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史料的“独立准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料论文,重视论文,独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次会议的召开和我有点关系，因此先说几句。这几年一直在与王风一起编《废名集 》——主要工作都是他做的，我起一点与各方面协调的作用。从一开始我们就定了一个 目标，即要为建立现代文学文献工作的某些原则做一些尝试。后来，我在与解志熙的一 次聊天中又说起这事，他也很感兴趣。于是，就有了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的动议。以后 ，解志熙又与王中忱、刘增杰老师联络，会就这么开起来了。我们从一开始就商定，会 议的参加者不必多，十数人即可，而且要是真正对讨论的问题有研究、有兴趣的；事先 准备好的主要发言要先将文章(或发言提纲)发给与会者，开会时就不必宣读论文，也不 搞评议，而可以直接进入实质性的讨论，以取得切磋学术、交流意见的实际效果，开一 次会，有实实在在的收获。这也可以说是改变会风的一个尝试：这些年动辄上百人、议 题大而空、胡乱扯一通而一无所获、搞形式、讲排场、走过场的所谓“学术会议”，实 在太多了，而且败坏了学风。我们这些人既不满于此又无可奈何，只能尽可能逃避，少 参加或不参加这样的会，不去凑热闹，积极一点就“从我做起”，聚集志同道合者开自 己想开的会，按自己理想的方式开会。不过，这都是这个会的题外目标，主要的目的还 是想和朋友们一起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
说起来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创建我们这门学科的老一代学者，无论是王瑶先生，还 是唐弢先生、李何林先生，从一开始就强调学术研究必须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上，“关于史料的整理结集和审订考核工作，也是现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以后的一代学者，如马良春先生、樊骏先生，以及今天到会的几位老先生，都为 “现代史料学”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很大的卓有成效的努力，如人们所公认的，鲁迅 的文献整理，无论是辑佚，还是校勘、版本，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平，成为我们今天的讨 论的基础。但是，这并不是说，在认识上的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且不说至今还有人将史 料工作视为“小儿科”，在职称评定中史料研究成果不予承认的现象还时有发生，就是 在前几年，还有位著名的学者、作家公开扬言，现代文学作品不存在校勘的问题，并以 此为理由否定学者所做的其作品的汇校本的意义与价值。不过，我们今天重提文献问题 ，也还有一个想把我们的认识再深入一步的意图。记得王瑶先生当年在谈到“要尊重历 史事实，就必须对史料进行严格的鉴别”时，曾经指出，“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我们有 一大套大家所熟知的整理和鉴别文献材料的学问，版本、目录、辨伪、辑佚，都是研究 者必须掌握或进行的工作；其实这些工作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同样存在，不过还没有引起 人们的应有的重视罢了”(见《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因此，对传统的文献 学的借鉴，今天仍是我们从事现代史料研究的一个基本功，这是毫无疑问的。而我们要 提出讨论的是，对现代文献的辑佚、整理与鉴别，有没有与古代文献不同的新问题，因 而就有一个是否要建立一些新的规范，提出新的原则与方法的问题。这也就是刘增杰先 生在提交会议讨论的论文《<师陀全集>编校余墨》里所提出的“从传统方法到现代校勘 的转型”的问题。我完全赞成刘先生的这一分析：“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文学作品的样 式、传播方式、作者的写作手段都发生了变化，从而伴随着新的校勘任务，产生着新的 校勘形态”，进而“推动着从传统校勘学向现代校勘学的转变；催促着人们通过对现代 作家文本校勘的实践，总结出一些新的校勘原则与方法”。我想，这正是我们这个座谈 会所要重点讨论的。我因为几乎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工作，自然不能贡献什么意见；不过 看了几位先生的文章，觉得他们的一些思考很有启发性。比如，刘增杰先生强调“期刊 成为(现代)文学作品的主要载体，这就使作品的校勘和传统的校勘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王风强调现代书写所出现的新问题对现代文献整理所提出的新课题，诸如“繁体字 、异体字、俗体字以及方言字乃至于作者的生造字”的处理，“标点符号和分段”问题 的提出(王风说得很好：“对于现代文本，标点是先在的，本来就是文本的一个部分， 因而其地位应该与文字是等同的，文字方面的校勘体例也应该贯彻到标点符号。至于分 段就更是如此，对于现代文本，分段是其最大的修辞”)等等；刘增杰与解志熙都谈到 “传统作品的校勘对象，多为已作古的作者的作品。现代文献的校勘对象，则大部分是 活跃于文坛的现当代作家的作品”，“新的时代校勘(也包括辑佚——钱注)的要求已经 不完全是从文字到文字，从书本到书本，校勘(辑佚)开始和社会调查、访问知情者等多 项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并运用新的校勘(辑佚)手段，扩展着自己的活动空间”。这里 所提出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希望在这次座谈会以及以后的讨论中，得到更进一步的展开 。我还注意到一点，以上问题都是这几位先生在他们的实践(编校《师陀全集》、《废 名集》与《于赓虞诗文辑存》)基础上提升出来的；实际上还有更多的先生在进行新文 学文献的辑佚、整理工作，只是如解志熙所说，他们默默奉献成果，“却很少把他们的 经验和工作方法写下来，所以现代文学的文献工作迄今似乎仍限于自发的或自然的状态 ，顶多只是个别的师生间私相传授，而缺乏古典文献学那样被共同意识到的学术传统和 被大家自觉遵守的工作路径，以致使有志于现代文学文献研究的年轻学子们在今天难免 暗中摸索之苦”。我建议，我们这次座谈会是否可以提出这样的倡议：更自觉地实践， 更自觉地总结经验，以逐渐建立现代文学的文献研究的新原则，新方法，新规范，新传 统。这应该是建立整个现代文学研究的新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们今天这样强调现代文学文献整理的规范问题，毋庸讳言，是有现实的针对性的， 或者说，是表示了我们的一种忧虑的。这些年，现代文学作品的出版热持续不减，可以 说各出版社争先恐后地出版各种现代文学作品的选本，现代作家的选集、文集，以至全 集。这从一方面说，自然有助于现代文学作品的普及与研究，其中高质量的文集、全集 也确实集中体现了现代文学的文献研究的学术成果，有的选本则体现了新的学术眼光， 有一定的学术含量。但同时也应该正视其中的严重问题。这主要是粗制滥造与整理的混 乱。有些文集、全集的遗漏(篇目遗漏与成句成段的遗漏)，误收，误排，大面积的删节 改动……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而任意的删节改动，尤其令人不安：连“学术 研究的安全运转”(这是王风文章提出的一个概念)都成了问题。解志熙在他的文章里提 出“精校，不改，慎注”的原则，特别是“精校、不改”这两条，实在是切中时弊的， 而且是学术研究的可靠性的一个基本保证。解文提到的鲁迅在30年代所发出的警告，确 有重温的必要：“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 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朝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改旧式，删改原 文；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 的三大厄”(《病后杂谈之余·二》)。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说：“今人乱出文集 、全集而现代典籍亡，因为他们删改原文，且错误百出”。我一直觉得20世纪90年代与 新世纪初的中国，和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有惊人的相似，这又是一例。历史的“重来 ”现象曾使鲁迅那一代人焦虑不安，我们今天也陷入了类似的困境。仔细想来，这两个 时代在思想、文化、学术的发展受到商业化的冲击这一点上，也确有相似之处。“错误 百出”的文集或全集，即是一种“伪劣”的文化商品，为“降低成本”与“抓住商机” ，就将“学术”排除于文集与全集的编辑工作之外，以致出现了王风所说的“不知分辨 ‘校对’与‘校勘’，一股脑儿委之出版社校对科，卸责于‘手民’”，不承认“校比 勘对，以定去取，本就是编者而非编辑的责任”这一基本常识的咄咄怪事。而“删改原 文”则或出于政治的考虑，或隐含按“与时俱进”的原则“重塑前人形象”的动因。这 也实在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它所折射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或许是使我们更为忧虑的 。这自然不属于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范围。我们现在所能做的，不过是对学术研究的常 识与基本学术伦理的坚守与维护。我建议，这次座谈会是不是可以将“不删改原文”作 为文献整理工作的“第一原则”提出来，并呼吁“抵制现代文学作品整理与出版工作中 的粗制滥造之风”，以免除现代文学典籍已经或还要继续遭遇的“厄运”。
最后，我还想强调一点：提出“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实际上是与整个中国现 代文学研究的问题紧密相联的，这背后更有一个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发展的全局性的思考 。现在很多朋友，特别是年轻朋友都在寻求现代文学研究的新的可能性与新的突破。在 某种程度上，我们这次座谈会也是这样的“寻求”的一种努力。
这里，我想重提鲁迅的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经验与传统。大家知道，鲁迅在学术上的 主要贡献是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也遭来了许多非议利攻击。其中一条就是说他的这 一著作是以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支那文献概论讲话》“做蓝本”的，鲁迅则反驳说：“ 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 ，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 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的独立的准备”(《不是信》)。学术研究是 一个积累的过程，因此，后人“参考”前人的著作，对其使用的史料与观点有所吸取， 都是必要与必然的；但“参考”却不是“做蓝本”，后者是“依葫芦画瓢”，是将他人 的研究成果作“重新组装”，变的是表面的模样，骨子(无论是观点还是材料，以致结 构)里却没有变，说难听点，就是变相的抄袭。可惜直至今日，还有许多“学者”以“ 参考”为名，行变相抄袭之实。当然，以某个可信的著作作为“蓝本”来编写讲义，是 可以的，许多教师也是这么做的，其主要功能是传授知识；但这样的讲义只能发给学生 作参考，不能作为独立的学术著作。前些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某个“抄袭事件”，我估计 就是将讲义当学术著作出版，又没有说明出处，自然就被抓住了。也还有另一种情况， 材料是别人用过的，或人们所熟知的，但用新的观念重新照亮，作新的阐释。对这样的 著作，恐怕要做具体的分析。有的“新观念”并不是自己的，或经过自己真正消化的， 不过是搬用时髦的理论，来重新组合现成的材料，以论证新理论的有效性，而对研究对 象没有任何新的发现，说得不好听一点，这是“玩魔方”，而并非严肃、认真的学术研 究，其价值是可疑的。但有的作者有自己独立的理论与方法，独特的眼光，强大的思想 穿透力，因而对研究对象有新的感悟，理解和阐释，有自己的发现与真知灼见，这样的 著作是有价值的，有的还有相当高的价值。但我自己更倾慕鲁迅有自己“独立的准备” 的治学之路：不仅有理论的独立准备，也有史料的独立准备。他在写作《中国小说史略 》之前，就做了辑录《古小说钩沉》的工作，为准备《中国小说史》的写作，又辑录了 史料集《小说旧闻钞》，编选了《唐宋传奇集》。在《<中国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里 ，他这样描述自己做史料的“独立准备”的辛苦与欢乐：“时方困瘁，无力买书，则假 之中央图书馆，通俗图书馆，教育部图书室等，废寝辍食，锐意穷搜，时或得之，瞿然 则喜。”可以看出，鲁迅所谓的史料的独立准备，是包括两个方面的，既有辑佚(新史 料的发掘、搜寻)——在他看来，惟有不断发掘新史料，才能去“凭心逞臆”之弊；又 有选定版本、校勘、辨伪这样的整理工作——在他看来，惟有“辄加审正，黜其伪欺” ，才能“求信”。对于鲁迅，这样的史料的独立准备，是新的学术研究的基础。他曾经 说过：“中国学问，待重新整理者甚多，即如历史，就该另编一部。古人告诉我们唐如 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此种物件，都须褫其华衮，示人 本相，庶青年不再乌烟瘴气，莫名其妙。”而历史的遮蔽与涂饰的主要表现，就是观念 、意识形态的遮蔽所导致的历史事实的遮蔽。因此，如果我们想冲破重重涂饰“示人本 相”，就必须从被遮蔽、掩埋的历史史实的重新发掘开始。鲁迅在问答如何“著手”时 ，谈到了他的计划，就是“先从做长编入手”(1933年6月18日致曹聚仁书)。当然，鲁 迅也说过，“文学史资料长编”并不是“文学史”，但他同时又强调，这样的资料长编 ，“倘有具史识者，资以为史，亦可用耳”(1932年8月14日致台静农)。鲁迅是强调“ 史识”与“史料”的统一的，史料需要史识的照亮，但史料的发掘与整理却是研究“入 手”的基础。固然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治史者都是史料专家，但对于文学史研究者，重 要的研究课题，自己动手做史料的“独立准备”，是完全必要的。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老师们就是这样培养我们的：我在读研究生时，为研究路翎就先 编他的《著作年表》，从笔名的鉴别，著作(包括佚文)的发掘入手。后来写《周作人传 》，首先做的就是编了30万字的《周作人年谱长编》，并进行逐年的作品、思想发展的 概括与分析，写了10万字左右的笔记，还对周作人与其同代人的关系做了史料的考释与 整理，约10万字(文收《周作人论》)。最后写出来的《周作人传》有40万字，史料的准 备也有50多万字。我当时给自己定的写作目标，除了要真实地写出我对于周作人及那一 代人的认识与生命感受外，就是史料要翔实，并尽量求全即将当时条件下可能搜集的材 料全都收入，以为后来者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现在看来，《周作人传》这本书至今 还没有被人们忘记，一个重要原因恐怕还是这本书的写作是有自己的“独立准备”，首 先是史料的独立准备的。坦白地说，以后的写作，由于种种原因(对于我来说，写得太 快是一个主要原因)在史料上就没有像《周作人传》这样下工夫，但仍然坚持了这一条 ：每写一部重要著作，一定从史料的独立准备入手。而且据我的体会，随着学术眼光、 思路的变化，必然有一批新的史料进入研究视野；而随着史料发掘的深入，新的学术思 想与方法也得到了深化，这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良性的互动过程。我自觉追求的研究的新 意与创造活力，正是有赖于这样的新的学术眼光，以及被激活的新的史料，从《丰富的 痛苦——唐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到《1948 ：天地玄黄》无不如此。近年来当我把注意力转向被遮蔽以致被强迫遗忘的历史的研究 ——例如我正在进行的“1957年学”的研究，以及准备多年的“文革”史的研究——时 ，史料的发掘更是成了第一位的工作，某种程度上这是在进行史料的抢救，因此，每一 条史料的发掘背后几乎都有一个故事，这也是一部历史，充满血和泪，联结着人的活的 生命。
这就说到了另一个我以为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人们通常把史料看作是“死”东西，把 史料的发掘与整理看作是一个多少有些枯燥乏味的技术性的工作，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 。史料本身是一个个活的生命存在在历史上留下的印迹，因此，所谓“辑佚”，就是对 遗失的生命(文字的生命及文字的创造者人的生命)的一种寻找与激活，使其和今人相遇 与对话；而文献学所要处理的版本、目录、校勘等整理工作的对象，实际上是历史上的 人的一种书写活动与生命存在方式，以及一个时代的文化(文学)生产与流通的体制与运 作方式，如几位先生在其文章中所提到的“从手稿写定到报刊发表再到结集印行”的过 程，作家对作品的不断修改所造成的“文本的不确定性”，严厉的审查制度与“钻文网 ”的策略所造成的版本的复杂性，“繁体字、异体字、俗体字、方言用字乃至作者的生 造字”的运用与变动，标点的运用与变动等等，无不包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生命 内容。而对史料的认识、处理，更是关涉到研究者的历史观、文学史观。当年鲁迅如此 强调野史、笔记里的史料价值(鲁迅的这一认识已被今天的学者普遍认同)，显然是他的 重视非正统的边缘文化、反抗正统文化的文化观、历史观的反映。刘增杰先生在其文章 中也谈到了文学观的问题：“将笔记、日记、书信、未刊稿收入全集，不仅面临着资料 搜求问题，更涉及到编者文学观的转变，不断提高对上述史料重要性的认识。”李书磊 的文章谈到“普通人的笔记本对研究当代文化史的意义”，强调“作为(意识形态信息) 的接受者的芸芸众生是社会的主体人群，他们尽管不是文化的主导力量却是社会文化的 主要载体，任何文化蓝图、观念意识要想获得实现是绕不开他们的，他们的思想与精神 才呈现为社会文化的现实”。在我看来，这也是表达了一种新的文化史观的。实际上， 我们今天把“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作为一个学科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出来，不仅是 着眼于学科的基础建设，也不仅是对学术商业化所带来的学风的危机的一种抵抗与坚守 ，强调学术研究的科学性，重新提倡重视史料的“独立准备”的鲁迅学术传统，同时也 是包含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即把现代文学的文本还原到历史中，还原到书写、发表、 传播、结集、出版、典藏、整理的不断变动的过程中，去把握文学生产与流通的历史性 及其与时代政治、思想、文化的复杂关系。这或许可以作为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同行在探 讨学科发展的新路时的一个参考意见吧。
2003年12月20日发言，2004年2月9日至11日整理、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