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斯大林的阴影中——评《赫鲁晓夫：其人及其时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赫鲁晓夫论文,斯大林论文,其人论文,阴影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威廉·陶布曼(William Taubman)的纪念碑式的和等待已久的尼基塔·赫鲁晓夫传记是 自这个被废黜的苏联领导人本人的回忆录于1970年出版以来有关赫鲁晓夫的最重要的英 文著作。该书分析详尽，事实细节丰富，为了解赫鲁晓夫的生平和苏联这个国家提供了 新的线索。
陶布曼说，他对赫鲁晓夫“既特别喜爱也特别鄙弃”。这种喜爱在他的著作的最初几 页表现得最明显，他在这几页指出，赫鲁晓夫于1894年出生于靠近乌克兰东部边境的俄 罗斯村庄卡利诺夫卡，作为农民的儿子，他的孩提时代穷困潦倒，但这种境遇使这个男 孩变得坚强。他很小就失了学，在乌克兰的工厂和矿山干肮脏而危险的工作，努力挣钱 养家，为追求社会公正而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并且成了斯大林的热烈崇拜者。如果布尔 什维克党希望选择赫鲁晓夫一代的一个代表人物，该党自己很难找到一个更好的人选。
随着陶布曼描述赫鲁晓夫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步步高升，更接近斯大林，并且幸免于30 年间的一系列事件，他对赫鲁晓夫的鄙弃变得更明显了——这一系列事件包括30年代末 斯大林的大恐怖、反对希特勒的战争、赫鲁晓夫赢得的后斯大林的权力斗争、冷战以及 他本人最终于1964年被赶下台。陶布曼对处于权力高峰时期的赫鲁晓夫及其克里姆林宫 同僚的描述是令人惊愕的，也是令人信服的。即使就政治家而言，他们也把多得不成比 例的时间用于喝酒、密谋、说谎、发誓和彼此攻击，时而发怒，时而失望(陶布曼在接 连3章中描述说，赫鲁晓夫至少有10次在公开场合喝得酩酊大醉，或者看上去酩酊大醉) 。
可是，我们最好从别处寻找一个大国领导人所需的品质。对苏联内部工作方式的揭露 越是多——陶布曼的著作是对这种发现过程的有力贡献——苏维埃制度越是证明涉及以 几乎不可能想象的规模浪费人力和资源。苏联生活的一些方面在当时看来是荒谬的，或 者是有悖常情的，也或者是残忍的——马列主义口号，清洗，过分保密，中央计划—— 在事后看来更是糟糕透顶。这些方面实际上正像它们看上去那么有悖常情和残忍，即使 不是更加如此。列宁留给他的继承人的与其说是一种政府制度，不如说是一个胡作非为 的借口。这种胡作非为持续了75年，得到战争和石油收入的共同支持。
赫鲁晓夫的矛盾心理
陶布曼告诉我们，他本来打算在1989年交出书稿。但他又继续写了10年，得益于因共 产党统治垮台而能使用原始资料。就陶布曼而言，他的著作经过10年重写，听上去如此 新鲜，这是一项值得注意的成就。陶布曼说，要是他遵守第一个最后交稿期限，“结果 或许会截然不同。”首先，这会是一本更有利于赫鲁晓夫的著作，书中对赫鲁晓夫本人 的回忆录中的叙述的反复核对和质疑的广度会更小。他会在书中有更多机会让赫鲁晓夫 及其周围的制度获得在罪证不足的情况下被假定为无罪的权利。
相反，陶布曼对一个人的其主要部分已众所周知的一生进行了彻底探究，这种探究将 增强人们广泛持有的把赫鲁晓夫看作政治失败者的观点。赫鲁晓夫作为政治家的缺点在 书中得到坦率的叙述，鉴于作者对赫鲁晓夫作为一个人的同情，这种坦率更能消除读者 对赫鲁晓夫的敌意。在陶布曼最终的描述中，赫鲁晓夫显得在其事业的高峰时刻受到徘 徊于渴望与羞耻之间的矛盾心理的驱使和折磨，这种矛盾心理必定同样困扰当时的其他 许多共产党人：一方面，他对共产主义制度应该放弃其所许诺的乌托邦抱有幼稚而真诚 的渴望；另一方面，他对这个制度在斯大林领导下以及他本人参与下已经产生的结果感 到羞耻。就赫鲁晓夫来说，他对斯大林的帮助是巨大的。斯大林于1934年使他成为中央 委员，3年后又使他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在1937—1938年斯大林的大恐怖时期，他主 管莫斯科党组织，后来又主管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在他手下工作的莫斯科38个高级官员 中，只有3人幸免于难。仅仅根据这一点他必定能猜到镇压的规模。陶布曼写道，他“ 帮助逮捕和清算他自己的同事和朋友”。
所以，正如陶布曼清楚地说明的，1956年，在赫鲁晓夫登上最高领导人宝座初期的决 定性时刻，他所作的攻击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恐怖手段的秘密报告不仅仅是一种显示勇 敢的姿态。这是一种经过精心平衡的机会主义，一个既是隐瞒也是揭露的行动。秘密报 告承认了做过的事情，但除了斯大林一人，回避了干这些事的是谁。赫鲁晓夫领导对斯 大林的攻击多半是为了确保，这种攻击始终远离他本人。赫鲁晓夫描述斯大林在领导恐 怖行动中是单枪匹马地发号施令的。赫鲁晓夫说，斯大林“无视党内生活的准则，践踏 了党的集体领导的列宁主义原则”。
赫鲁晓夫预料到有人会提出下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所以由他自己把这个问题提了出 来：“为什么我们在更早的时候，在斯大林活着时，没有做一点事情，以阻止无辜生命 的丧失?”他说，答案是“绝大多数政治局成员当时并不完全了解发生这些事件的情况 ，因此不能进行干预”。当然，这是一派胡言，尤其是这种说法使人想到，如果有人知 道“全部情况”，大规模谋杀不知怎么能被证明是正当的。可是，能够有把握地对赫鲁 晓夫的说法提出质疑的只有其他政治局成员，而他们这么做会给他们自己定罪。
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上的报告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个报告是苏联共产党放 弃把大规模谋杀和暗杀作为恐吓公众和解决领导层争端的通常手段的信号。它标志着古 拉格囚犯集中营终结的开始，也标志着被斯大林从苏联一个地区放逐到另一个地区的整 个民族群体开始其长途跋涉的返家旅程的时刻。它鼓舞了包括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
Alexander Yakovlev)在内的新一代自由主义者，他们后来将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身上找到他们的支持者。它也带来了使亚历山大·索尔任尼琴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 索维奇的一天》能在1962年发表的文化解冻。
即便如此，作为非斯大林化而不是普遍自由化的迹象，赫鲁晓夫的报告走得只有这么 远。他是关起门来向共产党的上层人物做这个报告的。他限制报告的传播，担心引发普 遍的动荡局面——这种动荡在东欧确实随之出现。就一般民众而言，斯大林在党的历史 上保持了领导地位，仍然能够得到赞美。在赫鲁晓夫做报告之后不出几个月，斯大林再 次公开得到赞扬，甚至得到赫鲁晓夫本人的赞扬。
更重要的是，赫鲁晓夫坚持认为，斯大林的恐怖行为是背叛或者败坏苏联共产党的事 业。他拒绝把斯大林的恐怖行为看作苏联共产党的方法的合乎逻辑的、甚至是不可避免 的延伸——这种解释后来得到诸如雅科夫列夫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更严厉的批评者的支 持。赫鲁晓夫的讲话似乎认为，主要任务是从斯大林主义的废墟中恢复和修补列宁主义 真理。他先于戈尔巴乔夫抱有这种堂吉诃德式的希望，而戈尔巴乔夫也认为，苏联的共 产主义能够改造成某种值得拥有的东西，他在证明他自己是错误的方面走得更远。
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认为，某种程度的非斯大林化是一种经济和政治的需要，从 而进一步降低了赫鲁晓夫的伟大报告的高尚性。赫鲁晓夫所详述的主要是30年代中期被 斯大林杀害的共产党官员(这归根结底是对另一些共产党官员所做的报告)，但斯大林在 其统治的数十年间的政策曾造成数百万更普通的民众被处决、挨饿或者入狱。英国历史 学家杰弗里·霍斯金(Geoffrey Hosking)认为，极权主义在斯大林活着的最后几年达到 其极限。苏联全部成年男性人口的1/10或者甚至1/5遭到监禁，劳动到死。劳动营的运 转在短期内是廉价的，而被囚禁者是听话的，但赫鲁晓夫认识到，那儿的混乱将是代价 高昂的，甚至不可能予以控制。另一种选择是，劳动营可以关闭，数百万人可以释放。 这正是赫鲁晓夫开始做的事情。可是，仍然很难找到一种面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方式。 把罪责全部推到斯大林个人身上是最不错的选择。
谴责斯大林可能是一种谨慎的政治行动。可是，这也是赫鲁晓夫所采取的一种非常个 人的行动。我们很难想象，那个时期的任何别的苏联领导人敢于这么做。陶布曼认为， 赫鲁晓夫的报告是“一种悔改行动，一种[赫鲁晓夫]通过说出自己所知道的真相重申自 己作为一个正派人的身份的方式”。可是，报告的强烈语言使我想到某种更接近发泄愤 怒的情况。请想象赫鲁晓夫在1956年回顾自己与斯大林的关系时必定感觉到的怨恨和被 背叛。他曾经认为斯大林是一个天才，尽管是一个残酷的天才。现在他认为斯大林是半 个精神病患者，而他——赫鲁晓夫——是一个有用的白痴。俄罗斯精神病学家阿伦·贝 尔金(Aron Belkin)曾把赫鲁晓夫说成“生活在他的父亲斯大林的阴影中的俄狄浦斯(希 腊神话人物，因不知底细而误杀其父并娶母为妻，发觉后自刺双目，流浪而死——译注 )，他热烈地爱上‘母亲’俄罗斯，后来在党的二十大上怀着虐待狂似的满足杀死了父母”。
赫鲁晓夫的冷战活力
“秘密报告”以及随之出现的解冻目前仍是俄罗斯人最欣然地将之与赫鲁晓夫的名字 联系起来的事件——尽管他在1954年漫不经心地把克里米亚半岛交给乌克兰近年来受到 更多批评，而随着东正教重新成为俄罗斯生活中一个显著的组成部分，他对教会的迫害 可能被人们更怨恨地回忆起来。
另一方面，西方记得最清楚的是赫鲁晓夫从事冷战的活力——入侵匈牙利，分裂柏林 ，在联合国的会议桌上敲打自己的鞋子，并把导弹运到古巴。陶布曼报告说，就使其他 代表感到惊骇的敲击鞋子事件而言，赫鲁晓夫“对他自己的表现感到高兴”。这位俄罗 斯领导人说，这么做“对给联合国令人窒息的气氛注入一点生气来说是必要的”。这种 爆发确保他在西方获得了作为一个爱挑衅的人的名声，但他其实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冲 动的人。就像赫鲁晓夫扬言计划把柏林交给东德以及在古巴部署导弹一样，他所威胁要 做的事情结果往往是他不会做或者做不到的事情(但说来遗憾的是，他的更早的目标— —入侵匈牙利并不是说说而已)。
陶布曼认为，赫鲁晓夫动辄以核战争进行威胁，这是因为他把核战争视为威慑手 段。他把威胁进行战争看作避免战争的最好方式，所持依据是，他的对手(尤其在美国 的对手)比他更害怕战争。可是，赫鲁晓夫的恐吓与其说出自慎密的考虑，不如说出自 直觉，除此之外，他所拥有的远程火箭也很少。他的缺乏远程火箭是他开始把中程导弹 运入古巴、从而更好地威胁美国的原因所在，而他的吓唬最终在古巴被戳穿。
陶布曼对古巴冒险的追溯直至1962年4月赫鲁晓夫与其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在黑海边 的一次散步。赫鲁晓夫对美国部署在土耳其的近在咫尺的导弹、对他将如何精明地在古 巴部署若干苏联导弹以对抗这些美国导弹进行了思考。他对马利诺夫斯基说：“如果我 们把一只刺猬扔到山姆大叔的裤子上，那会怎么样?”
赫鲁晓夫认为，一旦这些导弹部署完毕，它们将对美国构成威胁，这两个国家就会变 得势均力敌。实际情况却是美国发现了运输中的俄罗斯导弹并且拍了照片。赫鲁晓夫对 这种可能发生的情况既没有预见，也没有准备，这看来是令人惊讶的，但正如陶布曼所 证明的，他确实如此。他开始恐慌地与华盛顿进行谈判，目的在于找到一种把导弹从古 巴移走并且保住面子的方式：在草率地对待核战争之后，他达成了涉及把美国导弹秘密 地从土耳其移走的交易。
赫鲁晓夫在这种时候受到他的政权的独裁性质的牵累。核武器的问世改变了战争和国 际关系的规则，这种改变的程度之大是任何政治家所不能独力理解的。可是，自马列主 义“科学”被认为超越其他所有知识以来，一个共产党首脑应该为核战争以及涉及公共 利益的其他一切事情制订政策，从美术到经济计划。苏联的核战略不是在各种明智的意 见达成基础广泛的共识之后制订的，不了解什么是可取的和可能的：苏联的核战略来自 赫鲁晓夫的直觉，而他的经济和军队的不及对手的能力使这种战略在展示时打了折扣。
赫鲁晓夫对外政策中的挑衅和试验的混合帮助引发了政治局内反对他的力量的行动。 他的同僚认为，赫鲁晓夫可能使俄罗斯进入一场不必要的战争。他们也认为，他缺乏代 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所必需的尊严。他太喜欢发表杂乱无章的长篇大论、毫无 顾忌地大开粗俗的玩笑以及酗酒。酗酒这种行为在国内政治中是司空见惯的，但没有必 要把它带到国外。
可是，决定赫鲁晓夫的命运的是国内的失败。粮食收成减少。他对增加谷物产量的迷 恋成了国家的笑话。他轻率地宣布具体但不可能实现的工农业目标，诸如他在1957年呼 吁，在3年内把肉类产量增加两倍。他似乎既根本不考虑被看到不能实现这种目标的政 治后果，也根本不考虑，如果某个行业真的尝试实现这种目标，这对经济其余部分的实 际意义是什么。陶布曼详述了莫斯科以南梁赞地区共产党首脑阿列克谢·拉里奥诺夫的 悲哀故事，后者试图像赫鲁晓夫所要求的那样，将肉类产量增加两倍。梁赞地区宰杀了 乳牛，从临近地区购买或者偷窃家畜，并且试图提高农民的税收以显示肉类产量的增加 。最终这个地区生产了它所许诺的肉类产量的1/6，拉里奥诺夫自杀。
赫鲁晓夫由于尝试以考虑欠妥的改革计划改组政府和工业而对官僚体制内支持他的力 量造成了最大伤害，这种改革计划除了造成混乱和愤怒一无所成。1957年，他废除了主 管具体行业的政府各部，把它们的权力重新分配给地区委员会。这种变化在随后5年内 悄悄地发生了逆转。1962年，他下令共产党本身分成单独的工业党和农业党，但他在这 种分割完成之前就遭到废黜。这对共产党的理论家们来说也是好事，因为他们受到强大 的压力，被要求对为什么一个众所周知地主张联合工农的政党变成工人和农民各有一个 党作出解释。
戈尔巴乔夫谈赫鲁晓夫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与捷克老资格的持不同政见者兹德涅夫·梅利纳日(ZdenekMlynar)的一系列交谈中确定了赫鲁晓夫的若干错误——这些谈话现已汇集成《与戈尔 巴乔夫交谈：关于改革、布拉格之春和社会主义的十字路口》一书(Conversationswith Gorbachev:On Perestroika，the Prague Spring,and the Crossroads of Socialism)以英文出版。戈尔巴乔夫经验丰富，他的击中目标的能力几乎并不令人吃惊 ，因为他本人在掌权时同样遇到了赫鲁晓夫所遭受的某些挫折——但你能感觉到，他不 愿人们得出他与赫鲁晓夫是一丘之貉的结论。
戈尔巴乔夫回忆说：“最初赫鲁晓夫享有巨大的权威。但制度是抵制变革的。而且， 当改革遇到严重困难并且开始造成社会不稳定以及公众不满的增强后，赫鲁晓夫开始匆 忙地往不同方向来回折腾，寻找挽救败局的措施，并在这个过程中犯了错误，失算了。 ”
梅利纳日温文尔雅地避免说，这种评论也能总结戈尔巴乔夫的掌权记录。在戈尔巴乔 夫看来，赫鲁晓夫在确定他的某些与美国有关的增长目标时犯了重大错误。赫鲁晓夫许 诺“赶上和超过美国”，首先在食品生产方面，随后在全面繁荣方面。戈尔巴乔夫说， 斯大林决不会做这种事情：“斯大林从来不允许把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现 实进行比较，因为他认为，在这儿建设的一个崭新世界不可能与任何先前的制度相比… …我们的成就只能按照我们自己的衡量标准予以衡量……赫鲁晓夫用他的‘赶超美国’ 的口号从根本上改变了普通苏联公民所面临的形势。他似乎是说，现在的目标将是以他 们那儿的方式生活。”
可是，赫鲁晓夫的选择可能寥寥无几。核武器使俄罗斯与美国进入直接的和似乎是永 久的对抗。双方的人民不得不认为，他们正在保卫值得保卫的惟一的社会模式。生活标 准不可避免地是宣传战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宣称苏联模式将使人民在将来变得更富裕 ，赫鲁晓夫至少能够转移苏联人民对他们目前更贫困的事实的关注。
赫鲁晓夫的利用经济宣传也影响到使苏联变得对西方来说更可理解，甚至使苏联变成 西方的楷模。部分地因为苏联夸大了其所称的成就，而西方无法轻易地核对数字，认为 苏联的增长模式因其成就而值得学习的想法开始在西方站稳脚跟。到1960年，根据历史 学家马丁·马利亚(Martin Malia)的说法，对俄罗斯经济增长率的分析以及这种增长率 对欠发达国家的吸引力获得了“西方学者和记者的更大关注，这种关注大大超过了他们 对俄罗斯的政治控制制度或者清洗和洗脑方法的关注”。西方也将其看待俄罗斯的观点 “非斯大林化”了。
概略地说，在这方面，事情耽搁了25年，直到不断下跌的石油价格和灾难性的阿富汗 战争加在一起迫使俄罗斯承认，无论是经济政策还是外交政策都已濒临破产。戈尔巴乔 夫力争改变自己的国家，但只是看到了它的突然和全面的崩溃。这种崩溃使当时的许多 专家感到吃惊，大多数俄罗斯人同样如此，包括戈尔巴乔夫。他与兹德涅夫·梅利纳日 交谈中的一句话应该留作遮遮掩掩的陈述的范例。戈尔巴乔夫说：“当然，我未能成功 地使整个改革过程保持在我的意图的框架之内，我对这个事实感到不安。”
这些交谈汇集成一本很薄的书，而它的出版有点为时过晚，但在戈尔巴乔夫与梅利纳 日的交谈中，你仍能察觉到一度使他成为世界上最受人钦佩的政治家的那种力量，你也 能察觉到使他对他自己的失败感到如此不知所措的那种局限。他的谈话仍然使人觉得， 共产主义的崩溃是一个比共产主义本身更大的悲剧。即使在1993年，戈尔巴乔夫仍会谈 到，“列宁主义的本质是尝试切实地发展‘群众的生气勃勃的创造性活动’。”他会把 斯大林主义称作“一种在极端情况下动员社会的制度”。他认为这是批评，但即便如此 也是不得要领的，因为斯大林主义是一种造成灾难的制度，而不是一种对灾难作出反应 的制度。
梅利纳日是一个机智的采访者，自从他们一起在莫斯科度过大学生活以来，他一直是 戈尔巴乔夫的朋友。彼此的喜爱和尊重在整个讨论过程中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两人在19 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上存在深刻分歧，当时梅利纳日是捷克持不同政见运 动的领袖人物。戈尔巴乔夫回忆说，入侵是“戏剧性的和令人痛苦的事件，但我认为对 捍卫社会主义、反对西方大国的颠覆性行动来说也是必然的事件”。梅利纳日记得，当 红军冲进布拉格时，他在市内站在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旁边。梅利纳日说：“一个人的 社会主义观念在这种时刻退到了末位，但与此同时你下意识地知道，这种入侵与自动武 器指着你的背脊存在某种直接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