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及其当代发展——“可跨越论”与“不可跨越论”的辩证统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社会形态论文,学说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学术界就马克思提出的“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这涉及如何理解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中的“不可跨越论”与“可跨越论”的关系问题。初看起来，似乎两者不可能兼容，以致有的论者认为“可跨越论”只是马克思晚年提出的一个不成熟的理论假设。笔者认为，这两个方面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中是辩证统一的，体现了唯物史观坚持的历史进程的客观规律性与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人的主体能动性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贯穿于他一生的理论探索中，自19世纪50年代末直至马克思逝世前的20多年中，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形态做了一系列的考察和论述。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第一次将人类历史的发展明确地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和“人的自由个性全面发展”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最初的社会形态，“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第二个阶段是“现代社会”（在西欧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人的生产能力不断发展，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使得“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第三个阶段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即人类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1〕
此后不久，1859年1 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再一次表述了他的这一理论，只是由侧重阐述人的生产能力的发展程度与人的本质特征的关系过渡到直接阐述生产力与产生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2〕
这段论述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阐述的基本思想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强调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人们的社会关系、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规律。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这里所揭示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并不是指一种固定的模式，不是指一切国家、一切民族不论具体历史条件如何都要经过“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指的是人类社会发展迄今为止曾经出现过的几种不同生产方式的事实，这与在《经济学手稿》中提到的“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形态时的情形极为相似。
将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两段经典论述联系起来考察，就可得知：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但并没有规定统一发展的模式。难道这仅仅是我们的猜测吗？不是的。马克思自己有过清楚的阐述。
1877年马克思在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指出，如果有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3〕。这是因为“极为相似的事情， 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4〕。对此， 马克思在1881年回答俄国“劳动解放社”社员关于俄国历史发展的前景问题写信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做了进一步的阐明，他指出：他在《资本论》中阐述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过程时，“明确地把这种‘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5〕。
不仅如此，在这封复信草稿中，马克思还明确地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设想：由于俄国所处的历史环境，俄国的发展“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6〕，从而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这是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的一个重大发展。这一理论告诉我们：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才能进入人类理想的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资本主义制度所带给人类的种种灾难——是可以跨越的；但是，“跨越”是有条件的，“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7〕。
对俄国说来，它实现跨越的历史条件是什么呢？马克思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8 〕马克思在进一步分析俄国的特殊历史环境时还指出：“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欧洲唯一的国家。”〔9〕土地公有、 集体耕作、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等，这些俄国农业公社的特点是“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10〕。其次，“俄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11〕，它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12〕，因此，它有可能“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13〕。再有，“俄国大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利用机器进行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实行合作劳动的农业耕种”〔14〕。
除了这些客观的历史条件外，要实现跨越，还必须有俄国社会的领导力量和参与这一历史活动的人们的主体能动性的发挥：俄国的农业公社如果能“在现在的形式下事先被引导到正常状态，那它就能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15〕。这些都应视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主体条件。
这就是马克思著名的“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理论。
综观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可以看出，马克思阐明的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不在于人类社会按某几种具体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必然性，而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必然性。
马克思在1867年所写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曾指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16〕，“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17〕。这里所说的“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的，既主要指生产力的发展程度的自然发展阶段，也包括与之相适应的人们的社会经济交往形式的自然发展阶段。
马克思在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阶段时，反复强调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从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就必须使生产力的发展达到突破孤立、分散的自然经济樊篱，从而使人们挣脱“人的依赖关系”的束缚的水平。而要从第二阶段进入第三阶段，则必须使生产力发展到能够使人们“形成普遍的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能力的体系”〔18〕。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就在于人的生产能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生产力的自然发展阶段是不能跨越的。
在阐述从第二阶段步入人类理想的第三阶段社会的理论时，马克思还特别强调了“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19〕。这就是说，伴随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自然发展阶段也是不能跨越的。
需要注意，当马克思阐述这种不可跨越的自然发展阶段之后尚有醒目的一句：“但是它（指认识到历史运动规律的社会）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20〕这又与他后来提出的“可跨越论”有密切联系。后来，他根据俄国的具体历史环境，明确提出了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
其实，可跨越论所涵括的又何止于俄国，何止于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人类历史的进程表明，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一些民族和地区或跨越了奴隶制阶段而直接进入封建制阶段，或跨越了封建制度而直接进入资本主义阶段，或跨越了资本主义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有的民族、地区甚至跨越了几个阶段进入了更高一级的发展阶段。社会历史进程呈现出普遍规律的统一性和多种模式的多样性的统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改造成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的过程，就是成功地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伟大实践之一。毛泽东同志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正是对马克思“可跨越论”的重大发展。
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之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走着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有成功也有失误。有的从失误中吸取教训，走向了新的发展；有的则从失误回到资本主义。于是资产阶级政治家们便趁机否定马克思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否定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同时又有一些人趁机鼓吹凡是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而建立的社会主义，都是注定要失败的，都需要退回去补资本主义的课。这两种思潮，前者是从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社会发展规律上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后者是从曲解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中的“不可跨越论”和“可跨越论”思想来否定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几十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邓小平同志对这个理论的创立作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这个理论既坚持了、丰富了“可跨越论”的原则和内容，又坚持了、丰富了“不可跨越论”的原则和内容，从而指导中国人民发展了社会主义生产力，进一步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粉碎了种种企图否定社会主义的谰言。
马克思“可跨越论”的核心是指跨越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对这个问题，邓小平理论的贡献就在于：第一，他明确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指出如果动摇了其中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中国不搞社会主义，就没有出路；第二，他同时指出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占主体，实现共同富裕，消灭剥削，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在本质上坚持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就坚持了马克思的可跨越论。但要确保跨越成果，又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不可跨越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对此作出了创造性的伟大贡献。
第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实际，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他指出，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去搞社会主义。中国的现实是它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还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如果说有什么需要补课的话，那绝不是补资本主义的课，而是补发展生产力的课。
在要不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上，我党是走过很长一段弯路的。在全国胜利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召开的党的八大上，都曾正确地提出，要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生产建设上来。但更长的时间内，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路线占据上风，用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冲击生产建设，以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林彪、四人帮乘机作乱，公然鼓吹贫穷的社会主义，到处挥舞“唯生产力论”的大棒，破坏生产建设，把国民经济引向了崩溃边缘。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领导全党拨乱反正，其中一个主要内容，就是为生产力正名。他利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意义。他在一次对外宾的谈话中深刻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行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21〕因此，他把发展生产力提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党的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来加以强调，要求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邓小平的这些思想，既是对我党几十年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也是对马克思关于生产力自然发展阶段不可超越理论的生动、精辟的阐释。
第二，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改革的主要内容是经济体制，开放意味和国际市场接轨。所以说，改革开放的中心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也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关于是否要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我党在认识和实践上走过了一段更为曲折的道路。
诚然，马克思当年设想的社会主义（体现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是没有了商品交换的社会主义，但那是指的建立在经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充分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而我们是在生产力很不发达、商品经济远未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越过“卡夫丁峡谷”进入社会主义的。因此，我们不但面临生产力的补课问题，同样也面临市场经济的补课问题，因为两者是密不可分的，承认前者，就必须承认后者。
由于对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设想的教条式的理解，加上前苏联的影响，我们党长期以来对上述问题的认识，始终处于盲目的状态。在左倾路线统治下，虽然口头上也承认和允许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存在，但思想深处总是把它看作“资产阶级法权”，不得已而利用之。一有机会，就想限制、取消商品生产和交换，刮共产风，吃大锅饭。党内大多数同志，虽然反对左倾路线的错误作法，但对市场经济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东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不要发展市场经济，也有个逐步认识和明确的过程。从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代表了我们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过程，也是一个思想逐步解放的过程。在这一思想解放过程中，邓小平再一次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和非凡理论勇气。正当改革开放步步深入，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党内少数受“左”的思想影响较深的同志，仍喋喋不休，纠缠于“姓资姓社”的争论，邓小平尖锐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2〕邓小平的这一精辟论述，又一次冲破了“左”的思想禁锢，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作出了新的、开创性的贡献，它说明，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不但没有矛盾，而且，至少在象我们这样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还是一个不可跨越的自然发展阶段。
邓小平同志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包含着对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中的“可跨越论”与“不可跨越论”的重大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已经指引中国人民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正在领导着全国人民，继承邓小平同志的遗志，继续奋发前进。跨越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中国，必将以更加雄健、坚定的步伐跨入21世纪的新征途。
* “卡夫丁峡谷”是一个历史典故，它出自古罗马史。 公元前321年，意大利中部山区一个部落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卡夫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峡谷击败了罗马军队，并强迫占败的罗马人通过两杆矛枪架起的形似城门的“牛轭”，这被认为是对战败者的最大羞辱。此后，人们便以此比喻灾难性的历史经历。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9年第1版，第46卷，104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2年第1版，第2卷，82—83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3年第1版，第19卷，130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3年第1版，第19卷，131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3年第1版，第19卷，442页。
〔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3年第1版，第19卷，451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3年第1版，第38卷，365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3年第1版，第19卷，435页。
〔10〕〔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3年第1版，第19卷， 431、432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3年第1版，第19卷，435页。
〔13〕〔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3年第1版，第19卷， 438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3年第1版，第19卷，451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2年第1版，第2卷，208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2年第1版，第2卷，207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9年第1版，第46卷，104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9年第1版，第46卷，108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2年第1版，第2卷，207页。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225页。
〔22〕《邓小平文选》，第3卷，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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