为人不可以一概而论，在僧道、卜筮，甚至小贩中，也有贤能之士，应当拔而用之。而卓越的人才，是不能限于资格的。对蒙古人和色目人也表示“一体擢用”。
培育人才，最根本的办法是兴办学校。朱元璋早在龙凤年间就已开始在各地兴办学校，建国前已设置了国子学。开国后遂诏天下立学校，“礼延师儒，教授生徒，以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35)他谕国子监学官说：“治天下以人材为本，人材以教导为先。今太学之教，本之德行，文以六艺者，遵古制也。人材之兴，将有其效。夫山木之所生，川水之所聚，太学人材所出。欲木之常茂者，必培其根；欲水之常流者，必浚其源；欲人材之成效，必养其德性。”(36)一席话道出了明太祖在明初从中央到地方广办学校的目的，正是要培育出能够符合统治需要的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者。因此明代学校以《四书》、《五经》、《大明律》、《御制大诰》为必读课本，格外重视教化的作用。
明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开科取士。他为选拔人才的途径之一，目的与荐举和学校二者的殊途同归的。但科举实行不久即停罢，原来是明太祖认为这样选拔出来的人才不符合他的要求，徒有虚义，没有真才实学。到洪武十七年（1384年）定科举之式，“后遂以为永制”。然终洪武朝，一直是采用三途并用之法选拔人才的。
明初一方面广揽贤才治理国家，将励循吏，另一方面对不称职的贪官污吏采用严惩不贷的重典。可以说严整吏治正是治国以贤的又一侧面。出身农家的明太祖征于元代官吏贪污腐化以至亡国的教训，对早年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记忆犹新，深感痛恨。因此明初任用官吏，详定考课法以考察之。见到所任官员有勾结凌暴、废公循私、贪虐害民的行为，就采取严厉惩治。还经常告诫百官：“导引为政，勿陷身家。”(37)
明太祖对贪官污吏制裁之严酷在历史上是首屈一指的。他曾经规定，官吏贪污钱财60两以上的即斩首示众，甚至剥皮实草。他把府州县卫土地庙改为剥皮的场所，称作皮场庙，以警官吏。明太祖言：“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38)他在《御制大诰》中规定，凡官吏相互勾结、包揽词讼，违旨害民者，百姓可以“连名赴京状奏”，甚至允许将害民之吏“绑缚赴京”。各地官府均须放行，否则“族诛”。这是他力图通过民间监督达到吏治的目的，迫使“贪官污吏尽化为贤。”(39)
4.重民传统观念的继承和实践
出身于农家，从社会底层上升为统治者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对于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君民之道，民为国本，理解更为深刻，参悟尤为透彻，这是毫不奇怪的。
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将民心向背视为政治兴败的关键和根本。在《尚书·五子之歌》中已有“民惟邦本”之说，指示出统治安危系于对民的政策和态度。荀子更为著名的一段话是：“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40)明太祖根据亲身体验，也曾说：“君舟民水，载覆无常，可不畏哉。”(41)“国家政治得失，生民之休戚焉。”(42)认为“人主职在养民。”(43)
明初，经多年战乱后，百废待兴，新王朝亟待解决的是如何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生产，这是个严峻的问题。对此，明太祖制定了安民恤民、休养生息的一系列具体政策和措施，如鼓励开垦荒地、移民屯种、兴修水利、重视经济作物种植，减免租赋、赈济灾民、注意授民以时，减少兴作等。据《明史·太祖本纪》记载，洪武年间，下诏减免租赋和赈济灾民达70多次。他还将奴隶“复为民”，实行工匠轮班制，这些政策显然对社会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明太祖晚年曾对翰林学士刘三吾说：“朕历年久而益惧矣，恐为治之心有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废，生民休戚系焉。古日慎一日，惟恐弗及……自昔称王之治，必本于爱民，然爱民而无实心，则民必不蒙其泽。民不蒙其泽，则众心离于下，积怨聚于上，国家欲不危难矣。朕每思此，为之惕然。”(44)这是身本农夫，“深知民间疾苦”的朱元璋总结治道的肺腑之言。他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民众的力量，其思想和政策无疑闪现着古代政治文化重民传统的光辉。
5.传统天下观的继承和实践
国家职能有对内对外两种，对外政策是对内政策的继续。明太祖在明初锐意复古，欲全面继承传统政治文化，自然也体现在明朝的对外关系上。
在中华民族文明形成的过程中，久已产生了一种认为华夏民族优于夷狄的观点，这就是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华夷观。所谓华夏和夷狄，不仅是民族和地域的划分，而是文化的高下之别。秦统一中国后，确定的“朝”、“贡”、等概念成为国家对外关系的基础，代代相传，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政治文化形成了一整套对外关系的理论和体系。其核心便是以中国为中心，帝王临御天下，居内以制夷狄。在这一理论架构上建立起了历代封建王朝的对外关系。
朱元璋在反元斗争节节胜利之时发布的北伐檄文中，开篇就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明确承继了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天下观。开国后颁发给各国的诏书中，也充分体现了帝王临御天下的气概。一再声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近，一视同仁。故中国尊安，四方得所，非有意于臣服之也……朕肇基江左……已承正统，方与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45)从国书不难看出，建国伊始，明朝统治者欲效法古先哲王之道，也即承袭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观念和价值取向处理对外关系，续修与周邻各国的友好关系，建立朝贡体制。明朝的对外政策，正是在传统的基调下展开的。
明初曾遣使四出进行外交活动，树立明王朝皇帝临御天下的对外形象，恢复因元朝灭亡而中断的外交关系，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以“德”治国，是中国古老的政治文化传统，“德”被四海，是历代帝王的追求和理想。皇帝的恩泽达于四裔，是皇权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对外关系上的体现。明太祖以恢复先王之治为己任，又对元朝以武力征服邻近国家遭致失败的教训引以为戒，认为：“自古人君之得天下，不在地之大小，而在德之修否。”(46)因此，他把外国分作“不征之国”和需要“时谨备之”的两种。以为“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后来，特别又把这一对外基本政策在《皇明祖训》中再次申定，告诫子孙世代遵行。“不得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47)为明朝对外政策确定了和平基调。由此，明初在对外关系上与周邻国家建立起友好联系，在朝贡贸易的形式下，与各国互通有无，对朝贡各国给以丰厚的赏赐，并时常采取免税的优厚待遇，以怀柔远人。明初在对外关系上将古代传统政治文化中“德”的观念发挥得淋漓尽致。
以上选取明初对传统政治文化五个层面的传承和发展，进行了考察。需要在这里说明的，一是明初政治一再标榜“复先王之道”、“复兴我中国圣人之教”，申明一切政治举措都是符合“先王之教”，这有从现实政治统治需要出发，以示无可指摘之义。实际上在复古实践之时，已加入现实政治所需要的改革。二是对于传统文化，在继承中存在着选择，而选择中，个人的心理情感，个性特征有着重要作用。最为突出的例子，便是明太祖对孟子的态度，他曾诏令停止这位亚圣配享孔庙，并刊行《孟子节文》。在此不多作赘述。
总之，无论称明太祖朱元璋为历史上的卓越人物，还是认为他是个流氓皇帝，都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他深得统治之道。我们采取双向视角，以历史实践活动为基础。既从客体对主体的制约作用来考察传统政治文化对人的影响，又从主体的选择活动来考察了人与历史传统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朱元璋的统治之道，正是来自传统政治文化的深邃源流，而他成功奥秘，也即在此。
三、结束语
人在传统面前是渺小的。中国以儒家为主体的文化传统与政治上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体系相结合，经历千百年的积累和传递，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强大力量，支配着社会政治活动中各种精神过程的运作和趋向的把握。在这里我想说明的是，每一认识主体都有其独特的心理情感特征，但作为社会中的一员，则必然会受到传统社会政治文化心理的强大辐射、熏陶和濡化。每个人从呱呱坠地时起，就处在传统社会文化心理氛围的包围中，不自觉地接受传统，适应传统。只有学习这种文化心理，才能在社会中生存。外在的文化心理结构移入个体的灵魂深入，成为人们进行认识和评价的结构。
人虽然无法拒绝和回避传统，但是，在传统面前，人又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文化传递实质上是人们把握自身改变外在世界的能动创造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化继承经历本能传递到自觉继承并发展的过程。
透过明初政治舞台的风云变幻和明太祖君臣的政治活动，可以使我们更为深刻地认识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实践的关系及其正负效应。
1.政治实践是传统政治文化塑造主体的基本过程。朱元璋从农民到皇帝的历程，首先是接受既定政治文化的过程。
2.政治实践又是主体进行文化选择的过程。吸收以往的文化而作出选择，体现了人的能动性，并导向自觉的文化继承。明初政治是洪武君臣把握时代特点，对传统政治文化进行筛选和弘扬、抉择和重建的过程。
3.政治实践是文化继承的实现途径。明初洪武君臣恢复华夏正统地位及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建立起一个强大的高度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政体的封建王朝，为传统政治文化在有明一代的传承和发展铺平了道路，影响深远。
如果我们将明代政治视为一种文化现象，那么，明王朝的建立，既有保守复古的一面，又有革故鼎新的一面，这是为传统文化继承的法则所规定的。
注释：
①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著，曹沛霖等译《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第15页。
②刘熙《释名·释典艺》。
③(11)《明太祖御制文集》卷十六《皇陵碑》。
④王文禄《龙兴慈记》。
⑤《明史》卷三00《外戚陈公传》。
⑥《皇朝本纪》。
⑦⑧《明史》一二九《冯胜传附国用》，一二七《李善长传》。
⑨《陶学士文集》卷首《陶学士事迹·御祭文》。
⑩刘辰《国初事迹》。
(12)(43)《皇明宝训·明太祖宝训》卷二《圣学》。
(13)《朱枫林集》卷一《免朝谒诏》。
(14)《明太祖实录》卷六，《明史》卷一二八《宋濂传》。
(15)《明太祖实录》卷二一。
(16)《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17)《荀子·正论》。
(18)《论语考释·庄子天下篇释义》。
(19)(21)《论语·颜渊》。
(20)(40)《荀子·大略》、《王制》
(22)(25)《明史》卷四七《礼志》之一。
(23)(26)《皇明宝训、明太祖宝训》卷二《议礼》，《兴礼乐》。
(24)(28)《明太祖实录》卷一七六、卷二三九。
(27)《明太祖御制文集》卷十二《乐章》，卷十三《乐歌》。《明史》卷六一《乐志》一。
(29)《明太祖御制文集》卷四《礼部尚书诰》。
(30)《皇明宝训·明太祖宝训》卷五《恤刑》。
(31)《白虎通义·佚文》。
(32)(34)(35)(36)(45)《明太祖实录》卷八一，一二八，四六，四三，三七。
(33)《明史》卷七一《选举志》。
(37)(38)《御制大诰·谕官之任》、《胡元制治》。
(39)《御制大诰三编·民拿害民该吏》。
(41)《明朝小史》卷一。
(42)(44)(46)《皇明宝训·明太祖宝训》卷三《求言》，卷一《论治道》，卷四《警戒》。
(47)《皇明祖训·箴戒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