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对毛泽东、邓小平思想评价的历史贡献_毛泽东思想论文

论邓小平对毛泽东、邓小平思想评价的历史贡献_毛泽东思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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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志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20世纪下半叶中国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高屋建瓴的战略眼光和宽阔胸怀,率先提出了要全面学习、宣传、贯彻和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维护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心中的历史地位,从而为统一全党认识,拨乱反正,加强党的建设和团结,继续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在1975年,邓小平同志就率先提出要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反对割裂毛泽东思想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漫长政治生涯中,邓小平同志历经磨难,几起几落。1975年1月,在毛泽东的提议和支持下, 他重返中央的领导岗位,代替病重的周恩来总理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其时,邓小平同志一方面冲破重重障碍,着手进行全面的整顿,扭转严重混乱的局面;另一方面开始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率先提出要全面学习、宣传和贯彻实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1975年9月至10月间, 邓小平同志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曾两次插话,指出各方面都要整顿,包括在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问题上。他认为,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着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对于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错误,邓小平同志进行了一针见血的批驳:“林彪主张就学‘老三篇’(后来加成‘老五篇’),是割裂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有丰富的内容,是完整的一套,怎么能够只把‘老三篇’、‘老五篇’叫做毛泽东思想,而把毛泽东同志的其他著作都抛开呢?怎么能够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呢?”“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不能听到风就是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37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页码)。以上所述,是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后 第一次正式地表明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在当时极为难能可贵。

二、在1977年至1978年间,邓小平同志再次强调要准确地、完整地掌握和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初步发表了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问题的精辟见解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但是,在粉碎“四人帮”后,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同志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引起了党内外群众思想上的混乱,也受到党内外群众不同程度的抵制。一方面,人们在长期动乱后急切要求澄清是非,肃清“左”的错误;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大革命”玷污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形象,在一些人的心中产生了对毛泽东思想、对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的怀疑乃至否定的情绪。很显然,如果不澄清是非、肃清“左”倾错误,也难以抵制和纠正后一种错误倾向。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同志置个人的安危于不顾,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政治责任心,在没有正式恢复工作之前的1977年4月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针对“两个凡 是”的观点,指出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同年5月, 邓小平同志在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说过‘凡是’”。同时,他还认为自己提出的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不赞成“两个凡是”的意见和主张,“是经过反复考虑的”(第38、39页),这是关系到能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理论问题。1977年7月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 他在当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重申“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第42页)。

1978年初,我国掀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但这个讨论一开始就遭到了压制。对此,邓小平同志在7 月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予以批评。他说:“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同志正式提出了“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的指导思想(第114、119页)。9月,他到东北视察工作,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 报工作时作了《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重要讲话。他说:“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1978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初步发表了自己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评价问题的精辟见解。他说“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他告诫全党:“要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战员、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第126、148、149 页)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论述,实际上成为随即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一部分,并在全会的公报中得到了反映,从而为下一步专门系统地解决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问题奠定了基础。

三、从1979年到1981年,邓小平同志系统地提出和解决了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一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切实维护和强化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和权威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样就使广大党员干部从过去一个时期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党内党外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局面。邓小平同志利用这一大好时机,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和阐明要正确看待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要确立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认为这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也是“最核心的一条”(第293、291页)。他受中央的委托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期间曾九次提出自己对决议稿的起草和修改的意见。直到1981年6 月底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通过这一《决议》,他才认为包括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问题在内的许多重大问题已经很好地得到解决,可以说我们“真正是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第383页),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和期 望。

邓小平同志运用马列主义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原理,围绕“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一主题,进行了集中的阐述,表明了自己在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题上所持的严肃的、科学的态度。

首先,邓小平同志正确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分析了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

一是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众所周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是无数革命先烈和全党同志、全国各族人民长期奋斗的结果。我们不应该把一切功劳都归于革命的领袖们,但也不应该低估领袖们的重要作用。在党的许多杰出领袖中,毛泽东同志居于首要地位。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开创了适合中国情况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他总结了全党的集体智慧,创立了一整套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学说,在各个领域中指导着中国人民进行正确的斗争;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对此,邓小平同志以激动的心情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第345页)。

二是恰如其分地指出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毛泽东犯错误的原因。邓小平同志指出,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突出表现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此外,他还存在着一些不健康的思想,比如“由于胜利,他不够谨慎了,……接触实际少了”(第345页), 他“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第347页)。 针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邓小平同志指出:第一,不掩饰、要批评,但要实事求是。“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第296页)第二,要分析犯错误的原因。 毛泽东同志犯错误有他本人的主观原因,但也与缺乏经验和制度不健全有关。如果“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第297页),因为过去的一些制度不好, 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了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第333页)。第三,要全面考虑,恰如其分。 邓小平同志指出: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一直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是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拿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与功绩相比,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尽管他犯了错误,但“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第307页)。邓小平同志以上的论述和评价, 维护了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革命家在中国革命史和世界革命史上应当享有的崇高地位。

其次,邓小平同志科学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反复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传家宝,是战无不胜的旗帜,一定要继续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一是强调了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不能丢。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曲折的斗争中,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指导,独创性地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正确的理论概括,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但由于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他在运用和发展马列主义方面贡献最大,是最杰出的代表,因而以他的名字命名。自从1945年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以来,我们党就用它教育和培育了整整一代人,从而赢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对此,邓小平同志卓有远见地说:“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第298页)。

二是强调了要继续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我们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着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发展毛泽东思想,为马列主义理论宝库增添新的内容。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第300页)总之,对于要不要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邓小平同志十分肯定地指出:“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第172页)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论述, 相当恰当和妥善地解决了如何评价毛泽东思想这一世人瞩目的政治难题,回答了党内外、国内外共同关心的问题。

四、在全面认识、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同时,邓小平同志还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了来自“左”的、右的错误和思潮,捍卫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在我党历史上较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封建意识形态等影响,曾经在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对领袖神化的现象。特别是林彪、“四人帮”出于其反动的政治需要,鼓吹现代迷信,大搞“造神运动”,把神化领袖的个人崇拜现象推向了顶峰。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内一些同志坚持“两个凡是”,继续推行文化大革命中“左”的做法。对此,邓小平同志予以坚决的批判,否定了这种错误思想。他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第38页)因此,对待毛泽东的评价问题,“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第38页)“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这丝毫不排斥人民对于杰出的个人的尊敬;而尊敬,当然不是迷信,不是把他当作神”(第173页)。对于林彪、“四人帮”割裂毛泽东思想,将其庸俗化的做法, 邓小平同志则针锋相对,“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第43页)。因此,他建议除了做好毛泽东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之外,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引导我们前进。邓小平同志反对神化领袖,抵制“左”倾错误思潮的思想言行,为破除林彪、“四人帮”所制造的精神枷锁,促进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提供了思想条件。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又有力地冲破了把领袖神化的极“左”堤防,增强了人们实事求是的思辨能力,从而也就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面、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邓小平同志在抵制和批判“左”倾错误思潮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当时正在萌生的企图以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为借口,进而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绩与历史地位,否定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与现实指导作用的右倾错误思潮。对此,他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了分析、揭露和严肃的斗争。对党内外思想认识有偏差的同志,他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对于少数分不清是非的同志,帮助其明辨是非;对于极少数蓄意制造混乱,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进而企图否定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和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别有用心的人,则予以坚决揭露、批判与打击。1979年初,国内有些人千方百计制造混乱,妄图以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错误来否定毛泽东同志,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与作用,进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此,邓小平同志号召全党开展反对“左”和右的错误思潮的两种路线的斗争。他强调指出:对于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因为他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同样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第334页)。 针对“左”或右的错误思潮,邓小平同志严肃指出:有极少数人“他们或者公然反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或者口头上拥护马列主义,但是反对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必须反对所有这些错误的思潮”。至于“有些同志说,我们只拥护‘正确的毛泽东思想’,而不拥护‘错误的毛泽东思想’。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第171 页)邓小平同志进一步告诫说: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不能丢,如果丢了,其结果“只能损害我们党和国家的形象,只能损害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威信,只能涣散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第366页)。 “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毛泽东同志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形象,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所在,中华民族的利益所在,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所在。”(第279页)

综上所述,邓小平同志在拨乱反正的关键时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原则,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解决了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现在回过头来看,再联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这方面的教训,这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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