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科书在亚洲教育中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科书论文,作用论文,在亚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教科书是用以解释和传递教育信息的基本工具。从类型上看，它包括常规性的纲要式和不确定的散装类型教科书、视听类型及其它教科书；从构成材料上分析，基本上属于纸基材料。教科书在亚洲国家是教材的主体部分，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反映国家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同时是最好的教学工具之一，因此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非常重视教科书的建设。
一、教科书观念的革新
教科书所起的作用，决不限于学校教育的范畴。1964—1966年印度教育委员会发表关于教科书问题的报告，认为“教科书有助于促进民族文化一体化”。世界银行发表的研究报告也认为，教科书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它最能始终如一地显示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成绩。因为学校的教学及社会的评价基本上围绕着教科书而进行。报告中援引菲律宾事例为证，该国一年级学生在数学、自然和语言文法课程方面的成绩上升12%，是因为政府将学生与课本的比例从10∶1提高到2∶1的结果。 本森（Benson）在对印尼作详细调查后认为“若有更多更好的教科书，将会提高教师劳动生产率的20—30%”。除以上研究之外，尚缺乏对教科书其它功效的系统研究。认为，原因在于教科书对师生教学行为及功效的影响程度难以直接准确测量。因此，一般定性研究多于定量研究。
二、教科书的多项功能
根据亚洲发展中国家学校教育的现实，教科书提供和释放知识信息的功能是决定性的。印度教育委员会认为，优质教科书建设只是一项相对较小的资源投入，而科技的发展有可能使教材生产现代化，而且教科书有庞大而稳定的需求市场，供应渠道畅通稳定，更何况教科书的生产制作成本远较多媒体便宜耐用，适合家庭购买力，使用方便，携带自由。同时，教科书也易为教师所掌握，适用于较大规模的班级教学，也可以用于非正规教学。教科书作为教师有力的助手，在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教科书在学校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可见于日本对教科书的多次修订事件。另一事例是许多亚洲新独立国家持续不断的课程改革和教科书建设。为使教科书有利于独立国家的发展和适应民族文化发展的需要。对教科书的绝对控制是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教科书常被作为国家传输共同价值观念，加强国家意识的重要工具而深受重视。官僚管理，强调统一标准及一致性是其共同特性。又因为教科书是按科学方法编制而成的，因而既具有教育教学功能，又具有教育评价的功能，由此可以评价师生的教学水平及达到最高水平的标准。乡土教材和民族教材还具有维持和发展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功能。
三、教科书生产和供应体制的进步
亚洲国家的教科书生产与供应状况近年来有明显的改善和进步。教科文组织的统计资料表明，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此方面成绩显著：首先，教科书的质量有重大进步，更多地使用彩色画面，更适合低年级教学所用。其次，内容选择更讲究科学化和现代化，形式灵活多样，更为配套系列，改变了以往教科书统一性有余而不能满足多元文化需求的状况，像新加坡这类小国也编制出四种语言的教科书。第三，许多亚洲国家减少了对进口西方教科书的依赖，实现或基本实现基础教育教材的国产化。第四，各国政府改善了教科书的生产和销售系统。例如印度教育委员会成立了教科书委员会专门负责管理教科书的生产和销售。实践证明，没有官方的干预，完全的教科书经营管理商业化模式并不能保证教科书按需保量按时到位，而且数量与价格的变化无常也是有害无益的，尤其是不利于普及义务教育。第五，教科书的多项功能必须依赖于高水平的师资来实现，课程教材改革的效果必须要有优质师资作保障。如马来西亚在1975年至1979年间为Bahasa地区的中小学生产了743类教科书（其中有472类初级教科书和271类中级教科书），发行量约3500万册，但因师资水平的限制影响了教科书能量的释放。因此，教材的生产、发行必须与师资培训一体化，才有利于发挥教科书的效果。
从另一种意义上看，教科书的更新（现代化）比其生产供应更为重要。亚洲教育计划——曼谷计划对课程教材的变革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个简短的发展纲要具有极大的革新精神，它论证了教科书国产化是各国发展教育的必由之路。国产教科书成本低廉有活力，更具有针对性，符合本国国情和实际需要，易为社会接受和支持，有利于增强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有利于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有利于共同文化的认同和形成。在巴基斯坦就有个民族教材生产中心，专门经营销售关于数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约100类乌都尔语的教师教学用书， 供应近5万所学校使用，先后培训了2200多名校长和20多万名教师。 印度教育委员会（NCERT）专门负责将统一的教材译成各地方的民族教材， 以适应当地民族教育的需要。新加坡也成立了课程发展委员会（CDIS），正利用现代的教学技术生产教材，并培训教师，从而极大地增强了教科书的效果。
另一种好现象是国际组织对亚洲国家教科书建设的资助。教科书正成为世界银行在亚洲的一项重要教育投资，其份额从1978年前的10%增加到1978年至1983年的32%，1989／90财政年度的66%。而且世界银行还在印尼和菲律宾开展了两项较有影响的教科书生产和发行计划，于1970年在印尼用8年的时间投入3900万美元进行教科书建设和师资培训， 先后生产出供1—6年级使用的基础学科的教材13800万册。仅在1974 —1978年就生产了1800万册小学和52万册新教材。在菲律宾的调查表明，该国1973年每10名学生中拥有一本课本，政府应对此事负责。世界银行因此在教科书生产方面提供了5200多万美元的资助计划，其中2500万美元属于贷款。1984年生产了9800万册中小学教科书，范围涉及数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语言文法、职业教育、家教、渔业、农业等学科的75类教科书，最终在1986年实现了每两名学生中拥有一本教科书的目标。这个目标规定，每年按时提供约1100万册基础教育教科书、650 万册教师教学用书以及其它辅助教材。这些国际组织为改善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教学用书以及其它辅助教材。这些国际组织为改善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教科书研制、生产和发行工作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尤其是改善了贫穷落后地区处境不利学生的教材供应状况。
由此表明，为亚洲发展中国家提供教科书的努力有所效益，并且这种努力还会持续下去。目前的各项研究报告尚没有涉及教材的结构及内容方面，对于新旧教材的价格比较也缺乏统计数据，而且传统的教科书生产发行供应体制依然稳固。看来，最合理的教材生产发行模式应当是政府对其进行一定的干预、资助和监督，同时考虑经济效益，逐步走向半商业化的道路。
四、其他教材的发展状况
视听教材是发达国家50年代优先发展起来的，此后影响到发展中国家，并在学校教育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电视教学在新加坡使用广泛，而卫星电视和计算机教学的发展更具有光辉的前景。1975年8月， 印度发射了使用期为一年的电视教学卫星（SITE），可以同时向2400个村庄的350万人传送教育节目。 学前教育和基础教育开始使用计算机教学，日本在此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几所大学的教育学院（系）联合成立了教育教学中心用以培训师资，1972年成立的国际教育教学理事会有力地促进了亚洲各国视听教材的经验交流和合作。日本还积极研制多媒体教材，运用计算机辅助教学（CAI）和计算机管理技术（CMI）。1972年，全日本所有的大学都在使用视听教材，25.3%的小学使用电影放映机和幻灯片等视听教材，近30%的中学使用摄像机，20%的中小学装备有语言实验室。这个比例在逐年上升。即使如此，教科书在日本学校教育中依然占主导地位，全国每年要生产大约300种新教科书。 我国视听教材的发展方兴未艾，截止1992年8月，国家教委共审查了1176部试用教材， 并在中央电视台开通了教育电视节目，发射了教育电视卫星，有力地促进了现代化教材的建设。但教科书的作用依然重要，建国以来共编写了九套国家级基础教育教材，主要是教科书系列。在统编通用国家教材体制改革为竞编选用审定教材体制之后，各地开始积极编写制作教科书，教科书建设逐步走向高潮。
五、悬而未决的问题
亚洲发展中国家在80年代以来遇到一些困难，首先是视听教材发展的问题，其次是传统教科书的更新改造问题。虽然亚洲国家在教科书生产方面的国产化成功地降低了对西方国家的进口依赖，并建立起政府干预和控制之下的教科书经营发行体制，而且生产视听教材的工作在各国积极展开。上述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学校师生缺乏教科书的紧张状况，保证了学校最基本的教育教学活动，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教科书生产过程极为复杂，专业性要求极高而且所需时间较长。在各国不同程度上存在教科书质次价高，无力保证生产日程，发行渠道不大畅通完善，研究者、编著者与使用者的矛盾，教科书与教材的脱节，教材体系的不配套，教材生产与师资培训不同步，教材缺乏实验及试用环节。另一方面，视听教材发达国家在60年代末期已失去了大发展的势头。同样，发展中国家对视听教材的高度期望已于70年代中期减弱下来，因为视听教材的设计制作费用高而效果较低，而且经费预算和注意力过分集中在硬件上，因而严重影响制作质量和适用的软件。此外，视听教材只是简单地重复学校里已进行的教学内容，没有把教育技术与教育内容和教学过程有机地结合起来。所制作的视听教材缺乏反馈系统，无法检验教育教学效果。在一些特定的环境中，视听教材完全是一种不适宜的教学技术，远不如简单便宜的教科书更为有效和实用。因此，印刷式教材和视听教材的并存发展是亚洲国家未来教材建设的方向，它有助于打破单一的教材建设模式。但由于发展视听教材的投入资金多且周期长，因此从1985年以来，极少有国家向世界银行贷款用以发展视听教材。可见，亚洲国家转向于注重教材的效益而不是过分看重表面形式，由盲目发展转向适度适量的规模发展。
六、现状与未来
许多亚洲国家，虽然能够提供多种类型和足够数量的教科书，但教科书的价格常常超出家庭的平均购买力。此外，中心城市的教科书供应一般比较充足及时，而边远农村山区的情景恰好相反。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尽管在国语和地方语教科书的生产供应方面取得可喜的进步，但教科书依然供不应求。
其次是缺乏对教科书的批判精神，师生对教科书深怀敬畏之心，似乎教科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但是学生的教师，也是教师的教师，永远不会有错。这种现象在教科书国定制国家更为普遍和严重。
第三个问题是教科书的配套建设。教科书要发挥出更大的效益，仅靠改善教科书的生产和供应系统是不够的，还必须对教科书的内容和形式进行全面改革，而且教材的实效必须借助于优秀教师的配合才能发挥出来。同时，又需要教师注意到教科书之外的其他教材在教学中的重要作用，主动学习掌握各种教材的技能技巧，注意教科书与其它教材在教学实际中的有机结合，致力于创设最优化的教学。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教科书的有效价格。这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大教育问题，甚至会成为制约教科书发挥功能的重大障碍。在经济不发达国家，它远比教科书本身的改革更为重要。本森在印尼做了一些调查，发现印刷每本教科书的成本价格是0.11美元（1970年初），而每本教科书的使用寿命是六年；Flores认为，传统工艺制作的教科书的成本较高且效率低下，而现代科技有助于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他认为，如果教科书的平均寿命为五年，则每册书的成本价格在0.51—0.52美元之间，这与传统教科书的0.68美元相比是便宜的。这两项研究结论仅供参考，实际上每个国家都在采用进口教材与国产化教材两条途径，并且要制作生产出各种类型的教材，还要考虑培训教师的成本。综上所述，亚洲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的飞速增长及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尚处于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应当优先发展优质的大众化教科书，辅之以其他教材，适度发展视听教材，这可能是目前的最合理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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