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红[1]2000年在《论转型期审美文化走向及建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的迅速崛起，也带来了文化的空前繁荣。当下人类生活的巨大转型，彻底改变了以艺术为中心的审美观念，当代审美意识也发生了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它由一维走向多维，由平面走向立体，由艺术本位走向多元渗透，由规范、限定走向沟通、拓展和融合。与之相对应的当代中国审美文化也在发生巨变，其格局、风貌、特点都迥异于以往，并且和传统的距离愈拉愈大。首先，高雅艺术或纯艺术一统天下的格局被彻底打破，通俗艺术地盘迅速扩大。不仅流行歌曲、摇滚音乐、戏剧小品这类通俗艺术遍地走红，而且连历来不登大雅之堂的武侠小说也进了高等学府课堂，有的通俗小说或武侠小说家甚至被排上文学大师的座次。审美文化的“精英意识”、“贵族意识”受到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其次，在文化市场诱导下，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正在消失。人们把“生活的艺术化，艺术的生活化”这一命题作了新的理解和阐释，并将其作为打破生活与艺术界限的理论护符。为了适应文化市场需要，各种亚艺术、准艺术和边缘艺术应运而生并日益繁荣。再次，借助于以电视为主体的现代媒体、商业广告和视听艺术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广告借艺术方法引人入胜，而艺术借广告手段广泛传播。这一切对人们的物质 生活和精神生活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正改变着人们 的思维方式、审美观念和语言习惯。 当代审美文化的流变既有令人振奋的景象，也出现了使人担 忧的现象：首先，审美文化的历史深度、理性深度和审美深度都 在逐渐浅化，而平面感、零散感和断裂感在不断加重。在所谓峭u 平价值”的呼声中，文化成了“由文明碎片连缀而成的百纳衣＼ 艺术成了“怎么看都可以的万花筒”。由此带来的第二个问题是， 审美文化的理性沉思让位给感官刺激。文化的理性内核正在萎缩 甚至消解，而其感性外壳却在膨胀乃至独尊。许多人都“跟着感 觉走＼ 对高品位的文化艺术品很少问津，对追求感官刺激的读 物却趋之若骛。第三个问题是，审美文化的主体创作变成了无主 体制作。不少人尤其一些文学艺术家主体意识退化，人文精神失 落，创作激情消逝，模仿和粗制滥作。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他们 重复着别人，也重复着自己，不断地、成批量地复制出千人一面 的、毫无个性的所谓作品。借助现代工业技术和各种媒介，一些 平庸甚至非常低劣的文化品大量倾销文化市场。－审美文化所出现的上述问题与流弊，如果任其下去，势必导 致整个文化的劣化和艺术的颓废，加剧文化艺术市场的无序和混 乱，更为严重的是会造成人们精神生活的浮躁、低质、平面化， 2使公众审美活动失去应有的深沉与丰富。因此，本文将通过探循当代审美文化的基本特征、准确把握当代审美文化的基本走向，重构当代审美文化的观念形态和价值系统，加强对当今文化市场的管理，达到提升公众审美文化水准，规范文化市场，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文化建设服务的目的。
孙谦[2]2007年在《论转型期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文中研究表明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重要的话语场地,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文化上都蕴含着巨大的言说价值与丰富的言说可能。中国知识分子的诞生、衍化与中国整个现代性的发生、实践是息息相关的,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是五四以来小说中无法绕开、无法回避的极为重要的叙事形态。如果将五四以来的小说作纵向的梳理、归纳,我们会发现知识分子叙事通过对文本中知识分子生存形态的描绘,见证了知识分子形象与精神的变迁。在传统的文学叙事中,知识分子无论作为启蒙者、革命者还是受难者形象,在启迪民智祛除蒙昧方面,他们是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是文化导师和精神牧师,是思想界的“卡里斯玛”。但是在“转型期”这一新的时代精神气候里,知识者形象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既往的叙事范式、叙事成规已不再适合表现知识者生活,必然会呈现独特的叙事风貌,这其中隐含着错综复杂的历史动因与特定时期的思想文化诉求。转型期小说中纷繁复杂的知识分子叙事景观不仅具有文学自身的审美内涵与阐释价值,同时也与转型期的历史文化语境、思想变迁及作家主体的知识分子身份意识有着内在关联,兼具文学叙事、审美价值与思想文化价值。本文在大量阅读、体验、思考的基础上,采取审美阐释与理论剖析,史与论相结合的研究思路,立足于“转型期”这一特定的时间概念所框定的论述空间与文化境遇,首次对转型期以来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进行认真梳理与系统研究,探询知识分子叙事发展的内在脉络,以期做到在发掘出转型期知识分子叙事独特审美内涵的同时,将知识分子叙事与时代精神状况有机结合起来,进而经由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透视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导论部分,首先是对知识分子这一研究对象进行谱系式的追踪、溯源,通过对中国知识分子身份变迁及其文化人格的梳理,考量其内在的精神复杂性,从而为以下的论述提供历史、文化与理论的背景参照,在此基础上限定转型期小说中知识分子叙事的概念内涵与指称范围。其次,对知识分子叙事这一自五四以来小说中无法回避的叙事形态作出纵向的梳理、归纳,阐明转型期知识分子叙事的多元复杂的叙事风貌及其背后所蕴含的历史、文化、思想方面的意义。再次,对论题的研究现状、研究价值、基本理路、逻辑架构做简要的说明。第一章旨在阐述转型期知识分子叙事多元复杂叙事风貌的问题背景和发生学原因,从语境学的角度分析知识分子叙事发生的语境,围绕知识分子的思想境遇与文化境遇展开论述。然后将阐析的重点放在转型期小说中知识分子的叙事处境上,以史论结合的方式描绘出转型期知识分子叙事范式、叙事成规的演变。第二章、第三章主要从主题学层面论述转型期知识分子叙事的话语特征。对知识分子精神沉沦的展示以及对精神良知与公共关怀意识的憧憬与呼唤可以说是贯穿转型期知识分子叙事的基本主题线索。与以往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相比,转型期知识分子叙事显得更为斑驳复杂,叙事主题变得更加多样化,围绕着批判与吁求并存的价值伦理,转型期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必然形成一套自身的话语系统。共时性地抽绎出其中主题话语的存在形态并进行条分细缕地剖析,能够有效地廓清纷繁驳杂的现实表象,部分抵达悖论语境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真实。第四章主要从叙事形式层面来对转型期知识分子小说的叙事状貌进行分析。小说中知识分子叙事形式的嬗变、叙事模式、叙事形态的选择无不与转型期的社会语境、价值语境和变化的情势有关,形式层面负载着时代变迁过程中丰富的思想讯息。通过艺术形式的分析,同样能够勘探到知识分子在转型期各种各样的精神姿态和心灵景观。本章将从反讽叙事、狂欢叙事、叙事视角及喜剧色彩与悲剧品格几个层面进行深入分析,力争凸显转型期知识分子叙事的独特风格。第五章从叙事伦理的角度对转型期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进行批判分析。小说作为一种审美表意实践活动,它的独特性正体现为世俗救赎的功能,它在讲述现代个体生命故事时,应该通过叙事诉诸具体的生命感觉。文学作品中叙写怎样的知识分子与如何叙写知识分子无疑体现出作家新型的叙事伦理诉求。本章将伦理的向度嵌入叙事的纬语之中,以此来厘测知识分子叙事的精神深度。从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叙事伦理、知识分子的情爱叙事伦理及理性叙事伦理这三个纬度展开论述,着重批判知识分子叙事中深刻的道德反省与自我批判精神的陨落。结语部分总结性地概括出转型期小说中知识分子叙事的处境、审美价值、叙事伦理及其蕴含的文化意蕴。同时也指出转型期小说中知识分子叙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与不足之处。然后进一步分析得出,知识分子精神的死亡,知识精英神话的破灭也必然导致相应的知识分子叙事观念的嬗变。叙事的狂欢并不表明知识分子真正摆脱了内心焦虑,它实则是知识分子精神焦虑的外在表征。文章最后指出转型期的知识分子面临的不再是如何拯救黎民大众的问题,而是如何才能自我拯救,如何能在市场话语、大众传媒和通俗文化的狂欢时期找寻到自身存在的依据,破除自身严重的精神危机的问题。概而言之,转型期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虽然存有这样那样的缺憾与不足,但是知识分子写作主体用自己深切的生命体验和精神困惑所展示的知识分子精神的溃败,触及到这个时代最为深刻、最为沉重的精神危机。论者认为转型期知识分子叙事风貌和叙述模式的嬗变,不仅是文本形式层面的问题,不能仅限于文学内部的解释,它具有自身的意识形态性,深刻地折射出时代思想意识结构的重大位移。
杜昆[3]2013年在《身份认同与后新时期知识分子小说》文中指出1990年代以降,随着社会、文化的深刻转型,知识分子的地位和角色问题日益突显出来,作为其表征,一方面,“知识分子是什么”、“知识分子何为”等问题一直是思想理论界的论争对象；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小说叙事呈现出非常繁盛的状态,并产生了较大的文学和社会影响。认同理论对这些问题和现象具有很强的阐释能力。本文围绕后新时期作家身份认同与知识分子小说叙事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个中心论题,分析作家的身份认同对小说叙事的主题、策略、文体、伦理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然后分析小说叙事对作家认同建构的作用和意义。导论部分介绍了选题的缘起和意义、主要研究成果和现状、相关核心概念、本论文的创新之处以及研究思路。第一章,根据后新时期作家的生存语境、思想资源、自我陈述及小说内容,把他们的身份认同划分为边缘认同、启蒙认同、文学认同和宗教认同,并且阐述这四种身份认同的基本内涵。第二章,分析后新时期知识分子小说的身份主题即中心话语。知识分子小说作家依据自己的人生体验和身份认同,主要讲述了知识分子的启蒙身份的坚守与隐退、世俗身份的突显与迷障、审美身份的溃败与守持、宗教身份的诉求与偏执这四种身份话语。在书写知识分子主人公的各种身份抉择、身份困境的过程中,作家表达了对知识分子及其自身的审视和反思。第三章,分析后新时期知识分子小说的叙事策略、叙事伦理和文体风格。疾病叙事是知识分子小说的一种重要却被轻视的叙事策略,疾病隐喻存在着“性别分工”,即男性知识分子的身心疾病常起因于政治和经济问题,而女性知识分子的疾病则往往与性别政治有关。小说的结尾失去了“希望原理”,这表明作家对于乌托邦精神的溃败和式微已经达成了一致,创作主体自身也普遍缺乏乌托邦精神。小说的文体总体上趋向于通俗化和娱乐化,新时期之初创造出来的“精英文体”至此已经衰败,但通过文人化、哲理化、跨文体等特征得以变异和发展。第四章,文学话语实践作为知识分子小说作家的存在方式与认同建构的重要方式,让创作主体在一定程度上寻找到了意义感和归属感；同时,小说叙事也限定了作家话语实践的形式、方向和成效,使其文学认同与其它身份认同之间构成了悖论关系。小说家既需要向知识分子身份归位,又要坚守文学身份,以实现其现实诉求和审美诉求。结语,概述后新时期知识分子小说的意义和共有的叙事盲点,并指出本课题研究的不足之处。
章涛[4]2016年在《制度·主体·文本》文中研究表明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建制运动,知识分子改造对当代文学的生成和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有其特殊的研究意义。第一,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看,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是毛泽东现实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构想中关键的一环,与当代中国前三十年的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建构紧密相关,也与八十年代中国二度现代性转型有直接联系。因此,改造虽然以政治运动的面目出现,但其承担的历史和思想内涵要远远大于革命的暴力规训,涉及的关于知识、意识形态的曲折想象,也远非"反智主义"可以概括;第二,从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来看,改造可以被视作某种"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一一它上承了现代知识分子自我启蒙、自我忏悔的内在要求,下启市场经济体制下知识精英的群体性失语。换句话说,改造运动的发生是知识分子主体与意识形态客体双重作用的结果,而它对当代知识分子在新时期后的主体重建具有延续性的影响。最后,从历史评价的角度来说,极端化的改造运动毫无疑问是应该被否定的,但如何跳出二元对立的思维结构对"知识分子改造"进行知识性的梳理,而不是无视了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制度建设的基本需要与无可避免的矛盾,将对制度、革命和政治权力的反思简而化之地推向对整个社会体制乃至于意识形态的否定,则不但关系到我们今天是否能还原历史语境,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内部逻辑给出一个较为客观公允的结论的问题,也关系到我们能否准确把握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心灵史。基于此,本论文将从制度的建构,主体身份的认同,文本阐释三个角度,考察知识分子改造这一政治事件在"历史现场"与"文学想象"两个话语场中呈现的各异面貌。全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绪论从马恩原典和党关于知识分子管理、培养和批判的史料的互读中,对当代知识分子改造的理论资源及其历史误读做了耙梳。同时,也对这种误读所造成的种种悖论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的阐释。最后,结合新时期的文艺政策,探讨了知识分子改造在"文革"后的"承继"与"变体"。正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从宏观角度,以左翼文学、延安文学和当代"前三十年"为界,梳理知识分子在时代语境变迁下的不同文化人格状态与生存处境。同时,对运动的发生、发展和主要釆取的方法、模式作出必要的交代。第二章从制度的建构入手,探讨组织化的单位结构和意识形态化的批判体制对知识分子改造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前者以提供物质生活保障和社会地位等方式,为改造的顺利进行提供外部条件,而后者则通过与政治权力结合的方式,推行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审美范式与文化逻辑。但制度又是以人为根本的,或者说思想改造的悖谬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怀揣着不同目的进入"制度"的知识分子。因此,本章还以专节讨论了掌握话语权的"中心作家"在运动中的不同表现,以呈现历史本身的复杂面。第三章承接第二章的体制研究,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角度出发讨论作家主体的身份认同与叙事立场的迁移。在"前三十年",知识分子大多全盘接受了意识形态的改造要求,自觉成为革命宣传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但是,这种身份认同的原因又是极其多样的,当个人的因素参杂进来时,就需要我们分别分析。八十年代以后,集权政治指挥下的破坏性改造被指认为"历史错误"而得到逐步纠正,归来者们随之通过叙述悲惨的改造经验,来重新建构启蒙者的言说身份,但在这一过程中,创作主体和主流话语又出现了耐人寻味的同构关系。直到后现代主义兴起,知识分子越来越走向个体立场,他们所表现出了身份认同才真正趋于多元化。第四章和第五章转入对文本的具体考察,分别从知识分子形象建构与审美范型流变两个角度,讨论当代文学中改造题材的叙事流变。在这部分中,笔者没有从狭义的"形象分析"和"审美范式"角度阐释作品,而是力图在形象学、叙事学与思想史、文化史的中间建立起一套动态平衡的阐释机制,不只告诉读者有哪些形象和叙事手法,更要从这些表征性的符码背后找到不同时代话语留下的文化印记。结语一定程度上跳脱出"前三十年"意义上的"改造"概念,思考后现代语境中知识分子的思想困境和重归精神高地的可能性,并从专业化和道德化两方面提出了新的"自我提升"和"自我改造"要求。
张健[5]2004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人的精神世界研究》文中指出哲学缘起于人类追问世界形而上的天性，即人对事物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在这种意义上，哲学的本质是人类对世界的一种思想驾驭，它揭示的是世界的根源、本质及其意义。因此，哲学的功能应是一种现实的解读而非实证的描述，应是一种思想的建构而非事实的论证，应是一种层次的提升而非行为的规范，应是一种理念的引导而非知识的获取。基于这种对哲学的理解，论文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人的精神世界问题进行思考，旨在通过对精神世界问题的研究，来探究人的精神性一面，并尝试对人的问题的研究做出自己的一份理解和学理性拓展。总体来说，论文涉及到三个具有内在逻辑关系同时又相对独立的子课题，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问题、生存方式问题以及精神世界问题。就其相互独立的一面来看，主要指的是三者分别指向不同的领域。一个是经济领域，一个是人的行动领域，一个是人的精神领域。就其具有内在逻辑上的关联来看，主要指的是：在存在论视野中，它们处于这样一种逻辑链条上，即，生存背景――生存活动――精神成果，体现为领域的共在性；而在生成论视野中，它们又构成这样一种逻辑序列，即，生成根源――现实基础――最终结果，体现为过程的层次性。而无论是领域的共在性还是过程的层次性，都表明市场经济、生存方式和精神世界三者的共同在场，反映到人身上，即是人与世界的共同在场，人是一种“在世之在”。因此，完整理解人的精神世界问题，也就不单单是精神世界一方面，它需要同时观照生存方式的现实和市场经济的背景。而论文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当代我国人的生存方式进行了考察，以作为对精神世界问题深入探究的学理前提和基础。论文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市场经济就其表层来看是关于“物”的问题，而其深层则是“人”的问题。在“物”的层面，市场经济的本质是资源配置方式和社会经济运行形式；在“人”的层面，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私人剩余劳动的交换及其关系的总和，体现为私人之间互换剩余劳动。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是等价交换原则，但仅仅考察和揭示其一般性不足以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为此，论文深入分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本质及其原则，认为，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殊性的因素在于社会主义公有企业的特殊性，即它内外有别。就其对外而言，公有企业是扩大了的私人的象征。因为，无论是就公有企业之间还是公有企业与私有企业之间来看，公有企业都是一种独立的市场主体，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即等价交换原则。而就其对内而言，公有企业又是一种社会的象征。因为在其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WP=4>都在法权上拥有生产资料，但在实际上只拥有对劳动的支配权。因此，在企业内部人们之间不存在交换关系，他们唯一的交换是个人与企业之间的直接交换。在本质上，企业成为不完全的社会的代表。在这种条件下，企业内部的交换性质不是私人性的，其交换原则也不是等价原则。而这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之处。依据马克思对交换类型的划分，这种交换本质上应是一种类似人与社会直接进行自由交换的一种交换。然而，由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还无法达到“自由劳动”的程度，因此它不可能是自由交换。在本质上，它还应属于广义的剩余劳动交换范畴，但同时又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剩余劳动交换。基于此，论文认为这种交换是一种介于“剩余劳动交换”和“自由劳动交换”之间的一种交换，是一种过渡状态，可以称之为等量劳动交换。其本质是个人为社会提供多少劳动，在作了必要的扣除后，社会向个人返还多少劳动，即“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正如剩余价值占有决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一样，等量劳动交换则直接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有本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体现为：它是一种充分分享经济，是一种民主经济，是一种需要予以监督的经济。而这也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学逻辑所在。在实践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学逻辑表现出下述两个特征：就人类的角度来看，人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逐渐“中心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逻辑对人的要求是，劳动者是主人又是管理者。这就意味着在人的存在中，人本身成为第一性的，物退居其次。社会的发展是人本身的发展，社会发展依靠人。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逻辑来看，劳动者是经济发展的受益者和发展成果的享有者，社会发展的直接目标和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人的发展。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手段逻辑来看，监督的实施离不开人，而监督能否真正实现也从根本上取决于人本身的素质和能力。因此，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整个逻辑来看，都需要人，离不开人，更是为了人。人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逐渐“中心化”。就个体的角度来看，人的发展趋向“全面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个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概括讲，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人的发展进一步趋向“全面化”。主要表现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的四种“li”得以释放出来，即“利”、“力”、“理”、“立”。“利”，意味着人首先为追求和
张喜田[6]2005年在《论转型期小说“人”的发现》文中认为本论文以“人”为视点,分析了转型期小说创作中“人”的发现与表现的特点。作家以发现人、表现人为自己创作的主要使命,而“人”也由过去“大写的人”走向普通的人、由“人应是什么”转向了“人是什么”,破除了对人的一些预设,从实际的、现实的人出发,表现了他们的生存之实与精神状态。 论文第一章分析转型期小说的生存语境。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小说的创作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国内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为小说创作提供了源泉和合法性,而国际间的碰撞与交流为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借鉴和催化剂,而创作主体的身份改变和心态转移则为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可能与动力,而文学的边缘化则使小说不得不改变。 第二章分析了小说从人的基本生存状态出发,表现了人的需求与欲望的合法化,以及爱情观念的转变,体现了作家人学内涵的更新。 第三章从个性化出发,分析了作家的个性化的创作与反映出的现实生活缺乏个性的悖论,只有在历史中寻找激情,来弥补现实个性的缺失,其原因则是社会转型使然。 第四章从私人化出发,分析了女性作家的解构经典叙述、重建女性传统的努力,以及“躯体写作”以确证自我的意图,而孤独感则使他们走向私语状态。 第五章从生态观念出发,分析了作家对现实的生存处境尤其是城市生活的不满意,试图在乡村田园中寻找自己的潇洒人生,通过大自然来净化人的心灵,实现生态化的人生。 第六章从宗教观念出发,分析了作家们所表现出的知识分子的忏悔意识以及宗教追求,并以北村为例分析了人的救赎之途。由于中国的文化是缺乏宗教精神的,转型期小说的宗教追求只能是一种尝试。 第七章利用叙述学的理论,论证了作家的叙述意识的自觉的价值,以及他们试图通过时空的转换与结构的安排来创造意义的努力,说明了叙述的能动性造成了作家的自由与解放。 本论文通过几个方面的论述,总结出作家人学观念的转变及对人的表现的新的特点,试图分析转型期小说的创新点,并总结出中国小说的创作的规律性来。
齐研[7]2016年在《新时期以来战争题材小说批评研究》文中提出在刚刚走出黑暗动荡,迎来光明开放的新时期,“突破”与“创新”成为时代的主题,战争题材小说的创作也迎来了其发展的高峰时期。致力于表现更广阔的战争空间,勇于揭露战争中的内部矛盾,英雄的塑造愈加平民化,对个体生命乃至敌人都有了更加人性化的刻画等都成为了新时期以来战争题材小说的新特点。在这一时期,文学批评自身也通过关于文学与政治、人性、审美关系的大讨论,创造了新的文学氛围,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同时,由于社会环境与创作的变化,在这一语境下苏醒并成长起来的战争题材小说批评也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面貌。在新时期以来战争题材小说批评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以审美和人性两条标准为核心,由于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变化,战争题材小说批评中的人性与审美意识也呈现出“苏醒”、“崛起”与“反思”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战争题材小说的批评状态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无论是从批评观念还是批评方法、批评话语都呈现于与以往不同的崭新面貌。随着时代的发展,战争题材小说批评的独立意识与创造意识开始张扬与凸显,摆脱了作为政治工具与创作附庸的从属地位,改变了原有单一、僵化的批评模式,而走向多元发展的道路,并自觉承担起社会导向的功能,有助于民族向心力的形成。这不仅使战争题材小说的批评充满了生机活力,而且也促进了整个军事文学的快速发展。但是也需要看到,在取得巨大创获的同时,战争题材小说批评也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到了全球化的当下,职业批评的后劲不足,大众批评的鱼龙混杂以及专业军事文学批评阵地的衰落都使战争题材小说的批评开始呈现出取向的失衡。因此,本文把研究对象设定为新时期以来战争题材小说的批评,通过对其发展历程的观照与研究,分析新时期以来战争题材小说批评的创获,对新时期战争题材小说批评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揭示,以期对战争题材小说批评的发展做出正确的引导,并结合现今战争题材小说创作与评论的现状对其未来的发展提出良性的建议。
王文鑫[8]2017年在《2000年以来中国观念水墨的创作形态与批评话语》文中研究指明1980年代中期,观念水墨开始出现,作为一种新的艺术现象,当时仅仅只将其作为现代水墨的一种发展路径。1990年代,观念水墨有了质的飞跃,艺术家有的从媒介出发、有的从书写性出发、有的从形态出发,不同的路径、不同的方法,目的在于推动观念水墨向前发展。到了1990年代末期,观念水墨领域已发展成为蔚为壮观的局面,同时也成为中国当代艺术重要的组成部分。2000年以来,观念水墨不仅延续了1990年代的某些特征,比如对媒介、材料、书写性的重视,而且,更强调“观念”生效的语境,及其艺术史上下文关系。本文以《2000年以来中国观念水墨的创作形态与批评话语》为题,旨在探讨新世纪以来,中国观念水墨出现的新的变化,以及批评的建构。事实上,从1980年代的“新潮美术”开始,艺术批评就积极地介入社会,介入创作,就观念水墨领域,曾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方面,艺术创作的发展与观念的更迭,消解了既有的创作范式,动摇了既定的创作思想,催生了新的艺术思潮,引发了新的学术问题。于是,批评需要做出反映,需要对其进行阐述,进行梳理。另一方面,批评并不仅仅是创作的附庸,只是一种阐述工具,相反,批评也是一种知识性生产,会形成新的批评话语,进而构建新的批评理论。因此,本文力图讨论,2000年以后,观念水墨领域出现了哪些批评声音,生成了哪些批评话语,并且,它们与之形成了怎样的互动,抑或是张力关系。本文首先对1980年代以来,观念水墨的发展做了线性的梳理,对其重要阶段的特点进行了阐述。本文的重点在于对2000年之后,观念水墨所呈现的新的形态特征进行了归纳,譬如:从笔墨形式走向观念水墨、从文字语言的解构走上观念之路,从传统水墨自身的修辞、审美习惯寻求突破口,从形态边界的拓展向观念水墨发展等等。借助于个案,希望深入的讨论观念水墨内部发生的变化。针对观念水墨带来的变化,就批评界而言,既有支持者,也有反对的声音。问题不在于观点上是肯定还是否定,对于笔者来说,更为关注的是,是否产生了新的批评话语。而这些话语又是基于什么样的理论,怎样的阐述体系与艺术史上下文展开的?它们对观念水墨的创作究竟产生了哪些影响?本文的最后一部分,是讨论观念水墨在未来的发展中还将面临哪些困难与挑战,在新的艺术史情景,以及依托于中国当代艺术的整体氛围,还有哪些新的可能性。
林旭玲[9]2014年在《90年代以来学院小说中知识分子认同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从90年代以来的学院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认同入手，去探讨作品的书写模式，分析作家为实现不同的认同目的而采取的叙事策略。本文以为90年代以来的学院小说本身就是作家探索自我认同的载体，是作家干预现实的一种手段。无论何种写作模式、何种审美实现方式，都是为建构不同的知识分子认同服务的。因此，对90年代以来的学院小说进行研究，不但有利于了解社会转型期学院知识分子的生存境况及认同困境，更有利于进一步透视创作主体的自我反思和内在困境，为研究学院知识分子精神世界提供新的视角。
王海军[10]2010年在《路遥接受史论》文中研究指明路遥及其创作作为8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史的重要构成元素,在社会转型期应该具有重要和多重的文学史意义。然而,长期以来读者对路遥及其作品的强烈追捧、主流批评的“热评”和文学史家对其历来的漠视、评价不足甚或有意回避等形成了新时期以来极具时代特性和富有争议性的“路遥现象”。“路遥现象”是80年代以来时代的因子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种合力下交互嬗变的结果,对于具有类“路遥现象”的任何一个作家而言都无法避免这种合力作用下的文学史命运。故对“路遥现象”的研究可以揭示具有类“路遥现象”的作家何以会无缘当代文学史;何以会在读者、批评界和学院派文学史家之间形成“冰火两重天”的“路遥现象”。本论文分为导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导论部分引入所研究的问题,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正文分三章:第一章从大众、批评界和“学院派”三方面对路遥在不同时期的接受史实进行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路遥现象”;第二章论述形成“路遥现象”的根本原因是路遥及其文学创作的价值追寻与“学院派”文学史家的价值追寻的错位。第三章以路遥为中心,横向比较以路遥、贾平凹、陈忠实为代表的“陕西第二代作家”不同的文学史命运。并从文化(包括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差异及其作家知识建构的不同得出造成“路遥现象”的隐性原因。结语部分得出“路遥现象”是当代政治、经济、文化在新时期交互嬗变的结果。
参考文献：
[1]. 论转型期审美文化走向及建构[D]. 孙红. 郑州大学. 2000
[2]. 论转型期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D]. 孙谦. 山东师范大学. 2007
[3]. 身份认同与后新时期知识分子小说[D]. 杜昆. 南京师范大学. 2013
[4]. 制度·主体·文本[D]. 章涛. 浙江大学. 2016
[5].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人的精神世界研究[D]. 张健. 中共中央党校. 2004
[6]. 论转型期小说“人”的发现[D]. 张喜田. 复旦大学. 2005
[7]. 新时期以来战争题材小说批评研究[D]. 齐研. 沈阳师范大学. 2016
[8]. 2000年以来中国观念水墨的创作形态与批评话语[D]. 王文鑫. 四川美术学院. 2017
[9]. 90年代以来学院小说中知识分子认同研究[D]. 林旭玲. 暨南大学. 2014
[10]. 路遥接受史论[D]. 王海军. 四川师范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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