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领域新境界的不倦追求——读康式昭新作《文化潮边的思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作论文,新领域论文,新境界论文,不倦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康式昭是很有名气的杂文家，这是大家知道的；但同时，又是小说家、散文家、评论家，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
我常听朋友们说，康式昭的杂文写得好，乃京城杂文家里获奖的“专业户”云云。那么康式昭的作品有什么最突出的特点呢？我读了他早年的小说创作和近年来出版的几本文集，产生了一个强烈深刻的印象，他的作品十分注意创新，用焦裕禄同志的话说，是“不吃别人嚼过的馍”，努力通过作品提出新问题，解决新矛盾，不断闯创作的新路。
六十年代初，当我们这些五十年代的大学生，还在回嚼反思自己的大学生活的时候，康式昭与奎曾合作，创作完成了第一部表现新中国大学生生活的长篇小说《大学春秋》，“文革”前夕发表在专门刊登中长篇作品的《收获》杂志上（“文革”后出书），被评论家们誉为具有开创意义的创作。
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开始注重发现人才，社会上“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呼唤识马的伯乐的声音不绝于耳的时候，他以“康凯”（和李世凯共用）的笔名发表了杂文《呼唤伯乐——改革嬗变中的不谐和音》，尖锐地提出，“呼唤伯乐”实际上是呼唤领导人识人，而凭领导者的一己好恶定干部的弊病甚多。靠个人选“马”，还是靠群众选“马”，相信个人，还是依靠群众，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而要解决好这个关键问题，“需要从制度上加以保证”。由此，得出了创新性结论：“改革，就是要革掉‘伯乐中心制’的陈旧定势，就是要从观念到制度革掉依靠伯乐、呼唤伯乐的古老积习”，建立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发现人才的机制，作保障人才涌现的切切实实的工作。看，一般人对“呼唤伯乐”习以为常，而“康凯”却力排众议，提出了依靠个人和依靠群众的关系这个选拔人才的根本问题，呼唤改革选才的科学制度与机制！怪不得获得了北京杂文特等奖呢，一篇短文提出了改革选才制度的重大问题。
前几年，抽水马桶漏水的问题，引起了各方重视，他的杂文《马桶溅水的尴尬》，提出了比漏水更不显眼的“马桶溅水”问题。马桶溅水给人造成的尴尬，人人经历过。而从技术上说，比解决漏水问题简单得多，却长时期得不到解决。康凯通过这件小事，提出了一系列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不重视改进产品质量的症结性问题：如，马桶的生产者，造了马桶卖给建房者，与用马桶的住户隔一层，溅水不溅水，听不见骂声。这就提出了有关生产和消费、商品与市场、厂家与顾客、生产者与使用者关系的大问题，涉及到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课题。再如，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有定点，市场无竞争，官厂官商，皇帝女儿不愁嫁，只要生产，不愁销路。这又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营企业如何提高竞争力的大问题。作者十分敏锐地预见到：那些抱残守缺的溅水马桶堆积如山，嫁不出去，厂家会倒闭！近几年的市场竞争，完全证实了康凯的预见，让你不能不佩服作者勇于提出问题的创新精神。
康式昭的新作《文化：潮边的思索》，开拓了他的创作的一个全新的领域，这就是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个新课题。我读这部稿子的第一个印象是：说“潮边的思索”是谦虚，说“潮里的思索”是实际情况。即：在商品大潮的涌动里，深入地考察，科学地研究，细心地思考，探讨文化和文化工作的处境、定位及对策。文章的最重要的特色，一言以蔽之，还是勇于创新：提出的问题新，找出的解决问题的对策、办法也新。
我仅举两个例子：
康式昭到文化部作文化政策研究工作，正逢我们国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关键时刻，这时候，研究透文化工作和文化体制的现状，弄清新的经济体制对文化工作提出的要求，把准形成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文化体制的优长及其弊端，明确两种体制下文化工作的错轨处，进而认清文化工作如何迎接新的挑战，面对挑战应作什么样的决策选择，文化政策，特别是文化经济政策，需要做什么样的调整，以及如何加强文化体制建设……等等。这一切，成为发展文化事业的当务之急。康式昭为获得对这个问题的正确认识，跑遍全国作调查。从东部发达地区，到西部地区和“老少边穷”经济落后的困难地区，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同时，又先后到西欧北欧、北美南美等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与我们经济发展有共同点的发展中国家作调查，连许多国家的文化经济政策的法规原文，都搜集来了，进行了认真地对照研究。他在广泛的调查研究中获得了真知，较早地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对策，特别是分类管理的原则和思想。这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应面向市场，但不能不加区别地都推入市场，要实行区别对待分类管理。他学习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吸收我国各地和世界各国文化管理的成功经验，把文化和市场的关系分解为四类情况：一类是群众自娱性文化，包括校园文化、企业文化、公园文化等，以及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风俗文化。一类是公益性文化，包括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文物陈列室、文化馆、科技馆等文化事业。这两类文化都不能推入市场。这种致力于提高民族文化科学素质、提高国民思想道德素质的文化事业，全世界都用政府（包括引导社会）资助的办法，予以扶持。再一类是高雅文化，包括高层次、高品位、高水准的严肃艺术、民族艺术和高质量、高品位的文学作品、文化科学论著等，全世界都视为非盈利文化，它虽然以商品形式进入文化市场，受市场规律的影响，但不能完全由市场调控，需要采取计划调控与市场调控相结合的手段，有区别有重点地给予经济上的扶持。另外一类是纯商业文化，如，流行歌曲、通俗小说、通俗音象制品等通俗文化业；三厅、书画经销等文化娱乐业。这类文化处在文化市场之中，受价值规律制约，应以市场调节为主，辅之以必要的法律的、舆论的、行政的管理手段，加以管理。
为了准确把握各类文化事业的特征，康式昭对每一类文化事业的特点都作了解剖分析，如，他1992年10月在《求是》杂志发表的《谈谈文化属性和文化管理》，把需受政府扶持的文化事业又分作三类，一类是图书馆等公益性的文化事业；一类是高层次的表演艺术和民族艺术；一类是有文化、科学、艺术价值的出版物。
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这些分析，都具有创新特色，为国家制定分类管理，区别对待的文化经济政策提供了事实和理论依据，帮助人们深化了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特征的认识。这本集子里的不少调查报告、理论文章和生动活泼的杂文、散文，都阐述了他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政策的理解，读来新颖深刻，甚具启迪意义。
再举一个例子。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事业里，文化扶贫是一项崭新的开创性的工作。康式昭同胡广爱、王传宪同志一起，深入到“老少边穷”地区作了广泛的文化发展状况调查，他们到过四川北郊的贫困藏区，到过一年看不上一场电影、“文化空白”的偏僻农村，回来后，饱含对文化落后地区人民的情感，写出了《关于文化扶贫工程的思考与建议》，开创性地提出了文化扶贫工程的内涵和目标，论述了实施文化知识教育、科学技术教育、文艺审美教育、思想道德教育等关于思想文化建设的目标。也探索了加强农村文化组织建设、完善农村文化设施建设、加强贫困地区文化队伍建设和开发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及兴办文化产业等关于队伍、措施建设的目标。提出了有说服力的农村文化扶贫的对策和措施。这篇调查报告因为它鲜明的创新特色和务实特色，在《文艺报》发表后，获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论文奖。
康式昭的创新意识没有停留在写论文、提建议上，这篇论文发表后，他一刻也没有停止关注文化扶贫工程的实践。社会上涌现出每一项农村文化扶贫的新事物，他都热情地呐喊、鼓吹，为这些新事物鸣锣开道。在文化扶贫委员会倡导下，“万村书库”工程启动了，康式昭使出通讯、特写、杂文、散文等十八般“武艺”为“万村书库”摇旗呐喊。为农村儿童送戏的“送戏进村”工程启动了，帮助农村孩子的“手拉手”工程启动了，康式昭又热情地投入到宣传这些农村文化扶贫工程中去，连他创作中很少使用的“报告文学”也用上了，新事实、新思想和不断发展着的崭新的农村扶贫观念，跃然纸上。一个文化工作者关心文化事业发展的那颗火热的心，也跃然纸上！
无需再罗列例子了。我敢说，这是一本对文化工作者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有深刻的启迪意义的好书，这是一本对文化艺术爱好者，乃至于文学创作爱好者，在文艺创作中进行思想和艺术的创新，有启示性参考价值的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